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著述与文学创作
唐代，桐城率先进入文学史册的是著名诗人曹松，有《曹梦征诗集》传世。明清时期，桐城文风久盛不衰，作家众多，卷帙浩繁。经、史、子、集汗牛充栋。
经部：明代中叶以后，朝政日衰。桐城文人为探求“济时匡世”之道，兴起训解、阐述儒家经典之风，出现了张翰如、马孟祯、方学渐、方大镇等一批经学家。他们著书立说，诠发经义，桐城经学多出其门。明清两代，见诸史籍的桐城经学著作主要有左正谊《四书讲义》、方孔熠《周易时论》、张英《书经衷论》、徐璈《诗经广诂》、潘江《六经蠡测》、马其昶《周易费氏学》等共34种，508卷，为研究我国古代哲学、史学、艺术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史部：明清时期，桐城文人大多以翰墨参与朝政，对历史、地理和方志学的研究成果卓著。清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一统志馆总裁，指出修志一要体例统一，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二要由博返约，提倡简明，三要资料可靠，务求真实。其主张对后世编史修志有一定影响。清乾隆四年(1739)张廷玉主修《明史》成书，凡336卷，清四库全书著目，为一代名史。清嘉庆六年(1801)胡虔总纂《广西通志》成书，凡280卷，体例完备，内容翔实，被后人推为“省志楷模”。此外，桐城史志著作主要有姚康《货殖传评》、钱澄之《所知录》、马教思《左传记事本末》、方世举《汉书补注》、方中德《古事比》、戴名世《孑遗录》、方式济《龙沙纪略》、姚鼐《六安府志》、陈焯《安庆府志》、姚莹《东槎纪赂》和《康纪行》、吴汝纶《东游丛录》、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等共38种，774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史志文化宝藏。
子部：明嘉靖以后，桐城文人多崇尚经世致用之学，研究哲学、政治、科技、艺术，思想活跃，内容广泛，成果累累。代表人物是著名思想家、科学家方以智，著有《通雅》和《物理小识》。前者以考证、训诂为主，旁及名物、度数、天文、地理、医药、艺术之类；后者诠释天地阴阳自然现象，探其奥秘。清《四库全书》、《续通考》均著目，为古代稀世之作。其它子部著述主要有马懋功《天文占验》，方中通《数度衍》，方正珠《乘除新法》，胡宗绪《测量大意》、《昼夜仪象》、《梅胡问答》，方观承《棉花图说》，方东树《汉学商兑》，余霖《疫疹一得》，吴瓯玉《医学寻宗》，陈澹然《权制》等共41种，571卷。这些著作的问世，对推动我国明清时期哲学、科技、医学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集部：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以清代桐城派为代表。桐城派推崇《左传》、《国语》和班固、司马迁之文，视为文章不易之宗，在全国聚集了一个1200余人的庞大散文作家集团，有大量作品传世。诗歌创作亦久盛不衰，境内能诗者1000余人，有诗集传世的诗人多至600余人。戏曲创作颇有建树，其主要戏曲作品有阮大铖《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等。这一时期由县人撰著的主要文集、诗集有方学渐《连理堂集》、左光斗《左忠毅公文集》、方维仪《清芬阁诗集》、吴令仪《吴令仪诗集》、钱澄之《藏山阁集》、方以智《稽古堂文集》、戴名世《南山集》、方苞《方望溪文集》、刘大櫆《海峰先生文集》、姚鼐《惜抱轩文集》、方东树《半字集》、刘开《刘孟涂文集》、方宗诚《柏堂文集》、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姚永概《慎宜轩文集》、潘江《龙眠风雅》等共75种，1004卷。上列桐城诗文，以雅洁明快、精深致远闻于世。