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慈
左慈（生卒年月不详）字元放。东汉末庐江郡人。方士。《后汉书》称他“少有神道”，旧方志说他在“天柱山中精思学道”，得石室丹经，明六甲神术。潜阳十景里的“丹灶苍烟”，传说就是他当年修道炼丹之处。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载，慈为葛玄之师，“葛玄从慈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金液丹经》各一卷”。左慈不仅对魏晋以后道家炼丹术有很大影响，据《后汉书》记载，他还是一个高明的魔术家。传说某日，曹操宴请宾客，缺少松江鲈鱼，左慈立刻取铜盘贮水，用竹竿从盘中钓出鲈鱼一尾。曹操说一尾不够，左慈又沉钩钓出一尾3尺长的大鱼。曹操说有了鱼，恨无四川生姜，左慈又立刻取来四川生姜，并为曹操带信给在四川买锦料的使者。又有一次，曹操率士大夫百多人出近郊，左慈携酒一升，肉脯一斤，自饮自食，百官都随之醉饱。曹操很奇怪，派人到街上酒店查看，都嚷丢失了酒脯。曹操怒，要处死他。左慈乃逃入壁中；后复见之于阳城山头，曹操命人追捕，左慈走进羊群，不见踪影，或人形、或羊形变幻不定。曹操拿他毫无办法，只得从此罢休。后，不知所终。
陈武
陈武（176～215）字子烈，古庐江松滋（今属宿松县）人。三国时东吴名将。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孙策在寿春依附袁术。18岁的陈武前去拜见孙策，因形容异常，武力过人，被孙策收为宾客。次年，即随孙策从历阳渡江，在牛渚打了胜仗，后又连续攻克秣陵、曲阿、吴郡、会稽等地。因屡建军功，拜为别部司马。建安四年（199年），孙策率军攻取庐江，大破皖城，守城太守刘勋败逃，其部卒多向陈武投降。后来，这批降军编在一起，由陈武督管。经过训练，这支新军勇敢善战，纪律严明。孙策死后，江东五郡诸事由孙权统领。陈武比他大7岁，孙权很敬重他，将宿卫营的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令归陈武总督。赤壁大战中，陈武为第四队领兵军官，率领300只战船和20只大船，参加战斗。陈武奋勇当先，军功卓著，晋升偏将军。建安二十年，陈武随孙权击庐州，被张辽埋伏于逍遥津内的曹兵击败，退至濡须口。曹操领大军追来，孙权被张辽、徐晃两军围困在垓下。为救孙权，陈武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陷入峡谷丛林，奋战致死，年仅40岁。
陈武有两子，长名陈修，年19岁，拜别部司马，后擢校尉，封都亭侯；次名陈表，字文奥，为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后领新安都尉。因屡建战功，陆逊拜他为偏将军，进封都乡侯。
王蕃
王蕃（227～266）字永元。三国吴庐江人，其出生地为今潜山县（一说宿松县）。始为尚书郎，仕吴为散骑中常侍，是三国时期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根据张衡的浑天说和自已观察天象的经验，重制浑天仪，修改了张衡的天文算学，并写了《浑天图记》，分周天为365.25度，立黄道与天赤道交角为24度，（现代天文学家测定为23°26′）。在数学方面，他推算的圆周率比前人推算的更为精确。我国古代一向有周三径一的说法，圆周率为。东汉张衡作了进一步的推算，算出圆周率为，相当于3.16。王蕃所推算的则为142／45，相当于3.1555。他制作的浑天仪以3分为一度，圆周长为1.095丈，既灵巧，又适用。《三国志》称他“博览多闻兼通术艺”。但由于他刚直不阿，不肯巴结吴主孙皓的亲信万、陈声等人，故万、陈常在孙皓面前进谗言。甘露二年（266年），王蕃被孙皓无故杀害，死时才39岁。
曹松
曹松（约830～903）字梦征，舒州人，其出生地为今潜山县（一说属今桐城县）。晚唐诗人。家庭贫寒，一生大都在飘泊中度过。他曾到洪都西山避乱，后又到过江苏、浙江和湖南等地。他与江陵主簿李频友善，李频调往建州任刺史时，曹松前去投靠他。李频死后，曹松又继续流浪，到过广东、广西以及边塞。他和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热衷于功名，多次参加进士考试，但都名落孙山。直到光化四年（901年），他71岁的时候，才同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4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一道考取了进士，时号“五老榜”。登第以后，被授予秘书省正字。诗多旅游之作，风格学贾岛，取境幽深，工于铸字炼句。由于他常年飘泊和仕途坎坷，又生活在社会底层，深知人民疾苦，故能写出一些揭露统治阶级，同情劳动人民的诗篇。他在《已亥岁二首》诗中写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著有《曹梦征诗集》3卷，《全唐诗》录其诗2卷（716～717卷）和补遗诗9首（886卷）。
周本
周本（860～937），五代十国吴所属舒州宿松人。据族谱记载，为三国周瑜长子的后裔。周本幼年孤贫，勇力过人，20岁时曾在严恭山中徒手格杀猛虎，威猛之名扬于四乡。
26岁时，投池州节度使赵王皇帐下为将。赵迁宣州后，在曷州被庐州刺史杨行密打败。杨慕周本之名，收而封作牙将。唐昭宗文德、大顺年间（889～890），周本领兵助攻浙西、苏州、常州、滁州、和州等地，攻坚夺阵，多得头功。阵战中伤口遍体皆不顾及，战后则自烧烙铁，烫治创口，仍谈笑自若，营中将士无不叹服。杨行密受封淮南节度使，即以淮南马步使授周本，统领兵权，成为亲信。天复二年（902年），杨受唐封吴王，周本即领兵智歼浙江之兵，开拓江南区域，为五代吴疆土的扩展打下了基础。
周本最出色的战功要数平定危全讽之役。时值五代吴建国不到两年，抚州刺史危全讽于天祐六年（909年）六月率10万兵马叛吴，首攻洪州（今南昌市）。吴帝杨隆演急召老将周本平江西，周本以攻苏州时主将权轻、调度不灵为诫，请用兵7000人挂帅前去援洪州。危兵在象牙潭一带临溪结营，绵延数十里对阵。周本出羸弱兵士诱敌，当危兵抢攻至半渡时则率精锐部卒予以截击，冲得危部七零八落，全讽只得退岸而逃。刚得登陆，周本已在前面拦去退路，全讽束手被擒。周本又乘胜收洪州、克袁州，获袁州刺史彭彦章等，尽复江西之地。吴帝嘉功，升周本为信州刺史。
923年后唐灭梁，吴国称臣。唐庄宗闻周本平江西事，特加封他为雄武将军，出镇寿州；又改德胜（庐州）节度使，后加安西大将军、太尉中书令衔；925年，进封西平王爵，仍保存吴国的守地，让他继续辅佐吴主杨浦。937年10月，南唐李升将受吴禅，时周本年77岁，已谢事家居。忽闻儿子周弘祚从徐等人奉书劝进，即愤而长叹道：“岂能复事二姓乎？”经旬日，忧郁而死。谥号“恭烈”，归葬故里。
樊若水
樊若水（生卒年月不详）一名樊知古，字叔清。先祖为京兆长安人，父辈迁至江南池州，曾任南唐汉阳、石埭县令。樊若水满腹经纶，然怀才不遇，屡试不第，因此对腐败不堪的南唐统治极为不满，一心想寻机北归于宋。他曾伪装僧人居于采石，多次乘船往返于江上，测量江面的宽度，收集风力、流速等资料，并绘制了《长江图说》。开宝三年（970年）樊若水得知宋军要出师江南，便带着《长江图说》潜至汴京晋见宋太祖赵匡胤。他陈述破长江天险之良策，并根据自已的实际勘测，建议宋太祖在江面较窄的采石建造浮桥，让10万步骑由此桥渡江南进，直取江南。宋太祖采纳他的建议，命令在荆湖建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并准备大批竹缆、巨索。
开宝七年（974年）七月，宋军南征。十月十八日，宋军携带预作浮桥用的舰船数千艘自荆渚而下，主将曹彬直克安庆。时主持建造大浮桥的八作使郝守氵睿与樊若水计议，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试于怀宁石牌口。事成，乃移置采石。后宋军继克芜湖、当涂，驻军于采石，于是急令大将潘美所率10万步骑驻于江北之和县待命。开宝八年（975年），采石矶大浮桥3日组装成功，10万人马渡江如履平地，进扑金陵城下。南唐后主李煜，开始听说宋军在采石矶架设大浮桥，戏谓“此乃儿戏耳！”后大惊，命数万甲士乘巨筏来破坏浮桥，都被宋军歼灭。这座由樊若水精心设计其跨度约6000米的跨江大浮桥，为当时南北统一作出了贡献，也在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王珪
王珪（1019～1085）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属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修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诏令兼端明殿学士，赐盘龙金盒。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熙宁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改行新官制时，超授银青光禄大夫，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丰八年（1085年），进金紫光禄大夫，封岐国公。同年，卒于位。他“少掇高科，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为宋王朝起草诏书历18年，大典策多出其手。其著述有《宋两朝国史》120卷，《在京诸司库务条式》130卷，《宋六朝会要》（章得象编，王珪续）、《王珪集》100卷。熙宁之后，身居宰职16年，一贯顺承帝意，明哲保身，因有“三旨（取旨、领旨、得旨）相公”之称。
李公麟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山人。北宋舒州桐城人（一说今潜山人）。熙宁三年（1070年）登进士第，曾做过南康、长垣县尉，泗州录事、参军等京外小吏。后由陆佃荐为中书门下后省删定，累官至御史检讨。
李公麟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喜爱收藏古画、文物。李公麟自幼受到熏陶，好古博学，多才多艺，以文与当时的苏轼、秦少游等同闻名于文坛。他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皆能考订世次，辨别款识。作书有晋宋风格，尤以其绘画见称于世。始学顾恺之、张僧繇及前世名手佳本，并在继承前人绘画技巧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形成自已的风格。其所绘的人物故事、道释图象、山水馆阁、鞍马骑士、仕女花卉、翎毛，以及其它杂画无不精妙。他初喜画马，曾到马厩观察马的生活习性和形体神态，终日不去。他画的《五马图》，共画了五匹西域骏马，神采俊逸，顾盼惊人，成为稀世珍品。他的《临韦偃放牧图》，画了100多名马夫赶着1000多匹骏马，浩浩荡荡行进于草原山坡之间，画面回转流荡，变化多端，极为雄伟壮观。苏东坡称赞他：“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他画的佛像，深得吴道子笔法，其出奇立意之处，常使世俗惊惑。如所作长带观音、石上卧观音和自在观音，均前所未见，精妙胜绝。至于所绘人物，大抵以立意为先，如画陶潜归去来兮图，不在于田园松菊，而在于临清流处。评者说他的画：鞍马逾韩干，佛像过吴道子，山水似李思训、韩滉，潇洒之处如王维。“独步当时，照映千古”。
元符三年（1100年），李公麟因病辞官回到龙眠山。呻吟之余，犹仰手画被，作落笔形势。家人劝阻，笑曰：“余习未除，不意至此”。病稍愈，求画者不已。
李公麟毕生的时间都用在绘画上。他的作品，仅《宣和画谱》所录御府收藏的就有107件。但因年代久远，传世真迹早已寥若晨星。稀世珍品《五马图》已流落在日本，《临韦偃放牧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它还有《九歌图》（八国联军入侵时被英国盗去），《兔胄图》、《维摩诘演教图》、《女孝经图》、《龙眠山庄图》和各种《罗汉图》等。
李公麟的画，兼擅众长，但最被推崇的是他的白描手法。受他影响的有赵孟兆页、陈洪绶、仇英等人。安徽的赵广（宋巢县人）、丁云鹏（明休宁人）、萧云从（清芜湖人）、姚文燮、方维仪（均为清桐城人）等绘释道人物，都是师法李公麟的白描。他的白描，使他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地位。1961年，他被北京中国画院列为我国十大名画家之一。
李公麟的作品，以“立意为先”、“喻世为教”作为创作宗旨。各家评鉴认为，其艺术表现手法，是现实主义的，意境是浪漫主义的。前期作品，多现实主义倾向；后期作品，因偏于佛像和佛教的故事，更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作品的主要特色，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协调地统一。
形神毕现，天人合一，所以被称为“天下绝艺”。
汪革
汪革（？～1181），字信之，本籍浙江遂安人。宋乾道初年（1165年），因与家兄酒后口角，只身渡江来宿松县麻地坡定居（今宿松县程岭乡王湾村）。
汪革来宿松县后，初以古庙为家，开始招罗无籍流民上山伐树，下河淘砂，办起了冶铁作坊。岳珂《木呈史》记为“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铁冶其居旁。”他们制造出的各种铁器，精巧合用，行销于市，颇获巨利。后扩充冶炼规模，共设炭山1处，冶铁作坊2处，仅冶铁雇工即达500多人。汪革出资将方圆70里的泊湖水面承佃为己业，领属湖内渔户数百人；又营造厅屋900多间，酒坊1座，并接来妻室儿女，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
汪革为人数负忠勇之气，好打抱不平。在朝廷投降派强令解散江淮忠义军的时候，他感于忠义军的抗金壮举，即应太湖县训练洪恭的介绍，收留了忠义军程彪、程虎两兄弟，让二程做了他儿子汪世雄的武术教师。朝夕以酒款待，达3年之久。
淳熙七年（1180年）秋七月，汪革起程赴临安上书，极言和议之非，认为“国家虽安，忘战必危，江淮乃东南要地，遣散忠义军，最为非策。臣虽不才，愿倡率两淮忠勇，为国家前驱，恢复中原，以报积世之仇，表微臣之志”。宋孝宗览书后，甚为赞许，特旨下枢密院审议。无奈朝廷中官员多胆小怕事、偏安求和之辈，汪革又是一介布衣，无人给予破格推荐，遂以“款留候用”的办法，留他在京城闲居。
汪革离宿松前，程氏二教师曾提出辞行的请求，因世雄挽留，双方即商定待汪革回程后才作打算。汪在临安淹留日久，二程等待不及，再向世雄讨路费回荆州。世雄因父亲不在家，手中又周转不多，只是“谢以铁镪五十缗，二人不满”；过太湖辞洪恭，又遭其妻一顿辱骂。于是，程氏兄弟为泄私愤，竟到江州宣慰司诬告汪革、洪恭聚众谋反。宣慰司密报枢密院，因风闻汪已回宿松，遂令太宿两县捉人归案。舒州知州李岁久知悉后，派人劝谕汪革，要他到州衙进行辨白。不料，使者到麻地坡后，酒醉而大叫“缉拿反贼”！激起民变，发生了武装冲突。
汪世雄愤父亲无辜，即率庄丁砍倒舒州缉使，召集炭铁人工为伍。但“炭山皆乡农，不肯从，争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群盗，实从之。夜起兵，部分行伍……有众五百余”。他们浩浩荡荡杀奔县城，欲拿县尉何某问罪（何谎称汪革领兵拒捕）。但因城门紧闭、铁工逃散而行动未果。汪革即遣散家人，烧光房产，只身再到临安投案。经多次会审，于淳熙八年大理寺判汪革死罪，汪世雄、程彪、程虎发配充军。光宗即位时（1190年），汪世雄受赦还家，仍居宿松麻地坡，继续经营冶铁旧业。
华岳
华岳（？～1225年左右）字子西，别号翠微，宋贵池人。初为武学生。开禧初（1205年）上书诋韩侂胄，侂胄大怒，下之大理狱，贬于建宁。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以攻金兵败，求和，被朝廷处死，华岳获释，入武学深造。嘉定三年（1210年），华岳在临安参加由宁宗赵扩主持的殿试，登武科第一，为殿前司官属，郁郁不得志。时南宋由史弥远任宰相，史媚金求和，日积权势。华岳谋除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狱，后被杀害。著有《翠微北征录》12卷、《翠微南征录》12卷（附杂录1卷）。其诗直率坦白，豪放粗犷，不受格律束缚。
刘源
刘源（？～1280）字叔清，南宋淮西路安庆府怀宁县（今属潜山县）人。本为地方土豪，野人原寨长。性慷慨，负大节，勇略有智谋。咸淳元年（1265年）奉命组织义兵，联络山寨，抵御金兵南侵。刘源按农事特点驭众，春则放归耕种，冬则聚合整训，亦农亦兵，井然有序。配合朝廷命军，保障乡民安居达10年之久。咸淳末，统制宁宗达为刘源勒石于西关寨，记述了他的功绩。德佑元年（1275年），宋安庆知府范文虎降元，元将相威镇压了野人原农民义军，刘源转入地下斗争。景炎二年（1277年）春，文天祥兴复军局部有进展，刘源与宋淮西安抚使张德兴也举起义旗欲复兴亡宋，司空山傅高同时响应。五月，闻安庆守城军少，相约攻取，但因泄密，未能成功。于是，合兵转奔湖北，夺得黄州、寿昌军，承用景炎年号，以示反元。元贾居贞使湖北宣慰使郑鼎将兵拒之。刘源随张德兴在樊口与郑鼎相战，鼎败坠水死。八月，元将昂吉儿率部征讨，先攻刘源寨不克，便移兵袭破司空山，继之黄州、寿昌军复陷。刘源自知力量悬殊，率义兵踞守天柱山诸关寨。元军屡次围攻都被刘源出奇制胜而击退。自至元十四至十六年（1277～1279年），刘源艰苦卓绝，奋战3载，后闻陆秀夫负帝投海死，眼见宋室兴复无望，不胜悲愤，乃与元军力战而死。元兵割去刘源首级，乡民用檀木配制假头，安葬在天柱山北寨的百花崖下，修墓立碑，世代祭扫不衰。明宣德七年（1432年），追封刘源为“护地大王”，敕就墓地建庙宇。成化三年（1467年），迁庙于刘源的故里彭家岭，改称“大王庙”（今圮）。今天柱山西关寨口石壁上，留有刘源抗元纪事石刻，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良
石良（1319～1393）字松颜，明宿松人。南宋都统辖石兴宗之孙。元末群雄崛起，石良在乡里召集义勇，筑城设寨，屯田养兵，以保境安民为己任。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率兵攻克江州，石良率宿松户籍及所属义勇，赴九江归顺，被授统兵元帅，留镇宿松。次年，朱元璋被陈友谅围困在鄱阳湖，一时粮草断绝，遂派俞通海向石良求援，传出“谁送粮，封宰相”的口谕。石良率部3000人，连夜开挖一条长达30余里的新沟，直通前江，把粮草运到朱元璋军中。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陈友谅败出湖口，至泾江。石良率兵伏击，陈友谅中流矢而死。石良旋即奉命直捣湖广，全歼陈友谅残部，获得西征胜利。后又在策应桐城、舒城诸战役中，节节奏捷，成为战功显赫的名将。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亲下诰命，敕封石良为武德将军，镇守亳州。洪武十年，又封为武节将军，屯军中都重镇洪塘湖，直属中军都督府统辖。洪武十九年，石良见朝廷许多功臣无辜受害，毅然引退。临行前，明太祖偶忆许封相位前言，便安抚石良返里营造相府，做个田园宰相。石良遂在家乡建造一进九重的宰相官厅，石宰相屋由此得名。洪武二十七年（1393年），石良病逝，墓在今新安乡石宰相屋西北隅。
柳升
柳升（？～1427）明怀宁人。伯父崇，明初有战功，授燕山护卫百户，战死。柳升袭其职赴怀远，后经大小20余次战斗建功，屡迁左军都督佥事。永乐四年（1406年）柳升随张辅征交趾，破季犛于鲁江，斩其帅阮子仁等，筑城咸子关，命柳升据守。不久季犛由富良入江，战船相连10余里，截江立寨，兵临关口。于是张辅率步骑，柳升领水兵，水陆夹击，大败季犛军，缴获战船300艘，俘获季犛及其子澄。交趾平。师还，柳升被“封安远伯，禄千石”。永乐七年（1409年）柳升同陈王宣领舟师巡海，至青州海中，大破来犯倭军。永乐八年（1410年），从成祖北征，大败蒙古首领阿鲁台，“晋封侯，加五百石，仍世袭伯爵”。接着又出镇宁夏，讨斩叛将冯答蔺帖木儿等。后召还京都，统帅京营兵。永乐十二年（1414年），复从帝北征瓦剌，在忽里忽失温，以火器大破瓦剌三都。永乐十八年（1420年），柳升与都指挥刘忠率京军赴山东镇压唐赛儿起义，因轻视起义军，遭其夜袭，刘忠中流矢死亡，唐赛儿突围而走。永乐二十年（1422年），再从帝北征，率领中军大破蒙古大将兀良哈于屈裂儿河，赐世袭侯爵。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即位，命掌右府，加太子太傅。宣德元年（1426年），成山侯王通征交趾黎利失利，帝命柳升为征虏副将军，充总兵官，率兵往讨。敌假败以骄升兵，至倒马坡，柳升与百余骑先驰过桥，桥遽坏，后队不得进，敌伏兵四起，柳升陷泥淖中，中镖死。因柳升“勇而寡谋”，朝议不令子傅袭爵。至正统十二年（1447年）追赠柳升为融国公，谥襄愍。
阮鹗
阮鹗（1509～1567）字应荐，号凵了峰，明桐城东乡山（今属枞阳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寻改浙江提学副使。其时，歙州汪直、徐海勾结日本海盗，侵占浙江沿海岛屿，杀人越货，为害甚烈。阮鹗上任后，督促诸生、士人习弓矢，练阵法，准备进剿。不久忽传寇警，杭州戒严，城门紧闭。十数万民众拥至城外，要求进城避难。杭州守城官员惧敌乘机侵袭，不敢开城门接纳。阮鹗愤然说：“为官本在为民，奈何坐视而不救？”遂执剑督开武林门，令辎重在左，妇孺在右，依次而入。如此四五日，百姓全数进城，无一受害。不久寇至，阮鹗率诸生、壮士出城迎击，斩杀甚众。朝廷嘉其功，升迁浙江巡抚兼理福建。当时徐海、陈东又率寇三万余围攻乍浦，阮鹗遂募勇士突围破阵，并潜兵夜袭嘉兴临平山，乍浦之围遂解。贼众转移至桐乡，加紧围攻县城。阮鹗先敌驰入，与知县金燕死守，相持四十余日。总兵胡宗宪争得了时间从容施计，将徐海、陈东诱杀。阮鹗督兵乘胜追击，收复仙居，奇袭舟山岛，重创海盗。
阮鹗任福建巡抚时，沿海海盗啸聚，活动猖獗。为保障省城福州安全，阮鹗移师洪山桥，坚垒防守。其时闽军闻寇丧胆，临阵即溃。阮鹗上任伊始，重振军威等待时日，故不轻战。御史宋仪望据以弹劾阮鹗懦怯畏敌，图谋不测。朝廷轻信此言，将阮鄂去官下狱。后经闽浙仕民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不久离京归里，在桐城东乡聚徒讲学，年老不倦。著有《礼乐要则》2卷、《枫山章文懿公年谱》2卷。隆庆间，长子自仑以父冤上疏朝廷，未获准。万历间，次子自华再次泣血疏陈，终于诏复官爵，礼乡贤祠及浙江名宦祠。
刘汝国
刘汝国（？～1589）字少溪，原籍湖北黄梅，后迁居宿松县。因面目黎黑，身材魁梧，臂力过人，又学得一身武艺，崇侠尚义，人称“铁面太师”。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遇大旱，民不聊生，而官府豪强横征暴敛，有增无已，刘汝国遂率众造反。同年夏，黄梅义民梅堂在蕲春大同组织农民抗粮，刘汝国应约同往起事。事发，梅堂为官府捕杀，刘汝国在妻子被拘入狱后，只身逃往太湖深山，后潜回宿松，继续联络义民。入秋，官捕日急，乃约集同党于同年11月齐聚罗汉尖东麓的长溪山，歃血为盟，以“顺天安民，铲富济贫”为誓，起事造反。刘汝国被推为“顺天安民王”兼“统兵元帅”。义军迅速占领了东起枫香驿、西至黄梅亭前镇，北至蕲春张家榜大片土地，还出征英山、潜山、太湖、蕲春、黄梅、湖口各县。他们破城池，开仓放粮，各地饥民纷纷响应，以至震动京师，诏下兵部，急调各路大军进剿。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安庆指挥陈钺、千户邦典，从太湖、宿松分两路进剿。义军诱敌深入，一举歼敌于陈汉山前，并俘获邦典，击毙陈钺，大获全胜。2月，又击退应天巡抚周继、湖广巡抚邵陆、江西巡抚庄国祯的联合进剿。3月，先后消灭了湖州把总王梦勋、蕲春州判陈策、都司周宏模等官兵。4月，吴淞总兵陈樊功率步、炮各营，向义军据守的柴家山猛扑，血战经旬，刘汝国身边只剩几人，最后转战至太湖全堂寺，不幸被俘。后押至安庆，敌诱其投降，刘汝国大义凛然，引颈就戮。
齐之鸾
齐之鸾（生活于明弘治、正德、嘉靖间）字瑞卿，号蓉川。明桐城（今属枞阳县雨坛乡）人。齐之鸾自幼聪敏有识。9岁在村塾读书时，同里前辈袁宏（进士、官太仆）过塾中，诸生皆惊避，唯齐之鸾朗诵如故。袁笑问道：“客至而倨，礼乎？”齐之鸾答曰：“奉师命读书，不奉命揖客。”袁宏暗暗称奇，后赘为婿。正德六年（1511年），齐之鸾登进士第，改庶吉士，授刑科给事中。
齐之鸾既居谏职，敢直言。正德十一年（1516年），武宗受权奸煽惑，准备在京城内外开设娼优馆舍，供君臣游乐。消息传开，朝野哗然，齐之鸾上疏，剖陈其弊，武宗遂止。中官马永成生前即为其兄弟子侄谋官争禄，死后武宗诏授其家族官爵达90余人。齐之鸾上疏力主收回成命：“永成何功？不宜恩滥至此，臣恐天下闻而解体。”宁王朱宸濠仗势骄横，蓄意谋反，造龙舟于江南，设计邀请武宗亲驾南举。齐之鸾与御史萧淮首察其奸，力阻武宗南巡。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宸濠果然起兵南昌，声言直捣南京。朝廷命张忠、许泰统禁军南征，派齐之鸾随军记录战事。未至，南赣巡抚王守仁已率部破叛军于九江，生擒朱宸濠。一些佞臣小人因嫉妒王守仁之功，竟无中生有，诬陷王守仁先与贼通。齐之鸾挺身而出，以全家性命担保，力白其诬，王守仁得以免祸。张忠、许泰等在搜捕朱宸濠逆党时，株连无辜甚多，齐之鸾多方为之开释。平乱后，武宗迷恋江南，驻跸南都，齐之鸾屡请还宫，作《回銮赋》以谏。
