柳升
柳升(?～1427)，怀宁人，明代著名将领。
柳升初袭父职，为燕山(今河北东北部)护卫百户，参加大小战斗20余次，战功卓著，逐步提升为左军都督佥事。永乐四年(1406年)随新成侯张辅征讨交趾黎季犛(因其弑主立子为帝)，率队破鲁江，斩其帅阮子仁。黎兵余部退入富良江，水师舟船10余里，截江立寨，步军亦有数万人，水陆配合，列阵抗御。张辅和柳升分别率步骑和水军共同夹击，俘其尚书阮希周，继又乘胜追剿，在奇罗海口俘获黎季犛父子，大获全胜。战后，柳升被封为安远伯、禄千户、予世券。七年，和陈瑄一同巡海，率舟师至青州海面大破倭寇，追至金州(今辽宁)白沙岛始班师回朝。八年，从帝北征至回曲津(蒙古东部)，柳升率神机火器营为先锋，大破阿鲁台，战后进封侯爵。九年出镇宁夏，又讨斩叛将冯答兰帖木儿等。不久召还京城，任京营总兵。十二年，又从帝北征，率大营兵迎战，以火器破忽兰失温。十八年，和都指挥刘忠奉旨率京军到山东蒲台(今博兴)镇压农民起义军刘赛儿，义军诈降，夜袭京军，刘忠死于乱军之中。义军连夜围安邱，驻安邱京军将领卫青力阻，始免全歼，但柳升嫉其功，不奖还囚，后释放。二十年，再次从帝北征，柳升率中军于屈裂儿河大破兀良哈，获予世侯封号。成祖朱棣五次出塞北征，柳升屡立战功，被宠侍在列侯右，是为重臣。
仁宗朱高炽即位后，命柳升掌右府，加封太子太傅。宣德元年冬(1426年)，成山侯王通征黎利，连吃败仗。帝命柳升为征虏副将军充总兵官，率领步骑7万前往助战，因黎兵势强，道路梗绝，进军缓慢，二年九月始入隘留关(今广西崇左县境)。嗣后，官军进展出现异常，几无阻挡，连破列栅，直达镇夷关(今友谊关)。柳升以为取胜甚易，“辞色皆骄”，不听部属“示弱诱我”、“防贼设伏”的劝告，至倒马坡，率百余骑先驰度桥，桥突然塌倒，后队不得进，黎利伏兵四起，柳升连人带马陷入泥沼，中镖身亡，后军力战不支，全军尽没。遂弃交趾。正统十二年(1447年)，朝廷赠柳升融国公，谥“襄愍”。
王来聘
王来聘(?～1633)，怀宁人，明末武科状元。
王来聘青年时家境贫寒，常受人奚落，因此愤慨出走，漂泊他乡，寄籍燕京(今北京)，潜心习武。崇祯四年(1631年)中武科会试。当时皇帝朱由检为挽救危局，锐意重武，但这次应试的举子中，能挥舞百斤大刀的仅有王来聘和徐彦琦2人，而徐彦琦还未选上。皇帝震怒，认为考官们办事不力，将考官和监考御史下狱。兵部郎22人也全予贬黜。复派大臣倪元璐等重新审察，选取100人，比照文榜，也分为三甲，传胪赐宴，将前30名试卷送呈。皇帝亲定一甲3人，王来聘第一，即授山东副总兵职务。中国武榜有状元自王来聘始。来聘受命时，热泪盈眶，表示要“效命疆场”、“以报上恩”。五年，孔有德(明登州参将，后降清)据登州(今蓬莱市)反明，明军围登州，一直攻城不下。六年二月，用火药轰城，城塌，将士踊入，又被有德兵击退。来聘身先士卒，再次冲锋登城，当即受伤而死。朱由检听到他阵亡的消息，深为惋惜，“赠荫有加”。清乾隆间修《胜朝殉节录》赐谥“忠愍”。
阮自华
阮自华(1562～1637)，字坚之，号澹宇，原籍桐城山(今属枞阳)。其父阮鹗，历官浙江、福建巡抚后，就在安庆建了邸第。阮鹗死(卒于隆庆元年)后，他的儿子自仑、自恒、自华都移籍怀宁县，买田建屋。自华住安庆西门外雾灵山。万历十三年(1585年)中举，二十六年中进士。
自华初任福建福州推官(掌刑狱的官)，再任江西饶州，后转户部郎，榷税山东德州，“著廉干声”。约在万历四十年前后，升任甘肃庆阳知府。庆阳是明朝“前七子”首领李梦阳的故乡，自华到任后，为他建祠宇，作《怀贤赋》，一则表示对李崇敬悼念，一则鼓励士人向学。四十七年，募建迎江寺。天启中休官在家。祟祯初，再起福建邵武知府，兴利除弊，不遗余力。不久，便因老病辞职回乡。后与同邑诗人吴应钟、吴应铉兄弟、刘忠岳等结“海门诗社”，筑中江(景行)楼于安庆镇海门外，以吟咏度过晚年。有《雾灵诗集》行世，他又擅长草书，人们当墨宝收藏，今潜山县马祖庵石坊“嘉平馆”3字就是他的手迹。与他同时的浙江鄞县著名诗人屠隆，写有《四君子诗》，赞扬冯梦桢、朱长春、虞淳熙和阮自华4人。
刘若宰
刘若宰(1595～1640)，字胤平，号退斋，平山大塅人，明末文科状元、书画家。
刘若宰是刘尚志(山东布政使)第四子。性明敏，数千言能立就。天启七年(1627年)中举，崇祯元年(1628年)中一甲一名状元。
刘若宰殿试后，由皇帝朱由检亲自阅卷点魁，先阅了13份卷，认为若宰最好，一直校阅了63份，还是若宰卷居首。次日皇帝上朝高兴地告诉群臣说：“刘若宰是真状元！”
刘若宰点元后，即授谕德职务，充日讲官，当皇帝教师。退休时升侍讲学士。有一次，他主讲《修已以敬》章，朱由检听讲过久，有些疲劳，背倚龙椅，架起二郎腿，他马上援引《五子之歌》规谏说：“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崇祯听了有所触动，不得不重新端坐，恭敬地听他讲课。
崇祯十年，刘若宰荐举安池道监军史可法“智勇忠介，具经济才”，可任皖巡抚，皇帝“嘉纳”，予以升擢；次年，又荐江宁主簿阮之钿忠贞笃实，任为湖广谷城知县。两人后均忠于明室，以全节终。可见若宰从“忠君”的观念出发，荐举人才，独具藻鉴。
刘若宰亦工书法、山水。楷书行草，无不精绝；戏作墨花也颇有别趣。现在省博物馆仍藏有他的行书轴、山水轴。
十一年秋，他因母病，一连5次上疏请求归养，得到批准。皇帝赐诏书：“讲筵启沃，积岁著劳”，并赐银币驰驿归里。十三年正月母亲病死，四月十三日，他也因劳疾去世，时年45岁。死后追赠“詹事”。今安庆市的状元府宾馆，就是以附近的刘若宰府第(已毁)命名的。
阮大铖
阮大铖(1586～1646)，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居士、百子山樵。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出生于怀宁县江家嘴张阳山(今江镇乡江镇村)阮家老屋。明末官员、戏曲作家。
阮大铖17岁中举，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四年(1624年)春，吏部都给事中出缺，依次该大铖当选，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东林党人反对，给换到工科，品级相同，权力却要小。大铖对此，衔恨在心，便钻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魏忠贤的门路，与魏党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为死友，乘机编造一册《百官图》，把反对魏忠贤的朝野大臣统统列入，以向魏忠贤献媚、尽忠。
崇祯皇帝即位后，清除魏忠贤阉党，赠恤天启间被害诸臣。崇祯元年(1629年)定逆案，大铖名列四等，贬之为民。大铖遂乡居百子山，寄笔戏曲，并组织“家班”，演戏自娱。
祟祯八年，农民起义军进军明中都凤阳，兵锋直逼怀宁，阮大铖自怀宁逃到南京，寄居牛首山祖堂寺。他惊魂甫定，即招纳游侠，谈兵论剑，想以“边才”召用。由于他名声太坏，复社名士吴应箕、黄宗羲、顾杲、杨廷枢等对他作《留都防乱揭》，张贴街头巷尾，迫使他闭门谢客。但他暗地又与坐事丢官流寓南京的马士英相结，伺机东山再起。
崇祯十五年，阮大铖通过朝中阉党余孽周延儒关系，起用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军务。十七年三月，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建立南明小朝廷。马士英方柄国，即引用大铖为助手，后加任大铖兵部侍郎、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等要职。大铖既得志，即向马士英建议，起用逆案中杨维垣、虞廷陛等人；肆意报复东林、复社人士，诬逮顾杲及左光斗之弟左光先下狱，劾周镳、雷祚杀之。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南京被清兵攻破，马、阮均向南逃窜。翌年，阮大铖在浙江投降清军，充当向导。十二月，跟随清军攻仙霞岭，僵仆石上而死(一说为清兵所杀)。
阮大铖为人奸佞，品格低劣，为世人所不齿。然在戏曲创作上却能另辟蹊径，名重一时，所作剧本广为流传。知名的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9种，前4种流传至今。他还在世时，南京一带的班社就在上演他的剧本。其中《燕子笺》一剧，几乎无班不演。《奸遁》、《狗洞》两折，至今仍为昆曲保留剧目。他寄居南京及在弘光朝任职期间，曾举办家庭昆曲戏班。同时人散文家张岱目睹阮氏家班演出，在其所著《陶庵梦忆》中说：“皖上阮圆海家优……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清初文学家陈其年在《冒巢民五十寿序》中说：“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都对阮氏家班评价极高。另据老艺人传说，阮大铖从南京溃逃后，“家班”子弟有些人回到安庆，都成了安庆艺坛上的台柱，在以后300多年中，怀宁一直成为戏曲之乡，阮大铖是无可争议的奠基者之一。
阮大铖另著有《咏怀堂诗集》。
汪之顺
汪之顺(1605～1660?)，字禹行，号平子，晚年号梅湖老人，高河梅湖嘴(今万桥乡年丰村)人，清初田园诗人。
汪之顺自幼聪慧，12岁就考中秀才，但几度应乡试，都未得中。明亡后，求功名的念头彻底灰冷，遂弃举子业，归隐梅湖，肆力于诗。他本学有根底，再加覃研精思于诗歌一途，故而进一步飞跃，清词丽句，不绝于篇。临死前集一生诗作，加以拣择，取名《梅湖诗删》，清初著名文人文德翼、周亮工为之作序，评为“诗境在陶杜之间”，桐城姚鼐称其诗“清韵悠邈，如轻霞薄云，依空映日，不必广博而尘埃浊翳无纤毫可入”，并指出是“田园诗人一流”。道光十四年(1834年)，县人陈世镕选其诗111首与余鹏年的《饮江光阁诗钞》、江尔维的《七峰诗稿》合刻为《皖江三家诗钞》，并作序云：“其(指汪之顺)诗冲淡容与，有陶渊明雅尚，间及时事，不欲尽言，则为廋词隐语，寄其哀怨，亦与渊明述酒荆轲等篇同旨。”
程师恭
程师恭(1650～1712)，字叔才，号梧村，江家嘴车形(今江镇乡江镇村)人，清代文史学家。
程师恭父程从大，康熙岁贡生，官颍州训导。师恭幼承家学，天资敏悟，10岁就学通了五经。康熙初，江南省督学孙胤骥发现了他，拔为府学生第一名，上庠食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以拔贡入京师，考取国子监教习。桐城张英当时官礼部尚书，请他担任家庭教师。四十八年经过铨选，外放为重庆府永川县知县。年老退休，数年死去。
程师恭学识渊博，据《安庆府志》载：吏部右侍郎仇兆鳌注解杜诗，曾与师恭证讹误，称师恭的学识可以当他的老师。
程师恭一生喜欢著书立说，有《历朝史断》、《韵府群书》、《梧村集》行世。
值得称道的是，他在京师曾撰《注释陈检讨四六》20卷，《四库全书》予以著录。陈检讨即陈维崧，宜兴人，官翰林院检讨，工四六骈文，声誉很高，有“七百年无此作”的评价。维崧死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数年后，程师恭给他的每篇骈文都作了详细注解，于三十二年刊印问世。骈文大量使用典故，如无注解，即使饱学之士也难读通，故注解对原作的流传有莫大功劳。陈维崧的好友王士禛在《于亭杂录》中说：“及(维崧)殁……皖人程叔才师恭又注其四六文字，以行于世。此世人不能得之子孙者，而以平时未面之人，而收拾护惜其文……”对程师恭表示感激。歙县进士吴苑为该书作序，也盛赞程师恭的勤奋治学精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指出一些注解失误之后，评断说：“四六之文，非注难明，而师恭捃摭故实，尚足资考证，故并存之，以备参稽。”也是肯定程师恭功绩的。
杨汝谷
杨汝谷(1665～1740)，字令贻，号石湖，怀宁在城乡人，故居在今安庆茶厂内。清代名臣。官至左都御史，从一品，为怀宁在封建时代官阶最高者。
杨汝谷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授浙江浦江知县。后以政绩，内擢礼部主事，迁郎中，又授监察御史。巡视河南时，奏劾南阳镇纵兵劫持知府沈渊(因沈渊查禁赌博)，清廷特派重臣前往按察属实，总兵以下均按律论罪，首事者受严惩。又奏免荥泽县滨河地亩钱粮590余顷，除湖北太和山(即武当山)香税，人民称颂。后升太常寺少卿、奉天府丞。
雍正元年(1723年)，升通政使，迁左都副御史，疏言直隶受水灾，请运关东米10万余石至天津，留南方漕粮10万石存河间、保定，分贮备赈，下部议行。二年升兵部右侍郎，五年转左侍郎，兵站驿站积弊一清。复奏堤堰浚筑事宜，都得到雍正帝采纳。七年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十一年充会试总裁官，校士有法，选才得当，“诏许紫金城骑马”。
乾隆元年(1736年)奉命祭告南岳，转户部左侍郎，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掌整饬纲纪、查核官吏的官)。三年以年老屡疏乞休，获准。临行至宫门谢恩，帝令左右搀扶免拜，赐绒结顶帽，御书楹联。既归，仍食原俸禄。五年在家卒，享年76岁。赐祭葬(墓地在石门湖纱帽山)，谥“勤恪”。著有《静用斋诗集》15卷，《家塾迩言》1卷。
李葂
李葂(1705～1764?)，字啸村，号磐寿、铁笛生，怀宁人。清代诗人，著名画家。
李葂自幼聪颖，十几岁就考取秀才，每逢岁考，总是名居魁首。诗才敏异，思路清越，不肯拾人牙慧。有一次督学俞成巡考，命赋《春江》诗，他笔不停挥作七律30首，篇有主题，句无雷同，俞叹为奇才。当时怀宁诗人中，他与江胪元(字啸酣)、黄浩浩(字啸江)称为皖江三啸。另有诗人鲁瑸字星村，袁枚称誉：“星村、啸村，为皖诗人表著者。”但他不热心于八股文，一直中不了举。到了中年，就到处漫游，足迹来往于南京、扬州等大都会。在扬州以诗才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所器异，收为门生，从此定居扬州。乾隆元年(1736年)，卢见曾荐举他应试博学鸿词，被学使黜落下来。
乾隆九至十一年，贺君召在扬州贺园招揽名士，李葂寄迹其中，为贺作《谷雨放船吟序》，撰写凝翠轩楹联。又与扬州知府高士钥、诗人吴能谦为贺园开并蒂莲即兴赋诗。
十六年二月，弘历南游，驻跸扬州，召集一班有才无功名的文人面试，李葂得了一段宫锦和内府监造的针黹品。
扬州在清康、雍、乾几朝，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人文荟萃之区，李葂虽没有官职，只当显宦富商名园的清客，但才名确实很大。相与切磋盘桓的有许多大学问家，如戴震、惠栋、郑燮、钱载、汪由敦、蒋溥、嵇璜等。
李葂不但工诗，且擅山水、花卉翎毛。乾隆二十二年，卢见曾举行一次“虹桥修楔”，其时和修楔韵者七千余人，李葂参与了这一盛大的祭祀活动，尤其为卢见曾绘的《虹桥揽胜图》，更是著名于时。当时人汪砚山著的《扬州画苑录》最先提出“扬州八怪”这一名称，即将李葂列入，李斗著的《扬州画舫录》所列“扬州八怪”，也有李葂。他的画喜用减笔，减至无可再减，仍然神足意完。现在苏州博物馆藏画，有李葂荷花轴，作一叶二花，含苞待放，草数茎点缀其下，简健奇古。
他一生落泊失意，亦不非分求人，曾登燕子矶作绝句云：“年年高卧非关懒，许大江南没处飞”。自伤怀才不遇，穷困到老。著有《啸村近体诗》3卷，卢见曾为之刻板作序问世。
蒋雍植
蒋雍植(1720～1770)，字秦树，号渔村，皖口(今山口乡)人，清代官员，文史学家。
蒋雍植天资聪慧，幼年能辨四声，5岁学毛诗，能领略诗句大意，乡里称为“神童”。乾隆十六年(1751年)弘历南游，三月驻跸南京，召江南5个秀才面试，雍植文章第一，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南方士人召试得官自雍植始。二十六年恩科会试，中二甲第一名进士，金殿传胪，授职翰林院编修。
乾隆十七年新疆准噶尔部内讧，后回部又起叛乱，清廷从十九年起对北疆连年用兵，直至二十四年秋，平定了准部和回部。二十五年，办理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事务。6年之间，大小战斗数百次，涉地二万余里，头绪纷繁，文字资料装了好几车。二十六年秋，弘历下诏要把平定北疆经过撰成一书，特设方略馆编写。蒋雍植原任中书10年，治学一丝不苟，对历史事实，穷搜旁索，必得其当；至是又新任编修，于是大臣们保举他总领“方略”任务。他昼夜不息，把纷如乱丝的材料，整理成帙，条分缕析，经过好几年努力，大功告成。可他未等得及享受荣誉，积劳成疾，竟在奏功前夕，溘然长逝。同馆中人，曾报请追赠他的官职，未成。
这部书名叫《平定准噶尔方略》，计：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书目载《清史稿·艺文·史部纪事本末类》。
蒋雍植还著有《待园诗文集》。
李宗典
李宗典(生卒年不详)，字鸿远，怀宁人，清代官员，水利专家。
李宗典初以国学生考授州同知，补浙江仁和场(在今余杭县)大使。雍正八年(1730年)，杭州海潮常为患，上司派他巡视筑堤工程，他审时度势，抢时间在翁埠至李家村地段督筑5里海堤，工程刚结束，海啸即至，潮水高与堤平。苏州、松江等处州县都受灾，杭独无害。十三年，他奉命疏浚海塘引河，河久失修，沙淤严重，旋疏旋壅，有老人告其“借溜涮沙”之策，从之。终于寻得清水源，引溜冲涮，疏浚10里而引河成。乾隆元年(1736年)擢柴塘通判，兼理引河水利事。浙江人民刻“十不忘”于石，以颂其功。后因父丧回家守孝，改留江南省补用。十一年，上司派他勘察无为州江堤工程，江南岸高，束溜北冲，北岸日受侵蚀，塌陷无为田庐。宗典说：“当与水争，不当以地让，”动员民众于北岸迎冲处，载土沉舟，引溜东去。不到一年，果然岸出溜移，得无江患。不久补徐州通判，宗典谓“徐州界于黄河、运河交汇处，加上山东湖水下注，不广开沟渠，就不能蓄泄洪、防旱涝。”因此绘图样，写解说，作了开浚规划，将与郡守朱某商议实施。不料适逢朱死，宗典也被调走，规划未得实现。后升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海防同知，卒于任所。
余鹏翀
余鹏翀(1760?～1787)，字少云，别号息六，怀宁人，清代诗人、画家。
余鹏翀幼聪颖，5岁读经史，过目不忘，作诗文出语惊人。稍长，随兄鹏年到扬州梅花书院砥砺学问。后到北方游览，足迹涉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诸省，所至均有诗作。到京师，《四库全书》纂修官朱筠为他延誉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贫贱依人，能自树立，不意得之弱冠。”一时间王公大人，都想罗致他于自己门下，鹏翀一概谢绝。当时重修《大清一统志》的工作正在进行，徐乾学聘他入馆帮助，纂修人员都是海内地理名家，不知那一位老先生对地理故实，多处考证失误，鹏翀以一个青年后生，逐条加以勘订。交稿后，书的错误少了，人却遭到嫉妒，再加上他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应北榜乡试失利，悲愤地说：“半世章缝事，可知归为得也。”于是取号“息六”以明志。意思是：这只大鹏，不再振举六翮，即不再有功名之念了。不久即死去，年仅28岁。
鹏翀工诗词，朱筠、翁方纲称其诗“不让古人”。又工水墨山水，“逸情远韵，不落时蹊”。曾为邵西樵绘《山居图》，称为杰作。
著有《息六斋文集》4卷，《词曲遗稿》2卷，另有《丧大礼考》、《韩文公文集编年考》等。
余鹏年
余鹏年(1756?～1798)，原名鹏飞，字伯扶，怀宁人。清代诗人、画家。
余鹏年与弟鹏翀都有才名。少时随祖父余仑生活在江苏常州训导衙内，为沈德潜、储麟趾两学者所器重。后又受知于安徽督学朱筠，声名日起。约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偕弟至扬州，在梅花书院砥砺学问，与训诂家段玉裁、王念孙、古文家汪中、洪亮吉、孙星衍等名流先后同学。他工诗善画，有《枳六斋集》、《饮江光阁诗钞》行世。《扬州画舫录》、《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画家大辞典》对他均有记述。
他在乾隆五十一年中举后没有做官，长年外地教书。在主讲山东曹州(今菏泽县)重华书院时，曾对曹州牡丹进行过一番观察、调查和栽培实验，并于乾隆五十七年著成《曹州牡丹谱》一书。它是继宋代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之后陆续问世的20余种记述牡丹的专书之一，并且是记述得较为详尽的一部。
杨大观
杨大观(生卒年不详)，字俯一，怀宁人，故居在今安庆茶厂内。清官员、书法家。
杨大观是都御史杨汝谷孙，以贡生选任江西南昌知县，升饶州府(今鄱阳)同知，又署南康知府，因犯事谪降云南蒙自知县，后升昭通府通判，死于云南。
杨大观最工双钩草书，约在乾隆二十八九年时，与举人张敔同住北京永光寺，敔卖画，大观卖字，购求者络绎不绝。到南昌任后，江西巡抚吴绍诗见到他的字，认为是“摹写的”，于是找他当面书写，十分惊喜，叫他重书一篇《滕王阁序》，张贴阁上，字大如碗，展览了三天，看的人摩肩接踵，至阁不能容，只好下令逐客。大观在书写时，还表演一套特技：他先只描每个字的笔画外框，看上去很难辨认，然后用笔墨填满笔画中空白，显现后格外美观。他又善于临帖，有人取大字帖《古柏行》、小字帖《天马赋》粘于壁上，他对帖伏案临摹，写成后往壁间字帖上一套，大小、笔画、间架都和映描的一样，时称“绝艺”。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自号顽伯。清仁宗颙琰当了皇帝后，因避“琰”字讳，更名石如，字顽伯，自号完白山人、龙山樵长、籍游道人等。白麟畈(今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是我国杰出的书法家、篆刻家。
邓石如出身于清寒书香门第，祖父邓士沅，是个穷秀才，“酒食货利，皆非所好”，独对明史和书画酷爱，终生布衣疏食。父邓一枝，善诗文，工书画，更爱刻石。终年在外教书，难能维持家口温饱，遂致“枯老穷庐，尝自悲之”。石如自幼处于“家贫甚，酸甜苦辣，无不备尝”的窘境。9岁随父读书，10岁便辍学，14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虽家贫，也不忘读书，特别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于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长足进步，17岁时，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就博得时人的好评。自此，便踏上书刻的艺术道路。20岁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1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他32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当时梁巘(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为书院主讲，见石如的书刻叹曰：“此子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轹数百巨公矣。”于是助资备装，推荐他结识金陵(今南京)举人梅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梅家不仅“尽出所藏”，供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而且更为“具衣食楮墨之费”，使其得以专心力学。他在梅家8年，前5年专攻篆书，后3年学汉分，为得书刻精髓，苦下其功，“于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半年毕。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乃寝，寒暑不辍。”他尽管极为重视书本知识，但又不囿于书斋式的学习，于四十七年他40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进行实地考察。如安徽的黄山、九华、浮山和大别山，江苏的金、焦、北固，浙江的武夷、天台、雁荡和西湖，河北的盘山、西山、居庸关和昌平十三陵，山东的岱岳，江西的庐山和鄱阳，湖南的九嶷、衡岳、洞庭，湖北的龟、蛇、珞珈，都印上了他的足迹。他总是只身游历，“草履担簦、一肩袱被”，经常磨得两足重茧；荒庙野寺是他旅途中的栖息之所。正如张约轩在《东园还印图序稿》云：“山人每足迹所经，必搜求金石，物色贤豪。或当风雨晦明，弛担逆旅，望古兴怀，濡墨盈斗，纵意作书，以舒胸中郁勃之气，书数日必游，游倦必书，客中以为常。”为访求秦代石刻，曾几度攀登泰山、峄山，整天坐在石刻下细心揣摩。在匡庐绝顶寻访碑碣时，由于所带干粮不足，八天没有饭吃，只得以野果充饥。一次，他在黄山捡了两大袋怪异的黄山石，压得足跛肩肿，路过广德，市人皆笑其行事，而他依然“扬扬有喜色”。几十年的浪游，通过临摹古人碑碣和对大自然的观察体验，进一步锤炼了他的书刻艺术，终于产生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篆刻得力于书法，苍劲庄严，流利清新，冲破了当时只取法秦汉玺印的局限，使篆刻面貌为之一变，世称“邓派”也称“皖派”。他自己评断说：“吾隶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概括邓石如书刻作品说：“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用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能成效。”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传播，还远及朝鲜和日本各国。清道光初年朝鲜著名学者金秋史说：“完白先生篆隶，天下奉为圭臬，殆无异辞……不独篆隶，其楷草又甚奇崛……。”在日本也有很多论述邓石如书法的专著。
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住在城外的芥庵，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入冬，同访溪南经学家程瑶田，并引识了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金榜忘其居官身分，待石如如上宾，每看他作篆，“啧啧赞不已”。三年后，复游金榜家，正值金榜家庙重书楹联，据《包世臣传》载：修撰的家庙很壮丽，其楹皆贞石，而刻联及悬额，修撰精心写作，写了上百次才选定的，见石如来，即让石匠把悬额上的字铲去；石柱已竖，不便磨治，便架起屋梁，放平石柱，请石如重写重刻，可谓倾服之至。后经梅镠和金榜的举荐，邓石如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石如考虑再三而后应，但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俟三日后，他戴草帽，穿芒鞋，骑毛驴，行至开州(今濮阳)和舆从大队相遇。当时山东巡抚以下官员到郊外迎宴曹文埴。石如骑驴过辕门，遭门卫呵斥。文埴遥见石如，忙离座相迎，让上座，并向诸官赞扬说：“这是江南高士邓先生，他的四体书都为国(清)朝第一!”众官大惊，并为其准备车马。文埴解释说：是我再三相请，他才肯入都，但坚持独行，望诸公莫勉强他，共成先生之志吧。石如依旧骑驴而去。
