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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图书档案
一、书店
安庆为省、府、县同城而治，系安徽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清末至民国年间书肆较多，还有前店后坊的印刷厂，自印自销。如鸳鸯栅的“广文印刷厂”，北正街的“大中华印刷厂”，吕八街的“东方印书馆”等。图书兼文具的书局、书店更是鳞次栉比，从倒爬狮至龙门口，古有文化街之称。较有规模影响的书店有：清宣统三年(1911年)创建的“黄宝文书局”，店址西正街，除经营图书外，还经营石印、木刻，从业人员5人，1956年归文具口。民国15年(1926年)开业的“萃文书局”，以出租连环画为主而发展起来的。民国18年开业的“世界书局”，系宋绍年、宋其正合资经营，经理宋其正，从业人员3人，1956年归口图书业。民国25年开业的“韩世忠书社”，是以出租连环画而发展起来的小本经营书店。在龙门口开设的“商务印书馆分销处”，经理宗吉吾，住上海，副经理丁效宏主持工作，有工作人员7人，主要经销商务版书籍，如《万有文库》、《四库丛书》、《四角号码字典》以及中小学教科书等。民国30年曾迁上海，民国35年3月迁回安庆，1954年改营文具。民国34年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专营批发，以中小学教科书和其它社科书为主要业务，当时规定学校必须用“正中书局”发行的课本，所以营业量很大。经理先是何学权，后派黄继康来筹建门市部，因安庆解放未果。1949年，由安庆市店接收。
进步书店有民国16年(1927年)春由安庆一师徐佰坤在该校开设的“皖江书局”，民国17年安徽大学杨起田在该校设“安徽大学贩卖部”，发行一些进步书刊。
安庆以外还有石牌镇的“茂清文具书画店”。店主周茂清和其弟清末随其父由江西来石牌，租正街一门面以经营毛笔为主，不几年，就将租屋买归已有，扩展到加工各种色纸，出售文具用品。大约在民国14年左右，开始经营书画，抗战时又增开石印业务，在民国23年前后，有徒工8人，从业30余人，经营范围有四书、五经、古典名著、学生规范作文、字典、裱画、轴画等，货源主要取于上海、芜湖等书局。石牌地区的公文、布告均由其包印。同时还帮人加工或出售一些自制的裱画、轴画等，1951年底停业，书画交新华书店发行。
高河埠中街的“中益书店”，由李新华弟兄几人合资经营，李新华负责。民国37年开办，经营品种有学生用书、作文、精典小说，兼营少量文具用品。货源主要是从上海、芜湖等地邮寄或偶尔派人前往进货。年销售量按当时价值计约万元以上，1954年私改停业归百货口。
1949年10月，开始筹建新华书店，并由县财政拨给大米0.65万公斤，作为购书资金。12月中旬，在洪镇正式成立新华书店怀宁县店，由洪镇区委出面租赁私房一间(约15平方米)，开始营业。1950年1月，随县府迁至石牌镇文化馆，营业间约30平方米，人员由开始1人增至7人。同年5月，随市县合并，并入安庆市中心支店。1950年12月，市县分开，迁回石牌镇，重新建店，称新华书店怀宁县支店，人员8人，至1952年3月，在石牌镇后街租一门面，约70平方米，正式营业。1958年9月1日，按统一规定，改称怀宁县新华书店至今。从此，一直担负着怀宁县图书发行任务。
(一)发行类别
【政治理论书籍】1949年建店初期，主要发行《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书。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首批发行150册，全年发行1500册。1952年4月、1953年4月分别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954年首批发行《斯大林全集》第一卷。1955年发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6年发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和《八大文件》。1957年发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0年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列宁选集》第四卷。1963年主要发行《列宁与现代修正主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九评”文章。1964年大量发行《毛泽东著作选读本》甲、乙种本。1965年《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文革”10年，前期主要发行马列6本书，后期发行“批林批孔”小册子，每种数字都以千、万计，超量发行。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6万余册。1979年至1985年，先后发行《周恩来选集》4650册、《邓小平文选》1.25万册、《陈云文稿》4920册、《刘少奇选集》3000册、《朱德选集》1300册、《毛泽东论党的组织》5000册、《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1500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500册、《十二大政治报告》1.20万册、《整党决定》1.70万册、《党员必读》1.70万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10万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件汇编》500套、《政治经济学》1300册。
【课本】课本的发行，是书店的主要任务。1952年，共发行课本销售额1.90万元，1954年为2.20万元。50年代末，由于学校急剧增加，小学由解放初的119所增为311所，中学由解放初的5所增为10所，故1959年课本销售为9.20万元，比1952年增长3.84倍。“文革”期间，学校开学不正常，初期停课闹革命，致使课本销售几乎处于空白。到三中全会以后，才趋于正常。到80年代，全县有职业中学3所，完全中学9所，初级中学28所，初中班31个，小学418所。在校中、小学生达11.09万人。1985年，课本销售达240万册，48.80万元，比1952年增长24.68倍。中专教材，由于只有师范和卫校各1所，1985年销售0.56万册，0.27万元。