嘉靖元年（1522年），世宗即位，齐之鸾上疏论及前朝弊政，在于奸佞专权，建议清除奸党，广开言路，以宏帝业。群阉哄然。齐之鸾终因忤触权贵，降职出任崇德丞，又改任长兴令，青州同知，转南京刑部郎中。嘉靖八年（1529年）改陕西、宁夏佥事。宁夏自黑水沟至南山口、花马池诸堡城堑久湮，边防松驰。齐之鸾亲临现场，反复勘察，掘得泉水，并用木枧引水濡溉土石，使边境城堡复修而成。巡抚胡东皋称其能，大力推荐，调补河南副使，寻改山东临清兵备副使，寻擢河南按察使。卒于官。
齐之鸾学识渊博，文才宏丽。开桐城士子由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之先例。著有《蓉川集》7卷、《奏疏》2卷、《南征纪行》、《入夏录》若干卷。
左光斗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一字共之，又字苍屿，号浮丘。明洪武初，先世从潜山县迁至桐城横埠河（今属枞阳县），至左光斗一辈移居桐城县城内，建有“啖椒堂”。父名左出颖，生有九子，乡人誉为“九龙”，左光斗为其五子。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左光斗中进士，万历四十七年由中书升任御史。时北关新破，辽东事起，而神宗皇帝30年不理朝政，全凭阉党施威。左光斗深感国家安危在急，上疏曰：“今日之事，辽安则天下安，辽危则天下危；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疏三上，不省。同年，巡视京城，目睹豪绅恶吏的罪恶行径，异常气愤，一举缴出伪印七十多颗，拘捕伪官一百多人，纲纪一振，宵小畏戢。
天启初年（1621年），左光斗受命为直隶屯田监察御史，亲自考察全境，目睹“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者如茂草，洼者为沮洳”的荒凉景象，忧心如焚，写了《足饷无过屯田，屯田无过水利疏》。他根据北方水土和气候，提出“三因”（天时、地利、人情）和“十四议”（浚川、疏渠、引流、设坝、建闸、设陂、相比、筑池、招徕、力田之科、募富开爵、择人、择将、兵屯），主张仿效南方，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实施时，他亲巡阡陌，督官吏教民种植桑麻蒿桔，招南方农民到北方教耕种，鼓励勋贵、富商投资兴办农业。由于左光斗极力倡导和躬亲力行，故所辖地区“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
时熹宗刚刚继位，而已故的光宗之妃李选侍仍盘居乾清宫，倚阉党，欺幼主。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深恐阉党独掌朝纲，故力持正论，疏请移宫，以肃清宫禁。熹宗见疏甚悦，又得到给事中杨涟的支持，终于迫使李选侍移居哕鸾宫。这次“移宫案”，虽然东林党人得胜，却遭狐兔之辈忌恨。不久，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结党营私；东厂特务，横行天下，明代进入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天启四年，杨涟等上疏弹劾魏忠贤24项大罪，左光斗又独自弹劾魏忠贤32条该斩之罪，结果均遭迫害。同年，他在桐城被捕，家乡父老头顶明镜、手端清水，拥立于马首嚎哭，“缇骑亦为之涕零”。系狱中，阉党许显纯威逼左光斗自诬接受过巨额贿赂，不屈，竟遭酷刑摧残。有大兴人史可法，幼贫穷，曾以童子试见左光斗，受到怜爱与器重。今闻左光斗受诬，遂扮成家奴入狱中，见恩师肢体已裂，则抱头而泣。左光斗恐史可法受到株连，厉声斥之去，并曰：“宜厚自爱，异日望子为国柱石。”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被摧残致死，史可法至狱中棺而敛之。数年后，左光斗之弟左光先扶柩南归，葬于县城西北大墓山，其墓今尚存。
左光斗遭害时，长兄左光霁亦株连致死，其母哭子身亡。崇祯初，惩办了魏忠贤，其冤案得以昭雪，并追赠左光斗为太子少保，谥“忠毅”。为表彰他一生业绩，后人在县城北门内建有“左忠毅公祠”。其著作有《易说》、《左光斗奏疏》等。
潘江
潘江（生活于明末清初）字蜀藻，号木崖，桐城人。少孤，母吴氏贤慧能文，著有《松声阁集》。潘江少即天才隽妙，博览群书，10岁作文，群士推为神童。好出游，历游齐、岱、京、楚，与海内名流以诗文相交，主盟坛席30余年。明亡后，潜归桐城，隐居县城西北龙眠山之河墅，吟诗著文，娱情山水。康熙十八年（1679年），荐举博学鸿词，以母老不赴。其后清廷两征遗逸皆不就。年84卒。同乡清大学士张英题其碑曰“诗人河墅先生之墓”。
潘江长期隐居乡里，奖掖后学。戴名世家贫不能得书，潘江奇其才，悉发藏书资之，并传其学。潘江亦热衷于乡土文献的发掘和整理，曾采录明清两代500余名先辈的诗作，辑成《龙眠风雅》68卷、续28卷，编写《桐城乡贤实录》1卷。另著有《木崖诗文集》50余卷、续集15卷，又《六经蠡测》、《文学析疑》、《诗韵尤雅》、《记事珠》、《古年谱》等40余种。其著作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屡遭查毁，存世极少。
吴应箕
吴应箕（1594～1645）字次尾，号楼山，明贵池大演（今属石台县）人。幼从学于舅父李首川，16岁参加科举考试，20岁补为博士弟子生员。8试南闱不第，49岁中副榜，与侯方域、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结为挚友，成为“复社”领袖人物之一。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执笔撰写了有40名士子署名的《留都防乱公揭》，揭露了魏忠贤党羽阮大铖持权当道、破坏抗清的罪恶勾当。嗣后，阮大铖受南明皇帝朱由崧重用，捕杀复社文人，吴应箕躲避回乡。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渡江，朱由崧被俘。时吴应箕在家乡起兵，与徽州金声相呼应，配合抗清，一度占领贵池、石埭等地。是年冬，吴应箕率义军在贵池泥湾山口阻击渡江南下的清军，因寡不敌众、败退回山。9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10月17日就义于池州城外石灰冲，其家人百余口和义军将士全部殉难。
吴应箕著述甚丰，主要有《国朝纪事本末》、《东林本末》、《熹朝忠节死臣列传》、《留都见闻录》、《读书鉴》2卷、《读书种子》20卷、《复社姓名录》、《友鉴录》、《续觚不觚录》、《宋史》50卷、《盛事集》30卷、《读书止观录》5卷，今传有《楼山堂集》27卷。为表彰他的忠烈，民国初年在贵池百牙山建有吴（应箕）刘（城）二公祠，并将池州城西街命名为楼山街。
阮大铖
阮大铖（1586～1646），字集之，号圆海，一号石巢，又号百子山樵，明桐城东乡山（今属枞阳县）人，后迁居安庆。曾祖阮鹗，祖阮自仑，父阮以巽。阮大铖机敏有才藻，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举进士，累擢至户科给事中，与佥都御史左光斗友善。初，欲倚东林党人以自重，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其轻浮暴躁而鄙之。天启四年（1624年），吏科给事中出缺，阮大铖依序应选。时阮大铖因父丧归里，左光斗以书召之，虽多方周旋，仍改魏大中接任，阮补工科给事中。阮大铖心恨，故阴结中官，与魏忠贤党结死友，并造《百官图》以诬陷东林党人。一月后，请假归里。不久，魏忠贤兴大狱，左光斗等被害，阮大铖居乡里，未与谋。然对客辄诩其能，谓“坐运机智，杀人于千里外”。东林党人失势，阮大铖召任太常少卿。到任后，事魏忠贤极谨。每次进谒魏忠贤，总要用重金收买阍人，销毁他的名帖。居数月，暗中觉察魏阉权势不可久恃，于是又请求归里。
崇祯帝即位后，清除魏忠贤阉党，赠恤天启年间被害诸臣。阮大铖在乡里迅即密书两折奏疏，驰达其死党杨维垣，要杨审时度势呈送皇帝，借以洗刷自已陷害东林党人的罪恶。崇祯元年（1628年），起阮大铖为光禄卿，而御史毛羽健劾之，阮大铖真面目败露。崇祯二年，定逆案，名列四等，赎为民。以后崇祯一朝，阮一直被废弃不用。此间，他龟缩乡里，填词作曲，编写传奇，蓄声伎以自娱。
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部东进破凤阳，转战潜山、太湖、宿松，直逼皖城，阮大铖逃到明留都南京。他惊魂甫定，即招纳游侠，谈兵论剑，觊觎以边才召。但由于他声名狼藉，复社诸生吴应箕、黄宗羲、顾杲、方密之、杨廷枢等40人列名公布《留都防乱公揭》，张贴街头巷尾，诸名士皆戟指詈阮大铖。阮惧而敛迹，但暗中仍结交马士英等人，伺机东山再起。
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替马士英向朝中阉党余孽周延儒活动，起用马总督庐（州）凤（阳）军务。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城，崇祯帝在煤山自缢。不久，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由崧，先称监国，旋即帝位，建起南明小朝廷。马士英方柄国，遂以边才荐举阮大铖，弘光帝先任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继兼右佥都御史，后又升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阮大铖既得志，尽起用逆案中杨维垣、虞廷陛等人，肆意报复东林、复社人士。又借狂僧大悲，伪造所谓“十八罗汉五十参之目”，罗织史可法诸名臣罪状，诬逮顾杲、左光斗之弟左光先，追捕左光斗之子左国柱，杀周镳、雷纟寅祚等，阴谋借此再兴大狱。阮大铖虽掌兵部，但置军事于不顾。手握重权，一无筹划，专以受贿卖官、结党营私，锄正人，引凶党为要务。大将左良玉引兵内犯，以“清君侧”相号召，起兵武昌。阮置清兵于不顾，尽撤江北边防守兵，西上防御左良玉。
弘光元年四月，清兵破扬州，明督师史可法殉难。五月，清兵渡江，一举攻陷南京，弘光帝逃至太平，后被俘。阮大铖逃到杭州、金华，遂通降表于清，悉以江东虚实告。清师渡钱塘，阮大铖迎谒江干，并甘愿充当前导，为进攻金华效力。金华破，屠之。清兵所到街市，皆成废墟。清帅无所食，阮大铖以私财，广搜肥鲜，请名厨，遍宴诸清帅。宴席之丰盛，使清帅惊讶不已，阮大铖应曰：“小小运筹耳，吾之用兵不测亦如此矣。”夜驻帐，则执鼓板唱昆曲以侑酒。诸帅北人，不习吴语，乃改唱弋阳腔，皆称善。曰：“阮公真才子也。”阮大铖日历诸帐，务使人人交欢。意在破福建，以功得巡抚。一日，从军攻仙霞岭，既抵关，下马疾行，忽惊呼仆石而死（一说为清军所杀）。
阮大铖品格低下，为人不齿，以致邑人不认其籍，但在戏曲创作上却能另辟蹊径，名重一时。作传奇9种，现存《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世称《石巢四种》，而《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未见传本。作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燕子笺》是其代表作。另有诗文《咏怀堂全集》。
方维仪
方维仪（1585～1668）女，字仲贤，清桐城人。方大镇之女。17岁嫁与姚孙棨，不久夫死，回家寡居。与伯姊方孟式（以诗画名世，有《纫兰阁集》），弟妇吴令仪（湖南巡抚方孔火召妻，有《黻佩居遗集》存世），从妹方维则（户部主事方大铉女，有《抚松阁集》）常聚一室，研讨学问，吴令仪、方维则皆以师礼事之。弟妇吴令仪不幸早逝，弟弟又宦游外地，于是以教养侄儿方以智为已任，方以智成名后，世人多称其“少承家学”，其实，这个“家学”的第一位“良师”就是他的姑母方维仪。
方维仪虽然少年丧夫，寡居终生，但终以一个闺阁女流蜚声文坛，名载史册，成为明末著名的女诗人和画家。其著作有《清芬阁集》8卷、《楚江吟》1卷、《宫闺诗评》1卷、《尼说七惑》1卷、《宫闺诗史》、《宫闺文史》、《闺范》、《归来叹》、《静志居诗话》等。其诗，无论古体、近体，大都情调高尚，风格质朴，感情真挚。有些诗还能针砭时弊，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及社会意义。如“辞家万里戎，关路隔风烟。赋重无余饷，边荒不种田。小兵知有死，贪吏尚求钱。倚赖君王福，何时唱凯还？”学者称其诗风格与唐代孟东野相近，绘画与伯姊方孟式齐名。她的白描观音大士图，论者谓不亚于宋代大画家李公麟。
方以智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别号龙眠愚者、鹿起山人、泽园主人、极丸学人、易贡游子、高座道人，披缁后法名弘智、行远、药地、无可、浮庐、墨历等，明末清初桐城人（一说出生于今枞阳县浮山乡。一说出生于今桐城县城）。祖父方大镇，万历时官至大理寺左少卿。父亲方孔火召，崇祯时官至湖广巡抚。但方氏历来重视积学种文，三代学《易》，并精通其他多门学科。曾祖父方学渐精医学，祖父治学以修养、力学并重，父亲通医学、地理、军事，好“西学”。方氏藏书宏富，处世倡淡泊恬退，为学倡经世致用。外祖父吴应宾长于文史，喜谈佛。母亲吴令仪亦能琴棋书画。
在家庭影响下，方以智从小就知音律，通文史，善诗能文。少年时随父宦游蜀、闽、鄂，纵览名山大川。12岁丧母后，他就由姑母方维仪抚育，耕读于乡里，后又从学于王宣、白瑜。他课读之余，好穷物理。20岁时疏注《尔雅》、撰成《通雅》初稿。后考察自然现象，搜采农业、手工业、医学等先进技术，撰写成《物理小识》。在桐城，他与孙临、方文、周岐等结为泽园社，悠游龙眠，指点时政。
崇祯五年（1632年），他负笈离家出游，遍访江南藏书家，网求秘籍，与杭州读书会闻子将、松江几社陈子龙等，意气相投。两三年的游学，使他学业大进，立下“欲备天地万物、古今之数，明经论史、核世变之故，求名山而藏之”的宏愿。
崇祯七年（1634年），方以智全家为避农民起义军而移居南京。其间，他泛舟秦淮河，登临燕子矶，以文会友，结交了茅元仪、杨文骢、黄宗羲等来自各地的学子，并向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Sambiasi，Fraucois）询问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崇祯十一年，方孔火召起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方以智散金募勇，随征武昌，不久患病返南京。此后他因病学医，积问业所得撰成《医学》。
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朝政权岌岌可危。方以智流寓南京，见朝政腐败，视时世危艰，愤慨不已。时或出入烟花柳巷，借酒浇愁；时或呼朋引类，指斥臧否，常痛骂魏党余孽阮大铖，因之“接武东林”，“主盟复社”，与侯方域、冒辟疆、陈贞慧齐名，有“明季四公子”之称。
崇祯十三年春，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翰林院检讨，任定王讲官。他出入禁廷，酬酢宫苑，披阅内府秘典孤籍，见闻更广。并有机会结交德国传教士汤若望（SchallvouBell，JeauAdam），讨论医学、天文，并对人体解剖、脏象经络等新知识尤有兴趣。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方以智被俘，后乘隙南逃，5月抵南京。当时弘光政权新创，不久阮大铖复官，诬方以智“从逆”，欲置之于死地。于是，他褫衣散发，隐名变姓，再度亡命南奔，经浙闽抵岭南，以卖药为生，然其匡复之心，仍不能自抑。顺治三年（1646年），他辅佐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于肇庆，擢少詹事。因遭太监王坤的猜忌和排挤，不到一个月即挂冠而去，避地梧州。顺治四年，永历帝拜方以智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目睹永历政权派系纷纭，独木难支大厦，因而托病不赴。当年夏，他索性自称道人，告别妻孥，逃到沅州（今湖南黔阳）天雷山，和苗、僮少数民族杂处。旋又辗转亡命于贵州黎平、天柱及湖广辰州（今湖南沅陵）、大埠（今湖南衡阳武冈），与王夫之辨析学问，著述不懈。顺治五年冬，方以智返桂林，携妻小移居广西平乐平西山，对永历帝的频频征召，却十辞不应。顺治七年，清兵攻陷平乐后，方以智遁入平乐仙回洞，清军紧追不舍。他自知不免，遂削发僧装趋清将马蛟麟帐前。马蛟麟胁迫他投降，恫吓说：“官服在左，刀剑在右，你自已选择吧！”方以智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右边。清将为之叹服，于是解缚任其出家，羁养于梧州古刹冰井寺。顺治九年秋，经刑部湖广司主事施闰章的斡旋，方以智终于脱离粤西，越梅岭，下赣江，随施闰章北返。途中曾登庐山，养病五老峰，在流泉飞瀑声中著成《东西均》、《茶泉》、《潮泉》等，不久即回桐城与老父团聚。顺治十年春，地方官吏两度逼迫他出仕效劳，他誓不相从，并正式出家南京高座寺，拜觉浪道盛为师，成为曹洞宗青原支脉第三十七世法嗣。他伴着晨钟暮鼓，手不释卷，著成《象环寤记》。
顺治十二年冬，方孔火召病死桐城。他破关奔丧，庐墓合明山，向长子方中德讲授经史，向次子方中通讲授数学、天文学，向三子方中履讲授医学、音韵学，教侄子方中发学诗文书画，后来他们各因己长皆有撰述。庐墓期间，著《医学会通》、《药集》，撰《五老约》。之后，方以智溯江上庐山，隐居五老峰。接着，禅游日于江，避匿荷叶山，拄杖景云、资圣寺和新城寿昌寺。与魏禧等论《易》于宁都翠微峰；与谢文洊等聚会于南丰程山书院，阐扬孔、庄合一之说。康熙二年（1663年），赴泰和主持首山汋林禅寺。第二年冬，移席青原山净居寺，成为这片曹洞宗圣的主持。讲法之暇，方以智寄情山水，染毫绘山水，写怪石，天趣盎然；草书法钟繇，潇洒中寓遒劲。各地慕求者视如珍品。
康熙九年，他应桐城乡绅与皖抚张朝珍、知县胡必选等多次邀请，准备回乡主持浮山华严寺佛事。不料第二年春受“粤案”所累，自诣庐陵监狱，被解赴南昌。当年夏，从南昌被押往岭南。农历十月初七，在舟抵万安惶恐滩时，半夜风浪骤起，方以智病体不支，疽发于背，溘然含冤而死，终年61岁。学者私谥文忠，归葬桐城浮山台木花岗，衣钵建塔青原。
方以智虽终年流离颠沛，但一生“好学覃思”，精于积累，勤于翰墨，学识渊博，著作宏富。于天文、地理、律数、医药、文字、音韵、哲学、物理、生物、诗赋、书画，均有很深的造诣，且成就卓著，成为明末清初我国一位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知识分为三类：自然科学（物理）、社会科学（宰理）、哲学（物之至理）。在哲学上，他提出许多新见解，在当时及后世都很有影响。例如，他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的见解，认为空间与时间不是彼此独立存在。宙即在宇中，宇即在宙中，整个宇宙都是物质的。在《东西均》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命题。强调“质测”的知识（就是实验科学的知识），主张“寓通几（哲学）于质测”，即哲学不能离开科学，科学应以哲学为指导。他以批判的态度吸收西欧科学知识，对“西学”采取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的正确态度，或加以推进和发展，或指出其谬误。他历时22年撰写定稿的《物理小识》，是17世纪初一部专门论述自然科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方以智在这部著作里搜集、整理、综合了我国古代已有的科学成就，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由西欧传来的科学技术，并且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书中关于分光实验的记载，比牛顿分光实验要早30余年。关于炼焦和用焦的记载，比欧洲要早一个多世纪。《物理小识》的成书时间和伽利略《关于托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这一西方科学巨著的出版时间（公元1632年）差不多同时。在文学上，他倡导韩（愈）欧（阳修）之文，主张端本于经，练要于史，修辞于汉，析理于宋。后来同邑方望溪提出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其源盖出于此。
方以智所著书数百万言，除《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已收入《四库全书》外，还有《浮山文集前编》、《浮山文集后集》、《浮山别集》、《东西均》、《冬灰录》、《一贯问答》、《四韵定本》、《内经经脉》、《切韵源流》、《易学纲宗》、《医学会通》、《诸子燔疒有》、《古今性说合观》等。《通雅》一书，早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就已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1961年，安徽省博物馆为纪念他诞生350周年，曾举办过他的著作和生平事迹展览。1973年台湾士林故宫博物院也曾举办过他的书法展览。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办过有关他的画展。1986年，安徽省有关部门在枞阳召开方以智科技成果讨论会。他的学术成就日益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姚文然
姚文然（1620～1678）字弱侯，号龙怀，清桐城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官庶吉士。明亡后隐居桐城小龙山。清顺治三年（1646年），由安庆巡抚李犹龙举荐，授国史院庶吉士。顺治五年，任礼科给事中，充山东乡试正考官。历任工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康熙年间，历任户科给事中、副都御史、刑部侍郎、兵部督捕侍郎、左都御史。康熙十五年（1676年），授刑部尚书。
姚文然自入仕任言责，于国家利害、吏治得失、民生休戚，均能知无不言。他与魏象枢同时以敢于直谏负众望，时称“姚魏”。顺治八年（1651年），江浙遭大水灾，他上书要求灾区漕米改折，改折多寡要视灾情轻重而定。为防止实物与货币重征，地方官员从中牟利等弊端，他还要求将改折办法公布与众，朝廷应派人严加察访。康熙六年（1667年）四川、湖广等地官吏，借京都工程采木之机，搜刮民间木材，村旁墓边，无树不伐，民不堪其苦。姚文然愤然具疏揭发，要求申饬禁止。提出官府采购民间物件无偿或压价强购者，应予补偿。
姚文然任刑部尚书时，正值清廷制定刑律条例。他以明季阉党镇抚司草菅人命，酿成后祸为教训，积极主张废止酷刑。常说“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其可忽哉！”清朝刑律遂多定自文然之手。
姚文然为人清廉，在官拒绝馈送。晚年卧病床褥，犹念及所定律法条文失准，恐其或有冤滥，乃口授疏请朝廷更定刑律二例。卒后，赐祭葬，谥端恪。著《疏稿》8卷、《文集》10卷、《诗集》12卷、《白云语录》6卷、《杂著》12卷。
姚文燮
姚文燮（1628～1692）字经三，号羹湖（一作耕壶），晚号听翁，又称黄蘖山樵，清桐城人。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官福建建宁府推官，直隶雄县知县，升云南开化府同知，署阿迷州知州。吴三桂称兵，不屈下狱，后逃归。安亲王奏闻得召见，然不补官，居京师3年，请终归养。未几，失母，以哀毁卒。
姚文燮胸怀奇才，颇负盛名，精诗文，工书法，画入妙品。尝为大学士张英绘“赐金园图”，朱竹土宅为之题诗；康熙三年所作的《山水册页》，世人当作宝画，并载入《宋元明清画家年表》。施润章称其“挥毫染翰，驰骋挽强，无不欲一空古今所为。”著有《无异堂集》、《黄柏山房诗古文》、《羹湖诗选》、《薙鹿吟》、《雄山草》、《滇行草》、《四六偶存》、《龙眠诗传》、《史论》、《芝山春草录》，又作《李贺诗注》，并纂修《宁国府志》、《曲清府志》、《雄县志》、《滇省通志》。暮年归隐龙眠山中黄蘖山。
