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县内水旱灾害的因素很多，主要有4点：一是降雨过多或过少。雨多，强度大，时间长，则成水灾；雨少，强度小，则易旱。二是特殊的环境。县境处于潜水、皖水、大沙河流域的上中游。上游山区山高岭陡，河床坡降大，洪水暴涨暴落，容易成灾；同时，下距安庆皖口处仅6公里，江水易于逆灌，且皖水、潜水和长河，仅靠石牌1处出水，特别是猫山处河道狭窄，洪水受阻难泄。三是山区、丘陵区植被差，水土流失严重，导致河道淤塞，河床高于农田，大沙河为4—5米，皖水、潜水为1—4米，成为“地上河”，因此，河道过洪能力大大降低。四是与水利基础设施紧密相关。建国初期，水利设施差，防洪能力弱，故1951—1956年连年洪灾；到1983年，河道经过整理，提高了防洪标准，潜水最大洪峰流量达4280立方米／秒，分别超过1953年的2.25倍、1954年的1.44倍，但都安全渡汛，未成灾害。1958—1960年，全县灌溉工程处于起步阶段，抗旱能力弱，故连年干旱。到1978年，全县水库、机电灌溉站等灌溉工程，初具规模，故在遭遇5个月未下透雨的特大干旱情况下，当年粮食仍获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县内水旱灾害有四大特点，一是发生频繁，次数多，间隔时间短。1950—1987年，发生水灾有23年，平均1.6年1次；旱灾有26年，平均1.4年1次。二是干旱多于洪涝，干旱面积大于洪涝面积。建国后，历年累计遭受洪涝耕地面积142.23万亩，年均3.65万亩，其中成灾面积85.22万亩，年均2.18万亩。历年累计遭受干旱耕地面积285.62万亩，年均7.32万亩，其中成灾面积106.05万亩，年均2.72万亩。三是水旱灾害交替出现的情况少见，建国后只是两次；一年之内水旱灾害交替发生的情况则多见，建国后有154年。四是水旱灾害常各自连年发生，如1951—1955年、1973—1975年，都是连年水灾；1957—1959年、1965—1968年、1978—1979年，都是连年旱灾。
一、洪涝
洪涝在县内有两种情况：一是本地过量降雨，造成圩畈区大面积内涝，俗称“白洋”。二是本地与上游地区同降大雨，下游积水排泄不畅，而上游积水又奔泄而下，造成沿岸堤坝溃缺，致使大面积圩畈乃至低丘受淹，同时山区也因降水强度过大，垮山倒坝，毁田倒房。就全县看，山区以洪灾为主，丘陵、圩畈地区，既有山洪泛滥成灾之患，又有积水成涝之忧。
据《安徽省500年旱涝资料》确定的“凡5—9月份总降雨量大于、等于1100毫米为涝年，860—1100毫米为偏涝年”的涝害标准，县内1957年后属涝年的有5年(1969、1975、1977、1980、1983年)，属偏涝年的亦有5年(1962、1963、1970、1973、1974年)。
1957—1980年的24年中，县内共出现大、中、小雨涝灾24次，平均1年一遇，其中大涝5次，约5年一遇；中涝8次，平均3年一遇；小涝11次，平均2年一遇。一年中夏涝最多，6—8月出现雨涝18次，占总次数的75％，其中大、中涝共10次，占大、中涝总数的77％。
建国后，每当洪涝灾害出现。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排涝抢险，堵口复堤，开展生产自救。据统计，在遭遇洪涝灾害的23年中，通过开展抗灾斗争，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的有9年，为灾年总数的39.1％。
二、干旱
县内干旱的出现，都与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水利设施等有关，但最关键的因素是降雨量过少。从干旱地区的分布情况看，丘陵地区土壤蓄水能力差，植被状况不良，雨水易于流失，是县内易旱地区。建国后，由于兴建了一些水利设施，抗旱能力逐年增强。山区地势虽高，但大部分植被状况较好，自然降水量比丘陵、圩畈地区多，加之建国后兴建了一些水库、塘堰，因而山区并不易旱。圩畈地区地势低洼，沟、河、渠、湖多，集水面积大，除特大干旱之年外，一般地不受干旱威胁。相反，由于光、热条件得到充分利用，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故有“大旱小丰收，小旱大丰收”之说。
据县内气象资料载：1957—1980年，县内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31次，其中大旱6次。按季节分：秋旱最多，16次。其中大旱3次；冬旱次之，计8次，其中大旱2次；再次是夏旱，计7次，其中大旱1次；春旱一直未出现。按干旱持续时间分：30—49天为23次，约1年一遇；50—69天为3次，平均8年一遇；70—89天为4次，平均6年一遇；90天以上为1次，即1966年大旱103天，为24年一遇。
建国后，每逢旱灾之年，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开展搞旱斗争，力争少减产、不减产，直至增产。据统计，在遭遇旱灾的26年中，实现多灾保产和多灾增产的有11年，为灾年总数的42.3％。1966、1978、1979年为大旱年，粮食产量均创历史较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