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巾军安庆之战
至正十二年(1352年)，长江流域红巾军首领徐寿辉率部首攻安庆，但其辖地池州失陷，遂挥军转取江州(今九江市)，杀死江西行省星吉后，又回攻安庆。驻守安庆的元军突围至池州，驻池州元江浙行省卜颜铁木儿决心支援安庆，以大量钱币武器分发给溃散的军兵，故能死命抵抗，红巾军便撤围安庆，转攻周围县城及汛地，并攻克池州。十五年，红巾军驻池州将军赵普胜率部攻安庆，与驻安庆的淮南行省左丞余阙和郡守韩建大战20多天，重创元军。十七年十月，徐寿辉部将陈友谅、祝寇率军自湖北沔阳沿江东下，“舳舫数百里，镇鼓之声动天地”，在小孤山激战四昼夜，歼敌大部。驻小孤山元水军元帅胡伯颜率残部败遁安庆，陈友谅率军追至山口镇与赵普胜等红巾军会合，将安庆城四面围定。当时江淮东西均为红巾军占领，安庆城已成“孤岛”，为使百姓免遭兵燹之苦，陈友谅给余阙写了劝降信，次又派出余阙旧友作为使者进城劝降，而顽固的余阙，对红巾军的劝降不但置之不理，还将劝降使者打碎牙骨后斩首东门。攻城战斗业已势不可免。陈友谅遂召集军事会议，商定自东西南三门强攻，迫敌出城后聚歼，以保城民免受战火之灾。按预定计划，连续攻城两个月，余阙只是据城固防，红巾军只得等待战机。
十八年正月初七，正值南风，红巾军自山口纵火舟烧毁元军江上联舰，火入南门，城遂破。红巾军进城后，再次要求余阙放下武器，并许以官职，但余阙执迷不悟，顽抗到底，元军于巷战中死者以千计，余皆降，阙自刎沉水死，陈友谅令将军赵普胜驻守安庆。
至正十九年九月，朱元璋自集庆(今南京市)派遣上将军徐达、佥枢密院事廖永忠、张德胜等进攻安庆的红巾军。廖永忠领水军沿江西上，攻克安庆东门水寨；徐、张领步军自无为陆路夜袭浮山寨并破斩潜山。安庆四面受敌，战情紧迫，但由于守军赵普胜不仅骁勇善战，号称“双刀”，还能均富济贫，深得民心，故而安庆仍能固守无恙。朱元璋为了拔除陈友谅的前哨堡垒——安庆，便设计陷害赵普胜，暗遣客使到友谅军中挑拨离间。陈友谅中了朱元璋的诡计，他以会师为名，自江洲猝然率军来安庆，捕杀了赵普胜。二十年五月，朱元璋轻克安庆，留赵伯仲镇守。
至正二十年夏，陈友谅于采石矶杀徐寿辉，自称帝。翌年七月派大将张定边夺回安庆，朱元璋的佥院赵伯仲、安庆知府谭若季弃城逃跑。八月，朱元璋亲统大军水陆并进，攻击安庆，当时有陈友谅部将张志雄，英勇善战，原从赵普胜共守安庆，对赵普胜的冤杀非常不满，遂降了朱元璋，并“尽献其取安庆之策”，城遂破。
二、张献忠转战怀宁
明末，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县参加高迎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后单独率军转战豫、鄂、皖等地。崇祯九年(1636年)十二月，张献忠率马守应、罗汝才、李万应等将领及官兵几十万人，自湖北郧阳东下，攻宿松，占太湖，席转怀宁、望江，所到之处，锐不可挡。明监军安池道史可法举兵抵御，在石牌天津潭被起义军包围，死伤过半，后得乡人以鸟枪助战，史可法才得以逃脱。十年正月，张献忠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农民军，从小道突入安庆以西石牌地区，继占桐城，连营百里，“闯”字战旗遮天蔽日，明朝廷惊恐万状，急忙增兵遣将，驰援安庆。围攻安庆的农民军14天后，得知明军增援将至，遂西移，待机歼敌。三月二十四日在太湖酆家店展开决战，四面围攻，突击挺进，短兵相接，白刃格斗，明副将潘可大战死，守备陈于王、程龙均自杀身亡。另一名守备蒋若来，换上养马人服装才免遭一死。被围明军4500名官兵，仅千余人散逃，余皆被俘或击毙。嗣后农民军和明军在安庆地区相持的5年战争，各有胜负。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农民军为作战略转移，主动向湖广撤去。
三、安庆保卫战
1853年(咸丰三年)，50万太平军自武汉水陆并进，夹江东下，舳舫相接，旌旗蔽江，翼王石达开率先锋军于2月24日攻占安庆城，皖巡抚蒋文庆自杀。为会战南京，主力继续东下，清军夺回安庆。太平军南京定都后，立即挥师北伐和西征。西征军在胡以晃、赖汉英等率领下，于是年6月10日再克安庆，主力继续西征。10月，石达开率重兵驻皖，并连克桐城、舒城和江南等各县，翌年1月克庐州(今合肥)，安徽巡抚江忠源“自刎未遂，矛伤而死”。安庆遂成为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不幸的“杨韦事件”，清廷视为良机，向太平军大举围剿，安庆外围诸县为清军占领，清提督秦定三率军连营百里，进逼桐城，直指安庆。揭开了安庆保卫战的序幕。
1857年(咸丰七年)2月，陈玉成、李秀成领兵夹击清兵，取得桐城大捷，粉碎了秦定三侵占安庆的图谋，安庆转危为安。
1858年，天京被围，湖北巡抚胡林翼乘机命江宁将军都兴阿，副都统多隆阿和总兵鲍超移兵由宿松趋安庆；又派浙江布政使李续宾进犯太湖，亦趋安庆。为解安庆之围，陈玉成、李秀成于是年11月同清军会战三河镇，李续宾部被歼，继又战胜了其他清军，安庆又度转安。不久，陈玉成挥师东下，以解京围。
1859年(咸丰九年)秋，曾国藩、胡林翼令湘、楚军分四路向安庆大举进攻，兵力在3万人以上，石牌镇是保卫安庆的屏障之一，太平军在镇北猫山筑新城一座，由霍天燕率军固守，与太湖相援应。是年9月22日，清第二路军鲍超围困太湖，多隆阿进驻茶婆岭(今腊树乡)。24日夜，清军向猫山新城突然袭击，施放喷筒火箭，城内火起，四周援军被阻，守城太平军几千人都壮烈牺牲，石牌易手。胡林翼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石牌城坚，忽以不意而得之，盖乘骊龙之睡、而摘其项下珠也。”胡林翼“探骊得珠”姑且不论，而据守安庆的太平军，自石牌失陷之后，便渐趋“孤军”之势。