至北京，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所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并登门拜访，与之论书很投机。当时书坛门派纷呈，斗争亦为激烈，以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藉口邓石如不曾拜访而结怨，实则书坛不同道路之斗争。尽力诋毁其书法“不合六书之旨”。曾附和攻击的铁笔书家钱献之，一次游镇江焦山，见墙上篆书《心经》说：这字只有李阳冰才能写，当今世上有写这样字的人，我都不敢拿笔了。后知是邓石如20年前所写，“乃摭其不合六书处为诋”。
由于握有权势的翁方纲等人的排挤，邓石如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源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写信与好友云：“坐食无事，日见群蚁趋膻，阿谀而佞……将弃此而归。”毕源对其“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的人品很敬仰，经再三挽留不住，遂送他精制铁砚一方，白金千两，举宴饯行说：邓山人是我幕府一剂“清凉散”，马上要走了，这使我督署大为减色!时节署中多为吴中名士，平日裘马都丽，一闻此语，皆愧颜沮丧。
乾隆五十九年他52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0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平时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以后的10年，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他不顾年迈，仍经常出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0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示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遂作诗云：“无端天遣怀宁老，上蔡中郎合继声。一任刘姚夸绝诣，偏师争与撼长城。”把老师誉为“上蔡中郎”(后汉蔡邕著名书家)之继，未免过誉，而刘墉、姚鼐的书品亦入妙品，然与邓石如相比，犹如偏师之撼长城，当为是论。
在他63岁临终这一年，仍收录门生程蘅衫，为篆书《张子西铭》。是年，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概然应邀，仅书一碑因病而归，阴历10月卒于家。山人晚年好友望江知县师荔扉写诗哀悼；山人随鹤化，齐向白云乡。金石垂千古，图书剩一囊。丁令威终返，林和靖已亡。集贤关外路，落叶拥残阳。
凤台知县、舆地学家、武进人李兆洛，为邓石如撰“墓志铭”，引其生前“教侄书”云：“读书须极熟，然后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久之自不能舍。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不识字人相待，暂能读书，获益如此，汝辈何不及时自勉哉?父母不足恃，家业不足恃，自己力气不足恃，可恃者：读书明理、存心忠厚而已。”此书为邓石如成功、做人之简结，亦为后人所鉴。
1982年秋，安徽省书法协会开展“邓石如研究”。1986年省人民政府决定将邓石如故居和墓葬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江浚源
江浚源(1735～1808)，谱名猷式，字懋茞，一字岷雨、介亭，独秀山观音铺人，清代著名官员。
江浚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后升员外郎，又升稽勋司郎中，仍兼考功司事。五十四年(1789年)充陕西乡试正考官，五十八年出任云南临安(今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知府，嘉庆四年(1799年)代理迤南兵备道，八年仍回临安，十年因病休回籍，后卒。
他在考功司10余年中，廉洁严正，“货赂不敢及门，吏不敢为奸弊”。在临安11年又有不少善政：治理了建水、泸江、象冲、冲塌、三河水利，建桥50多处；修复乡村义学59所；对待群众兴讼，总是先行劝解，不听劝告才审理。一次有弟兄两人，因财产纠纷告到府衙，浚源反复劝说，兄弟悔过，撤回诉讼，涕泣而去。临安府境内有10个土司，15个掌寨，以前知府接见这些人，自己高坐堂皇，土官们跪在阶下回话。浚源莅任，以礼接纳，如对嘉宾，并严禁胥吏敲诈勒索，关系十分融洽。嘉庆三年，临安地区地震，石屏州尤烈，浚源亟捐自己薪给煮粥、盖草棚安置灾民，并疏请朝廷赈济。他写诗《示纳楼民》说：“三代之民亦此民，双旌偶过觉情亲。每薰香案迎官长，时握茶瓯馈吏人。与尔曾无加惠处，依予都是力耕身。来来切听丁宁语，不到公庭乐最真。”基本符合他的作为。有一次，南掌(在今老挝瑯勃拉邦建立的国家)人拥众至纳楼，声言猛蚌是他们地方，浚源据理驳斥，义正词严，捍卫了祖国领土，南掌人诚服归去。
江浚源著作有：《介亭文内外集》12卷；《笔记》10卷；《居暇迩言》、《于役迤南记》、《独秀山房四书文》、《诗》各2卷；《北上偶录》3卷。
他在临安曾修《府志》，著录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陆安府志》各条目的“序言”，都出自他的手笔，收录在《介亭文集·外集》中。
郝天秀
郝天秀(生卒年不详)，怀宁人，徽剧早期著名演员，工花旦。清代的怀宁为徽班发祥地，不少徽班演员，去徽州、扬州等地演出。特别是扬州位于长江运河码头，为“淮盐”总汇之处，商业发达，市场繁荣，一些硕商大贾，拥有万金，家中均蓄戏班，随时演戏自娱。乾隆间，郝天秀应盐业巨富江鹤亭之聘，在他的家班——春台班挑大梁。因演技超群拔萃，被称为“昆乱益精的戏曲全才”。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秦腔“色艺皆绝”的著名演员魏长生南下扬州传艺，郝天秀得其亲授衣钵，凡所擅长之剧，如《滚楼》、《抱孩子》、《卖饽饽》、《送枕头》等，皆能全演。融京、秦腔于一体，曲尽其妙，加之表演细腻，柔媚动人，观其演出者，常常留连忘返，贻误应办急事，故人以“坑死人”呼之。清代大诗人赵翼于乾隆五十一年在扬州见郝天秀演剧，击节称赏，作《坑死人歌》载所著《欧北诗集》中纪胜。李斗《扬州画舫录》、焦循《花部农谭》对其均有专述。
沙琛
沙琛(生卒年不详)，字雪湖，云南太和人。以举人出仕，历任怀远、霍邱、建德知县。嘉庆八年(1803年)任怀宁知县。
他到任的当年夏，安庆府6个县的童生到安庆应府试，因在戏院看戏闹事，省臬使珠隆阿将发兵捕治，经沙琛疏通，才得幸免。
同年，县人王大本、刘万象等呈请沙琛建筑江圩。沙琛深知怀宁人民苦于水患，便筹集资金、查水情、勘地形，组织这一浩大工程。江圩修成后，沙琛给命名为广泰圩。
初筑的广泰圩西起任家店，东至下新河口，全长50华里。圩成，渌水乡“二十年无潦事”，县民感戴不已。
广泰圩筑成后，沙琛被卷入“霍邱案”(案情不详)，朝廷传旨谪贬五州县。怀宁百姓闻讯，奔走呼号，并聚集在巡抚衙门前叩泣请愿，还自发捐款聚金为沙琛代赎“罪过”。安徽巡抚阿林保见状大惊，连忙把当时怀宁的舆情驰奏朝廷，终于对沙琛开复并免其赎。
江尔维
江尔维(1780～1826)，谱名福昕，字季持，又名七峰，独秀山观音铺人。进士江浚源的季子。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拔贡，二十四年中举，曾任江苏溧水县教谕。他少年时便喜欢作诗，后为姚鼐所知，十分赞赏。40岁以后，自己刊定诗作，取名《七峰诗稿》，道光时好友陈世镕为他选刻，合汪之顺、余鹏年兄弟的诗，名为《皖江三家诗钞》。
道光初，《怀宁县志》复修，其中“人物”一门的资料，大半是江尔维所搜辑，距康熙修志已110多年，这中间的人物，不下百人，都赖尔维的传记流传下来。他在体例方面既设《名宦》，又设《贪墨》，给那些脏污邪佞之徒画像示从，“铸于刑鼎”，以警后世，但知县赵梅不同意，只好删去。
马辰
马辰(1784～?)，怀宁人，晚清时林则徐麾下禁烟抗英功臣。
马辰原任湖南抚标右营游击，曾多次出兵川、楚、台湾、湖南，以军功获清廷赏戴花翎。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因家丁舞弊事连累，被清廷以“失察”罪革职回籍。据《清史列传·林则徐传》载：“湖南抚标右营游击马辰，失察家人及弁兵舞弊事觉，则徐坐曾经保奏，降四级留任。”这说明林则徐早年曾上疏保荐过他。
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他考虑到“初次到粤，人地生疏，一切洋务、夷情不得不先遣一两人密行查访”。为禁烟大业的需要，他不避嫌怨，途经安徽时，决定重用马辰，一面派其“兼程赴海口代访夷情”；一面奏请道光帝批准起用。马辰身负重任，到广州后，立即密行查访，不辞劳苦地往返于海口、广州、港、澳一带，费时不久，即摸清了英商、汉奸潜通的内外线索，掌握了一批贩毒、纵毒、吸毒犯的姓名、住址及鸦片流通的一些重要情况，并将这些情况秘密派人禀报正在江西的林则徐。十九年正月十一日，林则徐亲自下了一道密拿汉奸的指令，广东布、按两司速即派人改装易服，分头出动，出其不意地缉捕所列重要人犯王振高等17名，再拿次要人犯苏光等40名，查缉武弁中包揽最甚之人犯蒋大彪等5名。累计先后捕获吸毒、贩毒人犯约2000余名。此举使英国大鸦片贩查顿大为震惊。他心有余悸地谈到这次缉捕烟贩后，已经“看不见一枝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店了……没有一个人打听鸦片，查禁一天比一天普遍。”正月十三日，广州官吏按林则徐的指令，在十三行商馆广场上，对烟贩冯安刚执行绞刑。
虎门销烟后，英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十九年十月初，尖沙嘴的英舰和武装商船连续几天向官涌山营盘猛烈炮击并企图强行登陆。马辰等奉林则徐之命，带领增援官兵200名、大炮6门并集官涌山，分5路扼守。六日晚，英舰又向官涌山偷袭，马辰与其他将领协同指挥5路大炮交叉还击，遥闻英舰爆炸之声不绝于耳，一两小时后，英舰熄灭灯火，仓皇逃命。八日，英舰“剑桥”、“多利”号及10余只武装商船又来偷袭，马辰等指挥5路炮兵英勇反击，“多利”号连中两炮，其余英舰也纷纷撤退。英舰先后6次进攻官涌山均告失败。林则徐接到官涌山反击战的捷报后，兴奋异常，称赞马辰等在官涌山和关天培在穿鼻的胜利，迫使英舰“于澳门既不能陆居，于尖沙又不能水处”。并接连两天起草奏折将穿鼻、官涌山战斗的捷报上奏道光帝，也为关天培、马辰等官兵请功。
为了进一步打击英国侵略者，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夜，在林则徐、关天培(广东水师提督)的策划与部署下，“马辰等4路分进，出其不意，突攻之于长沙湾，烧毁运烟、接济夷匪船二十有三，岸上篷寮六处，生擒奸民十余，其焚溺死者无数，夷船带火仓皇开避，我兵乘潮急还，无一伤者”。二十九日晚，马辰到广州向林则徐面禀长沙湾夜袭战况，林则徐闻此大捷十分高兴，赞誉马辰指挥的这一战“不惟足慑汉奸之心，亦可寒英夷之胆”。
英船在长沙湾被袭后，“只在外洋往来游弋，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日则暗放舢板，分运烟土，引诱奸民，零星贱卖；夜则抛锚寄碇，并召集办艇环护，支更了望，以防我兵火攻”。林则徐令沿海兵勇，积极开展火攻的海上游击战。五月九日，关天培委令副将李贤、都司马辰(林则徐多次上疏请复马辰原职，至此只获准以都司候选)等分带兵勇400余名，暗伏磨刀洋岛屿，乘夜半月落，袭击聚泊在磨刀洋的英船。马辰等率众官兵抛掷喷简、火罐，顿时英船、奸艇火光冲天，鬼哭狼嚎。这次袭击，焚毁英船两只，烧伤1只，烧毁奸民帆船11只，毙英国侵略者4人，活捉汉奸13名。
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广东军民同仇敌忾。二十年八月五日，英舰又犯关闸炮台，清水师奋勇出洋，将英舰追至矾石洋面，双方开展炮战。马辰指挥的兵船率先攻敌，接近英舰“架历”号，连续开炮射击，将其“头鼻”打破，英军纷纷滚跌落海。“架历”炮弹用尽，马辰指挥官兵欲夺获该舰，因其他英舰拼命来救，“架历”乘隙南窜。这次海战，击毙英军数十人，其中英舰大副1名，炮手3名，水兵11名。
屡立战功的马辰又被林则徐、邓廷桢合力保奏，希望道光帝对其嘉奖并开复升补。然而此时国内禁烟抗英形势急转直下，昏庸的道光帝已决意主和。琦善上奏道光帝，千方百计地诬陷林则徐等人的禁烟抗英斗争。十月林则徐被革职查办。马辰的复职，亦随遭厄运。
林则徐被革职后，琦善到广州卖国求和，裁撤战备，使得关天培、马辰等抵抗派在战守上困难重重。二十一年正月，虎门之战爆发，打得最艰苦的是靖远、镇远、定远炮台。关天培等请求琦善增兵，琦善不允。马辰指挥的定远台兵弁在关天培亲自督率下，不畏英舰“炮密如栉”的攻击，镇静地频频发炮回击，“击中舟一”，将英舰“加略普”号的船体与联动齿轮严重击坏。但“夷船之不时运送，彼此抽换地轮番进攻”，且“夷分船闯越后河，前后夹攻”。在激烈炮战中，马辰等紧跟关天培，“极力拒击”。二月六日各炮台被英军攻破，关天培在与英国侵略者最后拼杀中，负伤数十处，英勇牺牲。马辰也为禁烟抗英的伟大事业献出了全部力量。
陈世镕
陈世镕（1787～1872），字大冶，一字雪楼，石镜踏水桥人，晚清官员，诗人。
陈世镕性聪颖，9岁能作诗文，父令作《雁字诗》，应声对答道：“不作人间字，长留天上文。”14岁咏《迎江寺塔》：“江心一片影，终古不随流。”嘉庆十八年(1813年)拔贡，二十一年中举，授婺源教谕。道光五年(1825年)参与纂修《怀宁县志》。十五年中进士，分发甘肃，历任陇西知县、岷州知州、凉州古浪知县。所至皆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他一生喜欢吟咏，在北地有《登华山》诸诗。二十五年，林则徐从遣戍新疆回京途中，住古浪县官舍，读过他的诗，抄了一夜带走，后来对人赞扬说：“古代诗人再生，也超不过他了。”并把自己绘的《边城伴月》、《羌陇访碑》两图请他题诗，还上疏荐举。是年，世镕被擢同知。翌年，因病退休。回家后建房一栋，命名“求志居”，读书著述其中。
咸丰二年(1852年)，为避太平军，携家眷出外浪游，足迹遍涉豫、陕、鲁、苏、浙、赣、湘、鄂诸省，一直以纸笔自随。在旅途中，撰成《五经·四书说解》50卷。直到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安庆失守后才回家。同治八年(1869年)他已82岁，安徽巡抚吴坤修主修《安徽通志》，仰慕他的才名，请他出任主笔，并为他设“五老宴”，以示尊敬。
陈世镕一生喜读书，也喜置书。道光三年，陶澍任安徽巡抚，爱其才，收归门下，供给充裕的经济让他自置典籍，故积书甚多。咸丰二年出游时，他把所积书籍运到天柱山庋藏起来，后被潜山某知县囊括而去。
陈世镕著作甚丰，除上述《五经·四书说解》50卷外，还有诗20卷，文16卷，合称《求志居诗文集》。又选辑唐诗82卷，辑《皖江三家诗钞》4卷。他在家里曾请工匠雕印自己著作84卷，约用木板1000多块。他的后代保存的刻板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全被烧毁，印刷的著作也无存。
朱东海
朱东海(1803～1887)，谱名泰福，朱家宕(今江镇乡赵山村)人，晚清织布巧匠、“例赠修织郎”。
朱东海异常聪明灵巧，从事织布技艺不久，便觉得原来织布用的腰机，劳动强度大且速度慢，便着手改革。经不断揣摩，反复试验，终于创制出一种新织机。这种新织机性能优越，坚致好用，加上他对织布原料的棉与纱，均精挑细选，质纯色匀，故他家织布作坊生产的棉布“纱匀缕密，盛水不漏”。因家住朱家宕，人们遂以地名称其布，或直用其名称为“东海布”。“东海布”，在道光年间，畅销于全国织布水平最高的江浙市场。徽商巨头新安程益美号布店及其他徽、浙布商均争相购买。时有冒牌货兜售，然市井百姓，亦能辨出真伪，足见“东海布”质量独具特色与使用之普及。他对织布技术，精益求精，年80余，仍乐此不倦。
杨月楼
杨月楼(1844～1890)，名久昌，谱名久先，以字行。石牌杨家墩(今皖河乡皖河村)人，清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名列“同光十三绝”。因演《芭蕉扇》、《五花洞》、《蟠桃会》等猴戏，灵活如猴，有出入风云之概，又得外号“杨猴子”。
杨月楼于咸丰间随父杨二喜至北京，卖艺天桥，被著名京剧老生张二奎看中，收为弟子，时年10余岁。因其嗓音宽亮，又会拳术，二奎令习老生，兼习武生。由于他勤学苦练，很快成为二奎门下出类拔萃者，与二奎另一高徒俞菊笙称为“双璧”。同治中，至上海搭班，隶丹桂园，演《安天会》中的孙悟空，出台时翻筋斗108个，在一定尺寸内不离故步，声誉大噪。有“一般京剧非偏爱，只因贪看杨月楼”之誉。继因狎妓案，顿踬离沪，至北京春台班，演老生。光绪二年(1876年)复至上海开鹤鸣园。不久回北京隶三庆班，为程长庚所青睐，以三庆班事相托。五年十二月长庚卒，乃继任三庆班主、精忠庙会(清末戏曲艺人的社会组织)会首。十四年入升平署，供奉内廷，兼领三庆，井井有条，使三庆班声誉不坠。
杨月楼身材魁梧，嗓音宏亮，文武兼备，能戏颇多。文戏擅《打金枝》、《四郎探母》、《取洛阳》、《五雷阵》、《牧羊圈》等；武戏除猴戏外又擅《长坂坡》、《恶虎村》、《连环套》、《吴天关》、《贾家楼》等。他在《长坂坡》中饰赵云，英姿飒爽，身在重围，与魏将十荡十决，挥戈酣战，游刃有余，观者无不目眩神摇。只是他对此剧十分珍惜，每年只演一次，要到腊月封箱前二三日才演。癖好者渴望一年之久，始得一观。
杨月楼离家20余年后，约于光绪八年(1882年)回石牌杨家墩探亲拜祖，路过安庆，应“同庆堂”伶友邀请，登台献艺，扮《辕门斩子》中杨延昭、《闹天宫》中孙悟空，演技之精湛，轰动宜城。此后未再回故乡。
彭广钟
彭广钟(生卒年不详)，字筱川，江西宁都人。同治八年(1869年)以拔贡委任怀宁知县，光绪三年(1877年)复任怀宁。当时怀宁为省、府治所，有“大府供给、奔走之烦”。知县对于民事，从来无暇过问，往往委待缺官员代为处理。彭广钟一到怀宁，就以兴利除弊为己任，首先亲自处理诉讼案件，并能秉公办事。对胆小怯懦、不敢大胆诉说冤情的乡民，必先和颜问话，作好工作，让他讲清案情原委，再据实判决；后有少数人，玩弄权术，妄图蒙混过关，结果都能明辨清楚，绳之以法；纵有个别案情，审查有些失当，肥屈者也能谅解，说是“彭公必不枉我，或思省未至耳”。
同治八年大水，沿江圩堤多溃破。翌年，广钟与圩绅王祁合请巡抚英翰奏拨资金，在原广泰圩的基础上，增筑梅林堤，自下新河埂延伸抵桐城花山界。使得桐怀两县农田数十万亩，大大减少了水患，安庆城垣亦得到障护。广泰圩改名为广济圩，“取其所济者广也”。广济圩全长百里，分元、亨、利、贞四大号，沙琛所筑的亨、利两号，称为“前圩”；此次筑的元、贞两号为“后圩”。
彭广钟还重视汛期的设防工作。每年夏秋大水季节，以例巡视。一天，他到广济圩巡视，发现圩堤有渗漏，迅即督促乡民堵塞。当时连降大雨，江水暴小组长，堵塞难止，他就带头抢险。“居民感奋自励，堤卒以完”。
彭广钟对文化教育工作也十分重视。光绪三年，他在丰备仓旧址创建凤鸣书院，并利用公余时间为学生讲课，文风为之一振，以高科进入翰林院的遂接踵而至。
光绪五年，彭广钟以“疑狱”(即彭玉麟奉旨整顿长江水师规制，未经核实，即劾罢官员182名)见劾于彭玉麟，罢官。城乡士民闻讯后急往巡抚衙门请愿，没有结果。又派代表去浔阳(今九江)码头请彭玉麟开复，也未获准。士民凄然。广钟离任后，“民之苦于税敛狱讼者，犹追念遗泽为之涔涔泣下也”。
夏奎章夏月恒夏月珊夏月润
夏奎章及其子月恒、月珊、月润，均为近代著名京剧演员，以月润声名最大，被称为戏剧活动家。
夏奎章(1824～1893)，原名大章，以字行。小市乡良湖村(今名)大茅屋人。自幼在北京科班学戏，与谭鑫培、俞菊笙、黄月山同时演武老生。擅长《反西凉》、《战渭南》、《冀州城》、《赚历城》等剧，有“活马超”之称。同治初至上海搭班，遂留居上海，40岁辍演，死后葬苏州吴县。
夏月恒(1865～1934)，谱名昌学，号鸣皋，奎章次子。幼在北京玉成班拜黄月山为师，习文武老生。常与月山配戏，演《溪皇庄》一剧最佳。光绪时随父至上海，改武丑，演《开口跳》、《时迁偷鸡》、《三岔口》等剧，有名于时。后投身行伍，随两江总督端方，因功擢都司。
夏月珊(1868～?)，谱名昌树，字石桥，奎章三子。幼承家学，唱老生兼文丑，能戏甚多。据《戏剧月刊·伶史》载：“月珊工靠把戏《独木关》、《定军山》，后编排《济公活佛》一剧，月珊扮济公，颇得美誉。”
夏月润(1878～1931)，谱名昌泗，字云础，奎章四子，谭鑫培之婿。自幼刻苦学艺，10多岁登台，演武生兼演红生。红生戏宗王鸿寿一派。由于扮相英俊，武功稳练，20岁就成了上海著名京剧演员，博得“南方武生中第一人”之赞。长靠短打均擅长，于《挑滑车》、《长坂坡》、《连营寨》、《冀州城》、《花蝴蝶》最为拿手。每演这些戏，必是客满，久演不衰。长期在上海演出，并担任“上海伶界联合会”(艺人群众团体)会长多年。在戏班中率先破除迷信，废止演出前杀鸡、敬香、礼拜等陋习，为上海戏剧革新起了带头作用。
光绪末年，月润、月珊到汉口演出，结束后回老家小吏港探亲祭祖，一行五六人。应乡亲邀请，在孔雀台献演《长坂坡》，月润饰赵云。消息传出后，观众扶老携幼，人山人海。他们的精湛演技，受到家乡父老的热烈赞扬。
月润、月珊均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清末因不愿在上海租界中演戏，兄弟俩在上海市十六铺创办我国最早使用灯光布景的戏曲剧场“新舞台”。辛亥革命前夕，他俩和潘月樵在“新舞台”编演了《黑籍冤魂》、《新茶花》、《黑奴吁天录》等新戏，宣传革命，受到好评。一次孙中山先生看了他们演的《黑籍冤魂》，亲题“现身说法”词以赠。此戏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受鸦片毒害的真实情况，引起上海中外烟土商人的仇恨。戏上演后，“新舞台”多次收到恐吓信和炸弹警告，月珊登台公开答复恐吓者说：“戏要演，毒要抗，决不退让!”夏月润还与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过往甚密，开会时多次以伶人身份进行掩护。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上海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发动起义。民军进攻江南制造局时，遭到清军的机关枪扫射，无法攻入。月珊、月润和潘月樵都是伶界商团的负责人，月珊又是伶界救火会会长，率队投入了这场战斗。血战中，夏氏兄弟见久攻不下，急中生智，弄来两大桶煤油，由月润亲自动手，借助风向，点上大火，火攻制造局。清军无法抵抗，纷纷溃逃。民军攻下这座要塞，救出被捕的陈其美。几天后，上海光复，夏氏兄弟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表彰。
邓艺孙
邓艺孙(1857～1913)，字绳侯，号世白，白麟畈(今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是书法大师邓石如的曾孙，清末教育家。
邓艺孙7岁丧父，随祖父邓传密(时任湖南石鼓书院山长)至湖南读书。天资敏慧，深为长者所称赏。14岁时祖父在家病逝，即从孝廉方正王子诚读书。17岁时补了邑庠生。
光绪末，李光炯在芜湖创办安徽公学，邓艺孙继李之后担任监督。赵伯先、刘申叔、陈独秀、苏曼殊、柏文蔚、孙毓筠等名流都在此任教，学生多江淮杰士。教师在学生中鼓吹革命，颇为两江总督及安徽巡抚注目，因怯于邓艺孙的名望，未便轻动。与此同时，马汗青等人在安庆办了一所尚志小学，苦于经费不足，人才缺乏，几欲停办。艺孙为该校苦心经营，令其婿葛温仲当校长，并亲自出面募集经费，聘请教师，校名遂振。宣统时，安庆成立安徽优级师范学堂，他任斋务长(总务长)兼经学教员。该校学监夏次岩和徐锡麟烈士是同乡，引起巡抚朱家宝的怀疑，对学校虎视眈眈，他又出来奔走疏解，使学校转危为安。
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安徽省城无主，士民惊溃。邓艺孙为维持时局，出任革命党人王天培、史恕卿等组织的“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议长，倡议请孙毓筠回皖任督军，并亲往迎接；又奔走南京、上海，完成全省统一局面。事定，被推任教育司司长。这时教制未颁，他殚精竭虑，起草了新的教育制度。又创办省立图书馆、几所中学及女子师范。民国元年(1912年)因母去世，辞去司长职。
民国2年秋，接任安徽高等学堂校长，到任未及两月，病逝。终年57岁。
邓艺孙对《诗》、《书》、《三礼》有深入研究，笃信儒家传统。当时欧风已吹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如巨澜狂飙猛烈冲击。他坚持国学和圣贤道统与之抗辩。继后发现东西方学说有互相沟通之处，就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博得学者们的尊敬。特别是他个性直率，肯于激扬人善；遇有与自己意见龃龉的，当面指驳，面红耳赤，背后不搞阴谋中伤，因此人家都愿意和他交往，敬重他的诚笃。
他幼承家学，诗文书法皆清迥绝俗。遗作《毛诗·尚书讲义》、《离骚解》，还有些诗和散文，都未付梓。
王鸿寿
王鸿寿(1850～1925)，艺名三麻子，石牌人，清末民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王鸿寿幼年在南方江湖班习徽调文武老生，光绪五年(1879年)至上海，入金桂、丹桂、天仙等茶园，改唱京剧，工老生、红生。他演《徐策跑城》、《扫松下书》、《三搜苏府》等老生戏，别具一格，尤以擅演关羽戏著称。如《坝桥挑袍》、《过五关》、《古城会》、《水淹七军》、《走麦城》等单折戏，南北流传，盛行各地，成为京剧的优秀保留剧目。饰关羽，有很多革新创造，如改揉胭脂红脸为勾红脸，改五绺髯为三绺髯，用老生腔又融入花脸韵味，注重做派，丰富了舞刀和理髯等身段动作，在趟马中加上马童的渲染配合，伴随马童的翻跃，做出各种亮相，以姿态美、气势佳自树一帜。塑造的关羽形象，于庄严肃穆、沉着稳重中显出蕴含于内的神威，林树森、李吉来、唐韵笙、李洪春等所演关羽戏，莫不宗之为法。他还与汪笑侬、高庆奎等合作，编演不少新剧目，周信芳早年曾得其教益。
杨兆成
杨兆成(1902～1926)，原名杨自涛，化名杨昭，东广村(今月山镇新光村)人，著名革命烈士，是安徽省第一个为革命捐躯的共产党员。
