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宁县季风气候明显，境内亦山亦水，山河交错，历年各种自然灾害频仍，其中旱、涝为最，水患更烈。战争年代，兵灾亦多。据民国时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县发生特大水灾11次、旱灾3次，灾民无数。民国20年，江水暴涨，广济圩溃破，全县受灾18.07万亩；22年又连遭水灾，7.20万亩受淹，灾民11万。灾上加灾，“厥状至惨，啼饥号寒，嗷嗷待哺”。省政府以省库支绌为由，要皖人自行发动捐募，以济灾民。是年冬成立“怀宁县水灾筹赈分会”，不仅没有施赈，反而征收各种税款56.83万元。23年又遭历史罕见的大旱，百日无雨，颗粮无收，全县重灾26.47万亩，灾民40.25万人。是年，省“民食调节委员会”拨给怀宁县赈灾粮2900石、赈款6000元，灾民人均不足1升粮，实乃杯水车薪，无以为济。抗日战争胜利后，35年成立“县社会服务处”，以济战争中的灾民，是年县财政决算“社会救济”支出3.08万元，只相当于当时中等熟米9石9升(市担)。当时县城安庆的民间救济救灾团体原有19个，因日本侵略军占领时大肆抢掳，本来资力有限，这时更是无能为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开展防灾、抗灾和救济活动，使受灾损失程度逐次得以减轻。
一、防灾救灾
1949～1985年，全县遭受较大水、旱灾害计有11个年份。其中在同一年里既涝又旱的年份有5个。尽管灾害频幅较高，但由于县委、县政府对自然环境进行经常性的综合治理，每年冬季都要组织数万劳力修复加固长江干堤和内河圩堤，建造水库、机电排灌站等基础水利设施，同时加强了水文、气象测报工作和造林绿化等，从而提高了抗灾能力，使受灾损失程度有所降低。
1954年4～8月间连降暴雨，江水猛涨，全县86%的圩堤溃破，60.5%的耕地成灾，受灾人口29.1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44.9%。灾情发生后，县党、政、军领导人都亲临第一线，组织人力、物力，抢救安置受灾群众5.31万人，发动群众开荒补种40.79万亩，开展各种副业生产计收入21.26万元。同时，发放生产救灾款86.92万元，救灾贷款71.24万元，发放衣被3073件，修建房屋5.73万间，使4380户受灾群众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1983年6～7月间，两次发生特大洪水灾害，江水顶托，石牌水位21.15米，全县79%的圩口溃破，58%的耕地成灾。在防汛中，全县先后组织起10万民工，抽调各级干部827名(其中县干17名)，日夜奋战抗洪工地，多次排除险情，及时转移被困群众9800户6.34万人，使40个较大圩口安全度汛，特别是广成圩江水满顶未破(15万亩面积)，使受灾面积大为减少。灾后，迅速组织起生产自救热潮，堵口复插5.50万亩，抢种荞麦杂粮3.10万亩，于低洼处(13.70万亩)扎屏拦鱼，获鱼130万公斤，组织劳务输出2.70万人。同时，国家拨发救灾款223.20万元，救灾粮2350万公斤，救灾木材840立方米、煤6100吨、柴油315.8吨、化肥1328吨、水泥700吨。群众互助捐款2.64万元、粮票4.76万斤、衣服3371件。发放农业救灾贷款383万元。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很快得到恢复。
二、社会救济
(一)定期救济
1953年起，开始办理定期救济。救济对象是城镇居民中无劳力、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幼、残的“三无”人员。始限石牌镇，自1954年起放宽至高河、洪镇、小市等农村非标准集镇。救济标准：城镇月额由开始3～7元到1985年提高为11～14元；农村集镇由2～5元到1985年为4～10元。自1957年开始，县内社会救济工作贯彻了“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增加了冬令棉衣棉被等物资的救济。是年定期救济405人次，发棉衣480套、棉被210床。“文化大革命”中，定救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经济好转，救济对象逐年减少，1980～1985年累计定救375人次，救济额3.96万元。
(二)临时救济
1949年3月县境解放，即开展了临时救济工作。救济对象，除建国初的社会失业人员外，主要是家庭人口多，劳力少，以及各类灾害造成生活困难和春荒严冬缺吃少穿的人员。1949～1959年的10年中，计拨发临时救济款127.21万元，制发棉衣、棉被3073件(床)。在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及时拨发救济款283.99万元，其中用于临时救济有22.45万元。1966～1979年，为解决久病、伤残及灾害造成生活困难者，每年发给救济款3～4万元，生产队亦予以补助劳动日。1980年后临时救济款拨给乡(镇)掌握使用，逐步转入农村扶贫致富活动中。
(三)特殊救济