1860年2月16日(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陈玉成率部联合张乐行等捻军10万人，于小池驿歼灭鲍超部1千多人，以缓安庆之围。
1861年(咸丰十一年)，在上年枞阳失守，清军增派兵备道曾国荃和水师提督杨岳斌，安庆被围更紧迫的态势下，陈玉成根据洪秀全的战略计划，取楚军胡林翼的老巢——武昌，但在汉口遇到英国海军力阻，“围魏救赵”的决策未能实现。适湘军曾国藩猛攻安庆，陈玉成于4月率兵回救，1万多人到了集贤关，在菱湖北岸修筑营垒13座，城内守军也在南岸筑垒5座遥相呼应。并从天长等处调兵前来，同时令平西主将吴定彩率领千余士兵冲入城内，以增强防御力量。
同年5月，天京前来的洪仁玕等连续举行3次援救安庆的战斗均告失利。在十分艰难的情势下，陈玉成赶回天京请救，曾国藩乘机令鲍超和总兵成大吉发动突然袭击。据守赤岗岭、集贤关的太平军，被分割包围，激战7个昼夜，击毙清军官兵3千余人，直到6月8日，终因“营中又无火药炮子，粮米亦无”，其中3垒被清军击破，守将李四福和3千多士兵，与清军白刃相接，浴血奋战，全部壮烈牺牲。坚守另一营垒的靖东主将刘跄琳于6月19日夜突围到马踏石时，遇溪水上涨不能渡河，7百多名将士全部殉难。战斗到7月中旬，安庆城周围营垒除北门尚存3座外，其他全部陷落。城内太平军已无险可守。
8月初，陈玉成自天京请回精锐之师，再次组织了援救安庆的战斗。
8月7日，兵分3路反攻，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另两路被清军所钳制，只有陈玉成、杨辅清这一路自太湖取道小池驿、黄泥港、东向清河、三桥头、高河埠和马鞍山(月山近处)，冲破了清军的重重防线，于24日重克集贤关，并在关口、茅岭、十里铺等处筑营垒四十多座。
8月25日至27日，3天激烈的争夺战，在守城将士配合下，收复了菱湖北岸的营垒，恢复了城内外的联系，但伤亡很大，进攻暂停。9月5日上午8时左右，清军引发事先埋在四方城下的炸药，城破数十丈，守城将领吴定彩当先带兵死守缺口，壮烈牺牲。清军入城，平西主将叶芸来率领将士和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守城16000余人全部战死或投江殉难，英王陈玉成母子眷属亦引火自焚。
清军入城后，实行血腥屠杀。曾国藩自供：“实无一人得脱。”城内建筑物除英王府改成曾国藩的行署未被焚毁外，其他大部夷平。
四、辛亥革命——安庆“光复”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7日革命党人吴畅谷(合肥人)受上海同盟会指派回安庆，和同乡王天培等多次计议在安庆举兵筹谋“光复”，并在城区内萧家桥萍萃楼客栈成立了机关部。
在武昌起义胜利喜讯鼓舞下，10月28日，各兵营很快发动起来。吴畅谷等决定城外军分三大支队，驻集贤关的六十二标为主力先发，驻五里庙的六十一标及炮营接应，王天培负责组织学生军为后援。城外起义军由胡万泰为临时指挥。吴旸谷自己率敢死队留在城内总司令部，筹度一切，相机策应。准在l0月30日夜10时起事。同时，密召遭朱家宝猜忌调至英山驻防的桂丹墀部回援安庆。
这次起义，虽然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但由于城外义军临时指挥胡万泰“送母”离安庆未按时返回，城内朱家宝增调江防营提前加强戒备，起义终于失败。吴旸谷潜出安庆，去武汉向革命军求援。王天培留下坚持斗争。
安徽巡抚朱家宝，是“食清之禄，死清之事”的顽固分子，拒绝脱离朝廷，反对安徽独立，当他接到其主子袁世凯“顺应时势”、“静候变化”的密电后，又摇身一变，支持革命。革命党人为利用朱家宝控制江防营，免遭兵祸，遂于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推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安徽军政府按时成立了，但朱家宝视革命党人为眼中钉，利用江防营兵力赶走了王天培。吴旸谷苦于安庆革命没有自己的军队，请求九江都督派黄焕章率领部队800人到安庆，以制服江防营。但黄部纪律极坏，于14日15日两天，怂部围攻都督府，朱家宝惊逃，黄部劫夺军械所，焚烧藩署，洗劫藩库。三牌楼、四牌楼所有商店及城内殷实富户，统被搜劫，公私损失达300多万元。吴旸谷悔恨自己引狼入室，遂只身入黄军，严词诘责，当即遭拘留软禁，18日夜，黄焕章指使卫兵枪杀吴旸谷，身中7弹，壮烈牺牲。28日，黄部在回援安庆的桂丹墀部的压力以及九江都督的催促下，才撤回九江。
12月2日，省临时参事会一致票选孙毓筠为皖都督，继之，正式成立省军政府，下设军、民、财、教四司，民军统编为师旅团营，全省共编五个师，驻安庆为第一师，胡万泰任师长。至此，皖省方暂处统一。
五、杨森部安庆布阵抗日军
日军在北侵徐州、东占南京后，于民国27年(1938年)5月下旬，制订了攻占武汉的作战方案，企图实现其霸占全中国的侵略野心。而安庆居长江扼守地位，势为必争之地。
国民党为确保武汉，加强了对安庆防守。民国26年12月增派川军二十军杨森部和四十四军王泽浚部编成二十七集团军(杨森任总司令)移防安庆，隶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杨森以一部兵力派驻巢县、无为、庐江一线阻击日军南下，以一四六师驻枞阳、安庆沿江一线，协同南岸部队，阻击日军西进。