钱澄之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一字幼光，号西顽道人，清桐城（今属枞阳县古塘乡）人。其父钱志立，明万历间诸生，聚徒讲学为业。钱澄之幼从父读，博览群籍，稍长成诸生。少以名节自励，崇祯初，有御史巡按至皖，仪仗威赫，在拜谒孔庙时，钱澄之突然挡住车驾，当众揭发他贪赃枉法的卑鄙行为，观者如堵。这位御史原是漏网的阉党，生怕露出老底，只得避去，不敢究问，钱澄之以此闻名四方。当时，阉党首领魏忠贤虽然被杀，其余孽阮大铖等人企图死灰复燃，东南名士遂结成“复社”，继续同他们进行斗争。时皖中主坛者，有宣城沈寿民、芜湖沈士柱、贵池吴应箕、刘城，而桐城则以方以智和钱澄之为首。钱澄之还与陈子龙、夏允彝结“云龙社”，与复社相应和。南明弘光帝时，阮大铖得势，大肆迫害“复社”文人。钱澄之亡命走浙江、福建、再入广东。黄道周将他推荐给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改延平府。南明桂王称帝时，授庶吉士，官至编修、知制诰。明亡后，不少文人参与官场事，钱澄之则立誓不为清廷效力。桂林被清军占领后，他曾削发为僧，法名西顽，并积极支持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表现出不屈的民族气节。后归里，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因自号田间，治诸经课耕以自给，年82卒。墓地在今枞阳县破罡乡桃花村余葛庄。钱澄之一生著述甚丰，不少作品表现了眷怀明室的感情。清初学者唐瓯称他的文章“如泉之流，清莹可鉴，甘洁可饮，萦纡不滞，以达于江海，使读者目明而心开”。他的《南渡论》、《闽论》、《粤论》3篇文章，笔力矫健，“虽三苏亦为逊色”。他的诗“冲淡深远，出于自然，度王（维）孟（浩然）而及陶潜”，且在平淡中蕴藏着民族情感。澄之不独擅文学，对数学、地理、训诂、义理亦有研究。著有《易学》、《诗学》各12卷、《庄屈合诂》8卷、《田间文集》30卷、《田间集》10卷、《藏山阁诗存》14卷、《藏山阁文存》6卷、《藏山阁尺牍》4卷、《所知录》等。
龙燮
龙燮（1640～1697）字理侯，一字二为，号石楼，亦号改庵、雷岸，清望江人。幼聪颖，6岁受业于吴廷楷门下，“一目可下数行，日能记千言”。10岁时熟读六经及唐宋诸大家古文。12岁应童子试，文思敏捷，惊倒四座，名列第一。20岁入府学考试，“拔置第一”。康熙二年（1662年）参加乡试，竟名落孙山，后建石楼于武昌湖畔，肆力于诗赋古文，并参加了《望江县志》和《安庆府志》的编修工作。其间他到过扬州，他的名作《江花梦》传奇剧本，就是客居扬州时编写的。康熙十八年，由大学士冯溥等人推荐，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复为大理寺评事，官至中允。在大理寺和刑部任职时，不许狱吏为非作歹，任意虐待囚徒，并先后使“坐诬下狱”的陕西巡抚布哈、湖广巡抚张、安庆知府傅天祥等得以免遭横祸。龙燮有诗名，与王士祯、庞垲等唱和。工词曲，所作传奇《江花梦》、杂剧《芙蓉城》颇称于时。此外，尚有《改庵诗全稿》、《词稿》、《晴窗随笔》、《和苏诗集》等。
方中通附：方中德方中履
方中通（1634—1698）字位伯，号陪翁，方以智仲子。郡诸生，考授州同知。少时喜读书，尤好天文历算。明亡后，因其父被通缉而颠沛流离，曾被迫改名易姓，做溧阳陈以元之子。后方以智削发为僧，隐居五岭，父子始团聚。初学于汤（圣弘），尽得师传。顺治十年（1653年），探亲至南京，遇梅文鼎、薛凤祥等著名数学家，结为师友，相互切磋，又一同向西洋学者穆尼阁学习律算，得大星法。其父方以智在合明山为父庐墓时，重编《周易时论》，间演极数示诸子。方中通得其精奥，变数十图以进，方以智喜甚。方中通自此更深入考求天文、律历、音韵、六书之学，发明勾股出《河图》，加减乘除出《洛书》。后又在学习研究西欧科技新知识的基础上，乃合笔、筹、珠3法，穷差别于《九章》。顺治十八年，他终于完成了24卷附录1卷巨著《数度衍》，时年27岁。这部“方圆纵横、穷尽其变”的著作被称为数学上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大致包括当时所能看到的中西数学知识，其中包括西方刚问世不久的对数，使他成为中国论对数的第一人。其筹算、尺法引起了梅文鼎的注意，梅氏研究西洋筹算，就是受了他的影响。此外，还著有《音韵切衍》2卷、《篆隶辨从》2卷、《心学宗续编》4卷、《陪翁集》7卷、续集4卷。
其兄方中德，字田伯，号依崖。他一生从事史学研究，行年80，犹读书不倦。所著《古事比》13卷，是史学著述的一种创新，被学者颜伯诗称之为“奇书”。另有《遂上居集》10卷。其它未刻者有《易爻拟论》、《性理指归》、《诸儒集要》、《同姓名录》、《经学钞撮》、《读史指掌》等数十种。
其弟方中履，字素伯，号合山。天才捷悟，晚筑稻花斋于湖上，离世远俗，尝用“躬耕、采药、读书”六字刻一图章。所著《古今释疑》一书，论经史，礼乐、法度，以及历象、算法、声韵、医药无所不备。其后，张英以其书18卷呈送朝廷。
朱书
朱书（1654～1707）名世文，字字禄，号杜溪，清宿松人。明末，朱父光陛为避兵乱，挈眷属，设馆授徒于太湖、潜山等县山区。顺治十一年（1654年），朱书出生于潜山敢山冲。他自幼聪明颖悟，5岁时父亲即口授《四书》，稍长，即博习古文词。31岁那年，在旧县（今繁昌新港）遇桐城戴名世，互赠诗文，订为文字交。33岁，至皖江应试，与方苞友善，旋以选贡入太学。34岁，在京考授教习，开始漫游，浮大江、出浦口、走淮南、入畿辅，辗转于燕、赵、齐、鲁等地。38岁起，利用行补官学教习机会，先后以8年时间，游历齐、鲁、燕、梁、秦、楚、吴、越诸地，写出《游历记》和《杜溪文稿》若干卷。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由戴名世作序在金陵刊印成书。49岁，复至京师，应顺天乡试。康熙四十二年，朱书50岁时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康熙四十三年，被召入武英殿参与纂修《佩文韵府》和《渊鉴类涵》。康熙四十六年，卒于京师，归葬于杜溪故里。他在文学上主张“诗言志，歌咏言”，一生著述颇多，有《仙田诗庄》、《朱杜溪稿》、《游历记》、《怡斋诗文集》、《杜鳞堂偶抄》、《寒潭琐录》、《评点东莱博议》等。大部分散佚，现仅存《朱杜溪先生集》、《游历记存》、《评点东莱博议》。
张英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清桐城人。康熙二年（1663年）举人，六年进士，适父秉彝卒，乞假归桐城。康熙十二年，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入直南书房，晨入暮出，小心慎密，受到康熙帝器重。每次出巡，必以张英扈从。一时典诰之文，多出其手。
康熙十九年，授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康熙二十五年，授翰林院掌学士。旋迁兵部右侍郎。调礼部，兼管詹事府。康熙二十八年，迁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再调礼部，兼官如故。时编修杨王宣撰都统佟国纲祭文措辞失当，被罢官、流放，张英以未详审失察，罢尚书，仍管翰詹、教司庶吉士。康熙三十一年复官，先后充《国史馆文略》、《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文略》总裁官。康熙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在位几十年，张英始终以勤慎而深得康熙信任，人称他“有古大臣风”。
康熙四十年，张英以衰老再次请求休归，获准。次年二月离京南归桐城。临行，赐宴畅春园，并御书“笃素堂”匾额赠之。
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张廷玉奉旨扈从。张英到淮安迎驾，随从至江宁。时总督阿山拟加征钱粮、耗银供南巡路费用，江宁知府陈鹏年持议不可。阿山素怨陈鹏年，欲借此加罪。康熙随从及侍卫人员，多谓陈鹏年诽谤巡游，罪在不赦。及张英入见，康熙问及江南廉吏，张英首举陈鹏年。陈由此得以免罪，并受康熙重用而为名臣。
张英淡简喜静，好读白（居易）、苏（轼）、陆（游）3家诗，喜佳茗。壮年即有山林之思，曾作《芙蓉双溪图记》以明志。有关桐城“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及归里，冬季居县城，春夏秋多在龙眠山双溪山庄居住，倘佯山水，吟咏自娱。又沿双溪筑堤种松，名“万松堤”。尝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告诫子弟。他自已晚年生活俭省，一不穿缎，二不食参。往来山中，都是步行。乡居7年，从不涉及地方政事。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南巡，再次迎驾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康熙四十七年，卒于县城府第，谥文端。著有《易经衷论》2卷、《书经衷论》4卷、《笃素堂集》、《存诚堂集》共60卷。又有《恒产琐言》、《聪训斋语》、《四库著录》、《南巡扈从纪略》等。
张英墓，位于桐城龙眠双溪“金鸡地”。
戴名世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清桐城人。晚年置宅于县之南山，又著《忧庵记》以述怀，世人遂尊称为南山先生或忧庵先生。先世洪武初自徽州之婺源徙居桐城，以耕读为业。父硕，字孔万，诸生。戴名世幼聪颖，6岁入塾受学，凡五年而四书五经毕，即善为古文辞。年20，授徒养亲。师事里中潘江，遍观其藏书。常好为妙远不测之文，颇为乡里哂笑。惟县司教王我建及潘江奇之，以为有迁愈之风。年28，入县学为诸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廪生得选拔贡生，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戴名世少以时文发名远近，凡有作，贾人随购刊之，于是天下皆称时文，而戴名世曰：“此非吾之文也。”康熙二十五年游太学，得结交太学与在京诸名士，如刘齐、徐念祖、汪份、刘岩、朱书、方苞、王源、万斯同、刘献廷等。其后足迹远涉冀豫、齐鲁、吴会、越闽等地，复肆力于古文，常著文抒胸中不平之气，一发而不可收，于是文坛上又一致称赞他的古文，而方苞曰：“此犹非褐夫之文也。”盖其在京师，曾语方苞曰：“吾非役役于是，而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而一其志于斯，未能诱而出之也。”盖其学长于史，喜考求明季逸事，网罗散轶，欲成一家之言，与《史记》、《五代史》相颉颃。然事未及成，竟得祸。
康熙四十年，戴名世49岁。门人尤云鹗为刻其古文百十余篇，时已买宅南山，将归隐矣，因名之曰《南山集》。后4年，应顺天乡试，中式举人。又4年，会试中式第一名进士，殿试授一甲二名，即俗所谓“榜眼”。时为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已57岁。授职为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终生之志，至此似可得达。未及3年，左都御史赵申乔，竟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奏劾戴名世“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遂逮下狱，被牵连者300余人。康熙五十二年二月论死，时年61。从弟戴辅世自京以柩归，葬于居宅之南。戴名世伏刑而死后，其书板亦遭毁禁。然世人因其枉死而益重，多以宋潜虚之假名保存其文稿，故得以流传不绝。
戴名世既负逸才，夙以班、马自命，有志明史。不幸因奇祸，含恨而没，千秋大业，卒未能显于世。今可见者，有传记50余篇，又有记明末桐城被兵之《孑遗录》、南明党祸及扬州、榆林、保定等城守纪略4篇，《史论》1篇。他主张散文创作应立诚有物，举其自然，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他的作品，多愤世嫉俗之作，文笔雄健犀利、简洁朴实。其生前自编文集有《芦中集》、《困学集》、《天问集》、《柳下集》、《岩居川观集》、《周易文稿》等，又有《时文全集》、《意园制义》（文集）、《齐讴集》（诗集）等，惜今已不得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桐城戴均衡搜集其散轶之文，合《南山集偶钞》本，编为《潜虚先生文集》14卷。尔后，萧穆又搜求得遗文百余篇，诗30余首。
夏鼎
夏鼎（1635～1715）字禹铸，晚号贵池卓溪叟，清贵池人。幼年习武，康熙八年（1669年）中过武举。后弃科举，从父夏初民习医，精研医道，尤擅长小儿推拿术。他对小儿惊风病也有独到的研究，并根据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前人所述“惊风”的指上筋纹大胆加以修正，以简驭繁，整理出一些规律，使之便于诊断。时负婴携童登门求医者，经他诊治往往手到病除，因而名噪一方。晚年，集两代从事儿科医疗的丰富经验，写成《幼科铁镜》6卷，论述了小儿多种常见病的病理及药方，对推拿、针灸、灯火等医术，不但附有图形，还编成了歌诀，并将家藏的秘诀和秘方75种公诸于世。该书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刊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邑人刘世珩将此书列入《贵池先哲遗书》刻印，新中国成立后曾重新印行。
方式济
方式济（1676～1717）字屋源，号沃园，清桐城人。7岁丧母，少侨居金陵。工诗，乐府尤胜，兼精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官内阁中书。其父方登峄以戴名世《南山集》案，受株连戍边黑龙江之卜魁（今齐齐哈尔），方式济随往，服勤左右。他据所见闻，考核古迹，著成《龙沙纪略》一书。该书分方隅、山川、经制、时令、风俗、饮食、贡赋、物产、屋宇9门，以笔记体裁，记述了清初黑龙江地区的发展情况。其中详载黑龙江水系，多《盛京通志》所不载，并对地名沿革也进行了辨正。此书以清代名志而被收入《四库全书》。学者何秋涛谓此书“既足订辽金诸史之伪，并可补《盛京通志》之阙”。
方式济祖孙几代都致力于编修地方志书。曾祖方拱乾，顺治九年（1652年）因科场案曾被流放黑龙江宁古塔，著有《宁古塔志》；祖父方孝标记滇黔时所见所闻，著《滇黔纪闻》；方式济子方观承，至黑龙江卜魁探望其父，将见闻写成《卜魁风土记》。几代修志，均为“私撰”，且都身处逆境，奋发而为。
方式济年四十二，以疾卒于卜魁城。另著有《〈易〉说》未定稿6卷，《陆塘诗稿》2卷等。
胡宗绪
胡宗绪（约1670～1740）字袭参，号嘉辶豚，清桐城（今属枞阳县破罡乡）人。10岁丧父，家贫，母潘氏自课之，严而有法。康熙五十年（1711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迁国子监司业。因晚始通籍，平生多以游客为生。所至皆谈笑风生，恢谐幽默，语惊四座。胡宗绪博学多才，知识全面，自经史以至天文、历算、兵刑、地理、文书、九章、礼仪、音律之学，无不潜心研究，察其奥秘。尤其在天文、历算方面，成就显赫。他与方苞、刘大木魁为并时友，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桐城派作家，文与刘大木魁齐名。著有《〈易〉管》3卷、《〈洪范〉〈皇极〉疑义》1卷、《古今乐通》2卷、《律衍》1卷、《〈数度衍〉参注》2卷、《昼夜仪象说》、《象观》、《岁差新论》、《测量大意》、《梅胡问答》、《九九浅说》各1卷，《〈正字通〉芟误》7卷、《字典发凡》1卷、《正蒙解》1卷，《〈大学〉讲义》2卷、《方舆考》、《南河论》、《北河论》、《胶莱河考》、《台湾考》、《两界辨》共6卷、《苗疆纪事》8卷、《环隅集》12卷、《司业奏议》1卷。这些著作，在我国科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方苞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清桐城人。寄籍上元，生于江宁六合之留稼村。曾祖方象乾，明按察司副使，明末避乱，侨居江宁上元。祖方帜，清芜湖县学训导。父方仲舒，国子监生。兄方舟，廪贡生，以时文名于时。方苞早慧，4岁，父口授诸经。一日早起，以“鸡声隔雾”命对，即应曰：“龙气成云”。19岁，其父携归安庆应试。22岁考取秀才，23岁应乡试未第，然文名已噪于一时。24岁北游京师，大学士李光地见其文，以为“韩欧复出”。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进士第，发榜后闻母病，不顾李光地等人的劝阻，未应殿试而归。44岁，戴名世《南山集》案事起，因曾为《南山集》作序，被捕到北京，羁刑部狱15个月，判了死刑。然其治学穷经，一如往昔。吏部郎中王若霖来监狱巡视，只见他打着赤膊，汗流满面专心写作，旁若无人。同室犯人投其书于地说：“命在须臾矣。”方苞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方苞于狱中竟写成《礼记析疑》、《丧礼或问》两书。两年后，因其古文颇负时望，又得重臣李光地的极力营救，于是康熙帝网开一面，亲笔批示曰：“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不但赦免了他，而且给他很高的评价，遂隶籍汉军以白衣入直南书房，作了皇帝的文学侍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嗣位，赦还原籍。雍正九年（1731年），授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擢内阁学士充《一统志》馆总裁，校订《春秋日讲》。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馆副总裁。乾隆元年（1736年），充《三礼义疏》馆副总裁。乾隆二年，擢礼部右侍郎。后乞解任，许之。仍教习庶吉士，充经史馆总裁。75岁告老还乡，82岁卒于上元里第。葬于江宁县建业三图沙场村龙塘。
方苞论文，首创“义法”说。他说“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古文约选序例》）“《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他还要求散文语言“雅洁”，提倡刊落浮词，删繁就简，剔除杂质，达到洗炼朴素。这种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明白地提出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需要统一，在当时是一个进步。其古文，严于义法，非扶道教裨风化者不苟作，世称文继韩、欧，为清二百年文章之冠。其大量文章虽表现了“助流政教之本志”，渗透着程朱理学，但也有不少作品流露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歌颂了明清孤臣、烈士，还有不少指摘时弊、揭露社会黑暗的笔锋。方苞以自己杰出的散文创作和对散文理论的卓越贡献，而成为桐城派的初祖。他的文统，一传为刘大木魁，再传为姚鼐，终成绵历二百余年的桐城文派。
方苞青年时期专治古文，后在著名学者万斯同的影响下，从事经学研究，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很大。其为学，以宋儒为宗，说经皆推衍程、朱之学；喜深思，时有独到之见；于六经均有撰述，尤用力于《春秋》“三礼”。方苞平生著作繁多，有《周官集注》12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辨》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通论》4卷、《春秋直解》12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删定《管子》、《荀子》、《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4卷，删定《通志堂宋元经解》。另辑有《古文约选》一书。
张廷玉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清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改庶吉士。康熙四十二年授检讨，康熙四十三年，入直南书房，寻充日讲起居注官。
康熙五十一年迁司经局洗马，康熙五十四年迁右庶子，寻授侍讲学士。康熙五十五年擢内阁学士，康熙五十六年充经筵讲官。康熙五十九年授刑部右侍郎，旋调吏部左侍郎。雍正元年（1723年），擢礼部尚书，为诸皇子师，加太子太保，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寻调户部尚书。雍正三年，摄大学士。雍正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雍正五年，入文华殿。雍正六年，入保和殿，兼摄吏部尚书。雍正七年，加少保。雍正八年，清廷设军机处，受命为军机大臣。时值用兵西北，羽檄交驰，政务浩繁，每天向他呈进案牍的官员常达百数十人，他一一审定，处理得当，无一事壅滞。虽坐在轿中，仍批览文书，吏人随后取。雍正帝曾称赞他一日所办的事，他人十日所不能也。乾隆帝即位，赐爵三等子，授皇子学，兼管翰林院事，侍经筵。自此，乾隆帝每次巡幸，辄留廷玉总理事务。寻进爵三等勤宣伯，加太保。乾隆十三年（1748年），廷玉因老病乞休，以“七十悬车，古今通义”，要求归田终老。乾隆帝以其受三朝厚恩，且配享太庙，不当言去。乾隆十五年，张廷玉又请南归，时值皇长子死，方初祭，乾隆帝怒其无师傅谊，罢配享。旋归。不久，四川学政编修朱荃因事坐罪，朱荃与张廷玉为姻家，曾受张廷玉荐举，乾隆帝遂命尽缴历年颁赐之物。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卒于里第，葬于龙眠山双溪浦庄。命仍配享太庙，谥文和。清代汉族大臣配享太庙，仅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博学机敏，知人善任。居官50年，执掌翰林院27年，历相两朝前后24年，赞画军国大政不可数计。修《三朝实录》、《玉牒》、《会典》、《治河方略》、《明史》诸书及清史，皆为总裁。自康熙丙戊，迄乾隆丁已，参与分校阅卷者3次，主顺天乡试者1次，主会试者3次，廷试朝考屡充阅卷大臣。著有《传经堂集》、《澄怀园全集》等。
方观承
方观承（1698～1768）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清桐城人。祖父方登峄，官工部主事；父方式济，官内阁中书。因《南山集》案，累及桐城戴、方两家三百余人，其祖父和父亲皆流放至黑龙江，幼小的方观承与兄方观象寄身于江宁城西清凉寺。稍长，随兄步行至黑龙江探亲，获得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知识。后途经北京，挥笔街头，借卖字贴补路费，得到清朝皇族平郡王福彭的赏识。雍正十年（1732年），福彭出征准噶尔，招方观承为记室。雍正十一年，事平，授内阁中书。乾隆二年（1737年）入军机处，累迁吏部郎中。乾隆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兼掌治河，随直隶总督史宜直勘察永定河。乾隆八年，迁按察使。乾隆九年，随大学士讷亲勘察浙江海塘及江南水道，后迁布政使。乾隆十一年，署山东巡抚。其间，他“洞彻地势，相时决机，前后数十疏，从之辄利”。乾隆十四年，授直隶总督。居直隶20年，尽心于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和储粮备荒诸政。对永定河、黄河和境内其它河流进行综合治理，成效卓著。其治水之策，皆因地制宜，或开引河，或导入旧河，或分或合，或筑堤，或疏浚，或开渠，均要事半功倍，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比也。在大规模水利兴修中，方观承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32个州县总体出动，要求达到“沥水有归，农田杜患”的目标。头年开工，第二年就有22个州县完工。
方观承又十分重视棉花的生产。认为种植棉花“功同菽粟”，只有使农民种棉纺织，才能使“衣被周乎天下”，“且籽可榨油，渣可肥田，秸可作燃料”。他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植棉经验，于乾隆三十年绘成16幅《棉花图》（又名《木棉图说》）。每图附解说，系统地说明了从植棉到制成棉布的全过程，同时列出每道生产程序的工艺和经验，进呈乾隆皇帝，乾隆御笔题诗16首，备加赞许。
方观承还以为政在养民，在社仓之外，应创设义仓以积贮粮食。他认为：“官为民计，不若民自为计。故义仓守以民，不守以官；专以备，不若多所备，故贮于乡，不贮于城”。其建仓必度道里之均齐，择人烟稠聚、地形高阜之处。有司劝导，各出所余，歉岁即止。据乾隆十八年统计，直隶建仓千数百座，贮谷28万余石。
方观承素善为书，工诗。师事方望溪。年71卒，赐祭葬，谥恪敏。著有《述本堂集》18卷、《宜田汇稿》、《问亭集》、及杂记直隶事凡数十卷。