【科技书籍】50年代，发行少量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和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书籍。60年代，这些书的发行也是有限的。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对科技书籍的发行引起了重视，1979年1～6月，县城门市部就主动征订30.76万册，0.29万元。1980年征订1.50万册，0.60万元。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前进，科技书籍发行的种类涉及到机械、轻工、交通、电力、家用电器、建筑、医药卫生、手工技术、农、林、牧、副、渔等方面书籍。1980年发行科技书籍4.55万册，3.14万元。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开始活跃，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增加，如1982年发行《早稻栽培技术》500册，《常用化肥使用技术》400册，《副业生产手册》110册，《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800册，《农民服务台》500册。另外，关于养鱼、养猪、养兔、栽桑养蚕、果树之类的农村科普读物，广泛发行，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科技书籍的发行量进一步增加，]984年8.27万册，5万元；1985年猛增为35.30万册，12.48万元，约是1980年的4倍，占当年图书销售18.57%。
【少儿读物】少儿读物主要是启发少儿的智力，是教育的基础，带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趣味性。50年代发行的少儿读物以连环画为主，品种仅30余种，发行量不大。60年代发行量有所增加，年近万册0.20万元，约200余种。1978年以后开始注重少儿读物的发行，在各门市部设立了少儿专柜、专架，门类涉及文学、图片、优生优育、低幼读物、科学幻想等方面，以连环画和课外辅导读物为主。1982年共购进《铁道游击队》、《水浒》、《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系列连环画15万册，码洋5万元。购进课外辅导读物有；《小学语文总复习》700册、《小学数学总复习》700册、《小学数学辅导及习题》500册、《小学数学习题集》800册、《小学生作文选》(1～5年级)500套，《小学语文复习指导》500册、《小学数学复习指导》500册、《小学数学总复习必备》600册、《小学语文总复习必读》1000册，全年共购进约2万册，码洋约0.80万元，基本全部售出，很少积压。1985年，全年销售4.34万册，1.36万元。
【图片】图片主要发行领袖像、宣传画、年画(包括门画、对联、年历、挂历、中堂等)。
领袖像：50年代，先后发行过马、恩、列、斯、毛泽东和朱德的挂像。后期又发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像，年均发行量约1～1.50万张。“文革”10年，主要发行毛主席标准像和生活像，“文革”一班人像超量发行，年发行量达百万张。1977年，发行华国锋标准像，全开、对开、4开张，共发行15万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领袖像发行趋于正常。
宣传画：主要是发行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重大节日庆祝活动的宣传画。50年代曾发行过镇反条例、抗美援朝、婚姻法以及农业互助合作、经济建设方面的宣传画和图解等，约7000～8000张。1958年关于“三面红旗”的宣传画也批量发行。1982年，发行全国人口普查宣传画840套。1985年，共发行“五讲四美三热爱”宣传画3000多套。
年画：年画是中华民族的特有习俗，年发行量很大，且季节性较强。50年代，年约发行2～3万张，中期增加了门画、对联和历画，年发行量达5～6万张。品种近百种。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年画发行量直线下降，至1963年开始回升。“文革”期间，由领袖像和样板戏剧照代替了年画。到1977年才恢复年画出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好，农村经济繁荣，年画需求量大增，1980年达12.11万张，4.20万元。1984年共销售年画、历画、中堂、月历等460个品种，40万张，9万余元。1985年销售35万张，12万余元，比1980年增长了2倍，比1984年增长33.3%。
(二)发行方式
【门市】门市销售，是传统的也是主要的发行方式。主要业务为：
零售：50年代，门市零售由几千元上升到2万多元。到1965年后，增至3万多元。“文革”初期一度下降，后来有所递增，但幅度很小。1979年，零售额大幅度增长，达24.80万元，比50年代末增长了近10倍。1982年，零售额32.81万元，比“文革”前期又增长了近10倍。1985年零售额达60.02万元，比1982年增长了0.83倍。
陈列：解放初期，由于品种不多，除对连环画册和年画陈列有序外，一般图书陈列比较随便。“文革”期间，侧重马列、毛泽东著作的突出陈列。1978年后，随着图书品种的增加，始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况，按马列、毛泽东著作、政治理论读物、少儿读物、图片年画、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教学参考书籍、学生课外辅导书籍等分类标牌陈列。陈列品种县城门市部达5000多种。
新书预告：1978年以前，主要是对一些政治理论学习材料进行预告。1978年以后，设新书预告牌，做到每进一批新书，就及时张贴预告牌，一次少则几十种，多则百余种。
代办征订：解放初期，虽开展过征订工作，但不直接向读者征订。“文革”期间征订的都是大宗的政治书籍，带有一定的组织分配形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读者购书心切，纷纷上门预订，零星订户较多，1～2本订户不少，仅1980年就征订图书4万余册，码洋3万元。至1985年的几年间，仅县城门市部接待订户万人次，金额达10万余元。不仅坐店征订，还主动上门征订。
代办邮购：50年代就开展代办邮购服务，读者填写邮购代办单，交部分书款，由书店向该书出版地的书店或省店购回寄给读者。后一度中断。80年代出版业繁荣，品种丰富，代办邮购主要是通过读者写信与书店联系的方式进行。一位外地读者陈平成，自1983年就和县书店建立了邮购关系，开始一年5～8次，现在几乎一月1次，每次门市部同志都认真办理，从不失信，虽然该读者至今还未与书店业务人员见面。
送书上门：这是一项新的服务项目，是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改善服务态度的具体体现。自1979年以来，县城门市部为订户送书上门达2万余次，金额达7万元。有的大宗学习材料和学生辅导书籍，一批就是几板车，为批发客户送书至车站在50余次，金额达万元。