日军沿长江方向进攻安庆的主力为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即波田重一少将指挥的台湾步兵第一、二联队和台湾炮兵联队)。配合波田支队的日海军为“中国方面舰队”第三舰队(川古志郎中将兼司令)。配合的日空军为日本航空兵团第三飞行团，该团有各种战斗机50余架。另从合肥方向进犯安庆的日军为华中派遣队直属的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下辖步十三联队、步四七联队、独立山炮营第二联队。
民国27年5月29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令101号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分部队占领安庆附近”。6月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命令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合肥陆地行军南下攻占安庆；命令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沿扬子江(长江)溯江西上攻占安庆。
6月7日，日军自镇江乘船，在芜湖下游集结。6月10日夜，有日舰40余艘，商船13艘，汽艇80余只，木船数百只，载波田支队，在空军掩护下，向安庆进逼。
同日，蒋介石曾电令杨森督率所部川军确保安庆，杨森即指示司令部通知安庆守军、机关和警察局、队做好临战准备。11日午后，日军以炮火压制中国江防炮兵，强行通过大通江面，企图在枞阳镇登陆，被我国江防部队击退，入午夜乘大雨之际，在距安庆东北20公里的沿江东西两岸分别登陆。这时守军一四六师八七二团及保安队，谎称“伤亡过重”，川军其他部队受无为方面日军牵制，无力应援，加之合肥失守，使得安庆腹背受敌。6月12日(农历五月十五日)下午6时，日军攻占东郊机场，杨森在安庆一枪未放，撤军至岳西和金寨，其眷属乘安丰号小轮至武汉，安庆始被日军占领。
另一路自合肥南侵的日军，曾在舒城、桐城激战受阻。6月14日进犯潜山，与杨森所属之师激战于潜水附近，受到重创。不几日，杨森之师亦经太湖西撤。
六、合(肥)安(庆)路上伏击战
安庆沦陷后，日军视安庆为战备物资的重要集散城镇。集散运输线一水一陆，水路长江易遭空袭，所以安庆至合肥的公路便成为主要运输线，每天都有数辆到一二百辆军车通过，满载着屠杀中国人的“鬼子”和战备物资。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多赖空军偷袭，而留在皖西南的一七六师则主要活动于潜、太、宿等县的山峦地带，新四军则深入敌占区，在合安路上不断伏击日军车队。
在怀宁境内抗战的新四军，是原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于1937年7月28日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在岳西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后，奉命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的所属部队。
四支队七团三营，于1938年9月至11月间，连续4次在合安路上伏击日军，计打毁敌军车50多辆、装甲车两辆，击毙、伤日军官兵180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几次伏击战的胜利，遏制了日军西进的步伐，使人民群众看到了抗战必胜的曙光。
在合安路靠近安庆的月山铁铺岭的伏击战，是1938年10月间进行的。当时安庆至高河埠一线驻守的日军有1200多人，经常派出小部队四出骚扰，烧杀淫掠，气焰嚣张。加之汉奸活动猖獗，群众于无奈中插白旗于家门以示“顺服””心里都迫切盼望自己的队伍给日军以狠狠地打击。
新四军四支队七团三营，在总结前几次伏击战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仔细侦察以及地方政府和民众对于敌情确实的报告，认为“铁铺岭地形隐蔽，民家已逃跑一空。国军撤退后，该地段从未有过军事行动。因此，敌人亦不注意我之击车企图”(引自1938年10月某日七团三营在铁铺岭的战斗详报)。于是，下定了作战决心。
部队经过战前准备，自出发地洪家铺(今洪镇)向狮子岭、张家山一带运动并迅速部署展开，“战斗部队编为两个排，配轻机枪两挺；一个警戒班，配轻机枪一挺；两个便衣班，每个人携带手榴弹3颗，驳壳枪与步枪各半数。警戒班配备在大排山，封月山来路监视警戒。大排山与蟹子岗后一里多路布置两个排，排与排间隔约七百五十米远。一个便衣班埋伏在路旁，另一个便衣班则埋伏于村子围墙前面，两班相距大约六、七十米远。蟹子岗山顶配置了望哨。规定的信号是：鸣一枪则可以打；挥动白手巾，部队则迅速撤退。指挥所设在蟹子岗”。(引文出处同前)
上午9时，由安庆驶来日汽车200余辆，主动让其通过，过了一个半小时，从安庆方向又驶来汽车3辆，在其第一辆车距便衣班约10多米时，指挥所令下，便衣班即猛投手榴弹，炸坏了车轮，随之翻倒在路左的水沟内，车里日军挣扎着爬出水沟，第二辆也停下，两车日军共20多人相继退至陈家老屋抵抗，这时第三辆车因我右翼排出击，慌忙调头向安庆逃窜。我蟹子岗之排及路旁的便衣班，迅即包围了陈家老屋，将日军全部歼灭。
战斗用了半个小时，在中午12时结束，并迅速撤出阵地回张家山集结。20分钟后，日军出动5辆装甲车占领大排山，无目标地打了一百多发炮弹，一无所获，悻悻而回。