杨兆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杨氏公堂资助入开智私塾读书。学习十分勤奋，品学兼优。1920年9月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参加了“六二”学潮、反对省三届议员贿选、驱逐倪系省长李兆珍、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捣毁“猪仔议员”张伯衍、何雯住宅、反对军阀马联甲督皖等一系列斗争。在斗争中，得到极大的锻炼，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3月，杨兆成协助薛卓俊、李竹声等，组建了一师团支部，并担负联络工作。通过《小说月报》的沈雁冰、《学生杂志》社的杨贤江与团中央(上海)保持通讯联系。为防备敌人察觉，团中央寄来的文件、书刊、信函，以“上海书店”名义投寄，安庆则由杨兆成以“杨昭”名义接收。和吴振鹏一起在一师开办中山图书室，将团中央寄来的《共产党宣言》、《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社会进化史》、《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新文艺书刊秘藏图书室内，供同学们阅读。后来，还创办了校工夜校，亲自任教，结合讲授文化课向校工们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
1925年6月2日，安庆各校学生集会、游行，声援“五卅”斗争，纪念“六二”烈士。杨兆成带领革命青年走上街头，组织募捐，查禁日英货物，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受难的工人和市民。是年暑假，深入怀宁农村，四处奔波，演戏、讲演，组织募捐。还到石牌查禁仇货，组织“五卅”惨案后援会。9月20日，安庆团组织负责人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表扬了杨兆成这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
同年10月10日，共青团安庆特支干事会成立，杨兆成被推选为干事会书记。12月13日，在团中央特派员彭振纲指导下，共青团安庆特支改组为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又被推选为执委书记。在组织委员郭士杰的配合下，迅速建立了团地委的各个工作机构，成立了宣传兼教育训练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等组织。团地委还制订了工作、学习和生活制度，坚持每星期开一次执委会，每月开一次团员大会。在他任职期间，每月都要给团中央写工作报告，从未间断。
同年12月20日，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成立。杨兆成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安徽第一师范区分部书记。
1926年1月9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的决定，团地委将年过20岁的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兼团员)，成立了中共安庆特支，他任特支书记，并仍兼任安庆团地委书记。
杨兆成肩任安庆党团双重领导之后，即以全部精力投入革命工作。1月12日，和孙集志等发动在城的学友，成立安庆反帝大同盟。2月7日，参与组织反帝大同盟召开的纪念“二七”惨案死难烈士会议。
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安庆后，在安庆团地委精心组织下，由省学联发起，于3月26日召开安庆市民示威游行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有1万多人，示威群众沿途高呼“打倒段祺瑞”、“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拥护广州国民政府”等口号，声势空前。示威大会的第二天，他即给团中央写出大会盛况的报告。同时，还为《中国青年》写了一篇专稿。杨兆成兴奋地呐喊：“可贺的革命潮流，卷了落后的安庆了!”评价一部分纺织工人参加示威大会“有无限的希望，这是革命战线上的主力军”。
1926年春，安庆的革命形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向。5月他参与筹建的中共安徽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成为安庆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5月1日，他发动市学联和国民党左派市党部发表宣言，并由市党部出特刊，纪念国际劳动节。5月4日，发动学联召开“五四”纪念会，出“五四”纪念特刊。5月30日，又参与组织市学联召开的纪念“五卅”运动大会。
1926年秋，杨兆成在一师毕业，为了策应北伐，没有回家，留在安庆继续为党工作。当时安徽军阀陈调元驻军蚌埠，正待与北伐军对抗，通令全省军警对“赤化分子”严加防范，并派专人坐守各地邮局检查邮件。反动军警通过邮检，侦知了杨兆成的革命行动。8月的一天，警察厅的两个便衣警察冒充学友看望兆成，由其族兄带到一师，杨兆成落入魔爪，敌人视为要犯送往南京，又押至蚌埠，由陈调元亲自问审。
杨兆成被捕后，受尽酷刑，但始终不吐露组织的真情，坚贞不屈。党组织通过教育界贤达人士多方营救，均无结果。1926年9月10日晚杨兆成在蚌埠小南山下英勇就义，年仅24岁。
1927年9月，中共安徽省临委在他牺牲一周年之际，发表了《安徽省临委悼杨兆成同志》的文章，赞誉他“是青年工作的指导者”。
陈延年
陈延年(1898～1927)，怀宁在城乡(今属安庆市)人，陈独秀长子。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
陈延年幼年在安庆读私塾、小学，后就读于省立第一中学。1915年随父至上海，后考入震旦大学。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夏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少共”领导成员，担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少年》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同年秋，经当时已是法共党员阮爱国(即后任越共总书记的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正式承认为中共党员。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他和赵世炎、周恩来一起被选为支部领导人。1923年3月转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干事。
1924年秋，陈延年奉命回国，中共中央派他至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继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委员会负责人。1925年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是年6月，为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和邓中夏一起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有25万工人参加的“省港大罢工”，前后坚持了16个月，成为世界工运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运动。1927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过坚决斗争。是年6月26日江苏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在上海被捕，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7月4日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
何世玲
何世玲(1902～1927)，字石棱，别号曼侬，江家嘴丰禾冲(今江镇乡上丰村)人，著名革命烈士。
何世玲出身于富裕农家。家有可耕田50余亩，一半自耕，一半出租。9岁起读私塾和小学，成绩优异。1921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曾力劝其父和管家的堂兄将出租田送给佃户或减租让利，他说；“自家田种不了，出租收租就是剥削。”并多次与他们舌战，批驳“剥削有理”。由于封建剥削制度根深蒂固，他的主张未能实现，可他这种进步思想传遍乡里，受到农民称赞。在一师，积极参加了学生会发动的罢课、罢市、查禁日货、反对贿选等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同时，以笔墨作武器，宣传人民，打击敌人。郭沫若办的《洪水》杂志，他的诗常被采用。新思潮中学校出现的《革新》刊物，他是主编。还先后创办《楚江报》、《通俗教育报》，宣传科学、民主和救国思想。
1926年，何世玲学业期满，年底，和同学陶唐、刘衍奇赴广州参加北伐军。1927年初随军进入武汉，相继任武昌南湖学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七军军部秘书、中共武汉市委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在武汉，曾受贺龙、叶挺、郭沫若等领导人的会见，并受党组织派遣，一度活动于鄂、赣等地。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陶唐、刘衍奇一起，奉中共安徽省临委之命，于1927年6月到安庆进行革命活动，7月3日在陶唐家中被敌逮捕。入狱后，国民党“安徽省清党委员会”头目陈紫枫亲自审讯，多次严刑逼供。何世玲为保护地下组织的安全，咬紧牙关，不吭一声。陈紫枫一无所获，即以“宣传共党，捣乱后方”的“罪名”，于7月30日将何世玲、陶唐、刘衍奇杀害于省长官公署(今安庆市委会)门前照壁墙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于1949年底追认何世玲为革命烈士。1950年12月，安庆区革命历史文献实物收集委员会重点收集著名烈士事迹，将何世玲与陈延年、陈乔年、王步文、杨兆成一起列入收集名单。
陈乔年
陈乔年(1902～1928)，怀宁在城乡(今属安庆市)人，陈独秀次子，陈延年胞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
陈乔年从童年起就和哥哥延年生活、学习、战斗在一起，直到1924年才分手。兄弟俩既是童年伙伴，又是革命战友，亲密无间，患难与共，生活的道路几乎完全相同。1915年随延年到上海读书，后考入震旦大学。1919年底同延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承认为中共党员。1923年3月又和延年一起转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
1925年初，奉命回国，中共中央派他往北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3月18日，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了北京各界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进行的请愿斗争。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枪杀请愿群众，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乔年在惨案中胸部受伤，仍坚持指挥群众撤退。1927年4月，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出席了“八七”会议，对其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此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同年秋奉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上海英租界主持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时，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于同年6月6日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
操球
操球(1894～1931)，原名操建球，化名汤省三、阎忠信、苏省三，万福桥(今万桥乡万福村)孙家冲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高河区委书记、著名革命烈士。
操球7岁入私塾读书，14岁到高河埠中药店和杂货店当学徒，后当店员，因性格刚直，不屈从封建剥削店规被店主辞退。
1919年10月，考入安庆造币厂当翻砂工，不久，被推为车间负责人。这时，“五四”运动新思潮正涌向安庆，革命青年王步文、舒传贤、许继慎等在安庆人民中大力传播新思潮。操球很快和他们取得联系，开始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马列主义唤醒了他的阶级觉悟，使他从个人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逐步朝着有组织的向统治阶级作斗争的转变。
安庆造币厂厂长吴藩，是军阀倪道烺的爪牙，克扣工人的“花红余利”，中饱私囊，无理开除工人。1921年9月，操球团结厂内工人兄弟将吴的贪污和压迫工人的事实印成传单和标语，在街头散发、张贴，开展反对吴藩的斗争。吴凭借权势，将操球开除出厂。吴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安庆学生、市民的愤慨。12月，吴藩不得不引咎辞职。辞职时，答应补发工人的“花红余利”。操球又回到了造币厂。
1921年秋，操球领导了怀宁县反贿选斗争，以“澄清选举团”代表的身份，向法庭控告豪绅吴厚卿等18人伪造选民册、“包写包投”的非法行为，在法庭上和豪绅们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后来，在全省各地“澄清选举团”的坚决斗争下，省长许世英被迫宣布由倪道烺贿选的省三届议员选举无效。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安庆，省、市总工会成立，操球成为工会活动积极分子。他在市工会领导下，组织工人纠察队，同鲁班阁黄色工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后，革命处于低潮，4月，操球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稍后，他与部分同志在安庆西门外女儿桥开设吴义顺杂货店，作为党的地下交通站，从事秘密工作。
12月底，出席中共怀宁县临委在潜山茶园庵(今属岳西)召开的暴动骨干分子会议，听取王步文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后被派回安庆，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1928年春，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操球奉中共怀宁县委指示回到家乡高河埠，秘密进行建党和“农运”工作。在操氏宗祠开办私塾，以组织“文字研究会”为掩护，团结青年塾师，传播革命思想；通过“文字研究会”组织农民协会(亦称农民自救会)，开展抗租抗债斗争；在组织农民协会的同时，培养骨干，发展一批优秀青年塾师、农民入党，不久就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9月，中共高河区委成立，操球担任书记。到1929年，党支部已发展到8个，党员发展到37名，农协会员发展到千余人。
1930年春，怀宁春荒严重，而国民党政府却抢购粮食充作军粮，一些粮商则趁机囤粮不售，造成有钱无市，春荒加剧。这时，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决定领导群众开展抢米斗争。4月25日，操球召开区委、农会组长会议，决定举行暴动。27日，农民协会出面召集500多名农民在大王庙开会，操球作了发动演说。会后由4位代表与高河大粮商张光中谈判，要他们开仓卖米。张光中明里以军粮为由，拒绝出售，使谈判破裂；暗里则集中七八十号大小船只，装载大米8万余斤，企图偷运出境。28日晚，操球再次召开区委会议，决定组织群众抢米。29日天刚拂晓，1600多名群众汇集大王庙，在操球率领下，高呼“反对军阀战争”、“打倒制造米荒的国民党”、“要吃饭，要土地，要工作”等口号，奔向高河埠张光中米行，撞开大门，破仓分粮四五百石。守卫米行的持枪商警，慑于众怒，退避至二楼。高河其他米行，迫于形势，表示愿意售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高河埠暴动震撼了省会安庆，省政府下令通缉操球，并派一个营的军队，驻扎高河埠，包围操家畈，搜捕革命人民。操球这时率领操文质、操礼文等人转至潜山搞武装斗争。在老岭头汇合当地游击队组成独立游击大队(第一游击队)，任大队长。不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独立二师第三团，任团长。6月18日，独立二师师长王效亭为实现“先打梅城(潜山县城)、后攻安庆、会师武汉”的冒险计划，率部进攻梅城，操球率领三团投入战斗。因敌强我弱，红军攻城未克而伤亡很大。9月，独立二师返衙前时又遭敌伏击，全师溃散。操球根据师部决定，潜回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1年2月6日，操球单身潜往安庆，被特务跟踪，在郭家桥不幸被捕。被捕后，关押在安庆鹭鸶桥陆军监狱，安徽省民政厅长刘复亲自提审，操球慷慨陈词，当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大讲共产党救国救民的真理，刘复被驳得张口结舌。操球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2月8日，被敌杀害于安庆北门外。操球从监狱到刑场，昂首挺胸，大义凛然，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操球牺牲后，遗体由家乡亲友安葬在高河埠东南菖蒲岭上。
1952年，皖北人民行政公署追认操球为革命烈士。1983年，怀宁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将操球墓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出专款，将旧墓修葺一新。
吴振鹏
吴振鹏(1906～1933)，别字翔云，笔名季冰，化名吴静生，怀宁在城乡(今属安庆市)人，著名青年领袖、革命烈士。
吴振鹏幼丧父母，寄养他人。1917年入皖省苦儿院，随后就读于该院附小。1922年秋小学毕业，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了安庆“二七”惨案后援会、示威游行、组织募捐等活动。此后，在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捣毁“猪仔议员”何雯、张伯衍住宅、揭露官僚军阀罪行等斗争中，都站在最前列。
1925年春，一师重建共青团组织，吴振鹏加入共青团，并与杨兆成、李竹声、孙芳续、黎衍宜等努力健全团的组织。不久，被选为一师团支部负责人。
入团后，即与杨兆成等团组织领导人一起开展形式多样的革命活动：利用校内旧房，创办“中山图书室”，筹集进步书刊供同学们阅读；在同学中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倡导学习马列主义；发起组织进步文学团体——“曦社”，出墙报《曦刊》，发表同学们政治及文艺作品。他常在《曦刊》上撰写抨击军阀统治和揭露封建社会弊端的文章。此外，还在校内创办了校工夜校，亲自任教，一面传授文化知识，一面宣传革命。
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安庆，吴振鹏参与“五卅惨案安徽后援会”，组织宣传队，向群众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发动罢课、罢市、罢工和募捐，支持上海工人、学生的正义斗争。6月20日，安徽省学生联合会改选，被选为领导人之一。
是年秋，吴振鹏从一师先期毕业，安庆地方党团组织将他送往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深造。到上海后，遵照党的指示，兼事工人运动。住进小沙渡工人住宅区，与工人打成一片并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在《中国青年》上以《端阳节》为题，撰文描述几个月来亲眼所见的工人兄弟的贫困生活，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向剥削阶级和旧制度宣战。不久，担任共青团上海引翔港区委书记，先后发动部分工厂、码头工人成功地举行了罢工斗争。1926年他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底，党在上海挑选一批优秀青年干部到江西工作，吴振鹏被派往九江，担任团地委书记。1927年5月，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及中央局成员。6月被派往南昌、担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任职间，亲自主编团省委机关刊物《红灯》，并在第11期上用季冰笔名撰写题为《红灯之下的蒋介石》、《肃清反动教职员》等文章，揭露蒋介石制造九江“三·一七”惨案的罪行。
1928年7月，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吴振鹏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后调往上海，任团中央学运部部长。年底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书记李富春)、团江苏省委书记。由于长期坚持艰苦困难的地下工作，患上严重的肺结核病，但他不肯休息，仍频繁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指导江苏地区的青年运动。
1930年6月，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中央决定在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举行暴动。8月初，吴振鹏以中央总行委代表的身份到南京督战。在不具备暴动条件的情况下，仍积极组织暴动，结果8月间筹划的两次暴动，均未成功，而数十位党员干部身份暴露，遭敌逮捕。
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的统治。吴振鹏被调回上海，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巡视员等职。
1933年5月，吴振鹏从安徽、江苏巡视工作回沪，不幸被敌逮捕，押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忠贞不屈。终因重刑摧残，于6月逝世。他的遗体葬在南京中华门外山坡上，事迹陈列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之中。
胡远浚
胡远浚(1869～1933)，字渊如，别号天放散人，颜其室曰“劳谦”，署劳谦居士。怀宁在城乡(今属安庆市)人，清末民初教育家、哲学家。
胡远浚出身陶朱门第，诗书世家。父胡椿为安庆“胡玉美”酱园早期奠基人，叔胡竹芗为书法家和诗人。他自幼从叔父读书，秉承家学。及长，广会师友，博览群书。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南乡试中举。三十二年应严复之聘，执教安徽高等学堂。民国3年(1914年)应姚永概之聘转教安徽第一师范。16年应宗白华之约，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先后传授国学及哲学30余年，培育英才，桃李满园。现代文史名流宗白华、徐仲舒、王甸平、马轶尘等曾在安徽高等学堂躬受教益，今仍钦佩乃师治学精神和风采，每称之为大儒。
胡远浚献力史志，精研老庄。民国4年致力编纂《怀宁县志》。编纂主任舒景蘅在成书跋中云：“胡君既领分纂事，删并道光、同治两志，独任其劳，功亦多矣。”民国23年《安徽通志稿》选用其所撰《老子述义》、《庄子诠诂》，列入《文艺考·子部》，评赞他“学问渊博，为世所宗，尤深于老庄之学”。除精研哲学外，于其他科学，亦极意搜求，对照哲学理论，以互求解答。
胡远浚早年即兼擅诗词书画，尤以书法名于时。光绪三十三年，安庆古刹大士阁新址落成，迎江寺主持竺庵设素宴阁上，邀他挥毫，即席题横条及中堂诗各一幅，每字大楷20厘米见方，极为浑厚雄健，传览一时。民国4年，为《怀宁县志》题签行、隶两种。民国17年为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片写的释文和跋，是他的小楷珍品，也是我国早期研究、考证盘铭的纪录，原件现藏安庆市博物馆。
他一生著述颇丰，见资料记载的有：《庄子诠诂》、《老子述义》、《劳谦室易四种》、《劳谦室道书》、《劳谦室文集》、《劳谦室诗集》、《劳谦室札记》、《劳谦室书牍》、《劳谦室时人评记》、《芚厂微言评记》、《菿汉微言评记》、《古槐市隐对数理论》、《老孔哲学与黑格尔、马克思学术之比较》、《谭嗣同仁学之批判》、《天放散人词稿》、《天放散人画稿》等。
吴传绮
吴传绮(1858～1935)，字季白，石镜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副榜。历任国子监学录助教、湖南永绥厅同知、永顺府知府。巡抚冯煦、学部张之洞迭荐耆儒硕彦、博学鸿词。光绪末，因足疾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宣统元年(1909年)首创安庆女子师范及风节井幼稚园，后来的安庆女中及女师附小，均继承当年的遗风；又以私人之力，设图书馆于大弓箭巷，公开阅览。虽未几停办，实为安徽图书馆之先声。宣统间任怀宁中学堂监督(校长)，聘用其高足弟子湖南易白沙和县人程小苏分管教务，传播新思潮。武昌起义时，怀宁中学堂成为省会安庆青年军的一个营垒(易白沙任军监)，吴传绮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开明的。