其中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一直被列为典范文章收入各类学校文科教材。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桐城派遭到抨击，桐城古文衰落。境内有识之士，纷纷转向新学，先后涌现出著名作家、学者60余人，发表、出版各类专著、专集、译著150余部，其中文学专著、专集主要有吴芝瑛《帆影楼纪事》、潘田《府山楼文钞》、方令孺《信》、叶丁易《丁易杂文》、舒芜《挂剑集》、方玮德《玮德诗文集》、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方言《新闻初探》、张漱菡《归雁》等。哲学、史学、美学；法律等方面专著主要有：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和《哲学三慧》、严畊望《西汉太守刺史表》、叶孟明《中国古代科学家小史》、张力《中国教案史》、姚孟振《桐城两次沦陷记》、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光晟《宪法学》、光异《法治建国论》、方乐天《东北国际外交》等。译著主要有范任《忏悔录》、方令孺《钟》、张艾丁《莫斯科性格》、朱光潜《黑格尔美学》和《歌德谈话录》等。
建国后县内文学创作亦日渐繁荣，文学新人不断涌现。1958年12月，桐城县文学艺术联合会成立，有会员50余人，编辑出版了《桐城文艺》和《桐城民歌选》。1960年9月，县文联并入县文化局，次年12月撤销。1978年县文化馆创办《龙眠文艺》(后更名为《桐城文艺》)，共发表县内作者各类文艺作品200余万字。1985年7月重新成立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下设文学、摄影、戏剧音乐、书法美术4个协会。1987年共有会员370人，其中加入地区文联各协会76人，加入省文联各协会20人，加入中国文联作家、摄影家协会2人。各协会会员和广大文艺爱好者扎根基层，紧贴时代，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使县内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由出版部门正式出版诗文集23部，300余万字，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1000余篇。其中诗歌创作主要有陈所巨诗集《乡村诗草》、《在阳光下》、《阳光·土地·人》，作品多次获奖，部分诗作还被翻译到国外，白梦(女)《在时针约定的区域》、洪放《人生》等曾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诗人》、《当代诗歌》等刊物。小说、散文创作专集出版的主要有操鹏《在和平的日子里》、朱曙辉《海滨鸟语》、杨怀志、陈所巨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明宫奇冤》等。戏剧主要有汪福来、徐启仁合撰的《遗祸》。文论主要有高传明《桐城派的教育思想》、潘忠荣《云空未必空》、《试论方苞与诗》等。
历代主要作者部分书目表








(附)诗文选辑
新得龙眠真境明·赵

天合群峰胜，山崖百折奇。肯教流水去，不遣世人知。
种玉田常稔，烧丹灶已移。就中堪著述，旧与白云期。
白云崖明·方学渐
磴道斜飞瀑，岩花半入云。望中孤岛没，天外一江分。
竹柏山楼色，旃檀石鼎熏。轩然长啸发，鸾凤欲唯闻。
朱司农墓明·方文
汉朝陵墓有谁存?丞相通侯不足论。底事啬夫茔尚在，年年父老荐鸡豚
涤岩招隐寺明·钱澄之
五月暑气毒，邑城难久留。所遇皆熟客，清冷不可求。
野人乍入市，振策何所投？老友两三家，僻在西山畴。
日暮城隅阴，散步得自由。遥爱林麓邃，曲折藏一丘。
我友善卧疴，经年居小楼。双扇锁初岩，道书读未收。
苔草阶石厚，砌花石上稠。开轩延北眺，夕气爽如秋。
移植故山竹，新梢颇修修。披襟坐林下，随时成应酬。
坐见郭西峰，窈窕云西流。回首盼城郭，俛乡悲昔游。
存者今几人，出处两不谋。处者甘寂寞，出者亦沉浮。
我发不可黑，子疾何时瘳？服药成神仙，此事真有不?