刘大櫆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清桐城东乡陈家洲（今属枞阳县）人。年20余以布衣游京师，时内阁学士方苞以古文辞负重名，得其文，极其叹服，语人曰“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朝士望尘请交，提督学政则邀之幕下任校阅。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十年两举副贡生。乾隆元年（1736年），方苞举应博学鸿词科，为大学士张廷玉所黜。后得知为刘大木魁，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刘大木魁经学，又报罢。逾60才得黟县教谕，数年告归，居枞阳江上不复出。
刘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櫆继承了方苞的“义法”理论，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因文见道”的框框，在散文艺术形式方面，明确地提出了“神气”说。其论文在强调“义理、书卷、经济”的同时，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重视散文的艺术表现，这对方苞的文论是一个发展。清《国史文苑传》说：“大木魁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义理于经，所得于文者义法；大木魁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可见刘大木魁为文虽受法于方苞，却能变化而自成一体，形成了“日丽春敷，风云变态”（方东树《书惜抱先生墓志后》）的风格。不仅如此，刘大櫆还是“桐城派”与“阳湖派”之间的桥梁。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刘大木魁之门，后与刘大櫆高足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世称“阳湖派”。刘大木魁穷老荒江，高谈善饮，年82卒。著有《文集》8卷、《诗集》12卷、《论文偶记》1卷，辑《古文约选》48卷、《历代诗约选》52卷，纂修《歙县志》20卷。
余霖
余霖（约1725～？）字师愚，桐城县人。清代名医。少业儒，博览群籍。然屡试不第，遂弃儒攻医。乾隆年间，各地瘟疫流行。桐城境内老少同病，万人一疾，诸医按张仲景之法，或按吴又可之方，皆不见效。于是，他在学习前人成果和总结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创制出含大剂量生石膏治疗热疫之名方“清瘟败毒饮”，制服热性瘟疫成功，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疫症的治疗方法。以后“踵其法者，活人无数”。晚年，将他30余年刻苦钻研医术的成果和临床经验，进行系统总结，著《疫诊一得》一书，并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刊行于世。他在该书中详辨瘟疫与伤寒的不同，为后世病家诊断和治疗瘟疫指明了途径。书中介绍了“清瘟败毒饮”的配制、施用方法、注意事项，受到当时及后世医家的重视，验之临床，有起沉救厄之效。清代四大瘟病医家之一王孟英评《疫诊一得》曰：“独识淫热之症，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逮，堪称仲景之功臣。”附：清瘟败毒饮
生石膏30克生地10克犀角2克黄莲6克桔梗6克栀子9克黄芩9克赤芍9克玄参9克丹皮9克竹叶9克知母9克连翘15克甘草3克
胡虔
胡虔（生活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名雒君，号枫原，清桐城人。著名方志学家。
胡虔父承泽（字廷简，号蛟门），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官山西灵石知县，晚生虔。胡虔少孤，刻苦自励于学。师事姚鼐，学问渊博，熟悉掌故。家贫，客游为养。乾隆十五年（1750年），翁方纲视学江西，胡虔在其幕府。而南康谢启昆过去是翁方纲的门下士，居忧在籍，与胡虔遂成莫逆交。后谢任布政、巡抚，必请虔相偕从。乾隆五十三年，谢启昆总纂《南昌府志》，召胡虔为协纂，从征集资料到分类撰述，一年成书。此书共76卷，体例完备，内容宏博，被誉为名志。嘉庆五年（1800年），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聘胡虔为总纂，又以神速著称，一年成书279卷。此志有典、有略、有录、有表、有传。凡一省之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人物无所不载。尤以设置前事略、谪官录、土司传最能体现历史和地方特色，颇有创新。当时方志学家阮元极力推崇，所纂《广东通志》即仿此而作。后世学者梁启超盛赞《广西通志》为“省志楷模”、“省志之冠”。嘉庆七年（1802年），胡虔又纂成《临桂县志》32卷，亦为清代方志佳作之一。此外，方志名家章学诚督两湖，亦尝聘胡虔纂修《湖北通志》。胡虔于方志理论亦多有建树。他认为“府县志体例，本于史部之地理，而附益以传记”。方志发展“合诸书体例成一书，又分诸书以还各体”。主张方志宜分图、表、录、传，既要写成一方全史，又要义例分明，与一地大势相应。
胡虔一生淡于功名，而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学术。除编纂方志外，文史著述颇丰。但因“旅食随人，书成而名不居”，所以不少学术成果皆被他人所侵占。如谢启昆的《西魏书》、《小学考》、《粤西金石略》以及章学诚的《史籍考》诸书均为胡虔所代撰。其所著《尚书述义》8卷、《桐城制举荐辟考》1卷、《皇朝舆地道理记》20卷、《战国策释地》4卷、《诸史地理辨异》6卷、《汉南江夏豫章三郡沿革考》3卷。惜今均佚不得见，惟自刻《识学录》、《柿叶轩笔记》和所辑《晋砖酬唱诗》、《四库全书附存目录》传世。
李葂
李葂（生卒年月不详）字啸村，号皖江铁笛生。清怀宁人。诸生。善诗，工书，画山水，兼花卉翎毛。曾在南京、扬州漫游，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所器重，客扬州。雍正十三年（1735年），试博学鸿词，被黜落。乾隆九至十一年（1744～1746年）贺君召在扬州贺园招揽名士，李葂寄迹其中，为贺作《谷雨放船吟序》。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帝南巡召试有赐。葂终身落拓，有志难伸，其登燕子矶诗有云“年年高卧非关懒，许大江南没处飞”。乾隆二十二年尝为卢雅雨绘《虹桥揽胜图》，著名于时。李绘画，喜用减笔，减至无可再减，仍然意足神完。苏州博物馆藏有李葂所作《荷花轴》，为一叶二花，含苞欲放，草数茎点缀其下，简健奇古。诗工近体，有《啸村近体诗》3卷，卢见曾为镌板序之。
吴鳌
吴鳌（1740～1800）字龙海，号漪澜，清桐城人。父亲是个穷困潦倒的士子。由于家贫，吴鳌只读了3年“四书”，不得不辍学去学理发。晚间由父亲教他读唐宋和近代名家的诗，“久之，稍知依声立格，遂喜为近体诗”。家居桐城练潭镇，终生操理发业以糊口，“茅屋一椽，柴门两板，依横山而环练水”。一生安于贫贱，自撰联云“半间茅屋栖身，站由我，坐亦由我；几根萝卜度岁，饭是它，菜也是它”。他毕生不仕，有知己慕其才思，劝他应试，吴鳌奉答一联云：“无须应试，我行我素；何必求官，吾爱吾庐。”家贫不娶，有《写怀》诗云：“浮生不学林和靖，鹤子梅妻累尚多”。得钱沽酒尽醉，醉则高卧长吟。他苦吟自得，但不附庸风雅，炫耀于人。嘉庆四年（1799年），诗人年已六十有一，有二、三知己，索观旧作，追录四、五十首，编成《爱吾庐诗钞》。自序云：“春鸟林间，秋蝉叶底，鸣其所不得不鸣而已，未求为知音者听也。”评者谓他的诗“笔秀词清，老于声律”，“如寒潭之贮秋月，微云之拂河汉，朝岚夕翠之掩映于高林古木，而羁禽野鸟之翔鸣风雨中也。”诗集编成后，亦不求付梓于后世，自叹：“既不求于生前，复何望于身后”。嘉庆六年（1801年），其诗集遗稿才为浚县周光邻始刻于贵池，翌年潜山熊宝泰再刻于潜山，抗日战争期间，桐城县人再作第三次重印。
吴鳌临终时，穷得买不起棺材，对弟弟吴鲸说：“如果乡亲资助我下葬，你以后一定要替我还掉这笔债。我一生未尝求人，死后更不愿累人。”他的弟弟果然照办了。吴鳌死葬练潭镇磨箕山麓，镇民协助吴鲸为之树碑。墓碑额横书“吴漪澜之墓”。碑中竖行楷书阴刻自挽诗“生前一醉浑如死，死去还如大醉眠。落日苍山烟雾里，乱蓬荒冢不知年。”1985年9月，桐城县人民政府公布吴鳌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檀萃
檀萃（1725～1802）字岂田，一字默斋，晚号白石、废翁，清望江人。幼不敏，年二十，始知力学。乾隆庚辰乡试，举第二名经魁。次年举进士。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选贵州青溪县知县，到任不满3月，奔父丧回家。乾隆四十三年补授禄劝县知县，兴学劝农，政声大著。以清正不阿，得罪权贵而遭非议。乾隆四十九年，因督送滇铜入京，途中沉船，获罪罢官，滇人爱其才学，遂聘为五华、成才两书院讲习。在滇20年，他所培养的弟子成名者不下数百人。除教授生徒外，还致力于经世有用之学，留心山川物产风俗民情，便于稽古证今。他常素冠草履，披荆斩棘，“有山必登，有泉必饮，剔藓读碑，访求故老”。对于民生利赖者无不搜集记录，采辑成书。光是志书，就有《农部琐录》（即《禄劝县志》）、《华竹新编》（即《元谋县志》），及腾越、蒙自、浪穹、顺宁、广南等7志。出滇前夕，还著有《滇南山水纲目考》、《滇海虞衡志》。嘉庆四年（1779年），檀萃由黔出湘，序其《滇海虞衡志》于黄鹤楼下。檀萃与赵州师范交笃厚。嘉庆六年师范以军功保授望江，曾邮檀萃所著书于滇而刊之。檀萃一生博极群书，擅诗文，著述丰富。诗恣肆汪洋，近体尤为锤炼。所著《执宜堂诗集》24卷，广东博罗诸生为写两本，一毁于火，一沉于川江。此外，尚有《滇南集》、《滇南诗话》、《穆天子传注》、《逸周书注》、《俪藻外集》、《番禺县志》、《楚庭稗珠录》、《采真汇稿》、《试策笺注》、《草堂外集》、《说蛮》、《寿谱图》、《大戴礼注疏》、《法书十卷》以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彩云集》、《滇南续集》等。其著作大多集历史、地理、民俗、艺文于一体，为研究云贵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避仁宗讳，以字行，更字顽伯，自号完白山人，又号笈游道人，清怀宁县人。世居大龙山下白麟畈。家贫，少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以自给，暇时才向老人们学习经书句读。祖父邓澹园（士原），酷爱明史和书画，然终身布衣疏食。其父邓木斋（一枝），博学多通，工四体书，善摹印。邓石如遂得家传，对书法、金石、诗文兴趣浓厚，尝刻石印写篆隶以售。年20，随父至寿州。时亳县梁闻山（山献）主讲寿春书院，见邓石如为院中诸生所刻印及书扇，惊其笔势浑鸷，己所不能，意欲发展其才能。于是把他推荐给江宁举人梅缪，梅缪是梅文鼎曾孙，家藏汉以来金石善本极富，乃尽出所藏供邓观研，复为具衣食楮墨之费。于是邓石如将《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开汉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封禅国山碑》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等，每种临摹百本，又手写篆体《说文解字》20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五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日晨起，他研墨盈盘，书写竟日，夜深墨尽乃寝，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餮》各50本。三年分书成。计客居梅缪家达8年之久。
其后他草履担簦，袱被入越。游天台、雁荡，循新安江而入徽州，遍览黄山36峰，云海奇幻，尽得其变。见黄山石诡异者拾而藏之，累累贮两巨囊，担而归，足跛肩肿仍有喜色。嗣至歙，寓城外荒寺，鬻篆以自给。武进张惠言时就馆于修撰金榜家，一日见邓石如书于市，归与金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修撰惊异，因备礼客。时修撰所营家庙甚壮丽，刻联及悬额，盖金榜精心写作，百易而后定。今见邓石如书，即令石匠把悬额上刻好的字铲掉。而石楹已竖，不便磨治，则架起屋架，放倒楹柱，请邓石如重写，刻成重建。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邓石如年48，受曹文敏之约入京，但又不肯与曹同行。过了3日，他头戴草帽，脚穿芒鞋，骑着毛驴才从原地动身。谁知曹文敏的舆从行至山东遇水阻，只得绕道而行，在开山又与独行的邓石如相会。当时巡抚以下的官吏，正在郊迎曹文敏。邓石如骑驴过辕门，遭到门人呵斥。曹文敏坐堂上，遥见邓石如，忙离坐相迎，并向诸官曰：“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坐者大惊，要为邓备车马。曹文敏曰：“是我再三邀请，他才肯入京，但坚持独行，望诸公莫勉强。”既至都，颇为相国刘文清及左副都御史陆锡熊所推重，评其书为“千数百年无此作”，而内阁学士翁方纲则力诋之。未几，刘氏左迁，陆氏暴卒，邓石如顿踬出都，客于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处。时吴中知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而邓石如独布衣徒步。居3年辞归，毕源赠以千金。邓石如遂于故居大龙山下，买田40余亩，筑室曰：“铁砚山房”。后负笈出游，常往来江淮，并登泰山，谒孔林，遍访齐鲁间金石遗迹。嘉庆十年（1805年）卒于家，终年63岁。卒前两个月，还不避辛劳到皖南泾县为孔子庙廷书写碑额，最后抱疾而归，卒后葬于大龙山下梅冲乌鸦伏地。
邓石如在书法、篆刻方面的杰出成就，一生刻苦自砺的治学精神和“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的崇高品格，使他在中国书法、篆刻史上享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并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包世臣以神品妙品尊之，谓已达“平和简静、遒丽天成”之境。其篆法“以二李（李阳冰、李斯）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文为尤近”。（包世臣：《小倦游阁文集》）。邓石如书隶，能熔汉、晋、唐于一炉，出于己意；运篆、草笔势，则通之于隶、寓奇于平，囿巧于朴。至于真行草，风神含蓄，若奋若搏，逸趣横生，开创了当时一般书家未能开创的独特风貌。篆刻得力于书法，苍劲庄严，流利清新，冲破了当时只取秦、汉玺印的局限，使篆刻面貌为之一变，世称“邓派”，也称“皖派”。邓石如书学所产生的影响，康有为谓之“上掩千古、下开百祀”。二百多年来，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而且远及朝鲜和日本。邓石如所作书法、篆刻、诗文散佚甚多，民国时，虽有上海、杭州、云南等地书局翻印，然九牛一毛耳。著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所作诗文，其后裔编为《寄鹤书》若干卷，有祠堂本，现在的《铁砚山房稿》存诗80余首。其故居与墓葬，1986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庆菱湖公园内建有“邓石如碑馆”。
赵文楷
赵文楷（1760～1808）字逸书，号介山，清太湖县人。赵文楷年青时才智超群，抱负不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自筑庐于黄泥土旁，读书赋诗于其中。乾隆六十年，北上赴试，嘉庆元年（1796年）春，太和殿传胪宣榜，得中状元。嘉庆帝有赠诗曰：“文楷佳名期雅正，为霖渴望副求贤”。入仕后授翰林院修撰、实录馆纂修、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等职。嘉庆三年（1798年）的顺天乡试、四年的会试，由他担任同考官。
嘉庆四年，琉球中山王尚温请袭封，帝派赵文楷充正使前往册封。次年，帝赐以上卿鳞蟒服，白玉带。五月，命赵文楷奉御墨丹诏，持节东行。历五昼夜险程，乃达琉球。7月册封礼毕。赵文楷驻留6个月，恪守严规，“毫无骚扰”。后因母70寿诞将近，请命急归。中山王尚温撰文为赵母祝寿，赠赵文楷以厚礼，赵文楷不受而返，于是“廉洁之声，著于海外”。尚温为此作文向嘉庆帝表彰赵文楷的德行。
琉球归来，赵文楷仍回翰林院。晚年，出任山西雁平兵备道，嘉庆十三年卒于任所，终年48岁。著有《楚游稿》、《槎上存稿》、《石柏山房诗存》、《独秀草堂古今文》等，今大部散佚。
姚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清桐城人。其先世由余姚迁入，十世即定居县城。高祖姚文然，康熙间官至刑部尚书；曾祖父姚士基做过湖北罗田知县；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父姚淑，终身未仕。鼐幼嗜学，先从伯父姚范学经文，后从刘大木魁习古文，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之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乡试副考官，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以大臣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是翰林方可充任，独姚鼐与休宁戴震、兴化任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书成，以御史荐记名，乞养归里，不入仕途，这时姚鼐不过44岁。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到他去世的38年中，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桐城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演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归震川，同邑刘大木魁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也。
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在继承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使桐城派的文论，更具有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对传统文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对于这个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在他看来，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他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这其中包涵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根本，故指摘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迈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姚鼐之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了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他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文风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规模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也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
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所编《古文辞类纂》75卷，影响很大，在清代后期一直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皋。所编《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亦为后世学诗者所重。嘉庆十五年（1810年），重赴鹿鸣宴，加四品衔。85岁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与元配夫人张氏合葬于今枞阳县牛集乡阮畈村铁门口。
王大枢
王大枢（1731～1816）字白沙，号天山渔者，清太湖县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举人，江左孝廉，拣选知县。性梗直，好抱不平，为权贵所嫉。乾隆五十三年（1789年）被贬伊犁。历秦陇，出关塞，行程万余里。他沿途考察风物，有《纪行上下》2卷，井井有条，各寓旨趣。在伊犁13年，与蔡世恪共纂《伊犁志》，与《纪行上下》合编为《西征录》。嘉庆五年（1800年）遇赦回籍，时年已70岁。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病逝。其著述尚有《古史通》12卷，《春秋属辞》12卷，《诗序辑论》21卷，另有《古韵通例考》、《陶诗析疑》、《鸿爪录》等。今除《西征录》外，余皆散佚。
刘开
刘开（1781～1821）字明东，一字方来，号孟涂，清桐城人。县学生。幼孤，牧牛时，偷听塾师诵书，尽记其句。塾师爱其聪敏，留馆就读，并以女许之为妻。年十四，以文谒姚鼐，有国士之誉，尽授以诗、古文法。后遂与方东树、梅宗亮、管同齐名，并称为姚门四杰。其在乡里，与方东树、姚莹又有“小方、刘、姚”之称。
刘开为人脱落不羁，喜交游。试举不利，家贫不能养，客游公卿间，文名动一时，而以士节自持。曾游历广东、浙江、泰山、黄山，除一度任两粤总制蒋励堂的幕府外，其余时间都在外教书，并潜心于散文创作研究。其为文，主张“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然后变而出之，用之于一家之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推方苞为“一代之正宗”。他还提出“夫文之本出于道，道不明，则言之无物；文之成视乎辞，辞不达，则行之不远”。（《复陈编修书》）。所作散文，迭宕恣肆，才气俊逸，而又明白晓畅。道光元年（1821年），受聘修《毫州志》，寓开佛寺中，陡得疾卒，年仅40岁。著有《刘孟涂诗文集》44卷、《骈文》2卷、《论语补注》3卷。
倪模
倪模（1750～1825）字迂存，一字预抡，又字遇林，号韭瓶，清望江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曾任安徽凤阳府教授。期满，当得县令，弃不就，曰：“与其俯仰桔槔，孰若归田著书之为乐乎。”于是筑室大雷岸，名“二水山房”。有藏书楼名“江上云林阁”，藏书6万余卷，并编有《江上云林阁书目》。人称其收藏图书为当时安徽藏书之冠。倪模还是乾隆时期的校勘学家，校雠经史诸书达数十种，与当时学者钱大昕、戴震等均有交往。他又精研钱币学，以20年精力搜罗研讨，成《古今泉略》32卷。此书“于古泉币之制，纤悉备具，详其形体，别其真伪”。另著有《导淮由天长合肥注江辨》、《双声古训》、《雷港源流考》、《王慈湖先生传》、《钱略序传》等。
龙汝言
龙汝言（生活于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名澄，字锦珊，一字子嘉，号济堂，桐城西乡（今罗岭乡）人，清代状元、画家。