民国12年(1923年)冬，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呈请将通俗部分另设，称通俗教育馆，后改为安徽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省立图书馆仍恢复旧制。17年因年老去职，23年底(1935年1月)在南京病逝，享年77岁。
他善数学，精研许(慎)学，著有《说文偶义》数十卷。
汪文波
汪文波(1906～1935)，原名维旗，字仲辛，号杏林。三桥镇团山乡人。是皖南黄村、杜家村红军创始人。
汪文波出身于贫农家庭。1911年入私塾读书。1914年就读三桥高级小学。191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庆圣保罗中学，后因反对该校奴化教育，改读大渡口大光中学。
在圣保罗中学时，积极参加了安庆各校学生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和成立安徽学生联合会两次大规模的集会游行、以及安庆学生反对军阀倪嗣冲侵吞教育经费的“六二”学生运动。此间，他曾聆听恽代英在安庆讲学，深受教育。后经常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和《湘江评论》等革命书刊，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入大光中学，即加入皖南六邑同乡会，任宣传委员，常到工矿农村，传播马列主义理论。这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活动，对于家庭要其“谋定职业”的劝告，他回信说：“新政府成立之日，即儿就事之时。”抱定了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
1926年，回到家乡任毕口民众小学教员。为迎接北伐，与进步青年陈祚荣、曹祚良等密议，组织发动农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的农民运动。当年冬，策动好友汪增六率地方地主团防武装于江镇新联起义。起义军在清水河向大地主曹树培、汪子卿等筹措粮饷后，开赴潜山、太湖迎接北伐军。
大革命失败后，起义军和潜山工农武装相汇合，深入农村，打击土豪劣绅。1927年12月上旬，参加中共潜山特支组织的武装暴动，受命攻打梅城，因叛徒告密，中途遭强敌阻截，汪文波、汪增六身陷敌营，不久，汪增六遭敌杀害，汪文波被囚于潜山监狱，后经国民党左派人士方玉芙及各方营救，获释脱险。
汪文波出狱后，仍奔波于潜山后北乡和皖南之间，为武装斗争筹款备枪。一次，他与冯升荣、曹小旺、王根升等从安庆回三桥，途经石库桐梓坝时，他们凭着机智勇敢赤手空拳降服4名武装土匪，获长枪4枝。
1930年2月，汪文波参与组织潜山请水寨暴动。在暴动中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后改名中国红军独立二师)的领导成员。暴动后，率部转战潜、英、霍地区，大小战斗数十次，威震敌胆。至9月上旬，“独二师”遭国民党重兵围剿，在反攻衙前战斗中失利，部队被迫转入分散隐蔽活动。汪文波与凌霄率60余人，先后转移至皖南，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31年秋，汪文波、刘中一等在宁国、宣城一带，先后建立了中共宣城特支，宣、郎、广、石、旌、太中心县委和徽州工委，并担任这些党组织的领导成员。
1932～1934年，汪文波以教书为掩护，先后又在石埭、太平等县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黄村发展王和生、胡继保等人入党，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团武装，继而扩大成立工农红军支队，司令部设黄村，方XX任支队长，汪文波任副支队长(亦称副司令)。1934年秋，令其同乡红军分队长陈大海回家乡三桥动员程一顺、王光年等9人去黄村参军，努力壮大这红军队伍。
1934年冬，苏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皖南杜家村等地，他们沿途打土豪、杀劣绅、分田地等革命行动，在各地贫苦农民中激起强烈反响。汪文波与秧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曹祚林、雷金海等研究决定，因势利导，组织武装暴动。经秘密串联，在红军先遣队留下一个班的支持下，很快组织起一支6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号称红军师，汪文波任队长，亦称师长，杜吉祥任指导员。同年12月21日，发动杜家村农民武装暴动，枪杀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4人，缴获枪支40余枝。暴动后，红军师在小坑遭国民党88师重兵围剿，18名红军战士在突围中牺牲。汪文波等突围后转移屯溪，继续进行党的隐蔽斗争。1935年与敌遭遇身受重伤，因强敌封锁，缺医少药，伤情不断恶化，深夜跌落逝世，时年29岁。
杨小楼
杨小楼(1878～1938)，谭鑫培义子，随谭氏子辈排名嘉训，艺名小楼。石牌杨家墩(今皖河乡皖河村)人，清末民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杨小楼出身于京剧世家，祖父杨二喜，演武旦，父杨月楼演武生，人称“杨猴子”，均为清末京剧演员。他幼年即入北京小荣椿科班二科(科名春浦)，从杨隆寿、姚增禄习武生。17岁出科，在京、津两地搭班演唱，充当配角，曾得到谭鑫培、王楞仙的指点，又受业于俞菊笙门下，发愤用功，演技日进。24岁以《艳阳楼》诸剧，崭露头角，声誉鹊起。29岁被传进升平署，为内廷供奉。辛亥革命后，继续从张琪林、牛松山等学戏，演出于京、津、沪、汉各地。曾领衔陶咏、桐馨、中兴、崇林、松庆、双胜、永胜各社，以武生挑大梁。先后与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黄润甫、钱金福、王凤卿、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朱琴心、高庆奎、余叔岩、郝寿臣等名角合作。当时与梅兰芳、余叔岩被称为“京剧三大代表人物”，享有“武生宗师”的盛誉。
在艺术上继承家学，师法俞(菊笙)杨(隆寿)，又能博采众长，使武生表演技艺得到全面发展。他戏路宽广，昆乱不挡，长靠、箭衣、短打各种剧目无不精彩。擅演剧目甚多，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述有30多种。杰出有的《长坂坡》、《挑滑车》、《铁笼山》、《落马湖》、《连环套》、《恶虎村》、《状元印》、《艳阳楼》、《林冲夜奔》、《霸王别姬》、《安天会》等。与梅兰芳合演的《霸王别姬》，珠联璧合，称为绝响。
他的艺术秉赋极好，身材魁梧，扮相英伟；嗓音清亮，兼具“炸音”；行腔朴实无华，富有韵味；念白字音准确，节奏分明，于语气的细微毫末间传出角色神韵。虽擅多种武技，但必从人物、剧情出发，讲究精当贴切，着力体现意境，重在神似，观众称之为“武戏文唱”。在京剧舞台上塑造的赵云、高宠、姜维、高登、楚霸王、孙悟空、金钱豹等艺术形象，突破前人窠臼，自成风格，至今仍为后学者所师法。他把京剧武生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形成人们所推重的“杨派”。现在台湾和海外京剧界人士仍尊称他为“国剧大师”。
性格沉静，不喜交游，习艺演剧之外，闭户读书，研习书法，对所演剧目大多自行修润。他又是一位爱国艺人，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不顾环境艰险，拒绝为冀东伪政权作“祝贺演出”；编演《甘宁百骑劫魏营》、《坛山谷》两剧，有大段说白，说明军人有守土之责，当誓死杀敌，保卫疆土，激昂慷慨，宣扬爱国思想。
他的门徒很多，孙毓堃、李万春、高盛麟、李少春、王金路、刘宗杨等均系杨派武生的传人。
据史料记载，杨小楼演唱的剧目被灌制唱片的有《长坂坡》、《汉津口》、《挑滑车》等10多种；宣统元年(1909年)，法国百代公司摄影师在北京摄制了小楼演的《金钱豹》等剧片断。
郝晓辉
郝晓辉(1914～1940)，谱名嘉士，字仲生，郝家山善士屋(今雷埠乡牛店村)人，革命烈士。
郝晓辉出身于贫苦农家，10岁始入私塾读书，后转读太湖余家小学。为减轻家庭负担，于1931年考入贵池乡村师范学校；校内有中共地下组织活动，“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抗日反蒋浪潮也在此兴起，使他受到革命熏陶。1934年与同乡同学查化群(1943年被内部错杀，1981年平反)等在郝家山一带宣传土地革命，被安徽省保安司令部诬以“从事异党活动罪”逮捕，坚决拒绝“履行手续”(指办自首)，两月后保释出狱。因迫于生计，又与查化群考入省土地局测绘班，结业后分到涡阳县任土地清丈员，1937年“七七”事变，丈量队解散遂回家乡。
是年9月，同查化群等一批爱国青年投身于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了“抗敌后援会”。活动中心开始在郝家山的查家祠堂及县政府所在地石牌，稍后逐渐扩大到整个郝家山地区，直到太、潜、望边界，方圆近百里。1938年6月，日军进犯石牌，遂随“抗敌后援会”撤到岳西店前河，参加“皖一区抗敌工作队”为队员。10月，省动委会第十四工作团在太湖成立，随队转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副团长陈一萍(后名洪沛)调走，他负责宣传组，协助团长石安国(现名赵达)领导全团工作。不久，即带领部分团员到太湖徐桥、新仓、怀宁郝家山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2月，查化群任怀宁县第四区(石牌区)区长，但因国民党县长丁耀中暗中阻挠移交，一个多月未能上任。1939年1月，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中共怀宁区委，查化群任书记，晓辉与吴传福(现名吴功)分任组织、宣传委员。他们立即开会研究，决定同丁进行说理斗争，迫使丁令前任区长陈亚藩办理了移交手续。接着晓辉针对丁在区署人事安排上玩弄权术、企图架空查化群的阴谋，为区委会出谋献策，使斗争又获胜利，新区署于2月正式开展工作。
这年2月，十四工作团经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批准，转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十三游击纵队(后改名第九游击纵队，司令部设在石牌)，更名为政治工作队，晓辉担任副队长。政工队随纵队行动，先后到过宿松、潜山等地，并在怀宁洪家铺西侧的杨家山停留3天，配合纵队向一日军据点组织进攻，然后撤回石牌驻扎。
7月，国民党反共摩擦开始，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强令政工队解散。晓辉由中共组织安排到郝家山小学任教，以教师身份掩护革命活动。年底，担任中共怀宁区委(一说总支)书记。1940年初，中心县委书记林立秘密来到石牌，与“九纵”参谋长李伟烈(中共地下党员)会面，商讨“九纵”起义事宜。有关会见的联络、接应、时间、地点等，由于郝晓辉事前的精心安排，使会见得以顺利进行。
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郝晓辉和汪秀功(女，现名汪泽)被一七六师五二六团逮捕，团长莫敌诱使他(她)们说出政治身份，然而徒劳，只得将他们释放。6月，郝家山原国民党怀宁督导、太湖“邮检”郝忠騧，因以前被斗而寻机报复，采取伪造姓名、私刻印章的卑鄙手段联名上报，诬陷晓辉是“汉奸”、“异党”，并派便衣特务暗中监视。数日后，晓辉在家不幸再次被捕。7月24日，国民党派兵一个排，以解送去立煌(今金寨)为名，在潜山、岳西交界的大山中，将晓辉杀害。
新中国建立后，郝忠騧被人民政府处决。晓辉的胞弟在人民政府帮助下取回晓辉的骨殖在家乡重新安葬。
丁柱中
丁柱中(1899～1940)，丁家栗树嘴(今枫林乡磨塘岭村)人，现代知名人士、翻译家、陶行知教育思想实行者。
丁柱中自幼聪敏好学，性格刚直。7岁上私塾，民国6年(1917年)秋，录取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成绩优异。11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震且是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法语为必修课程。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法籍教授用法语和他会话，为他吐词流利而十分惊异。12年秋，保送法国里昂留学，攻读电机工程。16年学成回国。回国前法籍同窗女友请他赴“定婚宴”，意在结为伉俪，他故国情长，婉言谢去。18年，经好友操震球介绍，到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任物理教师。时中共地下组织在晓庄开展活动，师生中有共产党员多人，刘季平任党支部书记。柱中学识渊博，思想民主，为政治消息开辟渠道，组装了第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又运用教法语机会介绍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前辈在法时的革命活动。在教学生活中，与学生打成一片，经常接济贫寒学生。
19年3月，晓庄师生为反对英、日舰队侵入长江和支援南京下关工厂工人反帝大罢工，多次参加示威游行。在此之前，蒋介石与宋美龄到晓庄又遭冷遇，悻悻而去。4月，南京政府下令，封闭晓庄，逮捕30余人，杀害10余人于雨花台。陶行知受当局通缉，流亡日本，柱中避难上海。
20年，他回到怀宁老家，运用丁氏祠产(族产)，创办世则小学，作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园地。世则小学在民国20年至1951年的20年中，成绩卓著，闻名遐迩，为普及乡村教育做出重要贡献，也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陶行知20年归国后，为科学救国计，于21年在南京与柱中合办“自然学园”和“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以晓庄精神，搞“科学下嫁运动”。经6年时间，编辑出版《儿童科学活叶指导》、《大众科学丛书》、《儿童科学丛书》100种。参加编辑的除陶行知、丁柱中外还有董纯才(建国后任教育部副部长)、戴白桃(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方与严(建国后任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副司长)、高士其(建国后著名科普作家)、陈鹤琴(建国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陶宏(陶行知长子)、胡行明等。丁柱中为编辑出版负责人。他编写的读物有《电的把戏》、《我们的地球》、《磁的把戏》、《儿童电机工程学》等多种。他们还计划翻译外国科学著作和著名科学家传记50部，后因抗战爆发未能实现。丁柱中本人翻译了VaIIery—Radot著的法籍著名化学家、生物学家《巴士德传》，于民国2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49年10月再版。约30万字，是怀宁县大部头译著的开宗。
民国25年，丁柱中受聘为安庆高级工业专科学校教务主任。27年，张劲夫、操震球、周新民等均在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委派丁柱中任怀宁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指导员。6月，安庆、高河沦陷，敌伪嚣张，他组织自卫团，击毙高河维持会长张世威等。28年冬，其妻王思良肺病垂危，他居乡调理。次年王思良病逝，他亦劳瘁，竟于其妻逝世的次日(农历10月15日)相继去世。终年41岁。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谱名庆同，笔名实庵、三爱、由已等，号独秀山民，原籍怀宁广济圩陈家破屋(今属安庆市郊区)，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庆北门内“后营”住宅(今116医院附近)。两岁丧父，5岁过继给叔父昔凡为子。从5岁起，从祖父、塾师、长兄攻读“四书”、“五经”，“颖悟绝伦，目数行下”。17岁(1896年)参加院试，中秀才第一名。次年赴南京参加乡试，不中。目睹科场种种黑幕，遂与科举诀别。同年赴杭州求是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新学。不久，因有反清言论，被警方追捕，潜回安庆。
1901年后5次东渡日本留学，曾与张继、冯自由等组织最早的留学生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旨在推翻中国封建社会制度。
1902年从日本返安庆，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借藏书楼(今孝肃路安庆地区广播局所在地)办图书室，展出从日本、上海带回的革命书刊；聚众发表反清、爱国演说，倡言民主与科学。1903年，发起组织“安徽爱国会”。同年在上海与章土钊创办《国民日日报》，次年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宣扬救国，开启民智。1905年，与柏文蔚等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总会设芜湖，他任总会长。当时安徽一些革命青年都奉他为革命前辈。1912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他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旧礼教发动猛烈进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创者。在主办《新青年》过程中，他和国内外知识界，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17年1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在北大期间，与李大钊并肩战斗，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1918年12月，协助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新青年》、《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起了号召和指导作用。五四运动后，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陈独秀那个时期的思想和作用，称之为“思想界的明星”。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他和李大钊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当场被捕入狱，9月16日，在各方营救下获释。后由李大钊护送至天津，转赴上海。天津道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9月起，把《新青年》改为上海小组机关刊物，又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党的知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他在广州因忙于公务未能参加，被大会选为中央局书记。后在中共的“二大”至“五大”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2年，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在他主持下，接受了共产国际以党内合作形式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1923年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三大”，正式作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
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开始产生右倾思想，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他开除出党。12月，他纠合彭述之等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被选为托派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南京监狱。1933年4月开庭公审，他在法庭上进行抗辩。尔后又写《辩诉状》，与国民党斗争。在狱中致力于文字学研究，开始编著《小学识字教本》。并撰写《实庵自传》。1937年8月获释。先住南京，后赴武汉，再去重庆，最后定居四川江津县的鹤山坪。在江津继续研究文字学，编写《小学识字教本》。生活尽管清贫，但注重操守，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资助。1942年5月27日，因病在鹤山坪逝世，临时葬于江津县城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1947年6月，其三子松年将棺柩运回安庆，葬在安庆北门外十里铺的叶家冲，与第一个妻子高氏合冢。
查化群
查化群(1915～1943)，原名鸿志，又名曼云，化名华春，腊树查家老屋(今腊树乡八一村)人，抗战时期中共怀宁区委书记。
查化群少时就读于太湖鹿磨山小学。1931年考入贵池乡村师范学校，在此受到革命影响，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一面勤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面参加革命活动，后活动暴露，遭校方开除。回家后，与郝晓辉(后牺牲)、郝笃先(现名霍震)等人在郝家山一带宣传土地革命，被省保安司令部逮捕，投入安庆监狱，后取保释放。1935年考入省土地局测绘班，任土地丈量员，1937年丈量队解散，回到家乡。
1937年9月，与陈一萍(后名洪沛)、郝晓辉等人发动组织郝家山一带进步知识青年和流亡学生成立“抗敌后援会”，在郝家山、石牌及太、望、潜边境开展抗日救国宣传。1938年6月，日军进犯石牌，他率“后援会”人员，转至岳西店前河，成立“皖一行政区抗敌工作队”就地开展活动。11月，他被调任省动委会第二十四工作团团长，在立煌麻埠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经省动委会推荐(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同意)、省民政厅委任为怀宁县第四(石牌)区区长，旋又在党内担任中共怀宁区委书记。1939年4月以后，在继任县长胡邦宪(现名胡允恭，中共早期党员，被王明路线排挤脱党，1982年恢复党籍)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下，利用公开合法身份，掩护革命，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经常赤脚草鞋，风餐露宿，率领抗日工作团，到集镇、乡村及军队驻地宣传抗日；组织广大群众，募捐物资，慰劳前方将士；动员青年参军参战，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5月，怀宁驻军攻打日军占领的安庆城，他组织担架运输队入城送弹药、救伤员；战斗结束，又匆匆赶回石牌，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部队胜利归来。协助县长胡邦宪在长江北岸设立检查站，建立递步哨，参与计划制订，负责挑选、组织递步哨人员。由于选人得当，组织严密，所传信件，未出一次差池。还协助胡邦宪搞坚壁清野，防范汉奸侵入，查禁走私贩毒(鸦片)。在斗争中先后担任中共太湖特支委员、潜山特支委员，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
1939年夏，怀宁县党部书记长黄定文蓄意制造摩擦，在一次县政会议上提出：“大家既要抗日，就应该参加国民党。”要查化群、胡邦宪、刘保罗(中共党员、政治宣传队大队长)等当场填表，集体入党。查化群敏捷地站起来反驳说：“加不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个人志愿。国民党宣布的军政训政时期已经结束，现在是宪政时期，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强迫人参加国民党是非法的。”驳得黄哑口无言，阴谋失败。
同年9月，怀宁斗争形势逐渐恶化，皖一行署专员张威遐亲自到怀宁，与黄定文秘密策划，准备逮捕化群。幸得胡邦宪闻讯，及时通知和掩护，查化群和吴传福等6人迅速撤往无为解放区，10月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庐江)学习。不久，他和吴传福受组织派遣，又秘密回到怀宁，与坚持地下工作的郝晓辉一起，恢复党的组织。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怀宁城乡一片白色恐怖。他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在红庙(今腊树乡芝岭村)建立地下交通站，分批撤出了已暴露政治身份的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最后自己也安全转移到无为解放区。他走后，石牌地区民众，在石牌三道桥立碑，颂扬他的功绩。
到达无为后，即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四旅任副官主任。不久调到四旅参谋处任作战参谋，参与作战方案制定，做出不少成绩。不幸的是：正当他为国立功之时，却在锄奸运动中于1943年春被内部错杀，酿成触目惊心的“华春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非常重视华春案件，经过复查核实，1981年安徽省委作出了为查化群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和恢复党籍的决定。沉冤终得昭雪。
潘强斋
潘强斋(1883～1943)，名勖，别号天马山人，月形山潘家老屋(今月山镇黄岭村)人，民国时期篆刻家、收藏家。
