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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药物购销
药材收购清末至民国年间，境内多数殷实大户受惠于茯苓生产与经销。其中，储玉楼、汪茂周、储则光、汪宽宏等先后专设商号，从事茯苓买卖，一时富甲乡里。民国25年(1936年)，全县有茯苓商号80家，年收购干苓35万公斤。30年收购85万公斤。31年收购93.7万公斤。32年收购80.7万公斤。35年有商号40家，年收购85万公斤。37年，锐减至10家，年收购量下降至23.3万公斤。
建国后，医学发展，中药临床用量增加，药材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收购量渐增。50年代，除县供销合作社药材经理部和县土产公司组织收购外，还有少数私营商户收购。1951年夏，全县有茯苓收购户10家。1955年9月，药材经销始转为独家经营。1956年8月，县药材公司统辖收购业务。50年代，收购品种约百余种，年收购量近50万公斤，年收购金额50万元。1963年，成立衙前、店前、来榜3个药材收购站和包家、白帽、五河收购组。60年代，收购品种约110种，年收购量50万公斤以上，年收购金额100万元。1972年，商业体制变动，基层各药材收购站并入区供销社，社内设药材组负责经营。1976年，商、社分立，区社药材站、组恢复另设，统一由药材公司垂直管辖。70年代，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收购品种增至200余种，年收购量75万公斤，年收购金额达130万元。最高年份的1978年，收购品种达249个，收购量84.4万公斤，收购金额达172.1万元。1980年后，中药材市场全面开放，多渠道经营，收购量和金额逐年增长。1985年，全县药材正常收购100余种，年收购量较1964年增长264.5％(表15——1、15——2)。
岳西县药材收购总量
表15——2岳西县几个年份30种药材收购量单位：公斤
药品调进民国时期，县内有养生堂、永济堂、复太堂、复生堂、仁和堂、同心堂、吴同春、汪左臣等六七十家药房和诊所。所用药品大都是中草药，西药很少。建国初期，县医院和各小药店用药，直接从外地调进。50年代，全县年均调进额中药为30万元，西药近20万元。60年代，全县年均调进额中药为55万元，西药为28万元。70年代，各区、公社都有卫生院、所，大部分大队设有医疗室，需药量激增，全县年均调进额中药为80万元，西药近70万元。1980年后，市场开放，全县近90个医疗单位和50多家私营药店，除从县药材公司进药外，还直接从县外调进。至1985年，全县年均调进额中药为130万元，西药为80.9万元，品种约1500种。
药材调出民国年间，安徽茯苓商筹集巨资，在汉口永宁巷内设立“安苓公所”，购置房产多栋，为茯苓商提供货栈和住宿之所。民国5年至26年，境内茯苓商胡协吉、胡飞龙、吴国清、胡功业等先后在武汉“安苓公所”创办“同春”、“和顺”、“谦和”、“振安”4个茯苓行，经营茯苓，主要销往香港及东南亚国家。其中，同春茯苓行于16年转给胡则满、胡则周、储国庭、方子山、程兰桂等人经营。27年，武汉被日军侵占，茯苓行全部歇业。28年，储茂官等人在上海茯苓商储晓泉的资助下，由上海到武汉，利用同春行旧址，创办“复兴茯苓行”。34年抗战胜利后，原同春行老股东胡则周邀同汪慕周、徐家崇赴汉口复业，至1949年歇业。此外，民国17年至20年间，另有250余家私商常住广东、香港、宁波、苏州、镇江、江西、湖南、亳州等地。其中，金同太、汪宽宏、胡三义、吴太顺、汪合茂、方庭献、杨春和等每年经营出口茯苓达2.5万公斤以上。
建国后，药材经销逐步由私商经营转为专营部门计划经营。1950年，始由县合作总社主管药材调出和出口业务，但私商经营仍很活跃。1951年，本县茯苓销往沪、宁、晋、鄂、豫等省市。1959年至1978年，中药材实行统购统销，县药材公司所收药材直调地区二级站。出口业务由地区二级站负责，品种仅茯苓一种。
1979年后，取消统购统销，县药材公司组织货源径向武汉、上海、天津、北京、广州、厦门、阜阳等地调出，并自辟渠道组织出口。1980后后，出口品种增加桔梗、半夏、天麻、银杏、苡仁米等5种。1984年出口业务转由外贸局办理。1985年与1962年相比，全县药材调出量增长2.5倍，调出金额增长8.4倍，出口量增长7.4倍(15——3)。
表15——3岳西县部分药材调出量选年情况单位：公斤、万元
药物销售建国前，县内药店规模甚小，资本微薄，销药量少。最小的仁和堂资本仅150元，最大的吴同春药店亦只有3400元。销售的药物为中草药、中成药等。
50年代，药品年批发额50万元，门市部零售额5万元。1960年，县药材公司成立中西药批发部，统一经营城乡药品批发业务。1962年，县药材公司增设中西药销售门市部。60年代，全县年批发额140万元，门市部零售额10万元。1970年后，农村合作医疗事业蓬勃发展，社、队医疗机构销药量大幅度增加。1972年，县药材公司在河图公社竹坪增设中西药批发部。同期，批发范围扩大到中药材、中成药、西药、器械共1500多个品种。70年代，全县年批发额180万元，门市部零售额15万元。1985年，全县批发额达250万元，门市部零售额达21万元。