龙汝言幼孤贫。未及第时，于京城某都统家做塾师，适逢嘉庆帝寿庆，朝中大臣都要撰写贺诗进呈，都统遂将此事交给了龙汝言办理。龙汝言从康熙、乾隆两代皇帝御制诗抄本中集句百韵，进呈御览。嘉庆帝阅后大喜，后得知是桐城人龙汝言所为时，曰：“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诵先帝诗，汝言独熟读如此，足见其爱君之诚。”于是，召其以寄籍禀生应天津试，赐举人，准与其他举子一起会试。但在第二年会试中，龙汝言却名落孙山。会试总裁官曹振镛、董浩复命时，嘉庆帝面有愠色，说：“主司不能得真才，闱艺无佳构。”总裁心知有异，经探问近侍，始知因龙汝言落第，招致龙颜不悦。至嘉庆十九年（1814年）会试，主司接受前科教训，将龙汝言的试卷以一甲一名拟进。嘉庆帝折弥封一看是龙汝言，便不言声，待金殿高唱“一甲一名龙汝言”时，竟喜不自禁，谓群臣曰：“状元为天子门生，朕眼力果能识佳士”。群臣皆起拜贺，于是授修撰，行走南书房。嘉庆二十一年，任湖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四年，任会试同考官。后参与修高宗实录。一次实录馆送来高宗实录，请龙汝言校对，那天龙汝言恰好与妻子发生口角而避友人家，龙的妻子接下实录随手放在书架上。次日馆吏来取，又照样给了来人，而龙汝言并未看过，以致实录稿上高宗纯皇帝的“纯”字误写为“绝”字未能改正。嘉庆帝阅后，大吃一惊，立即降旨，革职不用。直到嘉庆帝死了，龙汝言以内廷旧员入宫拜灵，想起往日君臣间一段不寻常的缘份，不禁失声痛哭。道光帝视龙汝言能念旧恩，赏其内阁中书，后官终兵部员外郎。龙汝言工花鸟，尤擅墨竹。年52卒，著有《赐砚斋集》12卷。
高朗亭
高朗亭（1774～？）艺名月官。清安庆人，祖籍江苏宝应。清代著名徽班演员，工花旦，幼年曾在杭州、扬州等地演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率三庆徽班到北京，庆贺乾隆寿诞。后在京都大量吸取京、秦两腔之长，丰富徽调的唱腔，赢得很高的声誉。自“三庆班”后，陆续进京的有四喜、春台、和春等著名徽班，史称“四大徽班”。由于高朗亭为徽调雄踞北京剧坛开了先声，时人誉他为“二簧之耆宿”。嘉庆八年（1803年），高朗亭任三庆班主，不常演出，偶尔登场，则给人以“耳目一新，心脾顿豁”之感。他的表演，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表现女性神情，无不生动逼真，“即凝思不语，或诟谇哗然，皆耸人观听，忘乎其为假妇人”。他能戏很多，仅《傻子成亲》留下剧名。后任戏曲艺人行会组织精忠庙庙首（亦称会首），曾于道光七年（1827年）与春台班主陈孔燕、程御铨一起，主持重修了北京崇文门外由戏曲艺人自行筹资设立的安庆义园。道光十四年（1834年），三庆班由陈金彩任班主，高朗亭或已去世。
李振钧
李振钧（1794～1839）字秉亭，号仲衡，又号海初，清太湖城西乡树林冲人。父名长森，乾隆四十八年（1784年）进士；兄振祜，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振钧为道光八年（1828年）举人，道光九年进士，殿试一甲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文渊阁校理，国史馆、功臣馆纂修等。
振钧入闱前，曾随父宦游读书，历鲁、粤、川、湘等十几省，广见博闻。嘉庆十八年，路过安庆时夜游大观亭，作对联一副曰：“秋色满东南，自赤壁以还与客泛舟无此乐；大江流日夜，从青莲而后举杯邀月又何人？”。
振钧为人狂放，不拘小节，平生蔑视权贵。有“呼我为狂我不辞”和“狂客不衫还不履”的诗句。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七年，振钧因妻子、恩师和妹夫相继去世，自己赴试下第，心中十分苦闷。为此他常借酒浇愁，酒后以诗自泄。如“平生不愿受人怜，醒亦狂痴醉亦颠。山木不材偏占地，纸鸢何益竟冲天？”抒发了那种不得志的愤懑。
振钧一生，除道光十七（1837年）充过一任乡试同考官外，未任其他官职。他的学生说他“语言戆直，傲岸不羁，不合于时，常与一班权贵相忤”，“不愿奔走公卿之门，以弋取富贵”。道光十九年忧而成疾，不久去世，终年45岁。
振钧遗著有《味灯听叶庐诗钞》2卷，另有《粤行日记》、《梓行古文》，今佚。
姚柬之
姚柬之（1785～1847）字佑之，号伯山，又号且看山人，清桐城人。性恢谐，出言爽直。少落拓，游京师，无所知名。应天文试，临试，定亲王奇其体貌，呼前问姓氏，睥睨对曰：“江南姚柬之也。”定亲王曰：“狂生耳！入之”。录取为天文生，不久弃去，就科举。道光二年（1822年）成进士，选临漳知县。适母卒，回家守孝。期满改广东揭阳县，迁绥瑶厅同知，署肇庆府事。后由大臣推荐，擢贵州大定知府。因负气敢为，与上官不合，遂引疾归。
姚柬之所署州县，多为边陲落后之地，教化不开，政繁难治。初在临漳，适逢漳河、卫河泛滥，水患成灾。姚柬之不待上报批准，即运粮驰救，有人当心他因此丢官，他说：“弃一官可全万人命，吾何惜！”在揭阳，民性杰悍，械斗仇杀时有发生，乃至强者抗赋税，勒商贾，官惧激变，率不问。姚柬之履任后，立下教条，当众宣布：“吾治斯邑，不爱官，不受钱，不畏死，有梗吾治者锄之。”乃亲入险境，查办首恶，不法之徒受震慑，抗赋税三四十年者，至是皆纳，仇杀者互弃前嫌。姚柬之由此威信大著。
临漳水灾，大学士戴衢亨勘察漳河，有恢复黄河故道之议。姚柬之考察临漳全境均属黄
河故道，著《漳水图经》1卷，以陈民生不可夺，故道不可复。在署连州绥瑶厅时，由于乾隆时始在那里设官，辖区四界不清，因著《绥瑶厅志》4卷。姚柬之少受学于族祖姚鼐，工诗古文词，著述除《漳水图经》、《绥瑶厅志》外，又著《易录》7卷、《伯山文集》8卷、《诗集》10卷。
方东树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晚号仪卫。清桐城鲁谷共人。方东树曾祖方泽，雍、乾间以优贡生为八旗教习，诗文闻于乡里。父方绩，工诗，校正史传、诸子，著《经史劄记》、《屈子正音》及诗文集。方东树幼承家学，年11作火树诗，受到乡先辈们的赏识。22岁入县学，补弟子生员，但科举连连失意，遂绝意功名，专心致学。乾隆六十年（1795年）赴江宁就学于姚鼐。之后，客游四方，历主庐州、亳州、宿松、廉州（今广西合甫县）、韶州（今广东韶关）讲席。48岁时曾客于两广总督阮元幕下，晚岁家居。咸丰元年（1851年）卒于祁门东山书院，终年80岁。其墓葬在挂车山吴家嘴（今桐城县汪河乡汪河村）。
方东树既上秉家学，又师事姚鼐，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而最契程朱理学。他与梅宗亮、管同、刘开，世称为“姚门四杰”，为清代桐城派著名作家和文论家。他通过著书讲学，继承和阐发了桐城派文论，维护了桐城派古文传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为文好深湛之思，博辩醇茂，言必有物，讲究经世致用，师古而不袭古。虽简洁涵蓄不及姚鼐，然能卓然成一家言。当汉学炽盛，被汉学家奉为宗主的阮元总督两广，设“学海堂”于广东，一时名流辐车奏门下。方东树客其所，独树一帜，发愤著《汉学商兑》一书，坚守桐城派文论观点与汉学相抗衡。此后，论战的另一方阮元等，在著作中，竟出现了调和汉、宋的观点，足见《汉学商兑》在当时的影响和作用。此时方东树另一著作《昭昧詹言》亦为清代著名诗话之一。
方东树生性高介，不随人俯仰。身虽不仕，常怀天下忧。道光十八年（1838年），廷议严禁鸦片，方东树在粤抚幕中，著《匡民正俗对》，陈禁烟之道。71岁又著《病榻罪言》，极论自强御敌之策，表现了他反帝爱国思想。方东树勤于著述研究，40岁后，不欲以诗文名世，研极义理。常鸡鸣即起，午夜不眠，丹墨不离手。每有所思所得，尝中夜觉寝，起而记之。又尝对人曰：“士人欲补不耕织而衣食之咎，则惟有著书觉人可耳”。所著书，除已述者外，尚有《书林扬觯》2卷、《大意尊闻》3卷、《向果微言》3卷、《陶诗附考》1卷、《仪卫轩文集》13卷、《半子集》2卷、《考盘集》3卷、《王余集》1卷等，皆刊行。
姚元之
姚元之（1776～1852）字伯昂，号荐青，又号竹叶亭生，清桐城人。出身书画世家，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宣宗朝，历户、兵、刑侍郎，晋左都御史，以言事降补内阁学士，历主陕甘、顺天、江西乡试，一为会试同考，一督河南学政，又督浙江学政。鸦片战争中，疏陈扭转广东局势，抵御外侮，必须加强战备，以武力抗强暴。因清廷腐败，不被采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年衰休致。年77卒。
姚元之初问学于族祖姚鼐，多记旧闻国故，能为诗。工隶书行草，兼精绘画，尤善白描人物。其八分书类汉《曹全碑》，世尤珍之。所画花卉，不落时趋。间作果品，亦别饶风致，“可与南田、新罗争胜”。所作《乔松图》、《蔬香图卷》，被列为中国历代绘画精品，载入《宋元明清画家年表》。其《多子图》，花卉吊屏及立轴，为安徽省和桐城博物馆收藏。平生爱种花，于京师辟小园，遍置竹石，题额曰：“君子世界”。著《竹叶亭杂记》、《荐青诗文集》、《使沈稿》、《小红鹅馆集》。
姚莹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以十幸名斋，自号幸翁。清桐城城关人。少孤贫，有大略。自幼受学于从祖姚鼐，为诗、古文辞有名，称高第弟子。曾祖姚范富藏书，尽发读之，益喜经世之学。嘉庆十三年（1808年）弱冠即成进士，8年后始授福建平和知县，调龙溪，严禁械斗。越二年，调台湾县，署海防同知，摄噶玛兰通判。后历知江苏武进、金坛、元和等县，擢高邮州，转两淮监掣同知，护理盐运使事。由于他在任内显露出政治才干，而受到当时两江总督陶澍及林则徐等人器重。
道光十七年（1837年），被提拔为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其时，英帝国主义将鸦片一批又一批地输入中国大陆，清大臣邓廷祯、林则徐等主张坚决抵制，英中磨擦时有发生，战争之势一触即发。台湾孤悬海外，形势更为严峻。但姚莹满怀爱国热情，毫不畏惧，表示“必舍身家性命于度外”。抵台后，察时度变，在百废待举、众议纷纭中，果敢地以加强防务为当务之急，采取严厉措施，阻止鸦片走私。为了有效地抵抗英军侵犯台湾，他奔走呼号，动员民众，多方筹饷；巡察海口，修葺战船，增置枪炮，训练水师，招募乡勇。他和总兵达洪阿在台湾人民支持下，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间，先后5次击退英舰进犯，炮毁英舰3艘，生俘英军150余人，缴获大批装备。在历时3年的鸦片战争中，姚莹与达洪阿通力合作，率领台湾军民，浴血奋战，英勇守土，未打一次败战，未失一寸领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廷以台湾抗英有功下旨赏姚莹二品顶带，赐予云骑尉世职。
由于清廷软弱腐败和投降卖国派琦善等人的干扰破坏，这位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有功之臣，却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迫害。英国侵略者制造谣言，诬告姚莹、达洪阿“冒功贪赏”，说什么英舰不是因台湾抵抗触礁沉没，而是遭风浪所致。清廷中投降卖国之徒，对姚莹在台湾抗英受赏早已忌恨在心，于是乘势纷纷劾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闽浙总督怡良东渡台湾，奉旨查办姚莹等“冒功”之罪。台湾官兵千余人在行辕门外振臂高呼，为姚莹鸣不平。但时局如斯终不得不以欺罔逮问，入刑部狱。时桐城派末期作家鲁一同，秉笔直书《拟姚莹功罪状》上书朝廷，代鸣不平。在押期间，当刑部要他和台湾俘虏的英人对质时，他严词拒绝，说：“我作为一个国家大臣，岂能穿囚服和被俘夷人对质？我不做这有伤国格的事。”6天后，道光皇帝不得不把他释放了。他在《再与方植之书》中说：“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是非之辨何益于事？”不久，他以同知知州被贬四川。既至，川督宝兴卒然问曰：“闻台湾产金，信乎？”盖意有所求也。姚莹正色曰：“某仕宦30年，不知有此！”宝兴怀恨在心，让他去西藏乍雅处理两呼图克图（即喇嘛）的纠纷。姚莹从四川打箭炉（今康定）出发，经山谷冰雪中，往返六七千里。事竣，复责令再往，且劾以畏难规避。姚莹于是两赴西藏乍雅，崎岖艰险备至。在入藏期间，他将所到地方的道里远近、政治状况、山川形势、人情风俗，都进行了详考博证，成书15卷，名曰《康车酋纪行》，附《中外四海地形图说》1卷。在自序中曰：“外番异域之事，学者罕习，心窃疑之，虽历代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当随时谘访，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他在《康车酋纪行》中，除撰有《前后藏三十一城》、《葱岭》、《西昆伦》等专篇论及西藏地理外，还将古地理书与现实状况相印证，写出《古三危》、《〈禹贡〉黑水有三》及《古书言异域》等篇，用大量资料证实前后藏并非“天竺”，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他还在该书中介绍了西藏邻国印度、尼泊尔、锡金的情况，对英、法、俄等国情作了研究，揭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指出英在吞并印度之后，早已蓄谋侵犯我国的西藏，建议清政府务必要加强边疆和沿海地区的防务。他依据在台任职时实地考察所著的《东槎纪略》5卷，至今仍是研究台湾地理和高山族人民生活的重要参考资料。所著《识小录》8卷，记述了当时蒙古各盟旗、库伦、卡伦形势，提醒要注意北方的边防。姚莹后补四川蓬州，任内以病告假回乡。咸丰元年（1851年），为广西按察使，奉命抵抗太平军。咸丰二年，尾随太平军至湖南，任湖南按察使，不久病死。
姚莹在文学上颇多建树，宗法于桐城派文论，又不为所拘。他的散文刚健雄直，长于议论。留心经世学，主张文章必须“明道”、“言事”、“文与实俱茂”。擅诗，被称为桐城派八大家之一。著有《东溟文集》、《东溟奏稿》、《后湘诗集》、《东槎纪略》、《康车酋纪行》等，其著作辑为《中复堂全集》13种98卷。
戴钧衡
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清桐城北乡（今红庙乡）人。少恃才自负，年20余刻印自己著作《蓉洲初稿》，见者无不惊为异才；唯同里方植之见而笑曰：“十年后当自悔”。其时，方氏论诗专著《昭昧詹言》已行于世，戴钧衡伏读3年，不成一诗，果自收前刻，拜方植之为师。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举人，以文章游于公卿间，为曾国藩、吕贤基、罗衍等显官所器重。所著《书传补商》，颇为曾国藩赞赏。
戴钧衡以继承桐城派文统为己任，又热衷于乡邦文献。他增补重订了方苞的《望溪文集》；收集整理戴名世著作，编成《潜虚先生全集》；又与文汉光在孔城镇建桐乡书院，同辑《古桐乡诗选》。
在政治上戴钧衡顽固地站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立场，蓄意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为敌。咸丰间，他在京都，曾借助曾国藩等人，上疏条举利弊，期求一挽大厦之将倾。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他十上书给福建省团练吕贤基，致数万言于副都御史袁甲三，为抗拒太平军出谋划策。又与同乡徐宗亮、文汉光、张勋等人四处奔走，为清军策划粮饷，组织地方武装，甚至直接参与战斗。太平军攻入桐城，他逃到临淮，向袁甲三部乞援，未果。辗转到怀远，途中闻知妻妾在桐城已被太平军所杀，郁郁得疾，呕血而卒。著有《味经山馆诗文钞》10卷。
酆谟
酆谟（1812～1858）一名朝佐，字羽之，号啸岩，清桐城人。诸生。祖父酆文昭，为清朝候选巡政厅，父亲酆宝琦，为补授生员。酆谟幼家贫，读书常日不满餐，夜分邻火。先受业于三湾桂先生，继求学于族伯酆谷，后受于王屋寺学者胡畹香。由于他天资聪慧，又“手不停披，口不绝吟”，于是学业精进，“为同学冠”。道光十六年（1836年），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文坛树帜，轰动乡里。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乡试落第，乃安砚乡里，授徒度日。课余，招朋聚友，赏奇析疑。
太平天国定鼎天京后，酆谟于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应太平天国乡试，中了天朝举人，被封“军帅”，回归故里。他经营桐城西乡，聚众习武，筑“酆家寨”以自固，并积极执行太平天国政策。如驱赶妖头（大官绅），没收他们田产；筹集军饷，带头焚烧庙宇；排解民事纠纷，协调来往军旅需求；严惩一些不轨之徒，使桐城西乡安堵如故。
同年十一月，清军参将刘王豹、举人臧纾青，督兵战太平军于吕亭驿、天林庄。又纠集地方团练夜袭西乡，攻下陶冲驿，进行疯狂的残杀。在这紧急时刻，酆谟直奔省城安庆，请来石达开部下数万名太平军，驰救桐城之危。太平军在新安渡与清军展开一场血战，擒斩“妖头”颇众，清军溃败而逃。臧纾青亦在青莲寺自杀，太平军大获全胜。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湖北巡抚胡林翼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企图包围安庆。由浙江布政使李续宾统率的湘军12营，先行攻占了青草塥。由于邑正告密，安庆知府张家驹遣人捕获了酆谟，当天押至清总兵赵克昌处，被清军营勇捆绑在大树下，用乱箭穿心射死。乡人葬其尸于陶冲驿伏虎山脚下，墓址至今尚存。著有《咏史诗集》、《酆谟诗集》。
张逸民
张逸民（1816～1964）又名张晓驷，号晓峰，清桐城（今枞阳县会宫乡）人。秀才出身，精于医学，后因科场失意，执教于乡。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首次攻克安庆，省、府一班要员仓惶北逃，途中曾把一些金银财宝藏于会宫镇。不久，安庆城复被清军所陷，逃亡的官员忙赶到会宫拿取财物，谁知库门大开，所存珠宝不翼而飞。清政府认定此事为当地村民所为，并以抢窃“皇纲国库”案而焚毁村庄，滥杀无辜。秀才张逸民出于义愤，到衙门找官吏辩理，说一没有皇封，哪来的“皇纲国库”？二没有凭证，何以诬良为盗？桐城县衙正为此案无法向上峰交待，而张逸民找上门来，遂判他为抢窃之首犯，立即绑赴刑场，斩首示众。
处斩之时，恰逢太平军胡以晃部从安庆驰奔合肥，路过桐城，在刑场上营救了张逸民。张在太平军中先担任书理，后胡以晃发现他医术高明，将他调至陈玉成部担任掌医。陈玉成也是一个爱才之将，经他保荐，张逸民进入天王府，成了天朝的督内医。逸民在宫中埋头钻研医理，亲制药汤，数月之内，竟医治好了天王洪秀全的眼疾，因而得到天王的器重。为了加恩，天王决定娶张之次女为妃，拜张逸民为国丈。
天京陷落时，张王妃自尽。张逸民之子张传宗，在天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张逸民曾护送幼天王出京，在城郊落入敌手。曾国藩佩服他的道德文章，意欲招降，被张严词拒绝。在忠王李秀成被害的第2天，张逸民亦惨遭杀害，终年47岁。因他是被铁梳梳死，骨肉零碎，无法收尸。乡人只得在张家新屋小葫芦冈上做了一座衣冠墓，与其子张传宗墓并列，墓皆向西。
程学启
程学启（1830～1864）字方忠，清桐城（今属枞阳县官桥区安凤乡）人。家世为农，少不羁，后流落在外。太平军踞安庆、破庐州，程学启以千夫长守庐州西门而被太平军俘获。旋投太平军陈玉成，使其佐叶芸来守安庆。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曾国葆兄弟率湘军东下围安庆，程学启潜约降以作内应。一日，曾国荃派人扮作难民入城通消息，甫至程学启馆，已为叶芸来侦知，遣人相问，旋即以令箭调之。程学启就其令箭，招手下300余人夜出城叩曾国葆营门，呼曰：“今事发，与寇战突围至此，追者即至矣！”曾国葆下令开营门纳其众。太平军追至未及，遂驰还尽杀其妻子。其时曾国荃已令掘长壕围安庆，曾国荃军驻濠内，内置炮；程学启率500人扎濠外城下，当敌锋。坚守安庆的太平军在长期断粮的情况下，仍英勇抵抗。是年9月，安庆被清军攻陷。程学启以“功最”，擢为游击，赐花翎。旋从曾国荃陷无为、铜陵诸城，擢参将。
同治元年（1862年）春，曾国藩奏荐李鸿章率湘军和新募舒桐兵赴援江苏。李鸿章请以程学启从，曾国藩许之。3月，抵上海，立开字营，凡千人。5月，攻陷南桥，移军泗泾，被太平军围困数十重。程学启以炮击太平军，突围而出，与李鸿章援兵夹击太平军，遂破太平军松江之围。清廷赐程学启勃勇巴图鲁名号，擢副将。7月，伙同华尔洋枪队攻取青浦。8月，进攻北新泾，击太平军于七宝镇，以总兵记名。9月，谭绍光大举进攻上海，以10余万太平军攻四江口，围逼7昼夜。程学启从李鸿章部击破之，加提督衔，授江西南赣镇总兵。同治二年（1863年）3月，偕李鸿章弟李鹤章与戈登洋枪队攻克太仓。4月偕郭松林克昆山，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7月，程学启进逼苏州。苏州城大而坚，攻击数月未克。10月，他伙同戈登洋枪队设浮桥猛攻，伤亡惨重，仍不得进。是时，曾国荃围天京，李秀成出援金陵，留谭绍光守御苏州。程学启见攻城受阻，遂密谋勾结苏州叛将郜云官作内应。郜云官与程学启副将郑国魁为旧相识，遂通过郑国魁单舸会见郜云官于城北阳澄湖，令斩慕王谭绍光为信。后3日，谭绍光召集守城诸将议事，郜云官即座上杀之，并杀其部属千余人，夜开齐门迎降。明日，程学启入城，时降将列名者8人，除纳王郜云官外，有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皆歃血誓死生，未剃发，且要求署其众为20营，划半城为屯。程学启佯许，密请李鸿章诛之。李鸿章谓杀降不祥，未决。程学启曰：“今贼众尚不下二十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心故未服。分城而处，变在肘腋，何以善其后？”李鸿章乃许之。次日，程学启令郜云官等8人出城谒李鸿章，乃刺杀之。并以郜云官等首示从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又搜戮太平军中拒命者2000余人。苏州陷落，导致了太平军苏南根据地的瓦解，至此，天京陷入腹背受敌的危急局面。洪秀全在军情奏折上曾批曰：“大厦未竣，拆梁人至矣。毁我天朝基业者，必程方忠也……。叛逆不除，天朝难固”。
同治三年（1864年），程学启进攻嘉兴，嘉兴四面环河，荣王廖发受顽强抵抗，恃险死守。程学启以炸炮日夜轰击城垣，毁城数百十丈，屡冲不得入。程学启大愤，自逾浮桥，率死士援梯登城，及半，头部中枪弹而仆地。3月10日，以创发毙命。
钱桂仁
钱桂仁（？～1866）一作钱贵仁，又名德胜、得胜、安邦、百顺。清桐城人。家中豪富。参加太平军后，为李秀成部将。咸丰十年（1860年），任忠殿承宣、慷天燕。是年10月，奉命代守江苏常熟、昭文（今属常熟），管理民事。他所派的乡官，多由地主豪绅、书役、地保等充任。次年，为慷天福。在江苏巡抚薛焕策动下，曾同熊万荃、李文炳、徐少蘧等密谋叛乱，未逞。12月底，参加攻占浙江杭州，并留守该地。同治元年（1862年）擢天安，升慎天义、佐将、主将。此时又与常熟、昭文守将骆国忠密谋叛变。亦未果。次年1月，至苏州营救被囚禁的徐少蘧时，骆国忠则先行献城投敌。不久，钱被派往常熟、昭文招降旧部，旋即返回。同治三年（1864年）春，封比王。3月底在杭州降清，任都司，与太平军为敌。同治五年（1866年）1月，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被太平军击毙。
余三胜
余三胜（1802～1866）又名开龙，清潜山县（一说湖北罗田）人。京剧形成初期演员，工老生。原唱汉调，清道光时为北京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台柱。同治二年（1863年）入广和成班。通文墨，善口才，演剧常创新腔，出新意。在徽、汉班合流形成京剧的过程中，对老生唱腔有不少创造。他嗓音宽亮，唱腔以汉调为基础，善于融合徽调、昆曲和梆子腔，并巧妙地把青衣小腔溶于老生唱腔之中。他所创的声腔圆润流利，婉转缠绵，节奏鲜明而富于变化，为许多京剧演员所仿效，对后辈如谭鑫培等人的唱腔也颇多影响。他戏路宽广，以唱［西皮］和［反二黄］最为擅长，《四郎探母》、《捉放曹》、《战樊城》、《黄鹤楼》、《碰碑》、《乌盆记》等为其代表剧目。道光、咸丰年间，他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老生三杰”或“三鼎甲”。子余紫云，为著名京剧青衣，紫云子余叔岩系著名京剧老生。
陈世镕
陈世镕（1787～1872）字大冶，一字雪楼。怀宁县人。幼慧能文，9岁作《雁字诗》：“不作人间字，长留天上文”。14岁咏《迎江寺塔》：“江心一片影，终古不随流”。嘉庆十八年（1813年）拔贡，后3年中举，授婺源县教谕。道光十五年（1835年）及进士第，分发甘肃，署陇西知县，任岷州知州、古浪知县。所至皆重视兴教育人。道光二十五年，林则徐从遣戍新疆归来，途经古浪县，夜读其诗，赞叹不已，并将自己所绘的《边城伴月》和《羌陇防碑》两幅图画，请他题诗。后又上疏荐举。是年被擢同知。次年引疾归。在故里建“求志居”楼，终日读书著述。
咸丰二年（1852年），因避太平军，携带家眷外出浪游，足迹遍涉豫、陕、鲁、苏、浙、赣、湘、鄂诸省，随身带笔砚书籍，于旅次之中，撰成《五经·四书》说解50卷。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清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陈世才返回家中。同治八年（1869年），安徽巡抚吴坤修纂修《安徽通志》，曾聘他任主笔。陈世学问淹博，喜置书。道光三年，充安徽巡抚陶澍幕僚，广置典籍。咸丰二年出游，遂将所积书籍运至天柱山收藏，后被潜山某知县囊括而去。陈世镕还喜治堪舆家言。著作有《诗书礼春秋说》、《学庸论孟论俟》、《易学支流》、《周易廓》、《求志居诗文》。又辑唐诗82卷，辑《皖江三家诗钞》4卷。曾雇工雕刻自己著作84卷，其刻板1000余块于“文革”中被毁。