潘强斋家庭自其曾祖父开始，便与邓石如家族有了姻亲关系，故其受邓石如书法篆刻影响很深，青少年时就加倍用功，近30岁时，书法篆刻功底已厚，尤以篆刻著名于时。同里山水画家陈衍庶曾说过：“邑中萧谦中之画，潘强斋之印，皆近世佼佼者”。其刻印技艺，不宗一家，分朱布白，疏密有致。每作一印，都要频频绘制式样，安排章法，多达百余次，悉于纸上反复比较，细心揣摩，必至称意才临摹石上，开始运刀。
民国初，马联甲任安徽督办时，强斋当省府录士。时裴伯谦、臧雪楼先后任皖督署秘书长，二人均以书法鉴赏名著海内，见强斋刻印，都称为近世少有者。旋以落落寡合，被借故解职，后即在安庆设摊，专售书篆。但过于自信，为人刻印，往往索价每个字十块光洋，碰到他所瞧不起的主顾，任给多少钱也不刻写，大有郑板桥扬州卖画的风味，因此收入不多，生活不丰裕。桐城方守彝作《题强斋印谱长歌》，约六七百字，中有句云：“栖迟乡里三十年，章刻难活一家累。风雨敝庐自突兀，苔纹蝌蚪虫篆砌……”叙述他清贫生活历程。
民国10年(1921年)前后，因仰慕康有为的大名，赴沪拜访，不巧康这时正在焦山；于是又返棹焦山，还是未遇，只好写信给康，为刻南海(康有为号)印章两方，并裒己之印拓为《强斋印谱》一帙，邮上南海，表示愿作桃李。南海观后，甚为嘉许，回信圆满答复。并写篇《赠序》，赞誉说：“完白之传人犹在人间矣，吾道不孤，无任钦佩！”介绍他去见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吴赠序云：“强斋潘君，皖中奇士也。精制印，颇得其外高祖完白山人之遗志……”其《印谱》即由“西泠印社”出版。
潘强斋也是一位收藏家和鉴赏家，收藏秦汉碑帖和六朝墓志近万件。所藏石章，种类甚多，均属罕见之品。
日军侵占安庆，避难到石镜，教过几年私塾，生活非常困难。时人求其作书，多自署款“老匄(同丐字)”。人不解其意而询之，答道：“吾以书而易升斗，藉此干求于人，非丐而何?”民国32年，生计益窘，以老病折磨抑郁而终。
戴尊三
戴尊三(1915～1944)，原名家海，百子山戴家老屋(今山口乡百子村)人，革命烈士。
1938年6月，日军侵占安庆。月形山、洪家铺等地，驻有日伪重兵，他们常派小分队到百子山一带骚扰，烧杀掳掠，无恶不为。目睹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尊三义愤填膺，决心参加革命组织，向敌人讨还血债。1943年冬，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派员开辟百子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戴尊三主动接近工作人员，帮助工作。1944年2月，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大队八中队来到百子山冲，他报名参加了队伍。从此积极工作：侦察敌情，出外联络，协助扩军，征集税收，筹集粮草，安排住宿。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担任百子山党支部书记。6月，百子山开始建立游击小组，后称游击大队，他既是组织者，又是指挥者。先后担任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他的家成了党的工作人员的落脚点，渐渐地戴家老屋成为游击队活动的重要据点，而他则是据点的主要负责人。
1944年9月20日，叛徒刘凤竹带领一伙伪军，趁着夜深人静，突然闯入戴尊三住宅。他与另外几名同志猝不及防，不幸被捕。在关押的34天里，敌伪多次审讯，数次动刑逼供和用女色诱供，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10月24日在月形山黑子岭惨遭杀害。
王高法
王高法(1913～1945)。一名启苗，石镜分龙岭王家冲人，革命烈士。
王高法自幼聪明勤奋，因家境贫寒，只读几年私塾，即辍学务农。1943年9月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分龙岭、石镜山和江南八都湖地区党支部书记。1945年6月奉命回乡，再任分龙岭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影响与帮助下，其妻王菊英也入了党，为地下交通员。在日伪军近在咫尺的环境里，夫妇俩勇敢坚毅，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活动在独秀山、石镜、分龙岭、王家冲一带，为游击队、新四军征集军粮，扩充队伍，秘密联络，转运支前物资，惩办汉奸恶首。
1945年7月6日，王高法等3人在朱街(今黄墩乡桐园村)向保长催粮时，日军突然进村，他们急忙撤出，在收藏文件时，被日军发觉。三个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向他扑来，他赤手空拳，毫不畏惧，同日军进行殊死搏斗，直到两手被刺刀戳得血肉模糊、不能再作抵抗时被抓住。在押解途中，他出其不意的撩倒一个日军，纵身跳下路边高坎，往前飞跑。只前进了百余米，三个日军的枪声响了，王高法中弹牺牲，时年32岁。
张一清
张一清(1911～1946)，原名张力勋，曾用名毛哲，斋人铺(今万桥乡范塘村)中塝人，革命烈士。
张一清出身于贫苦农家，少时只读3年多私塾即到安庆谋生。先在豆腐店推磨，后在米店帮工。不久失业，靠打零工糊口。24岁时，经友人保荐，到《皖报》馆学做排字工、印刷工。由于勤学苦练，技术、文化提高很快。后到芜湖《大江日报》当印刷工。工人生活，使他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在争取复业和索薪的两次罢工中，成为带头人。罢工后不久，被报馆开除。1937年6月，经报馆好友关墨藏介绍，去山西太原，参加“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群众抗日团体，负责人薄一波)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10月，自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中共山西工委组建和领导)第一纵队实习结业，即被派往介休县担任人民武装自卫总队队长兼游击大队长。不久，调任霍县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后代理大队长。1938年5月，经洪赵地委书记刘文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月，调到中共晋西区委工作。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重兵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张一清在掩护区党委机关转移的战斗中立功，两次受到区党委的表扬。1940年后，相继担任晋西区“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警卫营教导员、新军第二纵队党委委员、组织科副科长。1942年5月赴延安党校学习，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9月，被编入“华中干部队”，开赴华东。行军途中，奉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电令，又改赴东北。途中，先后任四队、一队队长，历时两月余，徒步数千里，于11月底到达东北。稍事休整，即被派到辽宁省辉南县(今属吉林省)担任第一任县委副书记(无正职)兼武装大队政委，负责辉南县的全面工作。
曾被日本、伪满统治10余年的辉南县，汉奸、地主、土匪盘根错节，横行乡里，人民受欺压，社会不安宁。面对险恶形势，张一清沉着冷静，奋勇开拓，团结县委成员坚决贯彻中共“七大”路线，周密组织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工作。首先，普遍组建起区、乡、村人民政权及农民协会组织，并两次培训农村工作骨干400名，使基层政权得以巩固；第二、解决人民生活迫切困难，全县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他开仓发放粮、物(敌伪遗留)，使党的政策深入民心；第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对汉奸清算斗争，处决了朝阳镇(县城)一个大汉奸，震慑反动势力。以上举措，很快打开辉南局面，并为后来形势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正当东北形势蓬勃发展之际，国民党当局则更加惶恐不安，于1946年5月调遣军队大举进犯东北根据地。当时张一清以辉南县人民代表的身份率该县代表去长春某地参加东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途中接上级通知：因时局突变，会议改期，代表各回原地。返回的火车已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只好弃车步行。4个县的代表一行20余人，编成一队，成立临时党支部，一清为书记。当他们到达吉林省磐石县马达沟时，突遭数股匪徒(有国民党保安队残余分子)堵截。5月26日，匪徒送出“劝降书”，自称是“中央工作团先遣队”，声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投降过来有官做”。张一清看后，气得目眦欲裂，把它撕得粉碎，说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们共产党人根本不知道‘投降’二字是什么意思”，随即组织武装突围。可他们冲出屯子(村庄)300多米、快要脱离危险地带时，一清不幸中弹，肠子涌出。他竭尽全力高喊：“快撤，不要管我!”代表队安全突围，而他却流尽最后一滴血。东北解放后，磐石县人民政府从马达沟取回他的遗骨，安葬在烈士陵园。1952年决定将马达沟上、腰(中)、下三个村命名为“一清村”，以作永远纪念。辉南县烈士纪念馆的前排首位陈列着张一清生平事迹。纪念馆《前言》说：“张一清等同志就是无数烈士中的光辉典型!”
王星拱
王星拱(1888～1949)，字抚五，谱名芳辰，高河埠王家大屋(今育儿乡凌桥村)人，我国著名教育家、科学家、爱国民主人士。
王星拱出身于一个清寒书香人家，同胞兄妹4人行三。3岁丧母，就读于外祖父刘家。勤奋好学，深受外祖父一家人的钟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入安徽高等学堂肄业，因学业优异，学部奖给贡生。三十四年，安徽招考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应试录取，赴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研习化学。求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活动，庚戌年(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民国初，与石瑛、丁绪贤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我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民国5年(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化学系教授兼二院主任。除主讲高等无机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化学史等课程外，还为学生宣讲科学史、自然辩证法，宣传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欧美新兴科学理论。著名的《科学概论》(民国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和《科学方法论》等著作，就是根据当时讲稿整理而成。在北大积极参加当时的民主与科学活动，曾与沈尹默、陈独秀、钱玄同、程演生等共同组织大学俱乐部，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五四”运动中，与高一涵、邓初、程演生等人分头散发陈独秀、李大钊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事后又掩护陈独秀离开北京脱险(陈离京前在他家隐蔽及化装)。民国10年，安庆发生“六二”学潮，他支持安徽到北京的请愿代表与北京政府据理力争，使安徽的教育经费得以增加和独立管理。12年，国内掀起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王星拱坚持科学派的立场，在报刊上发表《科学与人生观》等文章，倡言“科学万能”。不久，离开北大至南京任高等教育处长，旋即离开教育处至中央大学任化学系教授兼教务长。
民国1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于文、法两院外，增设理学院。是年6月，被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为武汉大学筹委会委员及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与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武大。年底，离开安大到武大就职，历任武大化学教授、系主任、院长、副校长。22年5月继王世杰之后担任校长。武大至26年共建成了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以及法、工两个研究所。一所综合性大学初步建成。抗日战火，蔓延长江，27年3月将武大西迁四川乐山。在经费支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仍设法广延学者名流，充实教学力量。如叶圣陶、朱光潜、徐仲舒、冯沅君、高亨等全国知名教授，均受聘执教。入川之初，学生600人，到29年激增至1700多人。教授、讲师达198人。
在办学过程中，积极主张学术自由，“无为而治”，反对国民党政权暴力干涉。他虽是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赞成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呼吁当局不得迫害进步学生。武汉警备司令部特务，行将逮捕武大学生潘乃斌，他冒着坐牢的危险，资助潘离开武汉。在乐山时，对蒋介石推行的“党化教育”十分反感。乐山武大国民党区分部拖了两年才草草成立。国民党教育部强令各大学实行导师制、军事管理、“新生活运动”，一概拖延下去，未予执行。他的目标和信念是“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29年国民党教育部企图将他调离武大，因武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接着，反动派又唆使不明真相的学生掀起“倒王运动”。面对军警当众掀翻他的黄包车，特务分子用油漆在马路上刷写“打倒王星拱”的标语，以及300多假签名的控告信而毫不畏惧，表现出一身正气，刚正不阿。33年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与教务长朱光潜、训导长赵师梅一起，先后掩护武大进步学生何代钫、甘大志、刘兆丰等数十人，安全脱险。民国34年6月，被调任中山大学(广州)校长，头尾3年时间，先后延聘教授100余人，增强了教学力量。36年，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中大学生因参加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多被逮捕。王星拱多次向广州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当局无理拒绝。于是忿然离校至香港发表公开谈话，以示抗议。37年2月，毅然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携子女返回安庆。适值其妻叶玉芝在安庆病逝，安徽省主席夏威借吊唁拜访，致送程仪，劝其去台湾，他断然拒绝。南京高教部亦连续来电，催离大陆赴台，亦未理睬。后因积劳成疾，移沪就医，经治疗无效，于1949年10月8日在上海永川医院逝世。他病逝的消息传出后，新生的武大校务委员会在武大举行追悼会，全校师生及武汉各界人士，遥祭这位可敬的老校长。在上海工作300多名武大校友，聚集在“武大上海校友会”追悼先师。刚上任的陈毅市长，送来一幅“一代完人”的挽联，以示哀悼。
丁文
丁文(1926～1950)，瓦窑乡(今三祝乡)油坊村人，革命烈士。
丁文出身于贫农家庭，11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靠耕种纺织艰难度日，幼小就协助母亲参加了劳动生产。
家贫不忘读书。他敏而好学，学业超群，深为师长、族人所喜爱，因而取得丁氏公堂每年固定的学费补助。读怀宁初中时，成绩全班第一；初中毕业后，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取怀中高中部(抗战胜利后转入省立安庆高级中学)；1948年9月，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南京中央大学边政系。
丁文从小就经受过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青少年时代又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逐步萌发了革命思想。1949年4月1日在南京读书期间，就参加了揭露蒋介石破坏和平的阴谋的示威游行。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毅然离开中央大学，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战斗行列。
在“二野军大”，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入学不久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9月，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向大西南进军号召，编入“二野军大”一团一营三连，踏上向西南进军的征程。进军前夕，给他舅父写了一封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家信。他说；“一个好的革命者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进军途中，不怕万里迢迢，风餐露宿，并积极参加进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到达云南后，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征粮，又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到曲靖县一区任民政助理员，具体负责麻黄乡的征粮工作。在征粮中，深入细致地做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宣传征粮的意义和政策，从而较好地完成任务，受到中共曲靖县委组织部长陈奎的表扬。在“麻黄冲事件”发生前，土匪就扬言“要把武工队干部统统杀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以种种借口离开了麻黄冲，而丁文毫不畏惧，忠于职守，坚持战斗岗位。
1950年7月10日深夜，匪徒60余人，与混入乡里当上民兵队长的歹徒相勾结，进入麻黄乡政府，丁文等7位干部都惨遭杀害，成为震惊全县的“麻黄冲事件”。丁文牺牲时年仅24岁。他的遗体葬在曲靖城外廖廓山烈士陵园。
潘箬泉
潘箬泉(1880～1950)，曾名梦初，别号遂初主人，晚年署名止叟，月形山潘家老屋人，民国时期著名中医。
潘箬泉出身于贫苦家庭，少时仅读几年私塾即辍学。17岁从姐夫——安庆名医柯春桥学习中医。他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学徒三年打下扎实的医技基础。20岁经柯推荐，在官医牛痘总局担任门诊。每天于医诊之暇，即刻苦钻研前人医学著作，同时从实践中冥思苦学，汲取临床心得，医疗技能日益精进。不久离开“官医局”独自开业。由于他医技日高，业务也日益繁忙，每天求诊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以系马桩旧居狭小，不敷应用，于是迁居孝肃路开业，直至安庆解放。
他善治各病，精于内科、儿科、妇科，尤对温病(伤寒、副伤寒之类)的诊治更具特长。民国18年(1929年)春，安庆一带儿童多患脑膜炎，他断定是“流行时疫”、“亦温病之一种”。认为：“慢性脑膜炎，中医主以牛黄清心丸及羚羊、犀角散清热品颇能获效，惟急性则有鞭长莫及之虞，似较逊于西医，若慢性则胜于西医矣。”据此，拟出防治医方，印制传单，广为散发，及时遏制了这场时疫。有次路过芜湖，偶在书摊得王清任《医林改错》，见其有独到之处，遂潜心研究，从此对温症的治疗，更是得心应手。当时安庆同仁医院西医戴世璜(美国人)每逢疑难杂症，多请他会诊。有时戴主张施行手术治疗的病人，他却用中药治愈。戴佩服说；“我看病要靠×光，靠仪器，你靠三个指头切脉，真是妙极了。”
他不阿权贵，体恤民苦。民国13年夏，安徽督军马联甲的七弟派人请他出诊，当时他正忙于门诊，便说：“请先走一步，我马上就到。”来人走后，他一心看病，直到中午竟忘了出诊之事。这时，门外停了一辆轿车，走出马的七弟，他只得上前解释，给其诊断开方，使其悻悻离去。解放前医生看病，全用白纸处方，而他对贫苦患者，常另用红纸处方，到药店可免费取药，年终由他结算。
对从其学业的弟子要求甚严，言传身教。常对学生说：“人贵有志，学贵有恒”，“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并说：“无恒德者不能为医”，要求学生对病人要有“见彼痛苦若已有之”的感情。一生传授弟子30余人，其中不少成为中医界后起之秀。
一生勤奋自励，饱览医学经典，凡《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疫论》等皆能熟诵，临症以经方屡起沉疴。他还从《诗经》动植物名谓中发掘出不少药物，用于临床。当西医东渐之时，又不满足于中医固有技能，经常注意吸取西医之长，相辅运用。古稀之年仍以极大热忱学习西医理论，为此从《医药报》上抄录西医“生物之大概”达50页之多。生平撰写的医著手稿甚多，已散失不少，现存有《遂初主人医案》38卷，《遂初室医话》1卷，《方论拾遗》2卷，《汇方》1卷，《日记》第四册1卷，共10余种，惜未付梓。
马云腾
马云腾(1898～1951)，原名马千里，又名马良，祖籍安徽寿县，生长于六安。民国12年(1923年)在六安天主教会办的类思中学教书，后考进黄埔军校。北伐时期在补给第八团当副官，后在国民党四十五师任职。20年转到南京救济院的游民所当主任。同年经安庆天主教堂副主教安徽德(西班牙人)介绍来安庆。先在崇文中学当庶务员，不久便因熟谙世故，善于夤缘，被西班牙籍神甫选进天主教堂做“当家先生”，总揽教堂人、财、物等权，成了混进天主教会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帮凶。
27年安庆沦陷前夕，马云腾打着慈善机关的招牌，利用红十字会，组织“难民区”、“收容所”，宣传“进了难民所，日本人来了就安全无事”，以麻痹人民的抗日意志。同时和西班牙籍神甫南格禄一起，寻了一条船，专程到芜湖，迎接日军占领安庆。他们在芜湖日军司令部里，表示“友好”、“亲善”。日军大喜过望，连声夸奖南格禄、马云腾并设宴招待了他们。日军侵占安庆后，宪兵队长、特务班长即相继拜会了南格禄、马云腾，受到马云腾一伙的热情款待。
日军入城时，市民外逃，十室九空，商店倒闭，一片萧条。南格禄、马云腾一伙，积极帮助日军办起了“以华治华”的“维持会”，招引外逃市民回来当“顺民”，马云腾充任“维持会”秘书处长，甘当日军走狗。
马云腾在“维持会”期间，频繁进出于日军司令部、宪兵队、特务机关，且以能言会道，办事干练，深得日军特务机关的赏识。28年1月，马云腾就任怀宁县维新政府的“县知事”。就任的当天，日本宪兵队枪押五、六百难民开大会，马云腾登台讲话，要大家同日军“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从此，他便在日军刺刀保护下，先任县知事，后改任汪伪怀宁县县长，直到32年10月卸职。
马云腾任伪县长期间，指挥他控制下的伪警察局，配合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大捉“中国兵”，破坏人民的抗日斗争，使大批无辜百姓惨死于日军之手。他控制下的伪县府工程队，为满足日本占领军的需要，帮助日军强拆安庆大批民房，使许多居民流浪街头，无房可住。以他为首的伪县政府，苛捐杂税，搜括民脂民膏，使处于日军铁蹄下的怀宁人民，更加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由于他死心踏地当汉奸，得到日军和汪伪中央政府的奖赏。28年日军赏他轿车一辆，并送他到日本“观光”、“学习”。31年，汪伪中央政府内政部长陈群，还通令嘉奖了他。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云腾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安庆天主教堂梅耿光等人依仗特权，买通关系，将其释放。出狱后，又在天主教堂做“当家先生”，继续为西班牙主子效劳。
解放后，马云腾参与梅耿光等密谋策划，组织教徒10余人，历时半年，将安庆天主教堂所有地契、房契，统统抄写复制，拍成照片，装了24箱，运往西班牙，妄图“秋后算帐”。
1951年，安庆头号汉奸马云腾被人民政府镇压，帝国主义分子梅耿光等也被驱逐出境。
程滨遗
程滨遗(1876～1953)，字小苏，高河埠程家冲(今枫林乡程家冲村)人，民国时期安徽教育界著名人士。
程滨遗岁余丧父，由祖父扶养教育。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秀才，二十二年中举人副榜，二十五年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习数理，二十八年毕业归国。他是今安庆地区留学外国第一人。
归国后，在南陵、宣城两地创办储才中学和小学。光绪三十三年，怀宁中学堂突起风潮，久未平息，怀宁人士电请他当监督(校长)，这是他在家乡办学的开始。宣统二年(1910年)，为兴学育才，他各方奔走，筹措经费，创办私立安徽高级农业学堂(后改为蚕桑学校)。同年，怀中又发生学生反对监督的学潮，地方人士又推挽他再次兼任怀中监督。在兼职怀中时，整顿了校产，购置了图书仪器，使这所一无所有的书院式学堂，初具近代化学校的规模。翌年他与光明甫一起创办私立专门法政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单独筹款创办江淮大学，设文、法两院，任副校长。江淮大学后改为省办，称法政专门学校。