【批发】50年代初，只和少数几家私营文具商店建立了图书代销关系，批发折扣较高，数量很小。1956年，县书店与基础供销社普遍建立了图书发行业务，批发折扣为15%，批发数额有很大增长。1958年秋批发业务停止，1964年恢复，批发折扣10%。“文革”期间，一些图书过量发行，造成很大积压，直到1978年以后，批发业务才趋于正常。1979年，共批图书年画13万张(册)，5.22万元，1980年达7.89万元。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个体、集体书店应运而生，书摊、书贩逐渐增多，批发客户和数额也随之增加，县书店挂起了批发招牌，负责全县的批发工作，批发折扣15%，经销不退货。1984年计批图书、年画11.10万元，1985年达28.78万元(不包括教材批发)，约占全店图书、年画销售的42.5%，比1979年增长了4.5倍。
【计划征订】计划征订是一项十分重要工作，是解决图书积压的一种有效方式，进货有数，销货有路。解放初期，因条件限制，未开展计划征订工作。“文革”期间，虽开展了计划征订工作，但仍是因政治运动的需要，超量发行，批量报废，给国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1978年以后，计划征订工作才走向正轨。对政治理论读物、学生课外辅导书籍和寒假作业、练习册及一般图书、图片，均进行计划征订。做到主动上门征订和热情接待零星读者征订。几年来，共接待零星征订读者不下3万人次，金额达2万余元。仅1980年就征订图书1025种，19.47万册，9.70万元，占当年一般图书销售的44%。
【宣传】图书宣传是图书销售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形式，就宣传方式，有多种多样，有文字、口头、实物宣传等。解放初因品种不多，读者可以自由选购，无需怎样宣传。60年代后期，品种渐多，宣传十分必要。在门市部，营业员口头宣传推荐，介绍图书内容，张贴新书报道，逢会现场宣传，效果甚佳。“文革”期间，从政治高度进行图书宣传，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实事求是，从读者实际需要出发，宣传方式灵活多样，宣传内容比较丰富，先后采取了厨窗、广播、演讲会、发征订目录、找内行教师推荐等多种形式进行图书宣传。每逢重大节日，便布置厨窗，陈列新书，美观大方，常年开放。利用广播宣传推荐图书，效果很好。通过县工会组织的职工读书演讲会进行宣传，效果更佳。
【流动供应】在城镇，始终坚持送书到机关、企事业单位、附近学校及有关会议进行流动供应。50～60年代初期，以门市部为主，每年达7～8次，每次达200～300元，全年约2000余元。1978年后，流动供应更活跃，业务更大，仅1981～1984年间，流动供应达8～9次，销售金额达5000余元，深受学校师生欢迎。
在农村，从50年代起，就配有发行干部，从事农村流动供应。那时农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全靠步行肩挑背驮；后虽配有自行车，但每次带书百来斤重，也够吃力的，一般多到学校吃、住，从不住旅馆。销量虽不大，但十分辛苦。“文革”期间，专职农村发行员，主要以辅导供销社业务为主，兼搞少量流动供应。1980年开始分配任务，规定每人每月下乡不少于20天。1980年，两人自销2.09万元，1982年2.55万元，1984年3.43万元，1985年，农村自销略有下降。
从1980年到1984年底，全县流动供应量逐年递增，1981年2.91万元，1982年5.02万元，1984年达7.92万元，比1981年增长了近1.7倍。
【租书】租书业始于1975年，那时由于书源少，不能满足读者需要，就开展了租书这一服务项目，以解决供需暂时矛盾。出租书约200品种，年租金约700元，仅保书本。1978年后，书源渐充足，品种渐增多，出租的品种亦相应增多，1979年1～6月份，就有文艺小说602册，连环画2465册，出租达1.37万人次，租金479.66元。后因县图书馆、工会图书室的开放，个体租书业的出现，1987年租书告以停业，历时7年。
(三)发行渠道
【个体、集体书店、书摊】1950年3月，先后在三桥、高河、月山等集镇上出现私人兼营的图书代销店。至1958年底，全县有私营图书销售点20个左右，“文革”期间全部取消。
1982年，随着图书发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县内又陆续出现了个体、集体书店、书摊。开始，绝大部分系农村小店在春节期间批点年画进行销售，数量有限。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个体、集体书店、书摊遍布全县农村。1983年，他们共计销售额约达2万元，1984年达4万元左右，翻了一番。这时全县已有集体书店、知青书店21个，个体书店、书摊56个，到1985年，他们年销售近10万元。这年3月，黄墩乡金山村书店个体户胡银贵，出席了省召开的个体户表彰大会，得奖金30元。他的发行范围达9村、1社办工厂、7所小学和1所中学，年销售约3000～5000元。万桥、石镜两乡所在地，均经过批准，分别挂起了私营新华书店的招牌。
【供销社】供销社是农村图书发行中一条重要渠道。1957年，月山、洪镇、腊树供销社就开始发行少量图书、年画，后逐渐扩大。到1965年，全县所有基层供销社都开展图书发行业务，网点遍布全县区、乡集镇，成为一支重要发行力量。“文革”开始后，马列、毛泽东著作大量发行，政治书籍较多，供销社发行量大增，1967年达7.80万元，1968年12.60万元，1969年11.50万元，3年计31.90万元。由于图书积压，1972年出现了批发负12万元，1973～1975年，基本稳定在2～3万元左右。1976年有所回升，1980年趋于正常，达9.30万元。1982年新安区、洪镇区课本交供销社发行，年销售达13.40万元。1984年3月中旬基层供销社发行工作会议后，推动了发行工作。1984年销售总额达21.70万元，占全县全年总销售额的25.65%。截至1985年6月，全县共有供销社售书点138个。
【县书店基层门市部】截止1985年底，县书店共有月山、高河、黄墩3个基层门市部，均系综合型。月山、高河两门市部，属全省县级店大型集镇门市部之列，也是全县农村发行的主渠道。发行量占全年销售的50%。
月山门市部，一直担负全区5个乡的供销社批发、辅导和自身的发行工作，并发放全区11所初、高中、25所小学的两季教材。长期以来，均是1人独挡一面，从1976年开始，先后曾安排2人到1980年才正式稳定下来。工作包罗万象，既要搞批发，又要搞辅导，还要搞流动供应，送书上门，主动征订等。销售额连年递增，1979年8.60万元，1983年增至11.62万元，1985年猛增至19.54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1.3倍。