不如多饮酒，长啸西山头。
老将行明·方维仪(女)
绝漠烽烟起戍楼，暮笳吹彻海风秋。关西老将披图看，尚是燕云十六州。
滴珠崖清·方以智
□龙随我将须眠，梦在鸿蒙一滴先。吐入圆壶惊玉碎，泪从银汉借伐穿。
冰伭赴节非窥管，澥眼挥毫倒刺天。劈破空拳还拍手，呼来风雨不容传。
题镇皖楼清·张英
东皋杰阁俯晴川，经始重来作镇年。树色岚光千岭月，渔歌帆影一江烟。
庾公兴与层楼迥，叔子同名胜地传。自是政成多暇日，新诗高和五云边。
自诗清·吴鳌
生前一醉浑如死，死后还如大醉眠。落日苍山烟雾里，乱坟荒冢不知年。
感怀清·徐翥(打渔诗人)
剩有千年土，曾无百岁身。好安诗字鬼，领奠纸钱人。
雪月梅花夜，松风草树春。穸堂闲自咏，谁氏足为邻。

同方玉成寻披雪洞清·叶灿
重阳冒雨齐寻洞，踏竹穿松几度滩。一挂瀑流随壁直，双开石峡倚云。
摩挲细认苔余字，指点津迷雾里峦。小榼屡移濒险坐，晚霞晴色引杯宽。
龙眠杂忆(节选)清·姚兴泉
客河干两月，以友人事逼仄席庐中，未能掉臂即去。而风镫雨拆，耳畔黄流，常终夜反侧不寐，乡思怦怦欲动。回忆故园，山水花木之秀，人物风俗之美，与夫饮食嗜好、往来游宴细事，一一在心目中。乃于枕上作《桐城好》小令百五十阕，以抒怀抱。既脱稿，复为诠释而类以别之，名曰《龙眠杂忆》，殆数典而不忘其祖乎?夫父母之邦，桑梓之谊，虽俗言谚语，毋为文饰，俾村夫里妇亦晓然于风俗之所从来，庶几其益敦古处也夫!
桐城好，元旦贺新年，大族中堂悬福字，小家单扇贴春联，处处挂门钱。
桐城好，蒲节斗龙船，枞江水面桡如爪，孔镇波心浪似涎，性命小儿悬。
桐城好，最好是龙眠，碾玉峡前双水合，赐金园外万松园，山借宋人传。
桐城好，最好是松湖，贾船帆挂千秋月，渔艇灯明两岸芦，一望水平铺。
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童试五千名，四更听点随牌进，两次传题脱稿成，三十六新生。·
桐城好，春谷蕙兰芳，叶如赣水花尤密，箭似闽山价不昂，买自砍柴郎。
桐城好，奇卉象生妍，珠联砌白翻蝴蝶，血映山红泣杜鹃，遍地洒金钱。
桐城好，鲜菜满通衢，春笋应时接冬笋，鲥鱼罢市又鳇鱼，顿顿剪园蔬。
桐城好，豆腐十分娇，打盏酱油姜汁拌，称斤虾米火锅熬，人各两三瓢。
红菊清·酆谋
自标清格到而今，岂受红尘半点侵。似怕俗人加白眼，却从晚圃吐丹心。
香浓任自留高节，骨重何妨入艳林。霜叶酿成红一片，料将异地结知音。
河墅记清·戴名世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袱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士，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肓，入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于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鸟说清·戴名世
余读书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声然者。即而视之，则二鸟巢于其枝干之间，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盏，精密完固，细草盘结而成。鸟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洁，娟皎可爱，不知其何鸟也。
雏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则息于屋上，不即下。主人戏以手撼其巢，则下瞰而鸣，小撼之小鸣；大撼之即大鸣。手下，鸣乃已。
他日，余从外来，见巢坠于地，觅二鸟及彀，无有。问之，则某氏僮奴取以去。
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
左忠毅公逸事清·方苞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优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史公以风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进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狱中杂记清·方苞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三，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
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郁，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橡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稚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倘仁人君手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倘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友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辞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辞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言，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人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辞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骡说清·刘大櫆
乘骑者皆贱骡而贵马。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谓贱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于其心，而坚不可拔者，世之所谓贵者也。然则马贱面骡贵矣。
虽然，今夫轶之而不善，夏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于善者，非人耶?人岂贱于骡哉?然则骡之刚愎自用而自以为不屈也久矣！呜呼!此骡之所以贱于马欤?