民国元年至7年，先后在安庆、北京两地创办《民岩报》和《中原日报》。在京办《中原日报》时，因撰写《冯国璋之总统梦》一文，报馆遭警卫军捣毁，他个人也遭拘押数月，获释后被驱逐出京。
民国8年，回到安庆，翌年接任六邑中学校长。任职中，消除了校董杂居校舍、控制经费、安插不称职教师等各弊，增设了仪器室、实验室、图书馆等，充实了教学力量，使教学质量不断上升。同时，辟运动场，种植树木，培植花圃，疏浚旧塘，筑墩建亭，养鱼种莲，使校园之美为安庆各校之冠。11年，受安徽教育界重托，兼任省教育专款委员会委员，司筹划监察。翌年，组织监察委员会，任主任委员。16年，设置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任处长，遂离开六邑中学(19年正式辞职)。17～20年，他还兼任安徽大学教授。
民国21年，安徽大学兴建农学院，校长程演生和他分别兼任建筑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两年完成了建院任务。24年，教育部督学来安庆视察，提出怀宁中学校址狭小，条件简陋，不适合设立中学，饬令停办。怀宁地方人士，再度力挽他担任校长，担负新建怀中任务。他接受这一艰巨任务后，首先选定县学宫(今安庆四中)为新校址，筹集款项，开工建筑。上年，怀宁全境遭受特大旱灾，程滨遗曾亲自和上海商业银行联系，签订贷款合同，请准关务署发给免税护照，购进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大米十万石，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价格平粜，使怀宁城乡居民安全地度过了灾荒。这次怀中兴建校舍，向家乡募款，乡里闻讯，纷纷捐助。至第二年，校舍竣工后，又建成一座图书馆，并率先捐赠二十四史一部。
民国26年，抗战爆发，他将怀中迁至高河埠。遂离校西上，旅居宜昌、万县、江津、遵义等地。在此期间，编成《中国田赋史》一书。抗战胜利，返回安庆，35年在安徽大学教授《中国法制史》，并一度兼任怀中校长。新中国建立后，被推荐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这时他完成了《安庆旧影》这部著作。1953年2月在安庆病逝，终年77岁。
他一生著作，除上述两书外，还有《中国法制史》、《风尘旧影》、《风烟旧影》、《文学源流》等。《中国法制史》已由安徽大学出版。
陈我鲁
陈我鲁(1882～1953)，原名萼楼，字凤栖，石牌东港人，少时颖悟，博学强记，名闻乡里。民国初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高等学堂，焚膏继晷，勤学不辍。通日语、英语、数学，兼习水利工程。毕业后，宗族长者认为“孺子可教”，由陈氏公堂筹措经费，助其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归国后，受聘于阜阳中等学堂任教。后历任安庆六邑中学、安庆女子中学、怀宁中学校长、教务主任。在六邑中学任职时，曾受命于安徽省政府赴日本考察教育。
主持各校校政，仍亲自教课，长于数学，尤精几何，人呼“陈几何”。著有《几何初探》、《平面几何释疑》等书。抗战期间，安庆沦陷，怀宁县治迁石牌，他与教师陆禹谋、徐鸣皋举办初中国、英、数补习班，为失学青年补习。后又创办天青小学，学生学费，一律不收。又费尽心力，联合傅正华、陈声鹏、汪乐天等人捐资创办湖滨初级中学，为石牌附近小学毕业生升学提供场所。
民国20年(1931年)，石牌地区大水灾，他忧民之忧，积极募捐，赈济灾民，领头兴修水利，筑成上自宫坝头下至望江大堤的官坝，并建皖河朝天闸，抗洪排涝，人民称颂。23年旱灾，他节衣缩食，为灾民施粥饭，治病痛，并资助困难者自谋生计。33年秋，被推为怀宁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翌年辞去。35年国民党政府加征安庆地区国税田粮，高至三倍，官府催逼，民不聊生。他约全区六县知名人士，联袂至南京与中央政府据理力争，人民负担终得减轻。1953年在家病逝，终年71岁。
谢鸿斌
谢鸿斌(1896～1953)，字冠英，小市乡茅庵村人，国民党政府官员、开明人士。
谢鸿斌自幼勤奋好学，聪敏过人，能诗善对，闻名乡里。从师约数年，因家境清贫，乃辍学设馆，边教边学，自学成才。20岁时，就读于安庆警官学堂，以成绩优异得荐任职。民国9年(1920年)起，先后在庐江、望江、霍邱、天长、来安、霍山、旌德、广德、潜山等县任警佐、承审、县长、审判官等职。抗战初期，回乡办学，广收流亡学生，免费供读。31年调任安徽高等法院审判官，旋调阜阳、立煌、寿县地方法院任推事、院长。36年任安徽高等法院芜湖分院庭长，至芜湖解放始回故里。1953年病逝。一生著有《读史论要》2卷、《西堂梦》2卷、《花庭判稿》4卷。其中《西堂梦》流传甚广，方圆百余里均有传抄本，被誉为学习诗对的范本。
谢鸿斌热爱祖国，思想开明。日军侵华时，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怒不可遏，在诗中发出“四百兆人拼一死，搅翻黄海洗东京”的呼吁。并借浮云衔日的景象作诗讽刺日本侵略者：“天上浮云乱涌波，晚来更比晓来多。可恨日去迷无路，只好深深入网罗。”日本投降时，挥毫作《胜利之天》诗：“一读降章百感生，倭夷昨日尚纵横。我今痛定当思痛，莫负灯花结太平。”一种喜庆胜利、热爱和平的心情跃然纸上。对于国民党挑起内战，十分不满，常有诗歌表露。民国29年前后，新四军曾活动于潜、怀一带，寄宿其家，昼伏夜出，一应保护事宜，由其妻处置，鸿斌明知暗护。37年任芜湖分院民庭庭长时，曾多方设法释放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及和平民主人士，受到当时中共无为县委书记李文彬的称赞。
在审理狱讼时，能秉公办事，不徇私情。36年，无为县参议员陈等初因祖坟一案，勾通无为县法院，欺压乡民洪某。洪不服，上告到芜湖分院。鸿斌受理此案后即深入民间调查，踏看现场，改判为：“洪未占山，坟不迁，就地立界，终审。”打击了陈等初借故扩界的野心，乡民无不称赞。早在三十年代在来安任职时，有一作恶多端的纨袴子弟，犯案落谢之手，此人的父亲以数千银元相赠，请谢宽恕，他断然拒绝，依法判处，因而赢得“廉吏”美誉。
程演生
程演生(1888～1955)，谱名存材，字源铨，又字总持，别号天柱外史、寂寞程生。平山程家大屋(今平山乡牛行村)人，现代教育家、考古学家。
程演生于宣统初在安徽高等学堂肄业，后留学法国，获法国考古研究院博士学位，并任该院研究员。归国后，历任杭州华严大学文学主任，北京、暨南大学教授，安徽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北大时，曾参加新文化运动，与沈尹默、陈独秀、王星拱、钱玄同等共同组织大学俱乐部；“五四”运动中，与高一涵、王星拱、邓初等分头散发陈独秀、李大钊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斥责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北伐后，出任过外交部特派员，赴法国、土耳其、阿富汗、比利时、暹罗(今泰国)等国考察教育、政治、经济，任过签订中暹通商条约专使，以及上海图书馆副董事长等职。民国16年(1927年)漫游欧陆时，在巴黎图书馆得见北京《圆明园图》，经多方周折，得馆主同意，用摄影术全部影印回国。此图系乾隆九年(1744年)画师唐岱、沈源所绘，共80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园内珍宝，尽被掠去，此图亦因之流落法国。自影印件中，可以详细揣知圆明园原貌，又使后人不忘国家痛史而奋发图强，意义显然重大。
民国21年(1932年)4月，由许世英、柏文蔚、方振武等人推荐，接任安徽大学校长，在经费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多方奔走，费尽心力，五个月恢复上课，并接纳“一·二八”事变由沪来安庆的学生就读。与此同时，兼任安徽通志馆副馆长，与馆长江彤侯一起，广搜乡邦文献，编印《安徽丛书》6期，收集明、清名家著作71种，保存了新安学派的精华，使其不致失传。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他身陷“孤岛”，蛰居租界，与李季、王独清共同编纂《中国内乱外患历史丛书》(建国后改名《中国历史研究资料》，几次再版)。为避免日军检查的危险，就向后倒填出版年月，出版发行，以鼓舞人民爱国意志。汪伪政府想利用他的威望和学术，几次派人上门逼他出来开办大学，或任更高职务，都被坚决拒绝。为摆脱汪伪纠缠，冒着生命危险，化装作书商，潜回安庆，住友人马伯瑶家中，后通过在邮电部门工作的朋友潘先连暗中帮助，护送到后方，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民国34年抗战胜利，出任安徽学院院长，36年辞职至上海。新中国建立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55年病逝于上海。
程演生生平喜爱戏曲艺术，尤爱京剧。他在安庆、北京、上海等地任职时，结识了许多京剧名流，与杨小楼、夏月润、程继仙、梅兰芳交往频繁。所撰《国剧概论》、《皖优谱》等戏曲论著，为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皖优谱》记载178名皖籍优伶的从艺简历、造诣、贡献，引用130多种书籍史料，概括了安徽500年来的戏曲历史，为研究安徽戏曲史、编纂戏曲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程演生著作宏富，除上面所述，还著有《模范文选》、《模范诗选》、《离骚讲义》、《太平天国史料》、《安徽清代文字狱备录》、《西泠异简记》、《天启黄山大狱记》、《生尸》、《圆明园图考》、《短篇小说集》、《中国清代外交史料丛书》、《长枫诗话》、《唐昭陵六马考》、《安徽艺文志补》、《石巢诗事》、《二古轩师友诗钞》、《二古轩文集》、《二古轩诗集》、《金陵掌故丛编》、《安徽丛书目提要》、《十三经名物考》、《续优语录》、《皖人撰曲小记》、《十五国游记》、《安徽通志稿》(部分卷目)、《域外访古记》、《续曲苑》等书。
赵卓
赵卓(1913～1957)，原名赵敬仁，曾用名赵鲁卓，怀宁人，语言科学家，红军时期入伍的革命干部。
赵卓1913年出生于怀宁，7岁随父到上海，先后在小学、中学和持志大学读书。求学期间，常与进步同学一起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大学毕业，翌年参加“上海青年会文艺社”和“左翼作家联盟”，为上海“左联”骨干人员。1934年参加上海“世界语协会”，主编世界语刊物《中国怒吼》和地下刊物《铁流》，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此外还担任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国际通讯工作，经常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举，介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1937年春秘密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年底毕业，被派往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派到安徽全椒县任抗日“动委会”指导员。1939年7月调任含山县“动委会”指导员。1940年春，担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的连长兼指导员，随和含中心县委行动，开始打游击。此时，曾率部参加攻入含山县城的战斗。是年五六月间，因形势发展需要，离开含山到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仪征报》社社长、华中局政策研究组组员、山东大学(解放区)教授兼预科部主任。1948年，担任华东军区长江支队淮河大队队委、副政委、豫皖苏建国学院教务长。1949年3月建国学院南下，赵卓被编入第二野战军金陵支队第四大队(文教大队)任政策研究室主任。进入南京后，任南京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部长，负责南京地区(包括安徽)的大专院校的科研机构的接管工作。5月又被任命为原国民党中央大学和政治大学的军事代表，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等机构的军事代表。9月，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建立，赵卓被调入该校任第一副教育长，主持全校的教育、教务工作。1951年调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继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5年调往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翌年又兼任“语言所”词典编辑室主任。
1956年底，研究所领导人据其患有高血压病状况安排去大连疗养，时值苏联语言学家吉洪诺夫来华，需他陪访，疗养未能成行。1957年2月8日突然发病，经救护无效，于10日与世长辞，终年44岁。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赵卓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既有旺盛的革命斗志，又有较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理论修养，观察敏锐，机智勇敢，富有策略性、艺术性。在含山县“动委会”工作期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司绍珍等一伙顽固派，总以为他年轻，设障刁难，到任不久，司就煽动“动委会”10多个工作人员一齐宣布辞职，企图逼走赵卓。他沉着机智，积极争取到“动委会”主任(县长兼)的同意，趁机批准了这10余人的集体辞职，并从含山工作团抽调一批骨干充实了“动委会”，使一场纯洁组织的斗争顺手解决。接着主持出版《含山动员报》，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群众对县党部办的《导报》长期只要钱不出报而且进行欺骗宣传表示愤怒时，因势利导派“动委会”干部带领群众到县党部和报社进行说理斗争，趁机公开砸了《含山导报》的牌子。后又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查出司绍珍重领经费等贪污事实，公布于众，并给司绍珍写了一封既挖苦又鄙视的公开信，把司绍珍搞得狼狈不堪。
赵卓对同志宽厚忠实，满腔热情。经常以自己的革命赤诚和斗争实践去影响他人。他的大妹赵英，二妹赵岚，三弟赵亚，都在抗战初期先后参加新四军和到延安抗大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在含山等地工作期间克勤克俭，每月薪给，除用于本人生活和交纳党费外，几乎都买了进步书刊和马列主义著作，供周围青年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利用职务便利掩护了许多同志，安全转移到革命根据地。有的同志负了伤，就把他们托给上海的家人照料。在南京任大专部部长和接管中央大学期间，曾针对当时“中大”师生和南京教育界、知识界迫切需要解决的“如何为人民服务”和“知识分子如何进行思想改造”等问题，作了一系列生动幽默、说理深刻的报告，对刚解放的南京教育界、知识界人员的思想提高，帮助很大。他是当时南京最受人们欢迎的报告人之一。
赵卓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早在三十年代，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宣传中国革命，就以顽强的毅力自学了世界语、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八种外文；抗日战争期间，戎马倥偬，又在马背上自学了俄文、日文和朝鲜文。建国后，在南京“俄语班”主授俄文，主编了《俄文语根速成识字读本》、《俄文说文解字读本》正续两册，于1955年和1956年先后正式出版。
郑绍周
郑绍周(1909～1958)，字本昌，艺名鸿霞，黄墩乡黄墩村郑家塝人，著名黄梅戏演员。
绍周7岁起读私塾，18岁时背着父亲和塾师，跟江家嘴卢象舟戏班学唱黄梅戏，由于扮相好，口齿伶俐，手脚灵活，嗓音甜美等天赋条件，加上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一经指点，便心领神会，只两个月教练，便粉墨登台，且一鸣惊人，轰动乡里。其父闻讯，赶往砸台和劝说，均未奏效，只好自叹“家门不幸”。
民国17年(1928年)，拜县内知名艺人陈根保为师，专攻旦行，精益求精，技艺大进。19年秋，随师与著名艺人丁永泉(名旦)、张小怪(名丑)等汇合，在小市、三桥一带巡回演出三个月，丁唱正旦，郑唱花旦，红花绿叶，相映生辉，所到之处，万人空巷。24年底，与丁永泉、王剑峰、柯砚秋等黄梅戏精英联合组班，首闯上海。从九亩地到陆家浜一带，“鸿霞”艺名无人不晓。市民及绅商各界，先后赠送软匾(锦旗)达18幅，“余音绕梁”、“音容盖世”、“艳色夺目”等等美誉琳琅满目，表达了上海观众对他的评价。
抗日战争爆发，被迫离沪，先后应邀到县内罐子窑乡班和琚光华、张光友戏班在县内、安庆、九江、大通、芜湖等地演出。民国27年，安庆沦陷，随班流落在桐城青草塥。在“抗建剧场”和串乡演出中，曾以“打花鼓”的形式演唱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国。日本投降后，黄梅戏再度复苏，郑绍周立即赶到安庆，先后在黄金大舞台和群乐剧场频繁演出，大显身手，誉满宜城。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他因患了严重肺结核病，经常咯血，难以登台，只得回乡养病。五十年代初，县文化主管部门多次为他安排工作，省黄梅戏剧团成立后，也曾邀请前往该团传艺，均因身体状况太差，未能成行。尔后病情稍有好转，扶植了怀宁、望江两县20多个业余剧团，培训了一批又一批业余艺术骨干。1958年病逝。
郑绍周既善表演，又能导演、司鼓、编剧。土地改革后，在辅导业余剧团期间，曾编写现代小戏《大生产》，生动刻划出翻身后农民的精神面貌，他自编自导自配曲，又参与演出。这出小戏在乡村业余剧团中风行一时，至今犹为人们津津乐道。
受业于郑绍周门下的人很多，已故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就是其中之一，四十年代中期，他们在安庆群乐剧场结识后，严凤英虚心求教，郑绍周乃将所有的拿手好戏如《游春》、《戏牡丹》、《春香闹学》、《送香茶》、《小辞店》等全部予以传授。严凤英成名后，一直不忘师生之谊，1954年当她得知郑居乡养病时，随即汇寄人民币40元给他治病，并专函问候，希望他早日康复。
刘贻燕
刘贻燕(1885～1966)，字式庵，石牌下街人，公路专家。
刘贻燕兄弟4人，居四。幼年随婶母(继母)至安庆，在清节堂小学、凤鸣学堂读书，后入安徽高等学堂肄业，因学业优异，学部奖给贡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选送日本留学一年，在早稻田法政速成科毕业。宣统元年(1909年)考取官费生，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嗣因武昌起义，归国效力，曾充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民国元年(1912年)复赴英留学，8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11年在大渡口创办工业专门学校任校长。后“工专”并入安庆第一中学，继任一中校长。15年到北京，任农业大学测量教授、北京大学英文讲师。16年后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浙江省水利局局长、杭州铁路局副局长。
民国21年，任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兼任安徽省公路局局长(23年辞去兼职)。任职期间，为安徽公路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接任前，安徽的公路只有安庆——潜山——太湖和安庆——合肥修有土路，还未全通。山区货物，全由农民肩挑背驮和独轮车运输。接任后，主持修筑公路31条，计4000余公里，其中有碎石路面1400余公里，土路面2500余公里，建立了省内交通网，并完成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从而发展了安徽的交通运输事业。
27年到重庆任经济部专门委员。翌年任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校长。29年任西康省建设厅厅长，主持修通康(西康)滇(云南)公路。35年回安徽，任救济总署安徽分署署长，兼任安徽省建设厅厅长，主持修复省内几条干线公路。37年任黄泛区复兴局局长，修复黄河缺口。建国后，1950年在上海扬子木材公司任稽核。1951年在中交部中国建设总公司上海办事处任帮工程师。1953年在中央建筑工程部上海建筑队、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工程师。1956年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66年4月病故，终年82岁。
刘贻燕在英国留学时，娶英国女子布鱼克斯氏为妻，解放后其妻独身回英国。所生二女，先后去美国定居。
潘伯鹰
潘伯鹰(1903～1966)，原名式，字百英，后改名伯鹰，自署凫公、寂娱学人，晚年号有发翁，石牌上街人，现代书法家、诗人。
潘伯鹰出生于石牌。母早逝，父远在北京为官，寄养于舅家，读私塾多年。民国7年(1918年)至父处，旋即考取北京交通大学。该校吴闿生教授，是桐城派文人，对伯鹰文思敏捷十分激赏，所作诗词，常与之推敲损益。交大毕业，公费赴日留学，归国后在交通部任职员。
民国17年春，目击时艰，发表过激烈言论，被投入沈阳宪兵司令部监狱，坐牢4个月，由章士钊营救开释，出狱后写成《南冠草》1卷，揭露黑幕，发表于《学衡杂志》。
一次，好友吴宓谈了一个爱情悲剧故事，触发了他的小说才情，写成小说《人海微澜》，以凫公笔名，连载于天津《大公报》。小说情节凄婉曲折，文坛震动。吴宓为小说作序，称作者可与曹雪芹、沙克莱(Thaeigy)媲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将它改编成电影《春水情波》上映。以后，陆续写了长篇小说《隐刑》、《生还》、《雅莹》，短篇集《残羽》等，并印成单行本。其得意之作仿唐人小说《蹇安五记》，以文言描写现代生活。书一出版，托好友曹聚仁转送鲁迅一册，鲁迅看后颇为赞许。后还写有杂文《冥行者独语》、《中边录》等篇。30岁以后除为《经济日报》写过长篇小说《海王星历险记》外，没有再作小说，创作的情趣转向书法。
30年代初，任教北平辅仁大学，教《法国小说史》和宋诗，兼《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编辑，经常接待从事创作的青年，自己却转向写诗。他的诗大半走宋诗的路子，又得益于唐代杜甫。但师古而不拘古，勇于创新，喜用新题材而以旧形式写出。如《滑冰》、《拾煤核》等，既无典可引，又难于藻饰，居然成为名篇。此时书法益工，擅长唐碑，宗褚遂良书体。北平琉璃厂书画铺还请他开了“笔单”(即写字出售的价目)。
抗战时由上海迁家重庆，任中央银行秘书。工余时间专攻书法，与书法家沈尹默往还颇密，同时撰写了不少论书法文章。还与潘学固、曾克耑一起举办一次书法联展，轰动山城。他还组织起“饮河诗社”，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加入，响应者直达万里之外的侨胞。他既有艺林多面手之称，又有狂人之号。于客厅中榜书：“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此室。”为人写扇，上款下款相平，以示不居人下。
抗战胜利后，东还上海，任教暨南大学。1949年4月，国共和谈，充任南方代表江庸的随员赴北平，被推为和谈秘书长。和谈决裂，出走香港，寄寓章士钊家中。9月，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潘伯鹰荣膺特约代表，并参加了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浏览了他的诗作，且当面赞美。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音乐学院教授，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市人委参事、市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委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他区分了不少真赝文物，保存了许多书画古籍珍品；与书法巨擘沈尹默切磋书艺，写出小楷字帖，被选作中、小学书法教材(1984年再版发行)；多次去“青年宫”书法学习班，给青年们讲授书法知识。
1966年5月25日，在上海逝世。他的遗著，除上述外，1962年写成的《中国书法简论》已经再版。1982年新加坡风云出版社拓印了他所用的印谱。一生诗作抄本12卷，共1099篇，取名《玄隐庐诗》，临终前托付给友人出版。一生学术成就，评者说：“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小说第四，鉴赏第五。”
夏澍
夏澍(1904～1967)，原名夏余贵，又名夏爱生，安庆北郊苏家坑夏家老屋人，3岁丧父，家境贫寒，衣食无着，靠母亲做杂工苦度岁月。13岁时为皖省苦儿院收养，并学完初小、高小各种课程，于民国11年(1922年)秋毕业。后考入安庆同仁医院(美国人办)学医，参加了“非基督教”运动和学生运动。14年底(1926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5年春在薛卓汉的组织下，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到安徽，即被派往皖西，后又转到鄂东搞农民运动工作。翌年大革命失败后，从老家赴南京，考入国民党军政部在北京的陆军军医学校补习医科，20年至27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军医6年，27年至30年在安徽省立医院任医师3年。此时因不满国民党的腐朽统治，遂抱着“独善其身”的主张，离职到六安毛坦厂，后又转到怀宁高河埠开设私人诊所直至解放。