高河门市部，负责全区共4个乡供销社批发、辅导和自身的发行工作。学校有初、高中15所，小学77所。自建立至1980年底，一直是一人负责。直到1983年才稳定两个人。坚持出满勤，营业时间十分正常，服务态度良好，当地群众送他一首歌谣：“人常在、门常开、扫地扫半边街。”1979年，该门市部被评为安庆地区书店系统先进集体。6月，在怀宁县召开了安庆地区集镇门市部现场会。这年，县店下达该门市销售任务为5.25万元，实际完成6.45万元，比上年增长了23%。1981年完成10.16万元，到1985年增长为21.34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2.3倍。
黄墩门市部，1979年建，一直是一人负责。全区有初、高中10所，小学45所，3个乡。1979年销售额为1.79万元，后逐年递增，1983年达6.51万元，1985年增至9.04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约4倍。
怀宁县1985年农村图书发行代销点一览表
怀宁县1952～1985年新华书店销售、利润、费用一览表
二、图书馆
民国11年(1922年)，省政府教育厅将安徽省立通俗讲演所改为省立通俗教育馆，内分讲演、图书、体育3部。原址在清朝藩署(今白日青天)。民国17年改名省立第一通俗教育馆，馆址迁吴越街，这时通俗教育馆图书部有图书5000余册，杂志30多种，报纸16种，部内设有成人阅览室、儿童阅览室和阅报室；还有两个巡回文库，分设于菱湖公园和森林公园。很显然，这就是怀宁图书馆的前身。
1949年11月，涂心明同志运米约250公斤到安庆，买回图书一二百册，95%是政治读物，外带几份报刊和一些小型宣传画。12月，石牌文化馆创建，在馆内创办了图书室，并经县公安机关批准启用“文化馆图书室”公章。腾出1间大房，摆4张方桌，几把椅子，添置一些书架、报架，就宣布图书室对外开放。借书工作自1952年开始。阅览室每日开放8小时，阅报处全天开放，中午读者最多。
1959年起，图书经费单独核算，文化馆图书室曾改名图书馆，未配馆长，亦未刻公章；“文革”前，与文化馆合并，仍叫图书室，直至1979年8月。
1979年9月，怀宁县图书馆正式从文化馆分离出来，启钤行文，成为独立单位，由文化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即馆长)兼图书馆长。次年配专职副馆长胡乡邦，1981年调程述东任馆长，1984年调江涛任副馆长，程述东任调研员。房屋分配：三楼阅览室约85平方米，二楼书库及外借处91.5平方米，一楼办公室24平方米，计200.5平方米。至1985年，全馆有副馆长1人，调研员、采编、基层图书馆辅导各1人，阅览室、借书处各2人，共8人。1985年统计，共有图书1.20万册，刊物8000册、儿童读物1000册，共计2.10万册。
三、档案
(一)机构
民国时期，无档案管理机构。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等各部门的档案各自设室保管，无统一管理的目标、方法和要求。
建国初期，县内主要档案分别由中共怀宁县委办公室和县人民政府秘书室管理，配有专职管理人员。
1958年12月14日，成立怀宁县档案馆，定编3人，库房2间，隶属县人委办公室，1959年改属县委办公室。
1963年12月27日，成立怀宁县档案管理科，与档案馆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仍隶属县委办公室。
1975年3月22日，成立怀宁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档案小组，档案馆同时更名为怀宁县革命委员会档案馆，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定编3人，隶属办事组。
1980年4月，撤销革命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成立怀宁县委办公室档案科，科、馆合署办公，隶属县委办公室。
1980年12月5日，成立怀宁县档案局，局、馆合署办公，定编5人，隶属县委办公室，1985年10月3日，改属县政府，定编7人。
(二)业务
档案局(馆)成立以后，主要业务是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利用各类档案和资料，指导文书部门进行文书档案处理和立卷工作。
【收集】1958年，就着手准备收集和接收县现行机关档案、撤销机关档案、历史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进馆。1959年接收第一批档案进馆，包括县委(各部、委、室)、县人委(各科、室)、撤销部分县直机关和17个区委、区政府等42个单位的档案共3594卷，图书资料1500册，三级党报400余本。
1977年接收第二批档案进馆，包括县委各部、委、办和政府系列的委、办、局机关“文化大革命”前的档案4715卷，图书资料2000余册。
1985年～1986年接收第三批档案进馆，共接收文书、专业档案9198卷。
至1987年底，共收集各类档案32个全宗，27个目录号，1.75万卷。其中有民国档案(复印件)223卷，现行机关和撤销机关档案8375卷，各类专业档案8861卷，科技档案48卷，彩照档案4合，资料图书5754册。
【分类】县档案馆保管的档案分两类：一是县委全宗档案的分类，1957年以前的按年代～问题分的，1957年以后的按机构～年代分的；二是其它全宗均按机构～年代分的。以全宗为单位，将永久、长期和短期保管的档案分别存放保管。
档案分类排列的次序：重要档案在前，一般档案在后；纵合案卷在前，专题案卷在后；本机关案卷在前，上下级的案卷在后；永久案卷在前，长期案卷在后。
【管理】档案保管是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努力延长档案寿命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县档案馆的档案管理，目前仍以土法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影响，档案处在不断损毁的过程之中。据抽查，1957年以前5086卷档案中，需要抢救的有1763卷。其中需要裱托的1536卷，需要恢复字迹的763卷，1.60万页，240.35万字。
【利用】县档案馆在提供档案利用方面，主要是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制订了有关规章制度，如《开放历史档案实施细则》、《查阅档案审批制度》、《查阅档案登记制度》、《借阅档案登记制度》、《利用效果登记制度》、《有偿服务收费办法》等；二是编制了一套检索工具，如《卷内目录》、《案卷目录》、《全宗名册》、《全宗案卷对照表》、《档案接收登记簿》、《土地、房产所有证索引》、《阶级成份清册索引》、《干部处分人名索引》、《文件全引目录》等13种。
在档案利用方面，不但为党政领导在指挥工农业生产中及时提供档案资料，发挥了作用，而且为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冤假错案、调整工资、转正定级、离休退休、解决土地、房产、山林等纠纷中提供了原始依据。开展编史修志以来，利用档案更为频繁，档案馆接待工作应接不暇，有时一天要接待几十人次，调卷几百卷。