游碾玉峡记清·刘大櫆
去桐城县治之北六里许，为境主庙。自境主庙北行，稍折而东，为东龙眠。山之幽丽出奇可喜者无穷，而最近抬、最善为碾玉峡。
峡形长二十丈。溪水自西北奔入，每往益杀，其中旁掐迫束，水激而鸣，声琮然，为跳珠喷玉之状。又前行，稍平，乃卒归于壑。旁皆石壁削立，有树生石上，枝纷叶披，倒影横垂，列坐其荫，寒入肌骨。
予与二三子扪萝陟险，相扳联以下，决丛棘，芟秽草，引觞而酌。既醉，瞪目相向，恍惚自以为仙人也。噫！方余客勺园时，张君渭南为余言此峡之胜，因约与游。余神往，以不得即游为憾。今之游，渭南独不与，人生之会合，其果有常乎?桐虽予故里，然予以饥驱，方欲奔走四方，则其复来于此，不知在何日?今未逾年遂两至，盖偶也，而独非兹山之幸与！
登泰山记清·姚鼐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皜驳色，而皆若偻。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遣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游媚笔泉记清·姚鼐
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龙溪曲流，出乎其间。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纵然，十余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嶲。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云泮”也；或曰后人求李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
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邀客九人饮于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游者悚焉，遂还。是月姜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之记。
捕鼠说清·姚莹
岭以南多鼠，大而黠。夜则翻囊倾箧，旦游院庭，若无人者。逐之，循墙而走，睢盱顾人作怒状；反坐，则逡巡至足下，而舕其唾。舍中人患之，乃蓄猫。猫之大，仅三倍鼠。其始来也，声咻然以厉，号鸣不休，鼠少戢。舍中人大喜，益爱猫，非鱼鲜不饲，夜则卧之榻而抚之。日益肥，倍鼠之身六七矣，毛色光泽，任游于别舍，惟食时则归。由是，室之中竟日无猫声；食之后，竟日无猫迹。鼠复大至，厨无留粮，室无完器焉。然鼠初犹伺猫之出也而后至。一旦猝遇，鼠愕然以窜，而猫若未之见者；方就食，食已仍去，或登榻卧。鼠见其无能为也，猫卧于榻，鼠行于地。未几而猫之食，鼠亦食之。主人乃更为猫谨其盖藏，一不谨，则猫摇尾长鸣以向主人，而鼠转为猫患矣。
舍中人以谇猫之弱也。余曰：岂猫之咎哉！彼其材本驽下，无捕攫之能；徒具形声耳。其初之号鸣，乃以求食，志固不在鼠也。苟暂羁而少饲之，勿以美具，及微饥而纵之，得鼠，然后益其食，不得则减之，或可冀其一击。然勇怯犹未可知也。今无一攫之功，徒以声形而甘食丰饵以宠之，卧榻抚弄以骄之，任其游出以惰之。三者备而猫之志得，其质亡矣。独不见夫养鹰者乎?饥则鞲之，微饱则纵之；得大鱼者饲以鳅，得小鱼者饲以虾，无则饥之。然后鱼可得也。今以人食食猫而复玩之，其得鼠也不亦难哉！
且舍中人之蓄猫，又不若粤人蓄鼠矣。先是，有蓄洋鼠者，仅二寸许，而白洁可玩，能跳环。今其种日蕃，城邑雷人无不蓄之者。笼以朱龛，络以铜网，中作台，如演剧状；有房有场，架二环如秋千也者。每龛雌雄各一，卧以白绵，饲以香米，以指击龛，则鼠自房中左右出台，各就其环而跳走焉，观者以为乐。二鼠之费或数金，是犹有技能也。或曰：粤中向无鼠患，自洋鼠之戏盛，鼠乃炽。然则是亦妖精之类欤！
南山集目录序(节录)清·戴钧衡
余读先生之文，见其境象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迹；又如飞仙御风，莫窥行止。私尝拟之古人，以为庄周之文、李白之诗，庶几相似。而其气之逸、韵之远，则直入司马子长之室而得其神。云鹗尤氏尝谓子长文章之媳气，欧阳永叔后，惟先生得之，非虚语也。余又观先生文中自叙，及望溪先生所作序文，知先生生平每以子长自命。其胸中藏有数百卷书，滔滔欲出，向令克成，必有不同于班固、范蔚宗，陈寿诸人者，岂仅区区文字足见其得子长之神哉?惜乎！有子长之才，不能有子长之志，仅此区区，而犹厄抑使不得彰形于世，良可悲已。
先生文集名不一，少时著有《困学集》、《芦中集》、《问天集》、《岩居川观集》，皆不复可见。今世所仅存者，惟门人尤云鹗刊本，所谓《南山集》是也。《南山集》载文止百十余首。里中吴氏藏有写本，较尤本文多且半，余假而抄之；复于许君处见先生手稿十数首。又尤本、吴本未加编次，亦无意例，余乃共取编之。呜呼！以余所见三本，同异如此，此外不可见者，其零散知几何也?