这次战斗，击毙日军分队长1名，士兵28名；缴获步枪28枝，手枪1枝和其他一批军用物资。我军牺牲4人，受伤1人。
七、首袭安庆日军
1939年5月5日，国民党四十八军一七六师五二六旅(旅长丘清英)对县城安庆的日军进行了首次袭击。
丘旅参战部队，有林士振队长率第二游击支队的两个大队和一个工兵排组成右翼队；有陆代隆队长率1052团(缺1个营)、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排组成中央队(即主攻部队)；有庞金龙队长率皖保八团的两个营、一个步炮连和一个工兵排组成左翼队；有唐介圭队长率1052团第二营、1056团第3营组成预备队。反正伪军郝文波部为向导。
安庆城的日军守备部队：一一六师团志摩旅团1000人驻东门外，清野旅团800人驻北门城内，另有西森、山本、永吉等部共约千余人。江面有日海军一个中队，陆战队士兵百余人。
5月5日夜2时30分，丘清英旅右翼队进到十里铺埋伏，并派出小队至马山和玉虹门等处，破坏日军通讯。3时，右翼队的便衣队和敢死队潜入城内，炸死卫兵，打开西门，引二中队入城，当即占领西北门一带，与敌激战，并向东运动。当敢死队抵达东门日军司令部时，天已黎明，日军以战车掩护大举反扑，敢死队、便衣队一面巷战肉搏，一面四处纵火，战况激烈，大队长陈焕负伤，中队长安邦殉国。此时，在城外的中央队和左翼队，由于动作迟缓，没有按时参加战斗，而冲进城的部队，敌众我寡，于天明后撤出城外与马山激战的部队会合。拂晓各部先后到达指定位置集结。
这次战斗，计毙日军千余，丘旅阵亡尉官7人，士兵200余人。
注：对此次战斗的战果说法不一，国民党一七六师等参战部队说歼敌千余；范苑声在一七六师阵亡将士墓碑之中，说歼敌百余；李品仙在《八年来大别山保卫战》文中说毙敌数十名。其次是参战部队还有一说，即国共合作时担任国民党怀宁县长胡允恭于1984年?月撰丈《1939年在安徽的斗争》中，记述此次攻城战斗，有第九游击纵队司令员云应霖率部参战，县第四区长查化群组织的后方运输队和刘保罗的政治宣传大队都参加了战斗。
八、三桥境内打日军
1940年10月，驻安庆日军一一六师团，乘国民党军队换防之机，于16日黄昏，派遣第五冲锋大队下属3个中队，1个骑兵混合中队约千余人，附炮6门，分别从怀宁的月山、洪镇、甘露庵出发，向三桥突进，直奔潜山。至18日拂晓，日军在两架飞机掩护下和国民党潜山守军一七六师激战10时许，潜山城陷。
一七六师决心收复潜山县城。决定由该师五二六团(团长莫敌)为主攻部队。19日晨，莫团在其他部队配合下，一举攻下潜山城，日军向三桥方向撤退。莫团在攻城同时，预先埋伏了一支部队在怀宁四棵松，意欲歼灭撤退在途的日军。不料驻在三桥的日军抢先占领了四棵松高地，埋伏部队没有占领到有利地形，这时莫团追击部队也到了四棵松，和日军展开激战。莫团被阻于珠流河西岸，战斗暂处僵持状态。到下午3时，部队停止进攻，当地群众纷纷送饭上前线，慰劳部队打日军。饭后，莫团派一支精锐部队从茅庵绕到敌后，发起攻击，日军腹背受敌，慌忙向三桥撤退，时近黄昏，莫团停止攻击，退到三桥对面森林赤陡坳待命。
是夜，莫团派出10余人的战斗小组，潜入敌阵，引起东西两头的日军相互误战了一通宵，天明，发起进攻，一夜惊魂未定的日军，迅即向黄墩方向撤退。这时日军派出两架飞机，不断向莫团俯冲扫射，撤退的日军转为反扑，在三桥镇展开激烈战斗。战斗中，莫团一位副营长举枪射击俯冲的飞机，机身着火，坠落于三桥镇北的农田中，日军失去空中优势，遂溃逃。莫团将飞机拆散，运到了后方。日军随后于21日至27日组织了报复性袭击，攻三桥、攻石牌均未得逞，28日战斗结束，日军缩进安庆城。
这次战斗7天，计毙敌百余名，梅城至黄墩一线日军暴尸80余具，打死日战马12匹，击沉日舰l艘，击落敌机1架。一七六师部队也伤亡多人。
九、百子山军民抗日、顽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中央推行“限共”、“溶共”、“反共”方针，直至演成“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多次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才使抗日战争得以坚持下去。县境百子山军民的抗日斗争，就是在这样形势下进行的。
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主的百子山军民抗日活动，是由桐怀潜中心县委(机关设桐城花山，书记由沿江支队参谋长胡继亭兼任)直接领导的。
开辟百子山新区，在牵制日、顽兵力，保卫巢(湖)无(为)根据地，贯通长江南北新四军七师和五师的联系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1943年下半年，百子山当面之敌为：附近的安庆，有日军第二兵站和汪伪独立团；月山、洪镇是汪伪第二和第三区公所，驻有日军中队和建国军连队；查家竹园(现石镜乡太平村)是日军大队驻地，设有军事指挥机构；靠江镇、老洲一带，有国民党郝文波、曹连唐和梁金奎的队伍。
开辟这块游击根据地，早在1942年春，就有新四军七师五十八团团部手枪连干部张曰武到海口洲，开通了七师和五师的长江交通线。至1943年10月，桐怀潜中心县委派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韩非带领一个短枪班到百子山开辟新区工作，后遭郝文波破坏，工作中断。
1944年1月，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中共百子山区委，派出组织部部长王进臣兼任区委书记，稍后又派党员干部冯诚(又名唐筱舟)、毛祯祥和县委武装中队指导员姚奎甲(率两个班兵力)，健全了区委领导机构(驻百子山戴家老屋)。
