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力凋敝。潜山县山多地僻，经济落后，民生尤其艰难。
由于占全县总人口的9.93％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富户，占有全县26.81％的耕地(人均3.18亩)，而占全县总人口的57％的贫雇农仅占有全县17.76％的耕地(人均0.36亩)，加上苛捐杂税、战事、劳役、病疫、水旱灾害等因素，广大劳苦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其时，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担稻尺布，斗米斤盐，弄得人民难以维持最低生活。“糠菜半年粮，烤火当衣裳”，是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情景。40年代，全县人均口粮约150公斤左右，杂粮约占一半。春夏之际，常闹饥荒。树皮、草根、山芋藤，常为穷人充饥的代食品。
富户住宽大明亮的瓦房，大地主、豪绅和官府人家的住房更加富丽堂皇，而贫苦农民则普遍缺房和无房。部分农民租用地主、富农或公堂的房屋住，一家三四代，七八人甚至十多口，挤在一两间房子里，是普遍现象。约30％以上的农民住草房或破漏房。
约在30年代，农民全以自产土布(俗称老布)做衣裳，用土靛加染，便是喜庆现客的上等服色。平时，多用乌柏树叶、桦树皮等与土布搓揉加染，变成灰白色即加工成衣。穿绫锣绸缎的只是极少数富豪人家。草编蓑衣、篾编笠，是农民常用的雨具。油布(纸)伞、桐油钉底鞋，则是少数人家用的高级雨具。大屋堂厅点盘香，以供全村或几村炊事火种，体面人家才有火柴。进入40年代，机制市布、胶鞋、搪瓷面盆、保温瓶、肥皂等当时称作“洋货”的消费品，在农村豪绅家始有少量出现。
据史料记载：现今五庙乡在1949年有1649户人家，就有350户讨饭为生，卖工打流浪的占青壮年总数的55％，每年春荒有70％的人以树皮野菜充饥。罗家弄有24户人家，就有17户在外讨饭。地主、富农讽刺他们说：“罗家弄，讨饭窝，一年到头不烧锅，拖着一根讨米棍，沿门挨户叫哥哥”。现今河镇乡金塝村，194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3元，157户人家中，佃户和借债户占65％。
那时候，无权势依靠的小知识层，谋生也非常困难。用人制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政府换一个头，下面换一茬人，公职人员的工作毫无稳定性可言。薪俸多以大米折算，一般月薪标准是：保级3—5斗米，乡级6—8斗米，县级1—1.2石米。除巧取豪夺之外，大多数低层公职人员无力赡养家人。职业无保障，自然也就没有老弱病残的退休、养老可言。
旧社会，卫生、医疗条件极差，各种疾病流行害命。现今棋盘乡东畈村，在民国8年(1919年)有600多人，因患痢疾得不到治疗，死了100多人。该乡东红村，在民国31年因霍乱流行而死亡的354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5％。现今罗汉乡的林家老屋，在民国27年有51户，230人，就有54个儿童患天花，因缺医少药，死了51人，占患病总人数的95％。据建国初期统计，梅毒曾流行于县内水吼、割肚等14个乡，患病和受威胁的有98700多人。割肚一位名叫葛春莲的妇女，怀孕12胎均因此病流产。水吼一位名叫沈春年的妇女，因患此病烂掉鼻子坏了眼。现今梅城乡河湾村韩花屋，百年之前有300多户，1400多人，大部分人因患血吸虫病而死亡，直至绝户；小部分人外流他乡，到建国前夕，只剩下一个名叫韩松楼的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河湾村在建国前有90％以上的人都患有血吸虫病。该村原有300多人口的焦四坊(亦称桥四方)，从民国34年至民国38年，因患血吸虫病死亡近百人，110户人家，绝户的就有61户。600多亩良田无人耕种。曾有这样一首民谣：“家住焦四坊，十八罗汉样(大肚子)，有儿无孙子，女嫁百日郎，田地无人种，年年没口粮，十家八户拖竹棍，人到二十(岁)见阎王”。
大灾之年，更是民不聊生。尽管政府也组织赈救会，发放一些救济粮款，但数量极为有限。重灾区的劳苦群众，牵儿带女，背井离乡，乞讨谋生。民国23年，现今棋盘乡的三一村，大旱42天，籽粒无收，250户人家，就有248户、796人到外地讨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