道光辛丑十二月宗后学钧衡谨识。
桐城文录序清·方宗诚
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梦征。宋李伯时兄弟，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然是时风气初开，人心醇古朴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经济，矜气节，穷理博物，而于文则末尽雅驯，以复于古。郁之久，积之厚，斯发之畅。逮于我朝，人文遂为海内宗，理势然也。盖自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姚惜抱郎中三先生相继挺出，论者以为侍郎以学胜，学博以才胜，郎中以识胜，如太华三峰，矗立云表，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伯仲。呜呼，盛哉!然余又尝总观桐城先辈文，三先生外，其前后及同时者，无虑五六十家。虽不足尽登作者之堂，而其各有所得，堪以名家者复数人。其余或长经术，或优政事，或论学论文、记忠记孝，亦足以广见闻，备掌故。
今夫言天文者，以日月为明，而恒星之熹微，亦未能或遗也；言地文者，以海岳为大，而泉石之幽窈，亦未能或略也；今世之言人文者，以唐宋八家、明归熙甫为斗极矣，而李翱、皇甫湜、孙樵、晁无咎、唐顺之，茅坤之撰著，亦未尝不流布于后世也。然而，文胜则质丧，巨帙重编，而于事理无关切要，徒乱学者之耳目，纷后人之心志，则又不可不精别慎择，以定其指归。
曩者，康熙间何；存斋、李芥须辑《龙眠古文》数十卷，大抵多明人之文也。咸丰壬子春，余与友人戴存庄论吾桐之文，以我朝为盛。然物胜则必反其本，然后可以久而不敝。天地之气运，流行不能自己，畜久则必盛，盛久则必靡，亦理势然也。去其靡以救其敝，岂非乡后进者之责与?因相与取诸先辈文，精选得数十卷，大约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而皆必归于雅驯。其空文无事理，或虽有事理而文鄙倍者，不录。按时代以分卷次，其大家或数卷至十余卷，其足名一家者，或数卷至一卷，而杂家则数人一卷以附之。自城陷后，藏书之家，多被焚掠，心所知者，尚有数人，无可访问。存庄又被贼祸，客处怀远。自伤孤陋，无同力者，深恐此书中废，使数百年文献无征，则亦古之网罗放失保残守缺者之罪人也。避地鲁谼，友人方宗屏为访得数人文补入之；今年授经东乡，萧生敬孚又为访得数家集，皆为补选，于是遗逸者盖鲜矣。
夫学问之道，非可囿于一乡也。然而流风余韵，足以兴起后人，则惟乡先生之言行为最易入。而况当兵火之后，文字残缺，学术荒陋，使听其日就澌灭，而不集其成，删其谬，俾后之人有所观感而则效焉，其罪顾不重与?昔者，孔子编《诗》而附《鲁颂》，删《书》而附《费誓》，因《鲁史》以作《春秋》，其惓惓于宗国文献如此。是亦学者所当法也。今纂集粗成，将有山左之行，因以稿本归敬孚而属其益加搜访校订以成之，爱书其义例于左云。
咸丰八年秋八月，柏堂逸民方宗诚撰。
天演论序清·吴汝纶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赜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千，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
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沐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光绪戊戌孟夏桐城吴汝纶叙。
答刘仲鲁书清·马其昶
往吾与足下游，至乐也。无旬日不见，见未尝不善相旌、过相敕也，不见未尝不思也。别久矣，吾之情犹是也。前足下过此，甚喜，以为可谋永朝永夕之欢，竟不能然。譬之饿者焉求哺，终不得食，斯已矣，尝鼎一指而挥之去，此人之情，能无怨望者哉!