区委成员于是年2月1日陆续进山后，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访群众，查敌情，不到半个月时间，先后镇压了充任驻月山日军的密特队长苏汉阳、日军宪兵队长兼广成乡日伪乡长徐积贤和海口洲汉奸吴怀林3人，为开辟新区扫除了主要障碍。同时，区委委员毛祯祥到海口洲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筹建地方游击队，对当地反动一贯道进行了两次打击。4月间，区委派中队杨队长带领短枪班战士10多人到海口洲袭击日伪警察所，毙敌1人，缴获长枪13枝。
到4、5月间，开辟百子山游击根据地的局面基本打开。区委在百子山、独秀山、海口洲等地发展党员40多人，成立海口、百子和部队3个支部；发展地方游击队50多人，有长短枪30多枝，建立百子山、独秀山、海口洲3支地方游击队，在叶坦、官洲建立两个游击小组；在百子山刘家老屋建立交通联络站，随后，又在阮家冲和东山头增设两个交通站，由阮学桂(女、共产党员，绰号“二把盒子”)为交通员，在河口、头坡、洪镇、广村等地建立联络点、农民哨，开辟了一条花山、百子山至江南八都湖的交通线。
1944年6月，王进臣因病调回县委，由冯诚代理区委书记。为配合主战场局部反攻，在根据地内实行主动出击，以牵制敌人的兵力。是年夏，姚奎甲带领短枪班战士到海口洲，拔掉河口日军据点，全歼守敌，缴获步枪7枝，短枪4枝，八中队杨队长等人到官洲，捕获监视我军活动的梁金奎匪部3人，并处决梁的副官姚老三。8、9月间，姚奎甲又率短枪班13人去海口洲，袭击日军驻王家洲的哨所，毙敌2人，俘敌1人，缴获长短枪8枝，手榴弹40多枚，迫使敌人撤退。此间，为震慑敌人，鼓舞人民，游击队在余家岭石崖上凿刻“杀尽汗(汉)奸”四个大字。继后，又将日伪汉奸、流氓头子、号称“四大金刚”的首领方理高于海螺山处死。接着，又先后镇压日伪汉奸曹江水，国民党一三八师情报员汪少元、杨自斌和劣绅李文焕。到是年9月，游击区扩大到方圆70多华里，地方游击队由50多人发展到150多人，长短枪由30多枝增加到120多枝；党员由40多人发展到180多人。
百子山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得日、伪惶恐不安，斗争更为艰巨。是年9月20日，月山伪建国军连长丁斗南，诱捕百子山交通员苏传道(曾任过日密特)和百子山游击队长刘凤竹，两人均叛变；代理区委书记冯诚亦叛变投敌，根据地斗争处于严重关头。
中心县委为使百子山抗日斗争坚持下去，迅即派出宣传部长张伟群兼任区委书记。区委为了转移敌人目标，将区委活动转移到靠近高河埠的叶家坦一带。11月间，以日伪广成乡公所名义，组织进步青年24人，成立一支乡自卫队，由共产党员朱勋任队长。自卫队成立不久，就击退粱金奎匪部自望江来海口洲抢劫群众财物的4条木船。12月初，打听到洪镇日伪区长陈家密(一说陈家弼)去安庆开会，短枪班埋伏石库渡口，不等他上船，即捕住就地镇压。
1945年1月，张伟群回县，姚奎甲代理区委书记。这年春，日、伪、顽加紧对根据地的“扫荡”和骚扰，斗争更为紧张激烈。2月，洪镇日军扑向海口，妄图消灭广成乡自卫队，因提前疏散，敌阴谋未逞。3月16日，姚奎甲等8人去官洲，被梁金奎匪部包围，幸得朱勋自卫队及时阻击，方得脱险，而官洲10余人的游击队从此便无形解散。不久，洪镇交通员汪兴志、阮家冲女交通员阮学桂都不幸牺牲。4月，广成乡自卫队组织遭日军破坏，海口洲女交通员钱光照等7人被捕，其中王念柏等4人惨遭杀害。7月6日，分龙岭党支部书记王高法在执行任务途中，遭日军枪击牺牲。在一片白色恐怖下，百子山人民坚持斗争，支援抗战。王家冲女交通员王菊英，在丈夫王高法牺牲后，忍悲痛，冒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坚持为山上游击队送水送饭送情报。区委率领短枪班战士和地方游击队转移到查家海螺山和汪家冲一带，在群众配合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是年9月，姚奎甲和区委成员一起，奉命撤进大别山，迎接着新的战斗。
十、皖西人民自卫军在怀宁的战事活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皖江区党委和新四军七师奉命北撤时，留下部分部队和桐怀潜山区游击队相汇合，组成皖西大队(1946年10月扩建为皖西支队)，就地坚持斗争。
新四军北撤后，国民党四十八军一七六师五二六团、五二八团、安徽保安第三团、怀宁县国民兵团、警察、特务，麇集安庆。旋即成立中统特务序列的“安庆区督导室”和“沿江工作督导团”。1945年冬，由督导团、“怀宁县行动队”、“怀宁县自卫队”(又叫清乡队)，三位一体，一齐扑向抗日根据地——百子山、海口洲和孟岭等地，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仅八九天时间，三地遭杀害5人，胁迫自首列为管教对象的达数百人，抗日的有罪，“摘桃子”的有功，根据地人民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夜袭三桥镇】1946年12月间，国民党广西军一个团由青草塥进驻潜山县源潭、三妙一线，企图合围皖西支队二大队，破坏革命根据地。为了引开敌人，大队长张友道毅然率部到敌占区的怀宁竹林窝(今属三祝乡)，伺机袭击敌人。经侦察获悉，国民党宿松县县长程超群在三桥程家祠堂为其母做寿，请来两个戏班子轮流唱戏，并有一个自卫大队和一个中队的兵力加以保护。经分析认为，在三桥打一下，以暴露我军行踪，达到引来源潭敌人之目的，使根据地不受摧残。于是，部队经过准备，吃罢晚饭，快速向三桥前进，“正是：夕阳天涯笑欢送，月出东山照征途”(引自张友道《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纪实》)。