程长庚
程长庚（1811～1880）名椿，字玉山（一作玉珊），谱名闻檄，长庚乃其小名。潜山县程家井（今新联村）人。父名程祥桂。程长庚幼入徽班坐科，后随父北上，经保定入京，以主演《文昭关》、《战长沙》显露头角。从道光、咸丰至同治年间，长期主持三庆班并任主要演员。咸丰时开始兼任精忠会会首，直至逝世。他继承了徽班兼容并蓄的传统，冶徽调、汉调和昆腔多种声腔于一炉，为京剧艺术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徽班领袖、京剧鼻祖”之称。
程长庚能蜚声剧坛，靠的是刻苦磨砺、奋发进取。相传，他初来京演出，反响不大，甚至遭到冷落。于是发愤苦练3年，技艺精进。一天，在《文昭关》中饰演武子胥，“冠剑雄豪，音节慷慨，奇侠之气，亢爽之容，动人肝肠”，全场轰动，由此誉满京城。
表演上，他能做到唱、做、念、打“四功”和手、眼、身、法、步“五法”并重，善于体察人物的性格身份，一举手，一投足，不仅形似，而且传神。所以“一经登场，不啻现身说法”，“为大臣则风度端凝，为正士则气象严肃，为隐者则其貌逸，为员外则其神恬”，“能令观者如对古人，油然起敬慕之心”。他精于唱工，注意吸收昆曲的吐字发音，讲求字正腔圆。唱腔“于高亢之中，别具沉雄之致”，时人比之为唐代诗人杜甫的诗风，谓“天风海涛，金钟大镛”。他生活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时代，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常忧时感世，“愤欲绝”。他演故贤豪创国如诸葛亮，多沉郁英烈，四座悚然；演忠义节烈，则泣下沾襟，座客无不流涕。
程长庚能戏很多，据说他的剧目能演两、三个月而不重复。《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鱼藏剑》、《镇潭州》、《捉放曹》、《击鼓骂曹》、《群英会》、《华容道》、《战长沙》等，经常叫座，历久不衰。他以精湛的演唱技艺，成功地塑造了伍员、关羽、鲁肃、刘璋、岳飞等许多艺术形象。就行当而言，非单工老生，于小生、红净、乃至旦角也能应付自如，所传“胡喜禄（青衣）托病则唱旦，徐小香（小生）离班则小生”，一时传为美谈。他曾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过：“既为班主，则生旦净末，必须一一习之，某无此技，何敢主持三庆部？”
京剧在形成时期，著名的老生演员除程长庚外，还有余三胜和张二奎。这三位演员在唱腔和表演艺术上各具特色，各有独到之处，形成了老生三种流派。程长庚高亢沉雄，肃穆凝重，唱、念多徽音，被称为徽派。余三胜圆润流利，苍凉悲壮，以汉调西皮为特长，唱念为湖广音，被称为汉派（或余派）。张二奎嗓大声洪，雍容华贵，唱、念运用北京字音，被称为京派（或奎派）。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由于他们的艺术成就，当时人称为老生“三杰”，又称“三鼎甲”。
他管理三庆班，班规严整，井井有条，更能以身作则，因而团结了一批优秀演员。他为人正直，品格高尚，为全班生计，拒绝单独应演堂会。为维护戏曲演员的人格，曾力主废除“站台”陋习（开戏前旦角演员站在台上应酬看客）。演戏历来被视为“贱业”，但他却不以此自贱，虽权贵亦不屈。王府、贵官曾屡次传召程长庚外串，他一概拒绝，即使将他绑在戏台柱下，横加挫辱，他仍然不演。一次被都察院强行绑走，当他知道点的是《击鼓骂曹》时，破例应允。他饰祢衡，肉袒击鼓，气概激昂，指堂下怒骂：“方今外患未平，内忧隐伏，你们一班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骂罢而唱，唱罢而骂，发目皆动”，使得达官贵人狼狈不堪。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880年1月24日），这位被誉为京剧开基创业的大师因病与世长辞，与妻合葬于京都新义门外石道旁路北。他生前为培养京剧人才作了巨大贡献，筹办了三庆大科。“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杨月楼，是他的得意弟子，并继其为三庆班主。著名老生谭鑫培、汪桂芳、孙菊仙也都出自他门下。他们继承了程长庚等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并加以发展创造，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后被称为京剧老生“新三派”。养子章圃，工板鼓，曾掌四箴堂（后名椿寿堂）科班。章圃子继先为著名京剧小生演员。
朱东海
朱东海（1803～1887）谱名泰福。清怀宁县朱家宕（今江镇乡）人。例赠修织郎。他通过多年钻研，改革老式腰机，创制出的一种织布机，比上海青浦县黄渡徐氏织布机性能更优越。再加上他对棉与纱的精挑细选，因此他家生产的棉布“纱匀缕密，盛水不漏”，人称其布曰“东海布”。此布在道光年间，畅销于江浙市场，徽商巨头新安程益美号布店及其它徽、浙布商均争相购买。时有冒牌货兜售，然市井百姓，亦能辨其真伪，足见“东海布”质量独具特色与使用之普及。其工艺水平，在清朝中叶居于国内先进行列。
杨月楼
杨月楼（1844～1889）名久昌，清怀宁县皖河人。父杨基龙。但他从小就过继给了堂叔杨基旺。咸丰年间，随父至北京天桥卖艺，由于嗓音宏亮，又会拳术，被著名京剧演员、老生张二奎看中，收归其家，使习老生，兼演武生。杨月楼经过刻苦磨练很快就成为张二奎手下的出类拔萃者，与张二奎的另一徒弟武生俞菊笙（润仙）共称“双璧”。同治中，在上海搭班，隶丹桂园。所演《安天会》等猴戏，摹仿猿猴神态逼真，动作灵活如猴，故得外号“杨猴子”。后至北京，隶春台班。光绪二年（1876年）复至上海开鹤鸣园。不久，回北京隶三庆班，极为程长庚所赏识，以三庆班事相托。光绪五年十二月长庚卒，乃继领三庆班事。他在北京、上海都享有盛名，在上海演出时，曾有“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之誉。光绪十四年入升平署，供奉内廷，兼领三庆班。杨月楼文武兼长，文戏擅《打金枝》等，武戏擅《长坂坡》等，猴戏《安天会》尤为人所欢迎。他主演的《芭蕉扇》、《五花洞》、《蟠桃会》等剧，深受观众喜爱。在清末名画家沈蓉圃笔下，杨月楼以《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形象名列“同光十三绝”画卷之中。此戏每岁只演一次，大抵在腊月封箱前后二、三日，有戏癖的人，渴想至一年之久，始得一观。子杨小楼，亦为京剧名演员。
杨全
杨全（1845～1900）又名隆寿，一作荣寿，号显亭。清桐城人。现代杰出戏剧家梅兰芳的外祖父。幼随父杨福源（昆曲名师）进京，先入“双魁”班习武生，与弟杨小桂师事程长庚，得其真传，后长期搭“四喜班”，为当家武生。善演“水浒”和猴戏，有“生石秀”、“活武二”、“杨猴子”之称。演《贾家楼》、《挑滑车》、《英雄义》、《虫八蜡庙》等戏，观众都为之称叹。他不仅扮相英俊，演技超群，还编有《九花天》、《火云洞》、《双心斗》、《陈塘关》和连台本《三侠五义》等剧。光绪九年（1883年）被隶升平署，供奉内廷。光绪六年（1800年）他创“小荣椿”科班，后又建“小天仙”科班，造就人才颇多。著名老生蔡荣贵、谭小培、徐春明；武生杨小楼、侯春生；小生程继仙、狄春仙；名丑郭春山和富连成科班创始人叶春善、茹来卿等均出自其门。其子杨长喜、孙杨盛兰，曾孙杨少春均得家传，工武生。
徐寿华蘅芳
徐寿（1818～1884），学名字元，字雪村，江苏无锡县开原乡钱桥社里人。“幼习举业，继以为无裨实用”，为求“富国强兵”之道，遂专攻自然科学，钻研数学、吕律、几何、化学、矿产、医学等科学。
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匮（今无锡）人。华与徐寿是同乡，少相友善，志同道合，共同切磋，朝夕研究声、光、电学，“必求涣然冰释而后已”。华蘅芳精研数学，旁及地质、矿物等学。
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徽省会安庆设立“内军械所”，这是我国兴办的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徐、华二人以其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和乐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而闻名远近，曾国藩也因此久闻其名，主动“招入幕府，以奇才异能荐”。同治元年（1862年）徐、华二人在徐寿次子徐建寅等人的配合下，接受曾国藩交给他们试制轮船的任务，仅用3个月，就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蒸汽机。据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记载，该机以类似锌的金属或合金制成，汽缸直径“一又十分之七”，“转速每分钟二百四十转”。曾国藩在观看这台蒸汽机表演后在日记中写道：“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同治二年十二月，又在安庆制造出我国第一艘蒸汽推动木壳轮船，船“长约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曾国藩曾坐上这艘轮船至江中行八九里。同治三年安庆内军械所迁往南京，徐寿、华蘅芳等人在安庆试制轮船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改进，于同治四年，制造出我国著名的“黄鹄号”轮船，并于同年在南京下水试航。这艘轮船，“载重二十五吨，船长五十五华尺，高压蒸汽机，单式汽缸倾斜装置，汽锅长十一尺，主轴长十四尺”，225华里，顺水而行8小时，逆水而行14小时。当时国内外为此而轰动一时，同治帝赐给徐寿“天下第一巧匠”匾额。蒸汽机的试制成功，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奠定了基础；轮船的试制成功，是我国近代造船工业的良好开端。这两大科技成果均出现在安庆，为安庆的近代工业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为我国的造船史揭开新的篇章。
徐、华二人在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轮船和在南京金陵制造局制造“黄鹄号”轮船的过程中，凡涉及物理、计算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华蘅芳负责解决。所以，《清史稿》记载：“推求动理，测汽机，蘅芳之力为多”，而“造船制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徐寿次子徐建寅，在其父试制轮船过程中，“屡出奇思以佐之”。
徐寿后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总理局务”，续造出“惠吉”、“操江”、“观海”、“澄海”、“澄庆”、“驭运”等近代舰轮，对于制造船炮枪弹也多有发明。尤其是他建议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书籍贡献甚大，先后成书数百种。同治十三年，与华蘅芳、英人傅兰雅等创办上海格致书院，开始化学实验的演示工作，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过先驱作用，译有《西艺知新》、《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说》等。
华蘅芳在格致书院任主讲10余年，后曾在天津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和两湖书院执教，培养大批数学人才。著有《行素轩算学》6种，译有《代数术》、《微积溯源》、《金石识别》等多种。
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亦作挚父），清桐城（今属枞阳县会宫乡）人。父吴元甲，清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曾被曾国藩聘为家庭教师。吴汝纶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次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先期师事曾国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称“曾门四弟子”，后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他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任事时，曾、李奏议，多出自他的手笔。他出任过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并在两州开办书院，亲为讲授。他在冀州，还开辟水渠60余里，引导低地的积水流入滏阳河，并建立闸坝，“变沮洳斥卤之田为膏腴者，且千亩”。后辞官不做，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派赴日本考察学制。是年冬，自日本返国，乞假回里，创办桐城县公立中学堂于安庆（两年后迁至桐城县城易名为桐城公立中学）。次年春，县学堂规模甫就，吴汝纶竟以疾卒，终年64岁。
吴汝纶自幼刻苦向学，穷研经史，博览诸子百家之书，尤其笃好文学。他师承桐城派古文，又不囿于其义法，为文能在平易中力追雄奇瑰伟之境，卓然成为桐城晚期文学大师之一。其治学施教以训诂通文辞，用力于评点校勘。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国语》、《墨子》；集部包括汉魏以来诸大家诗文集以及总集《文选》、《古文辞类纂》，他都进行过评点校勘。
吴汝纶的政治思想极其鲜明地倾向于洋务派。他认为我国有史以来是“以文立教”，“周孔之教，独以文胜”。若“得欧美富强之具，而以吾圣哲之精神驱使之，以为最上治法”。于是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乐于和西方名流学者切磋交流新思想新科学，以为“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人相抵”。他竭力支持严复（几道）的翻译工作，并替严译的《天演论》作了序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议设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荐举吴汝纶以五品衔充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力辞不就。后派赴日本考察学制，所到之处，受到日本朝野上下热情接待，许多研究汉学的文人学者纷纷慕名请业问学，尊礼备至。到达马关时，当地人士集会欢迎他，请他题字留念，他援笔大书“伤心之地”以授之。是时，孙中山等正流寓日本，积极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章太炎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鼓吹民族革命，留日学生报名赴会的达数百人。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急请日本政府出动军警制止纪念会召开，愈益激起留学生的义愤。其后，留学生吴眺等因事触牾蔡钧，遭到迫害。他们有望于吴汝纶，吴汝纶表示极力支持。蔡益以吴汝纶左袒留学生上报清政府，吴汝纶遂愤然返国。
吴汝纶既负文章大名，又堪称我国新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早年从政之时，他就以乐英育才为己任。在深州，他下令收回已被豪绅侵夺的1400余亩学田，作为开办书院的经费。身为州官的吴汝纶，亲自登堂讲课，以致“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在冀州，他仍锐意兴学，使深、冀两州教育事业盛极一时，冠盖畿辅。莲池书院前任院长张裕钊，是吴汝纶的至交。张将去职，直隶总督李鸿章以继任人选问题就商于吴汝纶，吴汝纶答曰：“如我吴某如何？”李大喜。吴汝纶退即具呈文，辞去冀州知州；随即具帖至总督署称莲池书院院长拜谒。李鸿章大惊，然已成事实，只好听之。他的入门弟子包括受他奖掖和诱导的为数甚众，最著名的有严复、林纾、赵衡、李刚已、范当世、贺涛、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王树楠、何绍文心、高步瀛、李德膏、房宗岳、冒广生等。吴门弟子，一时称盛。子生，曾辑有《吴门弟子集》流传于世。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原旨在于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振兴中国教育的先声，不意遭到恶势力的攻击排挤，不得已只得在家乡办了一所中学堂。他题桐城中学联云：“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联“勉成国器”。抒写了他革新教育，造就人才，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后来姚叔节亦题联云：“吴先生为天下人才谋，不得已施之一乡，其苦心可想；诸君子皆吾国神明胄，力学以竟于万族，看异日何如！”道出了其中的苦心隐衷。
吴汝纶天资高隽，又治学严谨。著有《易说》2卷、《写成尚书》1卷、《尚书故》3卷、《夏小正私笺》1卷、《文集》4卷、《诗集》1卷、《尺牍》7卷、《深州风土记》22卷、《东游丛录》4卷。
萧穆
萧穆（1834～1904）字敬甫，一字敬孚。清桐城（今属枞阳县）人。县学生。家世务农，少时父督耕甚严，无暇求学，只得偷闲潜入村塾听课。太平军占领安庆及桐城，私家藏书多散出，故萧穆能搜集到一些图籍，得以增广见闻。有次借得刘大木魁评选的《唐宋八家文选》，即手录副本，读之，愈觉所评点之处能开人神思。青年时期，他除读经史，致力于古文外，还能留心朝章国故，并网罗文献，收书、抄书。时有族人买得旧书数千卷，萧穆闻之赶往，日夜翻阅，并取数十部归，后发现其中有《孙麻山遗集》，十分惊喜，遍示友人多抄副本留之。27岁时，为戴名世作《传略》，言戴之作品，除戴钧衡所编《南山集》（当时题为《潜虚先生集》）外，又搜求得《纪略》4首及杂文100篇、诗30余首。萧穆先后游于文汉光、刘宅俊、方宗诚、吴汝纶、徐宗亮等诸文人学者门下。之后，又不惮跋涉问业于江浙诸老学者，如江宁汪士铎（梅村）、嘉定钱泰吉（警石）以及遵义莫友芝等，交天下有学问之人，读天下难见之书。萧穆以一个穷乡之寒士，终成为清末之文献名家。
同治九年（1870年），各州、县开始修志。萧穆与马起升总理桐城志稿。同治十一年，萧穆得曾国藩之助，入上海机器制造局附设之翻译馆任编纂。以后30余年，只身在沪，校雠考证。
所校印凡百十种，以罗愿《鄂州小集》、徐铉《骑省集》、刘大木魁《历朝诗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最精。萧穆笃意文献，尤重地志、谱谍。他曾为《固安县志》作《记》，又作《纪景城纪氏家谱第三刻本》、《〈宿松县志〉附记》、《〈句容县志〉序》，及《记乾隆亳州志》等文，并对地方志艺文类的编写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曾致书吴汝纶，论志书必当有图，指出吴所作《深州志》无图实为憾事。萧穆曾偕黎庶昌赴日本寻求中国古籍善本，对我国唐宋时稀有古书十余种流落异邦深为惋惜，劝黎氏以重金购回。日方不肯出售，乃租书仿刻，辑成《古遗丛书》，为我国书史上一件大事。著名刻书家贵池刘世珩（葱石）及其子刘履芬与萧交好，其刻书亦多得萧穆之助。王先谦所编选之《续古文辞类纂》，编刊《续皇清经解》，十之八九得益于萧之藏书。吴汝纶邀许振等集资刊刻刘大木魁之《历朝诗约选》，推萧穆总司其事，所集之资不足，萧穆乃以己所珍藏之宋本《孔子家语》典当于刘世珩，得资以完成之。同里马其昶撰《桐城耆旧传》，他出其所纂《桐城文征》、《桐城耆旧传、状、碑、志汇钞》写目相示。
萧穆在上海，俸入甚薄，但节衣缩食，用以购书。终身着布衣，日常蔬食，其美馔亦不过猪肉蒸豆腐，一月也只数尝。出门步行，市物亦自己手提。以一寒士而积藏书数万卷，又精于鉴别，故多得善本。魏光焘先世遗稿，其家无副本，闻在萧穆处，即携重金以求。萧穆却其金，而以书归之。晚年，遇上海制造局总办易人，新任总办因萧穆不事逢迎，撤其聘任。有人劝萧穆设法斡旋，他笑而不答。会魏光焘新任两江总督，至上海首来拜见萧穆，总办大惊，即补奉聘书，且将薪俸增加一倍。萧穆受其聘书，而却其所增之俸。
萧穆年七十，卒于上海。没后，藏书散轶。萧穆一生精力用于校书、刊书，故自著之书皆未成。刊行者仅《敬孚类稿》16卷。
吴越
吴越（1878～1905）字梦霞，后改孟侠。桐城（今属枞阳县高甸）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吴越父吴尔康，曾在浙江某县当过巡检司的小官，教过私塾，后经商。吴越幼时喜聚村童以牛为马，或泛木盆于池塘中，作水陆战游戏，每次必决胜负而后已。读书甚聪敏，日诵古文辞，尤好读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12岁起参加童子试，6次应试而不第，遂放弃科举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吴越来到上海，考入“广方言馆”，因学馆课程偏重外语，与他心中救国救民的志向毫不相干，而当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吴越忧愤满怀，毅然离沪北上。光绪二十八年，经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的介绍，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得邹容所写的反清书籍《革命军》，受到启发。这年暑假省亲，吴越与马鸿亮、金慰农和金燕生几位同学取道上海，拜会了陈独秀和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后又读《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和《中国白话报》等书刊，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认识到康有为、梁启超只不过是改良者，要解决中国问题，必先推翻清廷，彻底革命。
吴越在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就读期间，与同乡杨醒余等人创办过旅保两江公学，培养革命人才，联络革命志士。后又创办《直隶白话报》，以唤醒民众，宣传革命。光绪三十年，吴越会见了革命党人赵声，又由赵声介绍结识了杨毓麟，在杨的主持下，成立了“北方暗杀团”，吴越任支部长。当时，有些革命者在策动起义迭遭挫折后，转而主张进行恐怖活动，暗杀之风一时大盛。吴越等人遂确定以满清贵族、户部侍郎铁良为暗杀团的第一个目标，写下《暗杀时代》一文，说明刺杀铁良的意义和决心。他典卖衣物，购置日本手枪，并与杨毓麟、胡瑛一起试制炸弹。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清政府为了欺骗人民，扬言预备立宪，并派载泽、端方、绍英、戴鸿慈、徐世昌5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了击破清政府这一骗局，吴越决定把暗杀铁良改为暗杀载泽等人。于是他潜入前门外桐城会馆，密议行动计划，作《意见书》及绝命书数封，痛斥立宪谬说及清廷玩弄立宪阴谋，表示了自己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的决心。九月二十四日，吴越怀揣炸弹，赶往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乔装官方仆从，登上五大臣专车。登车后，五大臣随从诘问甚急，他恐事泄，急执炸弹准备投掷，不料机车与列车碰撞，车身震动，炸弹遽爆，烟焰弥漫，车裂地陷，吴越不幸肢断腹裂，壮烈牺牲。此时绍英、载泽亦受伤，各大臣及其仆从魂飞魄散，慌忙逃窜。吴越以投向清廷的第一枚炸弹，唤醒了国人。
吴越殉难后，因面目血污，模糊难辨，陈尸数日，无人认领。后经月余，侦缉人员才在桐城会馆通过一个小女孩弄清了吴越身份，清政府在宣布吴越名字时，为了表示贬惩，在“越”字旁加了个“木”字，称“吴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民报》增刊《天讨》号，刊载了吴越的《暗杀时代》和《意见书》，及死难前致章炳麟和他未婚妻的绝笔书，极大地鼓舞着革命党人的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由其弟吴楚携其遗骨返归安庆，与马炮营牺牲诸烈士的遗骸同葬于安庆西门外鸭儿塘东平头山，孙中山先生还亲题了“皖江烈士墓”的碑文。安庆命名有“吴越街”，其故乡桐城县城曾易名孟侠镇，并创建孟侠中学以作纪念。