辱书乞言于我，并承惠《中州名贤集》，多荷！多荷!仲鲁虚受之怀犹昔也。贤者进修之诣，岂一谈之顷所能测?又其昶方自愧德业无所就，虽欲效前时，有不知所为言者，顾盛指不可不答记。尝与孙佩公语：“境遇困人，贤者不免。”佩公深感动其言。盖非独贫约为困也，脱蓬累而之显，其困乃弥甚。《易》曰：“困于金车，吝。”孟子之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足下不移之操，吾既见其然矣，继自今当更有以观足下之处显也。《诗》不云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士未有不始终坚持一节而能有立于世者也。
其昶开春即南返，自此归隐故山，与公等盖日远矣，天寒，惟朝夕珍摄，不宣。
中国哲学之通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当代·方东美
我想，大凡研究一种学问或是一种有系统的思想，似乎有两点应该注意到：一方面我们所讨论的是哲学问题，就中国哲学的传统而言，自先秦、两汉以至隋唐、宋明，都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藉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一派的中国哲学，都不象西方的思想，往往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后形成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这个独特的思想系统，从逻辑方面看来，好象有其“自圆性”(self—sufficiency)；可以同别的思想割裂开来，而自成体系。这在中国哲学上可没有这一套，我们又可以藉司马迁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通古今之变”。这个“通古今之变”，就是一切哲学思想，无论是个人的、学派的或是产生自任一时代的，都要表达出“HistoricalComtinuity”——历史的持续性。要与其他各派的哲学思想发展，彼此呼应，上下连贯，形成时间上的整体联系，绝无所谓思想的孤立系统。这两点就中国哲学而言，是不可忽略的。但是，这两个特点表现在中国学术上是有利也有弊。关于“利”的方面，是任何学术思想不能孤立于过去的已知条件之外，同时还要兼顾到当时的时代性以及未来的发展性；产生历史持续性的效果。从“弊”的方面而言，就是我以前所说的“道统观念”；思想易受到“道统观念”的束缚和支配。
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
当代·朱光潜
对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你说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丑的，这也只是一种看法。换一个看法，你说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再换一种看法，你说它是善的或是恶的。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种，所看出来的现象也就有多种。
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但是你从正面看，我从侧面看，你以幼年人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异都能影响到所看到的古松的面目。古松虽只是一件事物，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却是两件事。假如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画成一幅画或是写成一首诗，我们俩艺术手腕尽管不分上下，你的诗和画与我的诗和画相比较，却有许多重要的异点。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由于知觉不完全是客观的，各人所见到的物的形象都带有几分主观的色彩。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象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它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见火就伸手去抓，被它烧痛了，以后他再遇见火，便认识它是什么东西，便明了它是烧痛手指的，火对于他于是有意义。事物本来都是很混乱的，人为便利实用起见，才像被火烧过的小孩子根据经验把四周事物分类立名，说天天吃的东西叫做“饭”，天天穿的东西叫做“衣”，某种人是朋友，某种人是仇敌，于是事物才有所谓“意义”。意义大半都起于实用。明了实用之后，才可以对他起反应动作，或是爱他，或是恶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木商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科学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牛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分出某者为因，某者为果，某者为特征，某者为偶然性。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制器、赚钱等等，植物学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茎花叶、日光水分等等，他们的意识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过把古松当作一块踏脚石，由它跳到和它有关系的种种事物上面去。