是夜8时许，抵达三桥，兵分两路，一路由四连长华品三攻打戏场，一路由副大队长刘长胜攻打祠堂。副排长万金海，率领战士冲进祠堂，炸死敌哨兵，击毙敌中队长；刘副大队长冲进祠堂后进，打死敌高等法院推事程克祥，抓获敌县长程超群(后在其卫士掩护下逃脱)。戏场战斗，由于一个营的敌兵和万余群众相混，对敌不曾重创，恐伤群众，只得撤出战斗。
整个战斗只打了半小时，缴获长短枪36枝，毙敌12人，张有道大队轻伤1人。三桥夜袭战斗，震动很大，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源潭一线的广西军撤回到青草塥，潜怀两县的自卫队也龟缩到县城。
【高河埠歼敌】1947年5月，皖西支队一大队政委何德庆，接受皖西区党委下达消灭高河埠敌军的战斗任务。大队派出侦察排长刘辰酉对敌侦察，侦悉怀宁高河埠，驻有国民党的区署和一个保安大队，他们平时活动猖獗，肆意屠杀群众，经常偷袭人民政权，破坏游击队活动。于是，由何德庆政委率部自余家井出发，夜10时许包围了高河埠，分工一连在东栅门、六连在西栅门担任佯攻任务，五连主攻敌大队部张家祠堂。深夜1时，五连连长李文忠、大队作战参谋王庵峰带领几名战士，悄悄翻墙进入大队部，由被俘获的守门哨兵引至敌大队长卧室，还在梦中的敌大队长和他的“太太”便做了俘虏。后来，勒令敌大队长下令集合他的部队，敌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这次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一枪未发就俘敌约19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多枝，轻机枪4挺，各种枪弹700多发，全歼高河驻敌，捣毁了敌区署和敌岗楼等军事设施，部队胜利地返回潜山驻地。
【三打石牌镇】1947年下半年，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连连失败，敌后十分空虚；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使得皖西武装斗争出现了新局面。石牌镇虽不大，夺取它可直接威胁安庆，为大别山根据地增设屏障，且该镇敌军用仓库较多，缴获它就能摧毁敌之后方物资供应基地，还能补充我军给养，也可“开仓济贫”。
三次攻打石牌镇，都是由皖西支队司令员刘昌毅、政委桂林栖共同决策和指挥的。
7月11日夜，由胡鹏飞、何德庆率领一大队及支队直属警卫连、侦察连和二大队六连共400多人，从潜山出发，半夜到达石牌。石牌驻敌一个保安队和四七军的两个班共200多人。由一大队主攻敌营，六连攻敌之仓库。拂晓前结束战斗，俘敌30多人，缴获步枪50余枝、机枪1挺和其他军用物资。胡何部牺牲1人、伤2人。
8月12日，为解决部队过冬棉衣，皖西支队一大队等500余人，从潜山王庙出发，分3路夜奔石牌镇。一大队到达后，迅速向驻在上石牌大王庙的敌自卫大队发起攻击，敌接受上次遭歼的教训，慌忙向天津潭一带溃退，一大队在追击中，毙敌10余人，俘敌2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枝。战斗结束后，一大队向石牌富商征集布匹棉花80多担，并一一留下了征集物资的证明书。
9月皖西支队配合刘邓大军的三纵队，解放了桐城、潜山县城。为了扩大战果，刘昌毅司令员亲自率领一、二大队和三纵的教导大队及1个炮兵连计1500余人，于9月26日晚，从潜山梅城出发，夜奔石牌。石牌之敌也加强了防守，设立联防区署，配备1个联防中队，1个自卫队，1个营的广西军。刘部兵分两路，一、二大队负责攻打下石牌的敌自卫队和联防中队，教导队和炮连主攻上石牌大王庙的广西军。下石牌的战斗很快结束，击毙敌分队长邱景昌，生俘联防区署主任查晓如。驻大王庙的广西军负隅顽抗，最后动用了山炮，才迫使敌军投降。这一仗歼敌两个营。缴获甚丰，第一次解放了石牌镇。部队休整一天，次日向西，前去解放太湖县城。
十一、境内渡江战役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辖三、四、五兵团，开赴安徽，参加渡江作战。其作战地域是在贵池至马当间，以安庆东西段为重点强渡长江，突破敌防线。二野司令部决定各兵团的渡江地段：第三兵团由安庆以东至枞阳段；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第四兵团在望江至马当间。
3月，华东野战军向长江北岸全面推进，总前委驻合肥瑶岗，二野司令部驻桐城中学。4月6日，五兵团第一梯队十六军进驻怀宁县海口洲至三益圩(今属皖河农场)一带，其后续部队十七、十八军相继进驻怀宁县洪镇周围三四十里地区，待命渡江。4月13日，五兵团司令部进驻洪镇，兵团司令员杨勇住在洪镇街刘璞山的家里。
对驻安庆之敌，由十军主力和安徽独立师负责监视、封锁，待机歼灭。
安庆以东江防，由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一师进驻鸭儿沟、戴池沟、大王庙一带；三十三师进驻铁板洲一带。
部队布防就绪后，积极投入到渡江前的一切战斗准备之中。
安庆对江一线之敌，为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指挥的刘汝明部之五十五军、六十八军、九十六军等，并附有敌海军第二航队的舰艇和南京空军的战斗飞机。