汪桂芬
汪桂芬（1860～1906）名谦，字艳秋，小名惠成，清潜山县（一说湖北汉川）人。生于北京。父汪年宝，为春台班著名武生。汪桂芬9岁从陈兰笙习老生兼老旦。18岁满师，未及搭班而嗓败，遂投樊景泰门下改习场面，曾代师为程长庚操琴，对程氏艺术耳濡目染，颇有心得。清光绪六年（1880年），嗓音恢复，搭春台班，初演《文昭关》、《天水关》等戏，深受欢迎，有“长庚再世”之誉。数年后，与孙菊仙、谭鑫培并称为“老生新三杰”、“新三鼎甲”。曾被选入升平外学。他嗓音高亢宽亮，演唱气力充沛，行腔朴实无华，并以“脑后音”取胜。他在程长庚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嗓音条件，创造了以雄劲沉郁为特色的“汪派”唱腔，自成一格，流传艺苑。其代表剧目有《文昭关》、《战长沙》、《龙虎斗》等。汪桂芬耿直不阿，晚年生活潦倒，常着头陀和尚装束，自号“德心大师”。传人有王凤卿等。
施从云
施从云（1879～1912）字燮卿。清桐城北乡砂子岗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性豪爽，有胆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离家投天津镇台吴化纯部下当兵，后入保定将弁学堂。光绪三十年毕业，在北洋第五镇中任排长，继升任队官。光绪三十三年，调入第一混成协七十九标，驻防东北新民府，在此与第一混成协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相识。时清政府外卖国家主权，内榨民脂民膏，民怨沸腾，武装起义时起时伏。施从云毅然剃去辫发，决心投入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其间，他曾回家安葬母亲，事毕奋然发誓曰：“从此双亲归净土，头颅便可造山河”。在军中，他多与思想进步的官兵交游，逐渐成为第五镇中的活跃人物。宣统二年（1910年）春，他与冯玉祥、王金铭等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以读书研究军事为名，秘密鼓吹革命。同年9月，第二十镇成立，施从云被编入该镇四十协七十九标，初任队官后晋升一营管带。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电令奉命入关参加永平（今河北卢龙）秋操的第二十镇，暂驻滦州待命，继而下令调该镇赴武汉前线攻打起义民军。施从云和王金铭、冯玉祥等人力劝统制张绍曾率部起义，进攻北京。张绍曾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后被解除兵权，由潘矩楹接任第二十镇驻制。潘矩楹采用分散革命力量的办法，将所属各标调往关内外驻防，仅留第七十九标驻滦州。之后，施从云等决定加紧积蓄革命力量，并与来滦州策动起义的天津革命组织“共和会”取得联系，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是年12月底，施从云与王金铭、冯玉祥等署名，发出主张共和的通电。民国元年（1912年）1月，施从云与王金铭发动滦州起义，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当时推举王金铭为军政府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并通电全国。1月4日，滦州起义军举行誓师大会，发布檄文，宣称：“即日振旅京津，廓清余孽，快捣黄龙”。并立即组织力量，进攻天津。不料此时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叛变革命，向清政府告密。清政府急派第三镇第十二标前往镇压，与阻止起义军西进的通永镇总兵王怀庆相配合，并将雷庄附近铁轨拆卸。施从云率西进的起义军与踞滦州城顽抗的张建功的第三营激战后，登车而出，晚12时许，火车开到雷庄附近突然脱轨，并遭到炮火袭击。施从云等沉着指挥军队在雷庄附近与清军激战达4小时之久。司书和马弁见寡不敌众，请施从云速换便服逃走，施愤然道：“见危受命，古训昭然。予自从军之日，即思以死报国，死得其所，幸也。”督战益力。王怀庆见起义军斗志激昂，难以取胜，伪称愿停战议和。施从云想劝说清军倒戈，不顾个人安危，遂与王金铭率100多名官兵前往雷庄，遭清军伏兵包围，不幸被执。次日，施从云即惨遭杀害，临刑时傲然挺立，大义凛然。
滦州起义虽被清军剿杀，但它动摇了清王朝统治中心——北京，迫使清政府调围攻武昌的清军，转围滦州，使武昌起义得以保全和发展，其历史功迹彪炳史册。民国13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亲自选定北京西山温泉处建塔、树碑，开辟了“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陵园”，又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为施从云铸立铜像。遗骸归葬桐城县塘桥乡骑龙村，其墓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韩伯棠
韩伯棠（1892～1914）原名叶芬，字宗唐，又字家铭，别号芍轩、笑恒，望江人。自幼聪敏，年少立志。早年于安徽陆军小学堂肄业，考入北平京师法律大学堂，后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与彭家珍、赵铁桥、吕超、张秋白、王淮琛、张咸五、张仲权等人秘密策划，以响应南方各省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在北京被捕。后南北议和，南方代表伍庭芳奉孙中山之命，提出以释放韩等人为先决条件，始得营救出狱。
和议中止后，袁世凯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假托共和，实行专政。韩义愤填膺，遂与杨雨昌、张光培、黄芝萌等于宣统三年11月28日，乘袁世凯行经北平东华门外丁字街时，韩由道左一酒楼向袁投下炸弹，未中，伤其乘马两匹，护卫统带被炸死。韩在混乱中幸而脱险，其余3人被捕遇难。两个月后，韩又与彭家珍、赵铁桥策划，密谋暗杀清宗社党首领良弼。他们认为，良弼手握军政大权，凶狠狡猾，搜杀革命党人尤为严酷，如不除此元恶，则帝制不能推翻。第二年1月26日，赵铁桥化名为某道员，彭家珍为投弹者，韩伪为随员，入良宅中。适良从外归，刚下车，彭即投弹，炸断良弼的腿，逾日即死。当弹落石上反射时，彭亦壮烈牺牲，韩、赵则乘乱逃离北平。袁世凯窃得革命成果后，图谋恢复帝制。他一方面加紧残害革命党人，刺杀革命元勋宋教仁；一方面又策划内阁总理冯国璋上“劝进表”，要袁当皇帝。此事被韩与程饭牛揭露于报端，并挺身到法庭对质，致使袁的复辟野心暴露无遗，遭到全国反对。民国2年（1913年）5月奉孙中山之令去上海，与程饭牛、江寿山、钟鸣世、方世林等联合军警，预谋起事。民国3年3月，由沪至苏，历时数月，部署就绪，行将起义。不料有叛徒沙子慎，受苏常道尹殷鸿寿贿买告密，设计诱陷，致使韩于9月与钟鸣世等7人在苏州三多巷周一同家被捕。提讯时，殷鸿寿百般劝诱，韩严词坚拒，谓“党纪必遵，素心不移”，且嗔目怒斥“生不能啖袁世凯之肉，死当为厉鬼以杀国贼。”12月1日在苏州黄废基操场英勇就义。临刑前几日，尤啮指裂衣，赋绝命诗一首：“借债重重已破家，是谁断送好中华？千秋自有董狐笔，撒手西归不理他。”
198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赠韩伯棠为革命烈士。
黎宗岳
黎宗岳（1876～1915）字嵩祝，名坤甫，宿松县人。善为文，工书法。戊戌变法时，他写出数万言的“奏议书”，向朝廷陈述应兴应革的大事，深获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赞赏。27岁中副举，进京捐得“内阁中书”闲职。后来得到肃亲王赏识，提拔他为六品警官兼探访局长。因不满清廷罗织罪名陷害革命志士，他曾邀集同仁创办国报馆，以疏通风气，开化人心，遂遭权贵妒忌而被革职回家。宣统元年（1909年），到武汉与黎元洪面晤，提出“国家当务之急，应以创办实业为先”。并亲赴上海筹办企业，暗中与宋教仁、吴禄贞等秘密联系准备起义。不到两年时间，他办起了拥有股本100余万元的“国产公司”。宣统三年，武昌起义时，黎宗岳筹措巨款，解决了革命军补给不足的困难。武昌起义后，他被任命为长江各军参谋长，指挥东下，连克沿江各城。10月下旬，占领九江，迅速成立了驻浔军政府，与武汉遥相呼应。当时清廷有两艘军舰徘徊于浔阳江面，有人主张炮击，黎宗岳认为不可。当天，他独自乘舟登舰，晓以大义，陈其利害，不费一兵一弹，使两舰官兵欣然归顺。1912年1月，民国成立，黎宗岳任大通军政分府都督。其部下常骚扰贵池等地，引起群众不满。4月，因革命军内部不团结，省军政府派旅长胡万泰进攻大通，黎不忍同室操戈，毅然解甲，北上京师。不久在北京参加组建“共和党”，力主民主共和，痛斥袁世凯阴谋篡国，因而遭到监禁。后经议会联名保释，复去上海、武汉经营实业，创办了“华联人寿保险公司”、“粤汉铁路公司”、“九江电灯公司”。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黎宗岳在武汉集合同志，组织“共和军”，准备北伐讨袁。计议甫定，因监制炸弹失事，经抢救无效而死，逝年39岁。数月后，袁世凯垮台，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特对黎宗岳从优褒恤，表彰其同建共和之功，各省志士纷纷致电哀悼。遗体归葬故里茅家山。
周馥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建德（今东至）人。初任李鸿章文牍，为李器重。光绪三年（1877年），署永定河道。光绪七年，署津海关道。光绪九年，兼署天津兵备道。次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奉命赴渤海口编练民舶团练，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达30多年。其间，凡筹建北洋海军、开办海军学校、设立天津电报局、开平煤矿等事无不参与。光绪十四年，迁直隶按察使。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任职前敌营务处，跋涉安东、辽阳、摩天岭之间，调护诸将，收散亡士兵，转运军需。马关议和后，自请免职，光绪二十五年，复任四川布政使。次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李鸿章被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调任直隶布政使，并入京处理教案。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病死，遂署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次年，任山东巡抚，曾留京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撤销天津都统衙门，归还津榆铁路。事竣赴山东任所。值黄河缺口，遂组织官民，筑堤防堵。光绪三十年，任两江总督。光绪三十二年，任闽浙总督，未任，旋调两广。次年，以老告归。民国6年，张勋复辟，被任为协办大学士。死后谥悫慎。著有《易理汇参臆言》、《负暄闲语》、《玉山诗集》、《周悫慎公全集》。
姚永概
姚永概（1866～1923）字叔节，号辛孙，桐城人。祖父姚莹，父姚浚昌。幼承家学，早著文名。年18补诸生，23岁中乡试第一名。初在长沙王先谦江阴署中，校勘《续皇清经解》，继在扬州江人镜两淮盐运使署中充幕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安徽高等学堂创立，侯官严复为监督，姚永概为教务长。光绪三十二年，安徽设立师范学堂（后名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姚永概任监督。光绪三十三年，赴日本考察学制。民国元年（1912年），受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之聘，任该校文科学长。民国3年，应聘清史馆为协修，分任诸名臣传，每脱稿同馆叹服。民国7年，受聘为徐树铮所创设的北京正志学校教务长。民国12年卒，年50岁。
姚永概一生以兴学育才为己任，早年事方存之、吴汝纶、张廉卿，又与兄姚永朴、姐夫马其昶、妹夫范肯堂诸名士盘桓切磋，在文学上成就颇高。其诗文才气俊逸，尤工于诗。当时有“通伯文章叔节诗”之语，被誉之为“皖之二妙”。著有《左传讲义》、《孟子讲义》、《东游自治译闻》、《慎宜轩日记》、《慎宜轩笔记》、《慎宜轩诗集》、《慎宜轩文集》、《慎宜轩文稿》、《辛酉论》、《桐城姚氏诗钞》、《尺牍选钞》、《慎宜轩古今诗读本》等。
余诚格
余诚格（1856～1926）字寿平，号至斋，又字去非，号槐庵。望江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以“记名御史”主持会试。戊戌变法时，曾因是康有为登第时之座师一度遭贬。此后历任山东监察御史、广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陕西巡抚、湖南巡抚，诰封“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宣统三年（1911年），余诚格受命就任湖南巡抚时，正值辛亥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余到任后，任用当地豪绅黄忠浩为全省巡防统领，严密监视新军和革命党人。是年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和新军发动起义，巡防营倒戈，8名手执短枪的起义兵士，冲到巡抚衙前，余心惊胆颤，急忙挂起“大汉”白旗，表示降服。随即剪去长辫，潜入后院，始欲投井，被卫士阻拦，继由卫士推倒院墙逃出，复投入护城河中，又被渔人用网捞起。余乃沮丧曰“天不绝余”，遂面北三拜，著闲衣小帽，化装逃往上海。
余诚格到上海寓居不久，便组织安徽旅沪同乡会并担任会长，掌管了同乡会的财产。民国10年（1921年），王亚樵为纪念他的亡友韩恢（复炎），而创办“复炎小学”，要求同乡会资助，余诚格一毛不拔。后来王邀集柏烈武、许世英等同乡商议决定接管前会馆，另建同乡会。一日，他率七八名随从，往闸北中兴路余的住所，勒令余办理会馆移交手续，余不从。王即吩咐随从用预备好的利剪，剪断余的长辫，并令其限期移交，否则“今天剪辫子，明天就割脑袋”。余交出同乡会财产后回到安庆，民国15年（1926年）在天台里终老。
余诚格官运亨通之后，多方经营家产。上海、苏州、无锡、芜湖、安庆等处，均购置了屋宇或田产、山产。另外大渡口的八丰圩、太湖县的上、下官桥、宣城的介岐场以及他的家乡桃花岭，每处每年要收六七百担租稻。田亩最集中的是芜湖万顷圩和二洪港，有粮仓54处，仅金马门外铁桥边一处，仓房就达百间。尽管他田连阡陌，家藏万贯，但他吝财守富，对家乡少有建树。据资料证实，他5年内捐给余氏私立养正小学的经费仅500元，所以当他的灵柩从安庆运回老家路经县城时，城内绅士居民一致呼吁枯柩不能进城，要用白布铺垫街道才准通过。结果只好从城外东洲小路绕道而行。
刘世珩
刘世珩（1874～1926）字聚卿，一字葱石，号庵。贵池人。世居贵池南山，称南山刘氏。其父刘瑞芬，字芝田，先后受知曾国藩、李鸿章，官至江西按察使，广东巡抚，驻英、俄、法、意、比等国钦使，后迁家江宁。刘世珩少颖异聪慧，年长后博学广闻，才华横溢。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江南乡试。光绪二十七年以道员指分湖北，被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调江苏，委管江南商务局兼南洋保商事宜。光绪二十九年，他奉命出席在大阪举行的日本第4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并于会后赴日本东京、名古屋、北海道等地考察。回国后，向清廷提出了很多改革意见和措施，颇有见地。之后，他集资办实业，在江宁组织了全国第一个省城商会，开办商业两等学堂，建江南商品陈列所及劝业工艺局。他先后任职于南洋官报局、江楚编译局、江宁马路工程局、两江师范学堂、江宁实业学堂等。
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欲整理财政币制。美国博士精琦向清政府提出以中国矿山、铁路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并由外国人主持中国的银行金库、税务机关。刘世珩遵两江总督魏光焘之嘱，撰《银价驳议》1卷，力主不能采纳丧权辱国的“银价议”，使精琦之议被绌。之后，刘又根据外国币制和中国国力民习的实情，撰写《圆法刍议》1卷，建议将币制改为计数制，国家设统一的钱币发行机构。《圆法刍议》受到执政大臣的重视。光绪三十二年，他官任度支部右参议，天津造币厂监督。光绪三十四年，任直隶财政监理官。宣统三年（1911年），升补左参议，仍兼湖北造币厂总办。
辛亥革命起，刘避兵走沪，在草鞋滨购地数亩筑“楚园”，专贮金石书画。其中有宋嘉本篆正二体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七经石，南唐乐器大小两忽雷，汉建昭雁足镫、黄山第4镫、汲绍行镫、大吉鹿卢镫等，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其它古物、金石、书画、无虑数千，均为稀世之珍。他的藏书楼名“聚学轩”，不仅以古籍收藏令人瞩目，更以众多刻书著称一时。曾刻《聚学轩丛书》5集，60种，专门收录清初文人未经传播之稿。《玉海堂影宋元椠丛书》22种、《宜春堂影宋巾箱本丛书》8种，系翻印宋人的旧刻善本。《暖江室传奇》37种，收金元以来传奇汇刻成集。又精心搜集自唐至清的贵池先贤旧著遗稿31种，整理校勘后刊成《贵池先哲遗书》214卷，后附待访书目273种。此外尚有《赐书堂汇订曲谱》、《一印一砚庐金石丛书》等。刘世珩所校刊的古籍，大都为明清两代稀见的学术名著稿本，或濒将绝版的善本、珍本。每书都自撰序跋，校勘精确。
刘世珩素以才识见重于当世，谭嗣同、林旭、张謇、梁鼎芬、王鹏运、吴昌硕、李伯元、范当世、况周颐等，都与刘交往甚厚。
民国15年（1926年），刘因咯血疾卒于上海。著有《贵池沿革表》、《吴应箕年谱》、《刘城年谱》、《双忽雷本事》等。
马冀平
马冀平（1876～1926）字振宽，号寄翁，又号无寄，桐城县人。近代佛教界知名人士、诗人。
马冀平出身于名门望族，父复恒，左丁汝昌治海军。冀平受家学熏陶，成名较早。18岁中举人，19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充国史馆协修官、编书处协修官。曾选派至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撰《考察纪实》数十万言，出版传世。民国2年（1913年），被荐任京师地方审判推事，后任安徽高等审判厅厅长。民国6年，许世英任交通部长，受聘为京津铁路段段长。民国11年，受聘为安徽财政厅厅长。民国12年调任安徽特派交涉员兼芜湖监督。民国14年返京，任国务院参议、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
马冀平身为政府官员，却心系禅林，信仰佛教。平时布衫素食，乐善好施。在任安徽财政厅厅长时，目睹淮河两岸水害，灾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之惨状，除建议拨款救济外，还拍卖自家房产，向灾民捐赠数千金。又见安庆对江海口洲土地荒废，百姓贫苦，便与姚觉五、徐平轩等集资倡导开垦，植树造田，变荒漠为绿洲，使当地百姓赖以安身养息。他常身披袈裟，足蹬芒鞋，坐榻于安庆迎江寺，并捐资增修寺旁大士阁。在芜湖，常与谛闲法师讲法华经于广济寺，每开经坛，信男善女前来听经者数以千计。每年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菩萨生日，他还亲主佛事活动。
马冀平工诗，才气俊逸，喜咏名山古寺，其诗作有《曼寿堂诗集》4卷传世。晚年，他将自己在西湖灵隐寺旁的一幢别墅，捐赠给中国佛教协会。由于他为官清廉，疏财仗义，晚年生活十分清苦，死时所用棺木为他人所赠。后由内戚方仲斐扶柩南归，安葬于桐城故土。
杨兆成
杨兆成（1902～1926）又名杨自涛，化名杨昭，怀宁人。他是安庆地区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也是安徽省第一个为革命捐躯的共产党员。
杨兆成家境贫寒，少时由杨氏公堂资助入怀宁县开智小学读书，民国9年考入安徽省第一师范。五四运动后，一师革命活动一直很活跃，在“六·二”学潮、驱逐省长李兆珍、反对贿选的第三届省议会、反对军阀马联甲督皖等斗争中，杨兆成多奔走呼号，活动积极，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优秀的组织能力。民国13年（1924年），杨兆成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杨兆成带领革命青年走上街头，组织募捐，查禁日英货物，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受难的工人和市民。这年暑假，他回到故乡，做通俗演讲，演文明戏，组织募捐。他还到石牌镇查禁仇货，组织“五卅”惨案后援会。9月20日，安庆团组织负责人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表扬了杨兆成这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
同年10月10日，杨兆成被推选为团安庆特支干事会书记。12月13日，团中央特派员彭振纲到安庆巡视，将共青团特支扩大为共青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兆成当选团地委书记。他在团地委组织委员郭士杰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就成立了学习宣传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非基督教运动委员会、平民教育委员会等组织。在杨兆成领导下，安庆团地委坚持每星期开一次执委会，每月开一次团员大会。12月20日，在杨兆成等人努力下，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安庆市党部成立。杨兆成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第一师范区分部书记。同月25日，安庆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市民示威运动大会，出席会议的群众有2000多人，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出兵奉天。这次大会公开发起者是国民党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和非基督教大同盟，但真正组织者是共青团安庆地委。
民国15年（1926年）1月，按照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决定，安庆团地委20多名20岁以上的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杨兆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续兼任安庆团地委书记。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安庆后，在杨兆成领导的安庆团地委精心组织下，于3月26日召开了安庆市民示威游行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群众有10000多人，安庆各团体、各大、中、小学均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安庆的革命形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向。5月1日，他发动学生联合会和国民党左派党部发表宣言、出版特刊，隆重纪念国际劳动节。5月4日，他发动学联召开“五四”纪念会，出了“五四”纪念特刊。