夏澍是怀宁最早的西医之一，是抗战后高河一带的知名西医。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在开诊所期间，态度和蔼，来者有求必应，贫者不计报酬，尽力医治，深受群众爱戴。
建国后，先后任怀宁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县卫生院院长、县卫生科副科长、县医药公司副经理、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卫生院、卫生科任职期间，在建立健全农村卫生医疗组织、发展卫生队伍、培养卫生人员、提高医疗技术等方面，经过不懈努力，均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怀宁民主建政方面，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丁永泉
丁永泉(1892～1968)，艺名丁玉兰，因排行第六，人称丁老六。总铺乡丁家嘴(今属安庆市郊区)人，著名黄梅戏演员。
丁永泉12岁参加半职业黄梅戏班学打小锣，13岁拜叶炳池为师，勤学苦练学唱花旦4年。18岁正式搭班唱戏，在怀宁、桐城等地崭露头角。复从唱做俱佳的胡普伢学艺，获益颇多。二十四五岁之后，演技精进，有“南程北丁”(江南数程积善，江北数丁老六)之赞。常年随班在怀宁、桐城、东流、贵池农村中流动演出，丁老六的名字，在这些县几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民国15年(1926年)，组班进入安庆市区演出，成为黄梅戏进城的先行者。在广大观众的支持下，战胜了反动势力的迫害(为唱黄梅戏他在解放前被关押过8次)，使黄梅戏在安庆市占领了舞台。24年底(1936年2月)，又带班首闯上海，在九亩地、陆家浜、太平桥、新北门等地演出近20个月。在演出中大胆探索革新，虚心吸取姊妹剧种的表演艺术，移植了一批剧目，为提高黄梅戏表演艺术和丰富上演剧目，做出卓越的贡献。26年抗日战争爆发，9月，离沪回里。此后便在安庆和附近诸县农村演唱。
丁永泉以嗓音圆亮、行腔流畅、吐字清晰、表演细腻著称，誉满大江南北。他能演多种旦行，以正旦见长。在《乌金记》、《鸡血记》、《罗帕记》、《岳州渡》、《告粮官》等剧中饰演5位不同性格的陈氏，均各具特色。在《何氏劝姑》中饰何氏，则以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紧扣观众心弦。著名黄梅戏演员潘泽海得其亲授衣钵，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也曾得其教益。
解放前，艺人社会地位低下，而他不顾世俗偏见，动员已在上海灯泡厂做工的女儿丁翠霞回皖学唱黄梅戏；两个儿子也从小学戏。至今他家三代，已有10多人从艺，堪称黄梅戏世家。
安庆解放后，他年近花甲，还带头组成黄梅戏民众剧团，并热情支持戏剧改革，积极参加排演新戏。土地改革时，在《仇深似海》中扮演农民孙世祥之母高氏，到市郊演出，受到热烈欢迎。1953年4月调到省黄梅戏剧团，先后获华东及省戏剧观摩大会表演奖。1958年调到省艺术学校任教，教学认真，艺德高尚，有长者之风。是年，周总理在合肥江淮大戏院接见黄梅戏演职员，他参与接见及合影。
张海舟
张海舟(1947～1969)，高河镇高河村人，革命烈士。
张海舟，1947年12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66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前线6412部队直属工兵营加工连服兵役。历任战士、班长。196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部队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因而迅速成长。在一次国防施工中，由于作业地段险峻，脚站不稳，腰伸不直，时间过久，体力不支，从几米高的作业架上摔到地面，腰部砸到方凳上，当场昏迷。苏醒后，领导和同志们劝他休息，他笑笑说；“没关系只翻了个筋斗”，忍痛坚持施工。当他看到一位新同志要在地处悬崖的六米高的吊杆上安装十来斤重的铁滑轮时，即抢上前接过滑轮说：“这危险，还是我来!”副连长在一根伸向海面的横木上搭制作业架，海浪冲击横木，摇晃不定，既累又险，他迅即替换下副连长干了起来。
为反侵略战争需要，张海舟所在部队成功地进行了多种应用地雷的试验。一次，他提出试制一种新型水雷的建议，他说：“我们光有地雷还不够，还要有对付敌人炮艇、兵舰的水雷。”党支部批准了他的建议方案。经过20多次的反复试验，应用水雷终于试制成功。1969年6月23日下午3时，在海面上正式试爆。排长宋幼林和张海舟一起，把水雷装置在海面上，但意外掀起的激浪，把代替敌艇的方木推向一侧，拉绳紧紧地绕住水雷，发生了故障。先是排长排除，但未引爆。张海舟看到夕阳西下，渔船即将回港，如不立即爆炸，直接威胁着渔民兄弟的生命安全；如果推迟试验，水雷万一漂出外海，后果更难以设想。顿时，他热血沸腾，置生死于不顾，就向水雷奔去。正当张海舟排除故障的瞬间，水雷意外发生爆炸，23岁的年轻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6412部队党委决定追记张海舟一等功，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张海舟学习。怀宁县革命委员会也作出决定：在全县军民中开展宣传、学习张海舟烈士英雄事迹的活动。
陈撄宁
陈撄宁(1880～1969)，原名志祥、元善，字子修，后喜道教，乃用《庄子》中“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的意思，改名撄宁。祖籍怀宁洪家铺新陈埂，迁居安庆苏家巷，后离家居上海。他是我国现代著名道教学者和道教著作集大成者。是全国第三、四届政协委员。
陈撄宁自幼聪颖过人，12岁就读完四书五经，13岁学作应试文章和诗词歌赋，人皆称他才华出众。初次参加县试，因他平时阅读《时报》、《盛世危言》等书报，故作文中对清廷有国弱民穷的议论。幸主考官为撄宁父亲的好友，将考卷抽出。其母为此忧虑成疾，撄宁说：“母亲请不要难过，下科保中。”果然，下届考中秀才。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他考入安徽法政学堂。因勤奋过度，得“童子痨”症，医生对此束手无策。为了寻求却病延龄之法，就随叔父学医，研读《黄帝内经》、《扁鹊难经》、《伤寒论》等医家著作，由此得知古代医学与气功锻炼有密切关系，并亲自试验，使原来极度衰弱的身体渐有好转。又经研读有关道教典籍，感到其中包含很多哲理，如明代李时珍对道家内功，就持赞赏态度。为探讨道家修炼养身功夫，29岁时，历游九华、武当、崂山等名山胜迹，求师访友，穷研仙道之学。后在安徽怀远曾遇一道长，相聚两旬，论证修炼功夫，得益匪浅。
因古代修炼著作，十之八九收入《道藏》，乃于民国2年(1913年)长住上海方斜路白云观，逐篇阅览明刊《道藏》5300余卷及续刊180卷。明刊《道藏》问世500余年，能将它作学术研究而又能全部阅览者，仅撄宁1人。阅后著有《四库全书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文稿。
民国6年，编写《道藏分类目录提要并索引》，为查阅《道藏》者提供方便。
三十年代，任教上海仙学院，主编《半场月刊》、《仙学月刊》，对道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同时对卷帙浩繁、深奥难懂的古代道书择要诠注，著有《黄庭经讲义》、《孙不二女丹诗注》、《灵源大道路白话注解》等。民国34年，积数十年研究之所得，撰成《静动必成》文稿。为使读者理解，又就文中要点列出问答数十条，定期讲解。听者锻炼后，各有不同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他应上海市卫生局之邀，多次到气功研究所讲解气功理论。1953年被浙江省文史馆聘为馆员。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后，历任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等职。
1961年中国道教协会设立研究室，在他指导下，主持编写了《中国道教史提要》。这一时期，他著有《道教起源》、《史记·老子传问题考证》、《太平经的前因后果》、《教理概论》、《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等。晚年研究动静修持，主张由后天神气合一，返回先天性命，再使先天之性命合一，归本于清静自然。这方面著作有《静动总说》、《老子第五十章研究》。
1969年5月25日，陈撄宁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其骨灰葬于北京白云观。
邓季宣
邓季宣(1893～1972)，白麟畈(今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现代教育家。
邓季宣出身于书香门第，是著名书法家邓石如五世孙，教育家邓艺孙第四子。民国8年(1919年)赴法留学，勤工俭学9年，先读中学，继在里昂大学文院肄业，后在巴黎大学哲学系毕业。17年后，历任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四川女子师范学院、安徽大学教授，安徽省督学，安徽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宣城师范学校校长。
抗战初期，任国立第九中学校长。“九中”是一所为安置安徽籍流亡师生而设立的临时中学，地址在四川江津县的德感坝。他想方设法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任教，同时向学生提出“民族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三大原则。加强民主管理。
对当时遭国民党当局残酷迫害的进步学生，邓季宣均尽力加以掩护，对混入学校的特务身份的学生，则设法清除。有一次，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派可疑的学生9人至“九中”，他始终拒而不纳，遭到陈立夫的忌恨，制造种种借口，指使当地宪兵将他拘禁，并撤了他的校长职务。他被撤职后，一家5口人，生活极端困难。陈立夫又派爪牙引诱他去教育部任督学，他严辞拒绝。宁愿卖字为生，决不屈从。不久，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调任安庆女子中学校长。
解放后，任南京国学图书馆、南京市图书馆和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和研究员。1962年与兄以蛰一起将世代相传的“邓石如金石书法”墨宝，无偿地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1972年在安庆病逝。
1957年反右中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得到改正。
洪传经
洪传经(1906～1972)，字敦六，号还读轩主，晚年又号盾叟，高河埠陈竹园(今高河镇永丰村)张同茂屋人，现代经济学家、诗人。
洪传经出身于小官宦家庭，自幼刻苦好学，7岁就能出口成诗，曾口吟《望月》：“天上大月亮，我就推窗望，月亮你快来，何必在天上。”15岁随父游大观亭，学做七律一首，有句云：“碎红乱点花如笑，新绿平铺草欲流。”为桐城方守彝、姚永朴等父老所称道，说他“出语隽秀，长大致力，必有所成”。以后又得陶行知、陈独秀的教育。18岁考取中央大学(南京)，民国19年(1930年)大学毕业后，即赴英、法两国留学深造。21年在法国帝雄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2年被选为国际学生会副会长，旋即周游法、英、德、意、比、荷、卢、瑞等国。7年后取道欧洲回到国内，先后掌教于安庆、长沙、成都、兰州各大学，兴贤育才，名重一时。
洪传经青年时代，就抱负很大。22岁生日，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为他绘像，他赋诗答谢说：“亦知花好要人扶，别有风神入画图，自笑自怜还自寿，从今不负此头颅。”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看不惯官场恶习，每有诗歌发之吟咏。郁达夫(爱国志士)执教安大，被国民党下令通缉，他予以护送脱险，并赠诗云：“鸱吓狼贪何日了，与公再结未来缘。”抗战期间，在成都大学任文学院长，适逢义演筹款抗日，剧目是《生死恨》、《凤还巢》。邓锡侯(时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嘱秘书撰联，要表出两戏名，并要雅俗共赏，秘书转请洪传经代撰。联云：“不出力，便出钱，慷慨激昂，歼敌才消《生死恨》；欲同归，且同乐，欢欣鼓舞，为君试唱《凤还巢》。”这不但表现出他的才气之盛，也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
1955年在执教兰大时，有一教授，以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为政治课本授课，学生提问，该教授茫不知对。学生转询传经，传经为之一一剖明，某教授因感有损威信，十分恼火，谓传经篡改毛主席著作，上报中央，意在进行政治陷害。幸中央明察，不予究问，风波渐行平息。然他心气难平，即辞职南返，卜居杭州，寄情山水和著述。在经济学方面已出版的有《工团论》、《高等财政经济学》等，在文学方面有《黄叶集》、《长啸集》、《中庸研究》等尚未付梓。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杭州屡受冲击和迫害，处境十分困难，但仍坚持写诗，《长啸集》中的诗篇，就是此时写成的。
1972年，洪传经在杭州逝世，其时子女不在侧，由其生前学生萧山周明道为之殡殓，营葬于萧山周家湖周家后园。其后数年，拨乱反正。周明道乃发其遗作，重为辑校，汇成《敦六诗存》及《集外集》各1卷，1984年铅印二百余册，分赠传经生前友好及有关院校藏书馆。
邓以蛰
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白麟畈(今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现代美学家、美术史家、教育家。
邓以蛰是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五世孙，教育家邓艺孙的第三子。少时“资性高逸，思致幽眇”，家承艺苑，收藏极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宣统三年(1911年)回国。
回国后，任过安庆陆军小学日文教员、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民国6年(1917年)赴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特重学习美学。从大学到研究院，共学习了6年，是我国留学生到欧美系统学习美学的先行者之一。在西方美学家中对他影响较深的是克罗齐、黑格尔。
民国12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面在大学授课，一面积极投入鼓吹新文艺的活动，在《晨报副刊》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的文章，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为民众的艺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3年5月8日，他和鲁迅在现在中山公园会面，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鲁迅日记》曾有记载)，深受鼓舞。他后来所发表的文章表明，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阵营一边的。文章汇成《艺术家的难关》一书，17年由北京古城出版社出版。
民国16年到厦门大学任教，17年转至清华大学。22～23年出游西欧意、比、西、英、德、法等国，访问很多艺术博物馆，并在巴黎大学学习半年，又一次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实地考察西方艺术，归国后写成《西班牙游记》一书，25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书中对西方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社会状态，有褒有贬；对祖国伟大文化传统常常流露出自豪的感情。
自欧洲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潜心从事中国书画及其美学理论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写成《画理探微》、《六法通铨》、《病余录》(未写完)。26年还写了《书法之欣赏》，此文原定要写书体、书法、书意、书风4个部分，实际只写了前两部分。虽篇幅不大，但内容精粹，与他同时的美术史家滕固评论为：“基于现代学问作明晰周详之发挥，无疑是对广大人士之一种有价值的指示。”此后由于长期患病，除在大学继续讲授中外美术史和美学课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著作，直至解放。
解放后，先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院系调整后又转至北大哲学系。对新社会充满热爱，在患有严重肺病的情况下，仍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并努力用《实践论》的观点来解释中国艺术的发展，写成《中国艺术的发展》长文。嗣后还陆续写了《关于国画第一篇》、《画法与书法的关系》、《(艺术家的难关)的回顾》等文章，均发表在国内报刊上。1962年他把家中珍藏的邓石如大量书法篆刻作品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嘉奖。
郑之有
郑之有(1934～1973)，黄墩乡方嘴村人，革命烈士。
郑之有雇农出身，1953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编入铁道兵团赴朝(鲜)参战，8次立功受奖。195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转业到铁路部门，1963年任工长，1968年任天津铁路桥隧大队一分队副指导员、党支部副书记。
郑之有在铁路10年工作中，艰苦朴素，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1963年8月，在津浦线独流至良王庄地段抗洪抢险，同工人一起，冒雨奋战20多个昼夜，抢修了三大险处，被评为抗洪模范。1971年12月28日，为排除爆破中塌下的一块大石头，带领两名工人进入隧道，突然隧道侧壁土石塌落，把他们3人压在底下，当人们跑来抢救时，郑之有喘着粗气说：“先救他俩……要紧!”出隧道，叫人送负伤的两个工人去医院抢救，自己却坚持留下，与工人分析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训。
他关心职工生活，并且十分注意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冬夜，帐篷里冷气逼人，就把自己的棉大衣盖在别人身上；夏日，工地骄阳似火，将清凉饮料送到工人手里；有人衣服破了，便悄悄地帮助补好，有时乘公休日带回家中让妻子缝补；有的工人不安心本职工作，他耐心说服，讲自己在朝鲜战场的经历，讲铁路运输在建设和保卫祖国中的重要作用，安定工人思想。
1973年6月底，一分队赶在汛期前完成了京包线沙河大桥的施工任务，由于工效提高一倍，为国家节约投资3．50万元。7月1日，天阴雨下，洪水即将来临，当时一分队任务是养护桥上路线，搬运堆积河道中的物资器材。第二天夜里，降雨量达270毫米，3个小时河水竟上涨3米多，并以每秒钟500立方米的流量咆哮而下。此时的郑之有患病在身，却瞒着大家和工人一起，冒着瓢泼大雨，强拆河滩上的铁路便线，打捞河边器材……3日凌晨5点钟，原堆放在河沿上的一垛枕木被洪水卷向主河道，郑之有一见，立刻大喊：“快!快截住这垛枕木！”随即猛冲过去。工人王俊、张洪山闻声也跟着冲了过去，3人竭尽全力将这垛枕木推向岸边。突然，张洪山被卷进深水，王俊急忙去救也滑入深水中，在这紧急关头，郑之有毫无顾忌自己不习水性，毅然扑向激流，拉出了张洪山以后，又用尽最后的力气，把王俊推向浅滩，而自己却被汹涌的洪水卷得无影无踪。人们焦急万分，沿河呼寻，直到4日下午，才在大桥下游3里多地找到他的遗体。郑之有牺牲后，上级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追记一等功，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汪永洁
汪永洁(1893～1978)，江镇乡江镇村车形人，陶行知教育思想实行者。
汪永洁少年读私塾，后毕业于安庆高级师范学校。时值国共合作，挥师北伐，他怀着对革命赤诚之心，与好友陈淡如、胡应美参加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柏烈武部，随军前进到河南。蒋介石闹分裂，清除军中进步人士，便离队避居故里，决心办学，启迪民智。民国16年(1927年)秋创建车形小学，得到他的好友、热心教育人士陈化奇、操震球的支持。陈化奇联络省教育厅督学孔宪成、科员郭让伯及建设厅科员夏赓英，组织旨在扶助车形小学、发展乡村教育的“车形乡村教育推进社”，研究并报道“车小”生活、教育的实践经验。汪永洁在“车小”积极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既重视各科基础知识的课堂教学，又重视课外的各项实验活动。他是课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带头人，泥里水里教耕耘，田里地里教播种，织布机旁指导学生学织布技艺，藤器工厂里为学生讲产品质量。造林、制酱、养鱼、养蜂、种菜等都是学、做结合，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获得很多基本知识。
任“车小”校长时，兼教数学课，当时学生中有不少是从私塾转来的，无数学基础，由于他教学得法，数学成绩也能急速赶上。学生升学成绩优异，深得同行和学生家长的称道。
三十年代初，晓庄师范被封闭，他受到震动，意识到教育救国，毕竟是书生幻想，从此，遂结合教学，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常与学生合唱“光杆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一类歌曲，认为只有联合工农解决政权问题，才能办好进步教育。
民国28年车形小学改为太下乡中心国民学校，汪永洁为培养农艺人才，于29年在“车小”基础上创办“彻行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彻行”的意思是彻底实行陶行知教育思想)。35年增设高农。为怀宁及邻县培养不少农林建设人才。
在“车小”、“彻行农职”任校长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薪给待遇教师从优，自取从薄，生活始终艰苦朴素。
建国后，1949年12月被选为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0月被选为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2年“彻行农职”停办，调任风阳农校副校长，后调任省文史馆馆员。1969年退休返里，1978年病逝，享年85岁。
宋瑞卿
宋瑞卿(1890～1980)，怀宁人，知名西医。
宋瑞卿出生在怀宁农村，两岁丧父，8岁随母入安庆清节堂，在私塾、小学读书。后从潘箬泉学习中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安庆同仁医院学习西医。后因该院停办，进圣保罗中学读书，入耶酥教。宣统三年(1911年)同仁医院复业，复进该院学医。民国4年(1915年)由医院介绍至湖南湘雅医学院任管理员，后以半工半读方式入雅礼大学与湘雅医学院深造。16年后任九江红十字会医院医师、院长。26年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军医、军医主任。34年回安庆，任省立安庆医院内科主任。解放后，任安庆中心卫生院(后改为安庆地区医院)第一任院长。
他于1953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任农工民主党安庆市筹委会委员、主任委员，省、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安庆地区医学会主任委员。1980年7月病逝，享年90岁。
宋瑞卿为创办安庆地区医院作出了重要贡献。安庆解放前夕，安庆医院中一部分医务人员，随国民党军队逃往江南，而当时任内科主任的宋瑞卿，却率领30余名职工，坚持留守，等待解放。在解放军围城的情况下，院内少数人提出要私分医院的财产和药械，他据理力阻，并与主管医院总务的张伯年一起，率领职工，日夜守护医院，安庆刚解放，他们便主动将院内全部财产向解放军代表一一作了移交。这批珍贵的“家业”，为后来建立安庆地区医院奠定了基础。
宋瑞卿医术精湛，擅长内科和儿科，在安庆医务界享有较高声望。他医德高尚，对病人认真负责，担任院长期间，无论是院内抢救病人，或者病家要求出诊，都是有求必应，随请随到，深受群众称赞。
姚奎甲
姚奎甲(1913～1983)，原名汪礼长，桐城县童铺乡人，农民出身，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抗战期间，他是开辟怀宁百子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1944年2月，姚奎甲受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指派，率桐怀潜大队八中队20多名战士来到百子山，先后担任八中队指导员、中共百子山区委委员和代理书记，负责全区(包括百子山、海口洲)的武装工作。