为扫清北岸的残敌，保证主力渡江，于3月24日下午至27日晨，有安徽独立师三十七团一、二两个营，歼灭了逃匿在洪镇凭借坚固碉堡顽抗的桐怀潜联防区署上校主任林洵及其一个联防大队。
怀宁人民，在刚成立一个月的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了渡江战役。计征集渡江粮4.50万石，筹集款(银元)1.52万元、木材4953根、板1632方、麻袋5401条，动员船舶1073只，水手2146人，组织担架队1.69万人，修桥63座、公路57.5公里，在一个半月中平均每天有500民工参加军事行动。沿人形河、金拱、高河埠、茶树岭、月形山、田家牌楼、十里铺各点开设了“三位一体”(大众饭店、茶水站、向导)的供应站，接待来往部队和民工近30万人。
聚居在怀、望境内的回族青年和船工，自愿组成一支127人(怀55、望72)的渡江突击队，他们创造并改装一种不用船帆、速度快的木轮船20多只，连同11人批准参加首批突击队。战斗中，马吉荣、丁宪良光荣牺牲。五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为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赠予“伊斯兰英雄”锦旗一面，发给每人一张渡江船工光荣证。
1949年4月21日12时整，江北我军统一号令，位于安庆东西两线的炮兵群万炮齐发，一齐射向对岸早已安排选定的敌之江防工事和其他军事设施。
下午5时整，在野司统一命令下，向敌发起猛攻，位于安庆西的五兵团十六军，驾船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三六团七连和一三九团的十一连，此时炮兵由点射转入效力射，掩护突击团过江。第一批突击队仅用半个小时就占领了南岸滩涂阵地，敌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防线，就这样被突破，守敌一四一师防御阵地即行解体。22日拂晓，全军顺利到达南岸，300多条船，4万余人，伤亡不到40人，未翻一条船，完成渡江任务。
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一师在安庆东之鸭儿沟强渡长江，也进展顺利。第一轮组第一只船，水手李相远、李相文、李相友三兄弟和罗祖勋4人，一船当先，当罗祖勋牺牲、李相文负伤后，仍继续强渡。突击船只用15分钟就靠上对岸，突击队胜利登陆。
在渡江作战的同时，为掩护主力渡江，对封锁、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守敌，由十军二十八师及八十八团，于4月21日组织小部队四面袭击，并用炮火封锁江面，防敌舰东逃。22日晚发起总攻：八十四团攻西门；八十八团直向江边楔入，以夺取招商码头和海军船坞；八十二团攻北门；八十三团先取棋盘山再向东北攻击前进。24时全部占领安庆。当晚8时溃逃至江南的一七四师在贵池被人民解放军全歼。怀宁县长钱镇东和自卫队100多人枪未作反抗，就地待命。4月23日怀宁县全境宣告解放。
附：日军侵略罪行录
1938年6月12日，县城安庆沦陷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旋即踏遍全县每个村镇，所到之处，无不尸横遍野，财物罄尽。后来，日军由于侵略战线太长，兵力不足，才龟缩到安庆及其周围村镇盘踞。抗战8年，县境沦陷区约占全县面积的30%，沦陷区人民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军为达到长期合法占领的目的，实施“以华治华”的侵略政策，搞所谓“军事同盟”、“政治独立”、“经济提携”、“文化交流”等，以此掩盖其侵略中国的罪恶本质。
1938年7月，由安庆日军特务机关班班长浅见大佐扶持的老官僚政客汪笃斋出任“维持会”会长，由汉奸马云腾充任该会秘书长。日军利用“维持会”招安顺民，维持秩序，恢复市场，筹办给养，摊派劳工，镇压人民。1939年2月由“维持会”演成伪怀宁县公署，日特委任马云腾为县知事。1940年3月改称县长，1943年10月改任章树钦，1944年2月改任贺德惠。日军同时把这种傀儡政权延伸到乡镇基层，县下分设3区，一区为城区(含广圩)，二区月山，三区洪镇，城区下设坊，农村区设乡保甲，到日军战败时，这种傀儡组织已达百多个。日军就是通过这些机构，以“清乡”为主，登记户口，发“良民证”，实行五户联保等，强化其法西斯统治。
所谓“文化交流”，实乃文化侵略，精神麻醉。1938年9月成立的“大民会”，即由日特机关控制、日特联络员永富博之直接操纵的。他们先后开办的“大民会市场”、“大民会茶室”、“新亚剧团”等，兜售的无一不是“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精神毒品。
“经济提携”，实为装在中国人民身上旋转不停的抽血机。到1944年底止，日商在安庆开设的洋行有50多家。经营项目：军用专品、纺织品、粮食、棉花、油料、食盐、食糖、土特产、水产、日杂、药品、金银器具古董、烟草、海洛因、罂粟等。仅粮食一项，日军在安庆每年要掠夺出口或做原料使用的粮食近达4千万公斤。食盐实行配给，每人每月半斤，并用粮食兑换。据1939年统计，安庆每月进出盐约3至5万担，而盐价比兑换的粮食土产价要高出10至20倍，每担粮(折合市秤杂粮164斤，米160斤)只换到食盐4到4.5公斤。所有这些，都是东京大本营的战争狂人推行的“以战养战”侵略政策的具体实施。