所以在实用的态度中和科学的态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都不是独立的、绝缘的，观者的注意力都不是专注在所观事物本身上面的。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绝缘，便是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比如我们的画画的朋友看古松，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在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记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他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里叫做显花植物，总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领住他的意识，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面前当作一幅画去玩味。他不计较实用，所以心中没有意志和欲念，他不推求关系、条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这种脱净了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做“直觉”，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做“形象”。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觉时的特质。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
浣溪沙·答金佛初兄当代·马茂元
烟雨龙眠梦寐深，镜中潘鬓渐霜侵。儿童吴语变乡音。
微注小窗留晚照，闲窥冷月见秋心。著书黄叶落空林。
兰陵王·北京送秋骞之沈阳当代·方孝岳
午阴逐，云影暗运东簇。高城外还又者番，客里攀条问行足。隔年成故躅。禁得撩人朝辘。平羌路清悄更添残雪，边尘未吹曲。匆匆度辽曲，料侧卷巫阊，峰遮干目。轻裘恭美神仙服。凭一番风劲，问程人远，回首关塞更信宿。怅春讯谁束。寒缩灶烟秃。奈薄晚匡床，据觚慵读。屏山掩掩新醅熟。念月夜街鼓，封胡群玉。帷灯初上，仗剑起，艳似烛！
怀乡
当代·张漱菡(女旅台作家)
新月如钩透碧纱，无端心系故园花。只恐梦魂飞不到，庭前双桂是吾家。


二、艺术创作
桐城文人多工书画。安徽省博物馆辑成的《安徽书画家》一书收录桐城籍历代书画家达136人。北宋李公麟博取众家之长，独创“白描”画法，世称“宋画第一”。《宣和画谱》载，出其手的宫廷藏画即达107幅。其中《五马图》神形毕肖，栩栩如生，《韦偃牧放图》人有数百，马有千匹，各具形态，场景恢宏。苏轼赞他：“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晚年回乡创作的《龙眠山庄图》，揽桐城龙眠山“响水崖”、“媚笔泉”等胜景，亦为画中精品。明清两代，桐城书画颇具声势。见于《墨林今语》、《历代画家汇传》、《中国画家大辞典》的有刘鸿仪、方孟式(女)、方维仪(女)、方以智、姚文燮、姚元之、张似谊(女)、张若霭、张若澄、龙汝言、阚岚、姚康之、张祖翼等丹青高手30余人。其中方维仪精于绘画佛像；方以智山水画，深得元人淡烟点染之妙，有“笔入三昧”之誉；姚文燮被朱彝尊称为“画手前身李伯时”。书家亦代不乏人，成就较高的有方以智、方贞观、程芳朝、姚鼐、吴廷康、吴芝瑛、李光炯等，其中姚鼐的草书、真书分别被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一书中称为“妙品”和“逸品”。民国时期，书画高手有黄镇、姚达之、姚沧客、光元鲲等。黄镇于红军长征途中所作“长征组画”，堪称珍贵史料和艺术瑰宝。画中有饱受苦难的乡间父老，有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革命家形象，亦有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观场面。
建国后，县内业余书画作者不断涌现，时有书画新作问世，其中在省以上美术馆展览和报刊上发表的作品达200余件。谢元庚的花鸟国画曾参加1956年安徽省美协书画展；盛平安(笔名盛东桥)的《桐城八景》篆刻、谢绳质的《登小孤山》书法等作品，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张泽国的楷书(立轴)1984、1985年先后参加省第三届和省青年书法展览。
70年代始，县内群众性的摄影活动兴起。80年代县、区文化馆(站)均配有摄影干部，摄影个体户开始出现，部分青年人亦自购相机，摄影自娱。摄影佳作时见诸报刊或影展。县文化馆专职摄影工作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何传真在省级以上报刊或展览会上发表、参展作品30余幅，其中3幅获国家级作品奖，《神圣的手》、《虬枝横空》等还被选送到海外展出。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爱好者李文、项顺明的摄影艺术亦具特色，各在省级以上报刊或展览会上发表、展出作品20余幅。李文的《较量》和《入画图》分别获新华社专题竞赛一等奖和国家级佳作比赛金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