1950年开始，即对散居县内的归侨、侨眷进行了临时救济。1978年后对年老无依靠的特赦、宽释人员进行了定期救济。到1985年底，全县享受定期救济的宽释人员6人，特赦人员1人，月救济标准20～25元。
在1961年1月至1965年6月9日期间，全县被精减退职归乡安置的老职工2728人，对其中生活特别困难的146人，批准自1965年6月起享受原工资40%的救济和补助2/3的医疗费。对其他不符合条件但生活确有困难者，除组织生产自救、生产队公益金补助外，还适当给予临时救济。1982年改为定期定量补助，月标准8～15元。至1985年全县有203人享受40%的救济，经费5.47万元，有310人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经费5.54万元。
救济、救灾款支出数额表(民政支出部分)

三、农村扶贫
1979年调查，在农村享受定期和临时救济的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扶志扶持”等措施，使其逐步脱贫致富的。1980年4月，先于大洼公社试点，取得经验后，即对15个公社的744户3316人开展了扶贫工作。
扶贫对象主要是多病久病、残疾、天灾人祸、子女多、劳力弱等有致富潜力的困难农户。初期的扶贫方法为“一照顾、二补助、三减免、四救济”。即在社队集体生产分工分业上照顾，使他们能多做工分，对仍不能维持生活的则由生产队给予适当的工分补贴，并对其历年的欠粮欠款予以减免，对其中少数特困户则由政府给予定期救济。1981年底，县委、县政府将扶贫工作列为重要议程，成立县扶贫领导小组，副县长施宗武兼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有专人办公。区、社、大队各级扶贫组织亦先后建立，并层层制定出扶贫目标岗位责任制。从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负责人到各部、委、办、局、行和区社大队的负责人，都包干到贫困户，一包到底，直到脱贫。1984年后，改变干部包干责任制为按系统分片包干的新办法，即县包贫困村；区、乡包贫困村民小组。帮助包干的贫困村、组，制定生产发展计划，开辟生产门路，检查对贫困户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如减免集体提留、学杂费、医疗费和优先优惠供应化肥、种子、农药等)并在生产资金、物质技术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援。1985年，为使扶贫资金来源拓宽渠道，县成立扶贫救济基金会，乡、镇成立分会，当年即筹集专项扶贫资金9万元，同时改变扶贫款由无偿支持为有借有还，建立起扶贫周转金，以发挥资金的效益。
1985年，县委、县政府确定第一批由县直21个局包干扶持20个贫困村，各乡、镇包干扶持9866户，都取得了明显效果。是年，全县已建起以贫困村、组为主体的建材、加工、养殖、文化用品等经济实体8个，年产值125.35万元，利润18.75万元，户均收入670元。全县累计脱贫2365户，占总扶贫户的24%。
四、收容遣送
民国时期，怀宁县设有难民收容所、栖流所等。34年(1945年)10月，调查抗日战争中流入县境难民计498人，平常年份均在300人左右。难民中苏浙居多，其中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占多数，少数流氓、地痞亦混迹其中。民国县政府视之为“社会痈疽”，无以根治。
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将收容遣送工作列为社会行政管理的一部分，适时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人口外流和对流入人口的及时遣送，为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应有的作用。
解放初期，收容遣送的重点是国民党政府溃散时遗弃的散兵游勇，以及流入城镇以乞讨为生的难民灾民。经县民政科登记后，开具“路条”，并给路费让其自行回乡。1953年，经审查批准由县福利院收容50人(其中老残34人、游民1人、孤儿15人)。1959年冬，成立怀宁县收容遣送站，负责处理由江苏淮安淮阴和本省淮北等地流入县境的4500名灾民的遣送工作，至1961年共遣送13422人；同时完成全县于同期外流10547人中回归4000多人的安置工作。并于此间审查批准收容214人，实行集中教养，使其逐步走上自给之路。
1963年，收容遣送站撤销，保留2名专职人员办公。此时外地流入人口已大为减少，工作重点为县内的长流乞讨词人员，是年收容遣送400人。1978年以后，改革收容遣送工作，凡属外省地的外流人员，一般都转送至安庆遣送站统一外遣；属县籍的外流人员，负责接收并与所在乡、镇共同落实安置好其回乡后的生产生活，国家还下拨每人100元安置费交接收地政府掌握使用，对个别顽劣贯流人员，经上级批准送定远凌湖农场参加劳动。全县在以后各年的收容遣送均在百人上下，1985年收容72人，全部遣送回原地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