怀宁县几个典型年份利用档案情况表
安庆为省、府、县同城而治，系安徽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清末至民国年间书肆较多，还有前店后坊的印刷厂，自印自销。如鸳鸯栅的“广文印刷厂”，北正街的“大中华印刷厂”，吕八街的“东方印书馆”等。图书兼文具的书局、书店更是鳞次栉比，从倒爬狮至龙门口，古有文化街之称。较有规模影响的书店有：清宣统三年(1911年)创建的“黄宝文书局”，店址西正街，除经营图书外，还经营石印、木刻，从业人员5人，1956年归文具口。民国15年(1926年)开业的“萃文书局”，以出租连环画为主而发展起来的。民国18年开业的“世界书局”，系宋绍年、宋其正合资经营，经理宋其正，从业人员3人，1956年归口图书业。民国25年开业的“韩世忠书社”，是以出租连环画而发展起来的小本经营书店。在龙门口开设的“商务印书馆分销处”，经理宗吉吾，住上海，副经理丁效宏主持工作，有工作人员7人，主要经销商务版书籍，如《万有文库》、《四库丛书》、《四角号码字典》以及中小学教科书等。民国30年曾迁上海，民国35年3月迁回安庆，1954年改营文具。民国34年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专营批发，以中小学教科书和其它社科书为主要业务，当时规定学校必须用“正中书局”发行的课本，所以营业量很大。经理先是何学权，后派黄继康来筹建门市部，因安庆解放未果。1949年，由安庆市店接收。
进步书店有民国16年(1927年)春由安庆一师徐佰坤在该校开设的“皖江书局”，民国17年安徽大学杨起田在该校设“安徽大学贩卖部”，发行一些进步书刊。
安庆以外还有石牌镇的“茂清文具书画店”。店主周茂清和其弟清末随其父由江西来石牌，租正街一门面以经营毛笔为主，不几年，就将租屋买归已有，扩展到加工各种色纸，出售文具用品。大约在民国14年左右，开始经营书画，抗战时又增开石印业务，在民国23年前后，有徒工8人，从业30余人，经营范围有四书、五经、古典名著、学生规范作文、字典、裱画、轴画等，货源主要取于上海、芜湖等书局。石牌地区的公文、布告均由其包印。同时还帮人加工或出售一些自制的裱画、轴画等，1951年底停业，书画交新华书店发行。
高河埠中街的“中益书店”，由李新华弟兄几人合资经营，李新华负责。民国37年开办，经营品种有学生用书、作文、精典小说，兼营少量文具用品。货源主要是从上海、芜湖等地邮寄或偶尔派人前往进货。年销售量按当时价值计约万元以上，1954年私改停业归百货口。
1949年10月，开始筹建新华书店，并由县财政拨给大米0.65万公斤，作为购书资金。12月中旬，在洪镇正式成立新华书店怀宁县店，由洪镇区委出面租赁私房一间(约15平方米)，开始营业。1950年1月，随县府迁至石牌镇文化馆，营业间约30平方米，人员由开始1人增至7人。同年5月，随市县合并，并入安庆市中心支店。1950年12月，市县分开，迁回石牌镇，重新建店，称新华书店怀宁县支店，人员8人，至1952年3月，在石牌镇后街租一门面，约70平方米，正式营业。1958年9月1日，按统一规定，改称怀宁县新华书店至今。从此，一直担负着怀宁县图书发行任务。
(一)发行类别
【政治理论书籍】1949年建店初期，主要发行《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书。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首批发行150册，全年发行1500册。1952年4月、1953年4月分别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954年首批发行《斯大林全集》第一卷。1955年发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6年发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和《八大文件》。1957年发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0年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列宁选集》第四卷。1963年主要发行《列宁与现代修正主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九评”文章。1964年大量发行《毛泽东著作选读本》甲、乙种本。1965年《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文革”10年，前期主要发行马列6本书，后期发行“批林批孔”小册子，每种数字都以千、万计，超量发行。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6万余册。1979年至1985年，先后发行《周恩来选集》4650册、《邓小平文选》1.25万册、《陈云文稿》4920册、《刘少奇选集》3000册、《朱德选集》1300册、《毛泽东论党的组织》5000册、《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1500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500册、《十二大政治报告》1.20万册、《整党决定》1.70万册、《党员必读》1.70万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10万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件汇编》500套、《政治经济学》1300册。
【课本】课本的发行，是书店的主要任务。1952年，共发行课本销售额1.90万元，1954年为2.20万元。50年代末，由于学校急剧增加，小学由解放初的119所增为311所，中学由解放初的5所增为10所，故1959年课本销售为9.20万元，比1952年增长3.84倍。“文革”期间，学校开学不正常，初期停课闹革命，致使课本销售几乎处于空白。到三中全会以后，才趋于正常。到80年代，全县有职业中学3所，完全中学9所，初级中学28所，初中班31个，小学418所。在校中、小学生达11.09万人。1985年，课本销售达240万册，48.80万元，比1952年增长24.68倍。中专教材，由于只有师范和卫校各1所，1985年销售0.56万册，0.27万元。