日军为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于1938年7、8月份，在安庆先后成立了特务机关(设址司下坡)和宪兵队(设址吴越街)。日本特务机关是汪伪各级政权的“太上皇”，伪政府的一切政令要由它核准，官员要由它审查任命。日本宪兵队是一种特务性质的军事治安组织，名为监督日本军民在华活动，实则以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活动为首要任务。宪兵队成立后，大力网罗收买当地不务正业的兵痞流氓和国民党军队中的情报人员，充当汉奸特务，将其豢养成为驯服的鹰犬。在网罗的汉奸特务中，有臭名昭著、罪恶累累的“四大金刚”潘杰三、王芳启、萧贞旺、曹文华，“哼哈二将”斯超、丁永生，“两条疯狗”潘大嘴(原名潘先道)、段祥云等民族败类。这些败类成为日本宪兵队特务后，为了“消差”，不时地乱指无辜百姓为“中国兵”，捕进宪兵队惨遭杀害，抗战胜利后，从宪兵队抬出两箩筐“良民证”，还不知有多少被杀害的无证良民。有人估计，遭日宪兵队杀害的不少于2千人。
日军对非占领区的侵略政策是抢光、杀光、烧光，妄图制造无人区。经常派出小部队，有时是旅团部队的兵力，突袭非占领区，见物就抢，见人抓丁，见女即奸，不顺者杀，顺者亦杀，杀后烧村。1938年7、8月份，日军在石牌“盘踞月余，商店货物搜抢殆尽，下镇全镇房屋烧成一片焦土，死伤人民数百”。同年，第三区(三桥)邻潜乡(今四松的西北地域)，遭日军杀害的男性63人，其中年龄大的有十八里庙的谢足意75岁，年龄最小的有120保的高小伢仅5岁；遭杀害的女性有22人，其中年高者有谢家老屋谢王氏82岁，年幼者有121保的赵小玲10岁。遭杀害的女性中有14人因被奸污致死。
根据1938年6月15日至9月29日统计，日本侵略军在县境第二(高河)、三(三桥)、四(石牌)区12乡扫荡后的灾情：被杀的566人，烧毁房屋5660间，掳走耕牛268头，掳走肥猪845口。抓夫因不时逃回已无法统计，抢走衣物用具和家禽也是难计其数。
日军在怀宁县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典型事例，不胜枚举，现仅列二例：
1、据民国28年10月第三区瓦窑乡民众代表谢鸿斌等18人联名请求国民党县长向延瑞免征国、地两税的报告称：日军6月15日，由高河埠进窥潜山，约三、四百人，在乡境蔡家岭盘踞，至9月29日溃退时止，“溯自敌军侵入后、溃退前，所用之一切手段残酷无伦，长蛇不足比其毒，封豕不足比其贪，一意孤行，极烧杀淫掳之能事”，乡民多数逃匿深山，但房屋所烧有陈家湾等百余座。“所杀者计有杨起周等之五十余人，所淫者计有某某氏(风化所关未便列举)等三十余人，所掳者计有壮丁汪凤培等二百余人(近有多数逃回)及猪牛百数十头，而财物各件，不但无村无之，而几无家无之，无人无之。铁蹄所过，庐舍荡焉而无存，丁壮萧然而无几，野无青草、田原大荒，近难民虽渐渐归来，荒烟满目，非但家不成家，而乡几连带不成乡矣。”……
2、据张俨魁文《八月十五月不明——日军扫荡江镇纪实》(节选)：从安庆西行六十华里的怀宁县江镇乡(原虞山乡)的张家老屋，就是我的家乡。
那时我已十三岁，正在虞山小学读书，由于日军打进了省城(安庆)，老师们无心绪上课，学校无形中放了假。
日军盘踞安庆后，迅速在百子山、洪镇一带山上，构筑碉堡，作为他的外围据点，便于经常出去掳掠，补充军需，建立伪政权。
在那漫长的灾难岁月，日军给我最深的仇恨，要算194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之夜。当天太阳一落山，村里父老交头接耳细语着：听说日本兵今晚要下山打掳，怎么办?大家心情焦急，束手无策，不敢入睡。半夜里家家杀鸡作饭，饱餐一顿，准备逃命。约一点钟左右，隐约听到远处的枪声，接着枪声越来越响亮、越密集，村子里的人因而惊慌失措，大人叫喊，小孩啼哭，拎着鸡鸭，不约而同地往大安石、余家冲一带高山峻岭逃命。各户都留一老人看家，我父亲因患病在床，自愿留守在家。我跟着叔父、母亲、哥哥，走进逃难的队伍，由于黑夜，山路崎岖，人多拥挤，使我和家里人散开了。我又急又怕，随着人流向山区滚动，天刚亮，四周枪声、炮声响个不停，偶尔子弹从我身旁呼啸而过。红日刚露面，敌机响声隆隆，低空盘旋，机枪扫射、丢炸弹，我吓得边哭边跑，脚上穿的一双新布鞋，丢失了一只都不知道。将近下午光景，枪声由稀疏而停止，我听了日军已撤退的消息，急忙跟随大伙回到了家。这时闪入我眼帘的情景，使我呆若木鸡，家里的房屋变成一堆灰烬，仅留下些残垣断壁，父亲坐在瓦砾堆旁，失声痛哭，我联想刚才的遭遇，也伤心地哭了。父亲终于抑制住心头的悲愤，饱含着眼泪，控诉了敌人的罪状：午夜之后，在一班汉奸的向导下，日本兵气势汹汹地进了村，在村子的四周撒下岗哨，命令汉奸喊话，把看家的老人集合在一起，然后日军指挥汉奸，挨家挨户搜查，将剩下的家畜家禽捕捉一空。天亮时，日军端着枪，威胁着所有看家老人，都下稻田驮干稻草，堆在自家屋里，强迫焚烧自己的屋，当熊熊大火升起时，日军在旁哈哈大笑，谁也不准去救火，直至烧光为止。敌人是多么残忍凶暴啊!
这次大扫荡，我们虞山乡的人民损失惨重，敌人铁蹄所到之处，房屋成了烧土，粮食、家畜、家禽，被掳掠一空。妇女被奸污，连老妇也未能幸免。在这次洗劫中，全乡被敌人枪杀的有23人。敌人的“三光”政策下的恶果，真是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时光荏苒，转眼日军投降已四十年了，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血的教训，努力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使我国挨打受欺凌的历史永远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