建国后，医学发展，中药临床用量增加，药材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收购量渐增。50年代，除县供销合作社药材经理部和县土产公司组织收购外，还有少数私营商户收购。1951年夏，全县有茯苓收购户10家。1955年9月，药材经销始转为独家经营。1956年8月，县药材公司统辖收购业务。50年代，收购品种约百余种，年收购量近50万公斤，年收购金额50万元。1963年，成立衙前、店前、来榜3个药材收购站和包家、白帽、五河收购组。60年代，收购品种约110种，年收购量50万公斤以上，年收购金额100万元。1972年，商业体制变动，基层各药材收购站并入区供销社，社内设药材组负责经营。1976年，商、社分立，区社药材站、组恢复另设，统一由药材公司垂直管辖。70年代，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收购品种增至200余种，年收购量75万公斤，年收购金额达130万元。最高年份的1978年，收购品种达249个，收购量84.4万公斤，收购金额达172.1万元。1980年后，中药材市场全面开放，多渠道经营，收购量和金额逐年增长。1985年，全县药材正常收购100余种，年收购量较1964年增长264.5％(表15——1、15——2)。
岳西县药材收购总量
表15——2岳西县几个年份30种药材收购量单位：公斤
药品调进民国时期，县内有养生堂、永济堂、复太堂、复生堂、仁和堂、同心堂、吴同春、汪左臣等六七十家药房和诊所。所用药品大都是中草药，西药很少。建国初期，县医院和各小药店用药，直接从外地调进。50年代，全县年均调进额中药为30万元，西药近20万元。60年代，全县年均调进额中药为55万元，西药为28万元。70年代，各区、公社都有卫生院、所，大部分大队设有医疗室，需药量激增，全县年均调进额中药为80万元，西药近70万元。1980年后，市场开放，全县近90个医疗单位和50多家私营药店，除从县药材公司进药外，还直接从县外调进。至1985年，全县年均调进额中药为130万元，西药为80.9万元，品种约1500种。
药材调出民国年间，安徽茯苓商筹集巨资，在汉口永宁巷内设立“安苓公所”，购置房产多栋，为茯苓商提供货栈和住宿之所。民国5年至26年，境内茯苓商胡协吉、胡飞龙、吴国清、胡功业等先后在武汉“安苓公所”创办“同春”、“和顺”、“谦和”、“振安”4个茯苓行，经营茯苓，主要销往香港及东南亚国家。其中，同春茯苓行于16年转给胡则满、胡则周、储国庭、方子山、程兰桂等人经营。27年，武汉被日军侵占，茯苓行全部歇业。28年，储茂官等人在上海茯苓商储晓泉的资助下，由上海到武汉，利用同春行旧址，创办“复兴茯苓行”。34年抗战胜利后，原同春行老股东胡则周邀同汪慕周、徐家崇赴汉口复业，至1949年歇业。此外，民国17年至20年间，另有250余家私商常住广东、香港、宁波、苏州、镇江、江西、湖南、亳州等地。其中，金同太、汪宽宏、胡三义、吴太顺、汪合茂、方庭献、杨春和等每年经营出口茯苓达2.5万公斤以上。
建国后，药材经销逐步由私商经营转为专营部门计划经营。1950年，始由县合作总社主管药材调出和出口业务，但私商经营仍很活跃。1951年，本县茯苓销往沪、宁、晋、鄂、豫等省市。1959年至1978年，中药材实行统购统销，县药材公司所收药材直调地区二级站。出口业务由地区二级站负责，品种仅茯苓一种。
1979年后，取消统购统销，县药材公司组织货源径向武汉、上海、天津、北京、广州、厦门、阜阳等地调出，并自辟渠道组织出口。1980后后，出口品种增加桔梗、半夏、天麻、银杏、苡仁米等5种。1984年出口业务转由外贸局办理。1985年与1962年相比，全县药材调出量增长2.5倍，调出金额增长8.4倍，出口量增长7.4倍(15——3)。
表15——3岳西县部分药材调出量选年情况单位：公斤、万元
药物销售建国前，县内药店规模甚小，资本微薄，销药量少。最小的仁和堂资本仅150元，最大的吴同春药店亦只有3400元。销售的药物为中草药、中成药等。
50年代，药品年批发额50万元，门市部零售额5万元。1960年，县药材公司成立中西药批发部，统一经营城乡药品批发业务。1962年，县药材公司增设中西药销售门市部。60年代，全县年批发额140万元，门市部零售额10万元。1970年后，农村合作医疗事业蓬勃发展，社、队医疗机构销药量大幅度增加。1972年，县药材公司在河图公社竹坪增设中西药批发部。同期，批发范围扩大到中药材、中成药、西药、器械共1500多个品种。70年代，全县年批发额180万元，门市部零售额15万元。1985年，全县批发额达250万元，门市部零售额达2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