【科技书籍】50年代，发行少量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和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书籍。60年代，这些书的发行也是有限的。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对科技书籍的发行引起了重视，1979年1～6月，县城门市部就主动征订30.76万册，0.29万元。1980年征订1.50万册，0.60万元。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前进，科技书籍发行的种类涉及到机械、轻工、交通、电力、家用电器、建筑、医药卫生、手工技术、农、林、牧、副、渔等方面书籍。1980年发行科技书籍4.55万册，3.14万元。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开始活跃，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增加，如1982年发行《早稻栽培技术》500册，《常用化肥使用技术》400册，《副业生产手册》110册，《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800册，《农民服务台》500册。另外，关于养鱼、养猪、养兔、栽桑养蚕、果树之类的农村科普读物，广泛发行，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科技书籍的发行量进一步增加，]984年8.27万册，5万元；1985年猛增为35.30万册，12.48万元，约是1980年的4倍，占当年图书销售18.57%。
【少儿读物】少儿读物主要是启发少儿的智力，是教育的基础，带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趣味性。50年代发行的少儿读物以连环画为主，品种仅30余种，发行量不大。60年代发行量有所增加，年近万册0.20万元，约200余种。1978年以后开始注重少儿读物的发行，在各门市部设立了少儿专柜、专架，门类涉及文学、图片、优生优育、低幼读物、科学幻想等方面，以连环画和课外辅导读物为主。1982年共购进《铁道游击队》、《水浒》、《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系列连环画15万册，码洋5万元。购进课外辅导读物有；《小学语文总复习》700册、《小学数学总复习》700册、《小学数学辅导及习题》500册、《小学数学习题集》800册、《小学生作文选》(1～5年级)500套，《小学语文复习指导》500册、《小学数学复习指导》500册、《小学数学总复习必备》600册、《小学语文总复习必读》1000册，全年共购进约2万册，码洋约0.80万元，基本全部售出，很少积压。1985年，全年销售4.34万册，1.36万元。
【图片】图片主要发行领袖像、宣传画、年画(包括门画、对联、年历、挂历、中堂等)。
领袖像：50年代，先后发行过马、恩、列、斯、毛泽东和朱德的挂像。后期又发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像，年均发行量约1～1.50万张。“文革”10年，主要发行毛主席标准像和生活像，“文革”一班人像超量发行，年发行量达百万张。1977年，发行华国锋标准像，全开、对开、4开张，共发行15万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领袖像发行趋于正常。
宣传画：主要是发行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重大节日庆祝活动的宣传画。50年代曾发行过镇反条例、抗美援朝、婚姻法以及农业互助合作、经济建设方面的宣传画和图解等，约7000～8000张。1958年关于“三面红旗”的宣传画也批量发行。1982年，发行全国人口普查宣传画840套。1985年，共发行“五讲四美三热爱”宣传画3000多套。
年画：年画是中华民族的特有习俗，年发行量很大，且季节性较强。50年代，年约发行2～3万张，中期增加了门画、对联和历画，年发行量达5～6万张。品种近百种。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年画发行量直线下降，至1963年开始回升。“文革”期间，由领袖像和样板戏剧照代替了年画。到1977年才恢复年画出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好，农村经济繁荣，年画需求量大增，1980年达12.11万张，4.20万元。1984年共销售年画、历画、中堂、月历等460个品种，40万张，9万余元。1985年销售35万张，12万余元，比1980年增长了2倍，比1984年增长33.3%。
(二)发行方式
【门市】门市销售，是传统的也是主要的发行方式。主要业务为：
零售：50年代，门市零售由几千元上升到2万多元。到1965年后，增至3万多元。“文革”初期一度下降，后来有所递增，但幅度很小。1979年，零售额大幅度增长，达24.80万元，比50年代末增长了近10倍。1982年，零售额32.81万元，比“文革”前期又增长了近10倍。1985年零售额达60.02万元，比1982年增长了0.83倍。
陈列：解放初期，由于品种不多，除对连环画册和年画陈列有序外，一般图书陈列比较随便。“文革”期间，侧重马列、毛泽东著作的突出陈列。1978年后，随着图书品种的增加，始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况，按马列、毛泽东著作、政治理论读物、少儿读物、图片年画、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教学参考书籍、学生课外辅导书籍等分类标牌陈列。陈列品种县城门市部达5000多种。
新书预告：1978年以前，主要是对一些政治理论学习材料进行预告。1978年以后，设新书预告牌，做到每进一批新书，就及时张贴预告牌，一次少则几十种，多则百余种。
代办征订：解放初期，虽开展过征订工作，但不直接向读者征订。“文革”期间征订的都是大宗的政治书籍，带有一定的组织分配形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读者购书心切，纷纷上门预订，零星订户较多，1～2本订户不少，仅1980年就征订图书4万余册，码洋3万元。至1985年的几年间，仅县城门市部接待订户万人次，金额达10万余元。不仅坐店征订，还主动上门征订。
代办邮购：50年代就开展代办邮购服务，读者填写邮购代办单，交部分书款，由书店向该书出版地的书店或省店购回寄给读者。后一度中断。80年代出版业繁荣，品种丰富，代办邮购主要是通过读者写信与书店联系的方式进行。一位外地读者陈平成，自1983年就和县书店建立了邮购关系，开始一年5～8次，现在几乎一月1次，每次门市部同志都认真办理，从不失信，虽然该读者至今还未与书店业务人员见面。
送书上门：这是一项新的服务项目，是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改善服务态度的具体体现。自1979年以来，县城门市部为订户送书上门达2万余次，金额达7万元。有的大宗学习材料和学生辅导书籍，一批就是几板车，为批发客户送书至车站在50余次，金额达万元。