姚奎甲进山后，即和区委书记王进臣、委员毛祯祥等一起，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团结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斗，狠狠打击敌、伪、顽反动势力。1944年春，姚奎甲指挥战士，撵走了山里土匪马小李部、国民党郝文波一个小分队；同年夏，带领短枪班战士到海口洲，一举拔掉河口伪军据点，全歼守敌，缴获长短枪11枝；7月，带领短枪班战士在海螺山镇压了汉奸、号称“四大金刚”首领方理高，在王家冲镇压了汉奸曹江水；12月，带领便衣小队在石门湖柴凸打了查佩卿(国民党军统组长)的特务队，缴获德国造短枪3枝；同月，率短枪班战士在石库渡口当众镇压了为非作歹的伪第三区区长陈家密；又“抓紧时机，在长安岭、女儿岭打过几次日军”。姚奎甲这些举动，安庆、怀宁为之震动。汉奸、特务闻风丧胆，反动气焰大为收敛。一些中小奸邪则慑威投案自首。一些伪乡保长主动与游击队接近，为之“通风报信”。与此同时，他和区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当地武装。1944年9月，地方游击队发展到150多人，有长短枪120多枝。游击队战士，日夜活动在百子山、石镜山、独秀山、海口洲、官洲一带，寻机打击敌人，保卫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1944年四五月间，新四军五师挺进十八团200余人，在团长张海标率领下，从大别山来到百子山，经海口洲渡江顺利到达江南。区委先后为新四军扩充新兵160多名，也从百子山输送到花山。至此花山、百子山、海口洲、江南已联成一条较安全的交通线。
1945年上半年，由于日军、建国军(伪军)加紧对百子山的“扫荡”和“清剿”，加上混进游击队、地下党内部少数不纯分子通敌、投敌，使百子山地区党的组织和人民武装遭受很大破坏。不少同志惨遭杀害，姚奎甲本人也先后两次被日军、建国军包围(均突围脱险)，其妻被月山建国军逮捕关押(被人救出)。姚奎甲面对险恶形势不动摇，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带领游击队战士，时东时西，与敌周旋，白天分散活动，晚上露宿山头，在群众掩护下，坚持斗争，终于拖住敌人，保住了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初，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在贵池召开会议，布置所属各县武装撤离沿江地区。姚奎甲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的当天，即赶回百子山，组织撤退。9月4日，率领百子山地区部队和工作人员80余人进入大别山，并和张伟群、杨震组成大别山工委，领导新的斗争。
1948年11月，姚奎甲在桐怀潜进行军事活动时，曾挂名怀宁县长。1949年2月，中共怀宁县委、怀宁县人民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怀宁县大队大队长(后为副政委)和县委委员，支前、剿匪，屡建功绩。7月，调皖北党校学习而离开怀宁。
汪永跃
汪永跃(1939～1984)，高河人，革命烈士。
汪永跃于1960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安庆市迎江区木工厂、安庆地区杂技团和皖江影剧院当工人。在杂技团，不论是从事节目道具的制作，还是搞大篷安装，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受到演职员的赞扬。在皖江影剧院，负责物资保管，进出帐目，清清楚楚。1974年，在负责皖江影剧院复建的施工任务中，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想方设法，保证施工质量，节约施工材料，仅铺盖屋面板一项，就为国家节约上万元资金。他对工作积极热忱和充满高度责任感并非表现在一时一事上，早在1957年，在参加治理皖河的劳务中就曾荣立一等功，1960年至1970年先后多次荣获机关奖状和表彰。
他是侨属，其父解放前在上海洋行帮工，后跟东家到香港和在外轮上当厨工，现定居美国纽约。在给其父亲信中，总是热情介绍祖国的建设成就和党的侨务政策。正当他全家都已办妥赴美定居手续、不日即可启程的前夕，皖江影剧院宿舍楼一场意外的火灾发生了，那是1984年8月15日晚五楼一家住户违章倾倒液化气引起的。顷刻间，大火熊熊燃烧，很快蔓延开来。汪永跃发现后，奋不顾身，直冲五楼，不顾别人的阻拦，毅然跳进火海，用尽全力拉开被大火堵死的卫生间房门，力图切断气源。这时，一声巨响，液化气钢瓶因高温引起爆炸。他被燃烧的气浪所击倒，造成特大面积的严重烧伤。省政府、行署、地委侨办及有关部门多方组织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8月20日不幸逝世。为了表彰他临危不惧、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行为，安徽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葛冰如
葛冰如(1897～1984)，名世洁，笔名凌寒。黄龙葛家湾(今黄龙乡小畈村)人，女诗人。
葛冰如5岁随父葛天民就读芜湖清水河镇。9岁父殁，随母回乡，寄居潜山叔父家中。10岁自学文字，15岁工女红，知琴，善画，能作诗词。17岁入江苏高邮女子师范，学习现代科学，并与在陆军任职的高邮丁鸿飞结婚。2l岁，鸿飞病死，留子丁甲。从此抚孤事母，以教育为终生事业。23岁随母返安庆，任教安庆师范附小8年。32岁至40岁，任教安庆女中，兼师范附小校长。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至桐城罗家岭任教东南中学。27年春参加二十六集团军妇女救亡工作团，随军入川。不久，发现这支国民党军队并非真心抗日，毅然离去，到成都天府中学仍当教师。29年，因母极度盼念，乃回安徽，任教霍山师范、桐城黄家铺二临中、潜山王家河东南中学、怀宁黄龙舌怀中分校、卓湖中学。34年患奇病，饮食锐减，历时4月，仅食米9斤，仍坚持上课。同年秋母亲病逝后，整理前半生诗稿，共3000余首，删存700多首，取名《凌寒阁诗选》，石印100份，分赠亲友。35年后，任教安庆高中。建国后任教安庆女中、二中，1962年退休，1984年病逝于安庆，享年87岁。
葛冰如21岁丧偶，41岁又遭国难，流浪到四川，心境一直是悲凉的。她事教一生，执教之暇，大量写诗，诗中充满了悼亡、思母与忧国的深情。现存的《凌寒阁吟草》共收诗602首，不用生词僻典，以常见语汇力求写出丽句，风格与范石湖、杨诚斋为近。《安徽名嫒诗词征略》收录她的诗三首。
葛冰如为人慈蔼笃重，每到一校，师生关系亲如骨肉。在天府中学时，分微薄薪给，接济困难学生；她教学任务过重，致成体弱，诸生中有秘送参茸者，不留名而去；离成都时，师生千余人合影留念，学生整队送行30里；临终前学生方竚、方敏等集资排印她的诗集，作永远纪念。
程起来
程起来(1952～1985)，又名丁杰，三祝乡檀桥村人，医德高尚的人民医生。
程起来出身于农民家庭，6岁起，上小学读书，1964年考入秀山中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乃离校回家务农。
1968年，在檀桥大队担任赤脚医生。他热情服务，送医上门，深受群众称赞。197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72年3月，被录取县卫生训练班，勤学苦练，以满分成绩毕业。
1974年8月，被分配到县医院放射科工作。上班不久，为了使做钡餐透视的病人减少空腹挨饿痛苦，就提前两个小时上班，增加开机时间，病人随到随做，常常忙着顾不上吃早饭。他的身体嗣后日渐消瘦，有人劝他改行，他总是回答说：“事情总要有人做。”没有要求调离岗位。直到1979年，白血球降到二千多，才被迫调离放射科，改学牙科。
1980年，程起来从合肥进修牙科返院，主持口腔科工作，1984年正式任命为口腔科副主任，面对众多牙痛病人，他规定自己，宁可下班迟点，也得给病人及时治疗。1983年秋的一天，为一位老奶奶做拔牙手术，不料手术后，出血不止，老人血压增高，他亲自扶老人去病房，寸步不离，通宵守护。一位病人问他：“你母亲什么病?”老人噙着泪水接过话茬：“我不是他母亲，他比我伢还好！”有位望江县老人患牙髓炎，手术后血压不稳，他将老人留住家中观察，待若亲人。
病人遇到其他困难，也悉力相助。病人拔牙心慌，便端来糖水、麦乳精；病人缺钱，他接济。3年多时间里，得到他帮助的不下百人。一位教师在留言簿上这样称赞他：“医院有了程医生，这是广大群众的幸福。”
一天早晨，他来到一个肉摊旁，想买半斤肉，不料却遭到白眼。当夜10点多，一个陌生人来敲门，说牙痛得厉害。他迅速来到治疗室，一看就是那位摊主。手术椅上，病人大惊：“你是医生?我早晨……”他用手示意：不要说话，治病要紧!术后才说：“早上的事算了，往后不能看人卖肉，更不能瞧不起半斤肉的钱。”对方羞愧满面，此后，经营作风大变。
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从事口腔科工作，体质也越来越差，频繁感冒，食欲减退，肝区隐痛，但仍坚持上班，一天深夜，昏倒在地，手中还拿着一副没有完工的全口牙。
1985年3月，病情恶化，被送到省立医院检查，诊断为肝癌晚期。在合肥治病期间，他忘我地工作：科室用的器械、药品，一一采购；弹性打样膏、牙托水、牙托粉，市场紧俏，特地赶到进修过的牙防所请求援助。当年的老师、所长得知他的病情，深为感动，破例满足了他的要求。
回到医院，嘱咐口腔科两个青年，要他(她)们大胆实践，并希望将他的“一次干髓疗法”接下去实验(他创造的“一次干髓疗法”已有60多例成功，拟在成功百例时发表论文，终因早逝未能如愿)，全部资料和数据，一一交代清楚。
4月24日，程起来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他对家人说：“感谢党……遗憾的是我不能为党工作了……”他要家人为他代交党费。入党12天即5月6日不幸逝世。
程起来的先进事迹，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安徽青年报》、《安庆报》、《党员生活》、《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先后作了报道。
杨石先
杨石先(1897～1985)，原名绍曾，怀宁人，我国现代化学家、教育家。
杨石先出身于一个没落封建官僚家庭。其曾祖父在清朝做过四川学台、国子监学官、翰林院学士。祖父做嘉兴知府，迁家杭州。6岁时，其父任职山东，家迁济南，入私塾读书。11岁，全家又迁天津，他就读天津民立第二小学。
宣统二年(1910年)，小学毕业，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经8年苦读，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高等科。民国7年(1918年)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学习，翌年改习化学。10年取得应用化学学士学位，进入研究院。12年获有机化学硕士学位回国。
回国后，执教于天津私立南开大学，与邱宗岳教授通力合作，担负着全校化学课的教学任务。18年，得校方资助，再次赴美深造，在耶鲁大学任研究员。20年获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继续执教南大。
26年芦沟桥事变，战火蔓延至天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筹组西南联合大学。他辗转南下，于翌年4月抵达昆明，并立即投入联大筹建工作。
在西南联大，被推为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32年担任教务长。
34年抗战胜利前夕，赴美考察教育，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教授研究员，因工作出色被选为美国“化学荣誉学会”会员。36年，当他准备回国之际，该校研究院院长以中国正在打仗为由，进行挽留，他婉言拒绝，毅然回到祖国。回国后，先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后代理校长。37年冬，解放军进逼天津近郊，一些人相继南去，他几次谢绝别人劝行，坚持等待解放。
1949年1月，天津解放。9月，他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又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后，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1954年9月，受到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他向总理汇报工作，并请求解决兼职过多问题。后来他遵照总理的指点去做，学校行政工作处理得果然妥善，科研工作也能顺利进行。1960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石先在农药科研中，成绩显著。50年代初，他发现国际上农药研究有从无机农药向有机农药过渡的趋势，于是在国内倡导并率先实践有机农药的化学研究，开始合成一系列新的植物激素。1956年，又着手研究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有机磷化学。是年，参加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并受周总理委托，担负起农药研制任务，1958年，毛泽东主席到南开视察他创办的“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1963年，在参加我国第二次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会议后，又一次接受周总理委托，创建我国高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南开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研制出磷32、磷47、灭锈一号和除草剂一号4种农药，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国家科研奖。
“文化大革命”中，被送往农村接受“改造”，武斗中的燃烧瓶在他门前爆炸，仍能从容镇静，但闻知农药中试车间被破坏时，却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表现出对农药科研事业的一片真情。70年代初，我国水稻区发生白叶枯病，造成严重减产。外国虽有治该病的农药但向我封锁。于是他和助手们在不完整的实验室里，经一年苦干，终于制造出防治白叶枯病的新农药——枯叶净。
1977年8月，应邀参加邓小平副主席召开的30位全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座谈会，在会上提出4点建议：一、恢复国家科委；二、在我国驻美国联络处设一位科学教育秘书；三、选拔科技人才，使科技队伍后继有人；四、采取措施，使中年教师充分发挥骨干作用。邓小平肯定了他的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实施。
“文革”后，他立即着手恢复、健全元素所机构，在两三年时间里，相继调回一批科研骨干；收回被占用的农药中试车间；建立毒理室、激素组、剖型组；健全了农药科研体系，积极指导科研的开展。由于他的权威性指导，使元素所在70年代末陆续研制出十几种新农药，为促进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还亲自译书，亲自培养研究生，可谓老当益壮。
1979年，杨石先重新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当时他已82岁，仍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不午休。他反复思考的是教师队伍建设问题：认为当时应由老教师承担起培养新教师的任务，同时要挑选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派遣师生出国进修，要从国外引进人才。他还开拓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新局面，邀请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和国外著名大学建立学术交流关系。
1980年，他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早日走上领导岗位，率先提出辞去校长职务的要求，在高校战线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81年中央任命他为南开大学名誉校长。1985年2月19日病逝于任内，享年88岁。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部主任，国家科委化学组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有机磷化学进展》一书。
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白麟畈(今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北大教授邓以蛰长子，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被称为“两弹”元勋。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邓稼先1924年6月20日出生于邓家大屋“铁砚山房”，数月后随父到北京，5岁开始读书。1941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毕业，翌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在北大，他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曾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1948年，怀着“为今后国家建设服务”的目标，考取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攻读原子核物理专业。留美期间，积极参加进步留学生团体“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先后被选为分会与总会的干事。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他兴奋不已，想方设法与祖国取得联系，做好学成归国的一切准备。1950年8月20日取得博士学位，8月29日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归国后，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不久，晋升为副研究员，兼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8月，由钱三强副部长推荐，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负责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开始长达28年的秘密生涯。在赴任前夕，他对妻子许鹿希(许德珩的长女)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未来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接任后，即奔走于北京一些高等院校，挑选28名大学毕业生，形成一个年轻旺盛的战斗集体。建院初期，他同建筑工人及年轻大学生们一起，投入建院的基建劳动。带领大学生们边干边学，为他们讲课，选择学习材料，确定研究方向。碰到疑难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有时通宵不眠，第二天早上又匆匆走上讲台。
1959年，国际关系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告诫同伴说：“别人靠不住，得靠自己干!”同时，开始制订研制原子弹的具体计划。
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又将专家全部撤走。面对外国的严密封锁，邓稼先率领同伴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立足于自力更生，加快研制过程”的号召，发愤图强，走自己的路，造自己的原子弹。没有大型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器和算盘替代，对原子弹理论数据进行推算，不分昼夜地捕捉原子弹的踪迹。困了，靠在床上打个盹，有次，因困极，从办公桌上摔下地竟没被摔醒。就是这样苦干，终于精确地模拟出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创造了外国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1962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诞生。1963年，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邓稼先庄重地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爆炸成功。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加快了氢弹研制的步伐。邓稼先又担任起组织研究氢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和原子弹攻关时一样，他团结同志，发挥众多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博采众长，协同攻关。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从多种不同方案中归纳出3个，并将科研人员分为3个小组，进行多路探索。1965年，上海于敏小组的探索取得重要进展，邓稼先立即带人飞赴上海，和于敏等人乘胜攻坚，日以继夜地计算、分析、讨论，苦干一个月，终于形成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即后来被外国人称作的“邓——于方案”。1966年两次理论冷试验均获成功。中央决定：按此理论方案，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实验。
这时，国内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邓稼先对于妻子被揪斗，家被查抄，两个孩子没人管的情形，均无暇顾及。而对研究院中几派群众日趋分裂，研制工作受到冲击的状况，却焦急万分。他怀着一片赤诚，到群众中去说服、劝解，用“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的口号，终于把科研人员又统一到一起，平心静气地讨论、研究、计算，为氢弹研制进行最后的冲刺。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又一次震撼了整个世界。
1972年，邓稼先升任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即第九研制院)副院长、院长。地位变了，可他身体力行，身先士卒的作风不变。终年风尘仆仆，四处奔波，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在已经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他亲自在现场指挥的就有15次，且次次成功。一次核试验“按电钮”的前夕，他和科技人员在试验场帐篷里，研究到半夜才休息，忽然，他想起一个不可靠的因素，立即唤醒同伴，商量对策。1982年一次地下核试验，核装置下井后，突然有一个信号测试不到，他身临险境，与科技人员一起，在风沙呼啸，摄氏零下30多度的井口附近研究解决办法。有人劝他回帐篷休息，他拒绝说：“不，我不能走!”直到故障排除后，才和大家一起离开现场。他的大脑长期处于“竞技状态”，因保密需要，得牢记许多重要数据，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以致多次在试验现场昏晕过去。
1985年7月，在回北京开会的间隙到301医院看病，因病情严重被医生强迫住院观察，8月初，检查结果为直肠癌。
8月10日施行手术，国防部长张爱萍、核工业部部长及许鹿希守候在手术室外。手术之后的结论是：癌细胞已扩散，生命至多再维持一年。
面对无情的绝症，邓稼先十分坦然、冷静。决心在有限时间里，为党再做一次最后的贡献。在两度入院、三次手术、疼痛难忍、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以坚强无比的毅力，查阅资料，和于敏联合署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对于他的病情，上自中央领导人，下至他的老同事、老同学、亲朋好友，无不为之深深牵挂、担忧。中央军委首长要301医院不顾一切代价挽救邓稼先的生命。万里、李鹏、余秋里、宋任穷、胡启立等领导人，先后到医院探望、慰问。张爱萍将军亲自参加制定治疗方案，医院成立了专门治疗小组。邓稼先的老同学杨振宁教授从美国买到尚未面世的治癌新药，托人速送北京。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邓稼先与世长辞，他的最后遗言是：死而无憾。
噩耗传出，张爱萍将军赋词痛志哀思：“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并写下“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挽词。
8月3日，中央领导于北京为邓稼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了邓稼先的一生。中共怀宁县委书记刘子瑞代表家乡人民赴京与会，追悼这位“国之瑰宝，邑之光荣”的科学家。
邓稼先生前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学部委员、全国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