【批发】50年代初，只和少数几家私营文具商店建立了图书代销关系，批发折扣较高，数量很小。1956年，县书店与基础供销社普遍建立了图书发行业务，批发折扣为15%，批发数额有很大增长。1958年秋批发业务停止，1964年恢复，批发折扣10%。“文革”期间，一些图书过量发行，造成很大积压，直到1978年以后，批发业务才趋于正常。1979年，共批图书年画13万张(册)，5.22万元，1980年达7.89万元。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个体、集体书店应运而生，书摊、书贩逐渐增多，批发客户和数额也随之增加，县书店挂起了批发招牌，负责全县的批发工作，批发折扣15%，经销不退货。1984年计批图书、年画11.10万元，1985年达28.78万元(不包括教材批发)，约占全店图书、年画销售的42.5%，比1979年增长了4.5倍。
【计划征订】计划征订是一项十分重要工作，是解决图书积压的一种有效方式，进货有数，销货有路。解放初期，因条件限制，未开展计划征订工作。“文革”期间，虽开展了计划征订工作，但仍是因政治运动的需要，超量发行，批量报废，给国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1978年以后，计划征订工作才走向正轨。对政治理论读物、学生课外辅导书籍和寒假作业、练习册及一般图书、图片，均进行计划征订。做到主动上门征订和热情接待零星读者征订。几年来，共接待零星征订读者不下3万人次，金额达2万余元。仅1980年就征订图书1025种，19.47万册，9.70万元，占当年一般图书销售的44%。
【宣传】图书宣传是图书销售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形式，就宣传方式，有多种多样，有文字、口头、实物宣传等。解放初因品种不多，读者可以自由选购，无需怎样宣传。60年代后期，品种渐多，宣传十分必要。在门市部，营业员口头宣传推荐，介绍图书内容，张贴新书报道，逢会现场宣传，效果甚佳。“文革”期间，从政治高度进行图书宣传，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实事求是，从读者实际需要出发，宣传方式灵活多样，宣传内容比较丰富，先后采取了厨窗、广播、演讲会、发征订目录、找内行教师推荐等多种形式进行图书宣传。每逢重大节日，便布置厨窗，陈列新书，美观大方，常年开放。利用广播宣传推荐图书，效果很好。通过县工会组织的职工读书演讲会进行宣传，效果更佳。
【流动供应】在城镇，始终坚持送书到机关、企事业单位、附近学校及有关会议进行流动供应。50～60年代初期，以门市部为主，每年达7～8次，每次达200～300元，全年约2000余元。1978年后，流动供应更活跃，业务更大，仅1981～1984年间，流动供应达8～9次，销售金额达5000余元，深受学校师生欢迎。
在农村，从50年代起，就配有发行干部，从事农村流动供应。那时农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全靠步行肩挑背驮；后虽配有自行车，但每次带书百来斤重，也够吃力的，一般多到学校吃、住，从不住旅馆。销量虽不大，但十分辛苦。“文革”期间，专职农村发行员，主要以辅导供销社业务为主，兼搞少量流动供应。1980年开始分配任务，规定每人每月下乡不少于20天。1980年，两人自销2.09万元，1982年2.55万元，1984年3.43万元，1985年，农村自销略有下降。
从1980年到1984年底，全县流动供应量逐年递增，1981年2.91万元，1982年5.02万元，1984年达7.92万元，比1981年增长了近1.7倍。
【租书】租书业始于1975年，那时由于书源少，不能满足读者需要，就开展了租书这一服务项目，以解决供需暂时矛盾。出租书约200品种，年租金约700元，仅保书本。1978年后，书源渐充足，品种渐增多，出租的品种亦相应增多，1979年1～6月份，就有文艺小说602册，连环画2465册，出租达1.37万人次，租金479.66元。后因县图书馆、工会图书室的开放，个体租书业的出现，1987年租书告以停业，历时7年。
(三)发行渠道
【个体、集体书店、书摊】1950年3月，先后在三桥、高河、月山等集镇上出现私人兼营的图书代销店。至1958年底，全县有私营图书销售点20个左右，“文革”期间全部取消。
1982年，随着图书发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县内又陆续出现了个体、集体书店、书摊。开始，绝大部分系农村小店在春节期间批点年画进行销售，数量有限。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个体、集体书店、书摊遍布全县农村。1983年，他们共计销售额约达2万元，1984年达4万元左右，翻了一番。这时全县已有集体书店、知青书店21个，个体书店、书摊56个，到1985年，他们年销售近10万元。这年3月，黄墩乡金山村书店个体户胡银贵，出席了省召开的个体户表彰大会，得奖金30元。他的发行范围达9村、1社办工厂、7所小学和1所中学，年销售约3000～5000元。万桥、石镜两乡所在地，均经过批准，分别挂起了私营新华书店的招牌。
【供销社】供销社是农村图书发行中一条重要渠道。1957年，月山、洪镇、腊树供销社就开始发行少量图书、年画，后逐渐扩大。到1965年，全县所有基层供销社都开展图书发行业务，网点遍布全县区、乡集镇，成为一支重要发行力量。“文革”开始后，马列、毛泽东著作大量发行，政治书籍较多，供销社发行量大增，1967年达7.80万元，1968年12.60万元，1969年11.50万元，3年计31.90万元。由于图书积压，1972年出现了批发负12万元，1973～1975年，基本稳定在2～3万元左右。1976年有所回升，1980年趋于正常，达9.30万元。1982年新安区、洪镇区课本交供销社发行，年销售达13.40万元。1984年3月中旬基层供销社发行工作会议后，推动了发行工作。1984年销售总额达21.70万元，占全县全年总销售额的25.65%。截至1985年6月，全县共有供销社售书点138个。
【县书店基层门市部】截止1985年底，县书店共有月山、高河、黄墩3个基层门市部，均系综合型。月山、高河两门市部，属全省县级店大型集镇门市部之列，也是全县农村发行的主渠道。发行量占全年销售的50%。
月山门市部，一直担负全区5个乡的供销社批发、辅导和自身的发行工作，并发放全区11所初、高中、25所小学的两季教材。长期以来，均是1人独挡一面，从1976年开始，先后曾安排2人到1980年才正式稳定下来。工作包罗万象，既要搞批发，又要搞辅导，还要搞流动供应，送书上门，主动征订等。销售额连年递增，1979年8.60万元，1983年增至11.62万元，1985年猛增至19.54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1.3倍。
高河门市部，负责全区共4个乡供销社批发、辅导和自身的发行工作。学校有初、高中15所，小学77所。自建立至1980年底，一直是一人负责。直到1983年才稳定两个人。坚持出满勤，营业时间十分正常，服务态度良好，当地群众送他一首歌谣：“人常在、门常开、扫地扫半边街。”1979年，该门市部被评为安庆地区书店系统先进集体。6月，在怀宁县召开了安庆地区集镇门市部现场会。这年，县店下达该门市销售任务为5.25万元，实际完成6.45万元，比上年增长了23%。1981年完成10.16万元，到1985年增长为21.34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2.3倍。
黄墩门市部，1979年建，一直是一人负责。全区有初、高中10所，小学45所，3个乡。1979年销售额为1.79万元，后逐年递增，1983年达6.51万元，1985年增至9.04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约4倍。
怀宁县1985年农村图书发行代销点一览表
怀宁县1952～1985年新华书店销售、利润、费用一览表
二、图书馆
民国11年(1922年)，省政府教育厅将安徽省立通俗讲演所改为省立通俗教育馆，内分讲演、图书、体育3部。原址在清朝藩署(今白日青天)。民国17年改名省立第一通俗教育馆，馆址迁吴越街，这时通俗教育馆图书部有图书5000余册，杂志30多种，报纸16种，部内设有成人阅览室、儿童阅览室和阅报室；还有两个巡回文库，分设于菱湖公园和森林公园。很显然，这就是怀宁图书馆的前身。
1949年11月，涂心明同志运米约250公斤到安庆，买回图书一二百册，95%是政治读物，外带几份报刊和一些小型宣传画。12月，石牌文化馆创建，在馆内创办了图书室，并经县公安机关批准启用“文化馆图书室”公章。腾出1间大房，摆4张方桌，几把椅子，添置一些书架、报架，就宣布图书室对外开放。借书工作自1952年开始。阅览室每日开放8小时，阅报处全天开放，中午读者最多。
1959年起，图书经费单独核算，文化馆图书室曾改名图书馆，未配馆长，亦未刻公章；“文革”前，与文化馆合并，仍叫图书室，直至1979年8月。
1979年9月，怀宁县图书馆正式从文化馆分离出来，启钤行文，成为独立单位，由文化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即馆长)兼图书馆长。次年配专职副馆长胡乡邦，1981年调程述东任馆长，1984年调江涛任副馆长，程述东任调研员。房屋分配：三楼阅览室约85平方米，二楼书库及外借处91.5平方米，一楼办公室24平方米，计200.5平方米。至1985年，全馆有副馆长1人，调研员、采编、基层图书馆辅导各1人，阅览室、借书处各2人，共8人。1985年统计，共有图书1.20万册，刊物8000册、儿童读物1000册，共计2.10万册。
三、档案
(一)机构
民国时期，无档案管理机构。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等各部门的档案各自设室保管，无统一管理的目标、方法和要求。
建国初期，县内主要档案分别由中共怀宁县委办公室和县人民政府秘书室管理，配有专职管理人员。
1958年12月14日，成立怀宁县档案馆，定编3人，库房2间，隶属县人委办公室，1959年改属县委办公室。
1963年12月27日，成立怀宁县档案管理科，与档案馆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仍隶属县委办公室。
1975年3月22日，成立怀宁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档案小组，档案馆同时更名为怀宁县革命委员会档案馆，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定编3人，隶属办事组。
1980年4月，撤销革命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成立怀宁县委办公室档案科，科、馆合署办公，隶属县委办公室。
1980年12月5日，成立怀宁县档案局，局、馆合署办公，定编5人，隶属县委办公室，1985年10月3日，改属县政府，定编7人。
(二)业务
档案局(馆)成立以后，主要业务是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利用各类档案和资料，指导文书部门进行文书档案处理和立卷工作。
【收集】1958年，就着手准备收集和接收县现行机关档案、撤销机关档案、历史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进馆。1959年接收第一批档案进馆，包括县委(各部、委、室)、县人委(各科、室)、撤销部分县直机关和17个区委、区政府等42个单位的档案共3594卷，图书资料1500册，三级党报400余本。
1977年接收第二批档案进馆，包括县委各部、委、办和政府系列的委、办、局机关“文化大革命”前的档案4715卷，图书资料2000余册。
1985年～1986年接收第三批档案进馆，共接收文书、专业档案9198卷。
至1987年底，共收集各类档案32个全宗，27个目录号，1.75万卷。其中有民国档案(复印件)223卷，现行机关和撤销机关档案8375卷，各类专业档案8861卷，科技档案48卷，彩照档案4合，资料图书5754册。
【分类】县档案馆保管的档案分两类：一是县委全宗档案的分类，1957年以前的按年代～问题分的，1957年以后的按机构～年代分的；二是其它全宗均按机构～年代分的。以全宗为单位，将永久、长期和短期保管的档案分别存放保管。
档案分类排列的次序：重要档案在前，一般档案在后；纵合案卷在前，专题案卷在后；本机关案卷在前，上下级的案卷在后；永久案卷在前，长期案卷在后。
【管理】档案保管是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努力延长档案寿命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县档案馆的档案管理，目前仍以土法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影响，档案处在不断损毁的过程之中。据抽查，1957年以前5086卷档案中，需要抢救的有1763卷。其中需要裱托的1536卷，需要恢复字迹的763卷，1.60万页，240.35万字。
【利用】县档案馆在提供档案利用方面，主要是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制订了有关规章制度，如《开放历史档案实施细则》、《查阅档案审批制度》、《查阅档案登记制度》、《借阅档案登记制度》、《利用效果登记制度》、《有偿服务收费办法》等；二是编制了一套检索工具，如《卷内目录》、《案卷目录》、《全宗名册》、《全宗案卷对照表》、《档案接收登记簿》、《土地、房产所有证索引》、《阶级成份清册索引》、《干部处分人名索引》、《文件全引目录》等13种。
在档案利用方面，不但为党政领导在指挥工农业生产中及时提供档案资料，发挥了作用，而且为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冤假错案、调整工资、转正定级、离休退休、解决土地、房产、山林等纠纷中提供了原始依据。开展编史修志以来，利用档案更为频繁，档案馆接待工作应接不暇，有时一天要接待几十人次，调卷几百卷。
怀宁县几个典型年份利用档案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