杨兆成在担任安庆团组织负责人期间，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曾和吴振鹏一起在省立第一师范开办中山图书室，图书室里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蔡和森的《进化论》以及《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供校内外进步青年阅读。他还在第一师范办了一个书报流通处，推销革命书刊。在他的努力下，《向导》民国14年12月份销售50份，民国15年5月增加到130份；《中国青年》民国14年12月份销售70份，民国15年5月增加到150份。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担任团中央寄来文件、书刊、信函的收件人。他用化名“杨昭”，通过《小说月报》社的沈雁冰、《学生》杂志社的杨贤江与团中央保持通讯联系。
杨兆成对团员青年的理论学习抓得很紧。安庆团地委一成立，就作了下列规定：团员入团前，先要读完10种基本理论书籍；每星期团小组开会，团员要汇报自己学习理论方面的收获和体会；团员开会时，团小组长要提出一些实际问题，组织团员讨论；每个团员都必须订阅《向导》和《中国青年》。在第一师范，杨兆成还主持开办了校工夜校，教工友认字，教材是陶行知的《平民千字课》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安庆的革命形势急骤变化。这年，杨兆成已经毕业。为了策应北伐，他没有回家，决定留在安庆继续为党工作。他有一位表弟在陈调元部下当兵，他给这位表弟写信，劝其投向革命，伺机发动兵变。反动军警通过检查邮件，侦知了杨兆成的革命行动。8月的一天，杨兆成在省立第一师范门前被反动军警逮捕，随即经南京押往蚌埠，由陈调元亲自处置。
杨兆成被捕以后，受到了严刑拷打。中共安徽地委和安庆团地委通过教育界贤达人士多方营救，均无结果。这时，陈调元秉承孙传芳意旨，正准备出兵江西，阻挡北伐军。民国15年（1926年）9月10日晚9时，陈调元在蚌埠小南山杀害了杨兆成。一小时后，陈调元举行了出兵仪式，他下令砍下杨兆成烈士的头颅“祭旗”。安徽的共产党人为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第一腔热血。
史逸
史逸（1891～1927）字叔隐，号天山，桐城县人（今属枞阳县安凤乡史家湾）。中国早期共产党员，广州起义参加者。
史逸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曾任知县。其兄史恕卿为安徽著名民主人士。史逸少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家塾和桐城中学，民国3年（1914年）留学日本，在千叶医科大学攻读药物学。民国7年回国，在安庆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任教。民国11年9月，与章伯钧、史尚宽、房思亮等从上海搭乘轮船赴德国留学，与同船赴德留学的朱德、孙炳文相识。民国12年，史逸由朱德、孙炳文介绍，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德国，史逸先就读于戈丁根大学，后进福府大学攻读化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民国13年，党组织曾派他到苏联学习过一段时间。民国15年9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后，他一度在武汉中华大学任教。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政治身份未暴露，党组织决定派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做地下工作，任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处长，并随军到达广州。在广州，他兼任广州市卫生局长。民国16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史逸为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侦知，起义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即包围广州市卫生局，将史逸逮捕杀害，时年36岁。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亲自为史逸写了烈士证明，中央人民政府向烈士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署名的烈士证书。
陈延年
陈延年（1898～1927）谱名遐延，以字行，怀宁县人。清光绪24年（1898年）生于安庆，陈独秀长子，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
延年5岁入私塾读书，12岁就读于安庆尚志小学，后转全皖中学。民国4年，陈独秀在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延年随父居上海，先在一法语学校进修法语，后考入震旦大学。在上海求学期间，他信奉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黄凌霜、郑佩刚等交游甚密。民国8年1月，陈延年与黄凌霜、郑佩刚等组织了以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进化社，创办了《进化》杂志，并任主编。5月，《进化》刚出3期即被迫停刊。12月下旬，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2月抵马赛，后到达巴黎。他原准备报考巴黎大学，由于华法教育会突然中断对留法学生的津贴，报考巴黎大学的计划未能实现。以后他滞留里昂，一面做工糊口，一面自学。民国10年，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与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控制的华法教育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吴稚晖等人勾结法国当局迫害留法的中国进步学生，使陈延年认清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坚决与之决裂。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与周恩来、赵世炎等有了更多的接触。
民国11年6月，陈延年与周恩来、赵世炎在巴黎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延年任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少年》月刊。这年秋天，经阮爱国（即越南胡志明）介绍，他和赵世炎、陈乔年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正式承认参加法国共产党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由他们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为支部领导人之一。
民国12年3月，陈延年离开法国到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民国13年夏，因中国国内革命运动高涨，急需大批干部，陈延年按照党中央指示，和其他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同志一道回国。9月下旬抵达上海，10月上旬到广州，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开始，陈延年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负责指导广东区团委的工作。不久，调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协助区委书记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民国14年春，周恩来参加东征，陈延年接任广东区委书记。他就职后，着手加强区委领导机关的建设，健全了各工作机构，并在广州文明路租了一幢楼房作为区委机关。他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培养和吸收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先后建立了汕头、琼崖、北江、西江等地委，随后又建立了广西梧州地委、福建闽南特委和香港支部。从民国14年春到民国15年底，广东区委的党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五千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由于陈延年在发展组织工作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党内同志誉为“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为了深入群众、了解情况，陈延年多次同人力车夫一道拉车。民国14年6月至民国15年10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发动了省港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广州、香港工人达二十多万，斗争坚持了16个月，使香港成为“死港’、“臭港’、“饿港”。
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上，陈延年主张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戴季陶主义出笼后，陈延年在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积极支持关于弹劾西山会议派的有关决议。他一方面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一方面主张决不能和国民党右派妥协。他反对为国民党“抬轿子”、当国民党的“姨太太”、给国民党做“苦力”的右倾妥协倾向。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赞同毛泽东提出的给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坚决反击的主张。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的《整理党务案》，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坚决抵制，不予理睬；对陈独秀的一味妥协退让的错误做法，陈延年深为不满。他常对人言：“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民国16年（1927年）年4月，陈延年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4月底，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江浙区委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后，由周恩来、陈延年、李立三、赵世炎、罗亦农等人签名，由周恩来执笔起草了《致党中央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历数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提出了促使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讨蒋的主张。这时，江浙和上海地区一片白色恐怖，陈延年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奔忙，使遭受破坏的党组织及工会组织得到了恢复。
6月，党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6月26日，因叛徒告密，陈延年在上海四川北路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驻地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党组织曾设法营救，由于吴稚晖投井下石，陈延年于7月4日在龙华监狱壮烈就义。时年29岁。
余大化
余大化（1899～1927）原名犹龙，字鉴民，潜山县官庄人。大化出身于地主家庭，7岁进入私塾读书，民国8年考入安庆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不久转入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五四运动时，他积极参加各种声援活动，被推选为安庆学生会联合会委员。民国9年秋，安徽军阀政府为把持教育，镇压进步学生运动，曾派遣一批官僚政客分任各校校长。新任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进明到校就职时，乘坐四人抬大轿，官气十足，引起全校师生的义愤。余大化和周新民、童汉璋、宋伟民等人，邀请一部分同学站在校门前，手挽手，肩并肩，拦住丁进明的坐轿不让他进去，质问他是来办教育的还是来做官的。后来，丁进明凭借警察勉强进入学校，遂引起师生罢课罢教。斗争持续了40多天，军阀政府不得不撤回丁进明，委任进步人士光明甫担任法专校长，学潮才平息下来。
民国10年（1921年）春，余大化同王步文等人一起参加了蔡晓舟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这一年，他还积极参加了“六·二”学潮，反对李兆珍长皖，反对贿选的三届省议会等运动。民国12年10月，他又积极参加了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和许多爱国青年一起砸烂了“猪仔议员”张伯衍、何雯的住宅。接着，又参加反对军阀马联甲督皖的斗争。当时，余大化、王步文、许继慎等36名革命青年遭到马联甲的通缉，不得不流亡上海。在上海，他与蔡晓舟、王步文等人创办《黎明周刊》，揭露安徽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民国14年，他与王步文、童长荣、史谦等一道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之路。这时，余大化已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王步文、翟宗文等人一起，同葛晓东、路锡祉、汤志先、方治等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民国15年底，北伐军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余大化匆匆回国，投身于大革命熔炉。民国16年2月，他回到潜山县组建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并任常务委员。他发动群众，组织宣传队、运输队和救护队，迎接北伐军。3月下旬，余大化同王效亭、余良鳌一道作为潜山代表到安庆出席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刚开幕，蒋介石在安庆就制造“三·二三”反革命事变，会议只得迁到武汉举行。余大化此时也转移到武汉，并在武汉由王步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6月，余大化自武汉回潜山开展革命活动。他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委的身份，组织起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和县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介绍范笑山、吴介唐、储醒（后名储醉醒）等人加入共产党。9月，成立了潜山县中共小组。11月，中共潜山特别支部成立，余大化任特支书记，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
这一年，潜山县发生洪灾，河堤溃破。余大化布置县农会组织农民堵口复堤、生产自救，同时又在国民党潜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减租减息”、“节制资本”的议案，并获通过。12月4日深夜，在西河湾发生奸商何太祥偷窃修堤木料事件。修堤农民将何太祥扭送县商会处理，何太祥被罚款200元。农会提出此项罚款应作为修堤经费归农会处理，并派县农会秘书范笑山到县商会交涉，县商会置之不理。范笑山在余大化的指示下，即向县长储乙燃对县商会提出起诉，储乙燃偏袒商会，搁置不问。6日，范笑山等人到县政府催办，质问储乙燃。储加以“纠众围署，滋闹上房”的罪名，将范笑山逮捕下狱。事后，储乙燃又和县城劣绅秦铁庵、王励精密谋，策划诱捕余大化。当天，储乙燃以请余大化到县政府议事为由，将余大化骗到县府，又诬陷余大化企图纠众劫狱将他扣押。
6日晚，潜山县特支委员王效亭在县城附近的翠云庵主持会议，商讨营救办法。会议决定第二天组织农会会员示威，迫令县政府释放余大化、范笑山两同志。7日凌晨，农会会员300人带着刀矛、土枪进城游行示威。由于内奸告密，国民党县政府已加强了戒备。游行队伍进至县政府时，反动军警突然开枪，农会会员沈学司等4人当场牺牲，县农会会长、共产党员柳文杰受重伤后被捕牺牲，游行队伍只得撤离县城。这时，王步文及中共怀宁临时县委派来援助潜山武装暴动的党员章逐明、操球、钱新嘉、赵煜等人也到达县城外围，筹划对策，他们准备再次组织农民群众围城。但国民党反动军队防备森严，潜山县城门四门紧闭，攻城劫狱的计划没有实现。
民国16年（1927年）12月8日，国民党潜山县政府将余大化、范笑山两人杀害于县城东西辕门。
余大化牺牲后，他的胞弟余化民继承兄志，投身革命。民国1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9年参加请水寨暴动，并领导黄柏暴动，同年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徐文藻
徐文藻（1905～1927）宿松县洪岭乡松梅村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幼年随祖父念私塾，少年和青年时代离乡求学，先后就读于湖北省黄梅县八角亭小学、鄂州中学、湖北省法政专科学校。民国15年（1926年）夏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秋天回到故乡，在县第三模范小学任教，并进行革命宣传。他把《唯物史观》、《资本论》提供给青年阅读，还在县城南门徐氏宗祠召集革命青年秘密会议，讨论时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早在民国12年（1923年），与宿松毗邻的黄梅县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民国16年1月，在黄梅县党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共宿松支部，徐文藻任党支部书记。中共宿松支部活动在宿黄边境地区，隶属于黄梅县党组织领导。
徐文藻在宿松县的革命活动，很快就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的仇视，宿松县当局曾借故将徐文藻拘捕下狱，进行迫害。可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湖北，进逼安徽，宿松县当局又迫于大势，不得不将徐文藻准保开释。徐文藻获释后，恰逢春节，他亲笔写了一副春联贴在自家的大门上。上联是：“革命重兴，革除旧习”，下联是：“共和再造，共乐新年”。这副春联表达了他对大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喜悦。
春节后，徐文藻即匆匆告别亲人，奔赴大革命的政治中心武汉。在武汉，经朱蕴山、周新民等人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被委派为国民党宿松县党部（左派）常务委员。徐文藻回到宿松，立即着手迎接北伐军。他组织了北伐后援会，为国民革命军筹措粮草物资；又组织了向导队，到湖北黄梅县为国民革命军当向导。民国16年（1927年）2月25日，北伐军第七军两个师进抵宿松，受到城厢人民的夹道欢迎。徐文藻在朱蕴山、周新民及第七军政治部的帮助下，正式成立了宿松县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徐文藻继续任常务委员，共产党员钟国汉、周绍南、何铎等人任执行委员。徐文藻领导的中共宿松支部密切配合国民党左派，大力发展革命群众组织，很快地就建立了工会、农会、商会、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了工团军和工人纠察队。他们处处打击封建军阀势力，打击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做了大量的工作。此时，投机革命、投靠蒋介石的陈调元突然派来了旧官僚曹诠时任宿松县长，徐文藻遂领导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和各群众团体召开驱曹大会，吓得曹诠时不敢上任。劣绅高葆琪是军阀统治时期的宿松县商会会长，为全县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之首恶；其子高谷生依仗父势，也无恶不作。徐文藻通过国民党县党部令工团军将高葆琪、高谷生父子逮捕，并在呈报武汉国民政府后，将高氏父子公审枪决，有力地打击了宿松县的反动势力。
3月下旬，徐文藻作为宿松县代表，出席了在安庆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中，他目睹了蒋介石背叛革命、镇压工农革命运动而策划的“三·二三”反革命事变，决心为捍卫大革命果实，与国民党右派势力斗争到底。4月底，由肖劲光任党代表的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抵达宿松，徐文藻领导的国民党左派配合六师展开了一系列讨蒋活动。5月17日，县党部发出了“讨蒋通电”，并发动县总工会、农会、妇女协会组织群众2000多人进行了讨蒋示威游行。
这时，蒋介石一手扶植的以陈调元为头子的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与宿松县国民党右派势力相勾结，密谋镇压宿松县的讨蒋运动。5月27日，他们派一个团的兵力水陆兼程，袭击太湖和宿松。28日，逮捕了徐文藻、钟国汉等共产党员，同时杀害了安徽国民党左派省党部驻宿松代表吴宝田和北伐军第七军第一师政治部留驻宿松的代表张声。29日，国民党反动派迫不及待在宿松县城老厅将徐文藻、钟国汉杀害。临刑前，徐文藻大义凛然，一路高呼“打倒蒋介石”等口号。
陈乔年
陈乔年（1902～1928）谱名遐乔，怀宁县人。陈独秀次子，陈延年胞弟，中国共产党优秀的组织工作者。
童年和少年时代，陈乔年一直随其兄延年在北京、安庆等地读书。延年性格内向，不苟言笑，稳健持重；而乔年活泼开朗，喜说爱笑，豪爽洒脱。民国4年，乔年随其父兄到上海求学，后来考入震旦大学专攻法语。在此期间，乔年也和延年一样，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民国8年12月下旬，陈乔年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巴黎、里昂等地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在这期间，他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民国11年6月间，陈乔年参加了旅欧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出席了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召开的成立大会。少共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后，陈乔年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回到旅社即帮助印刷和装订，常常忙到深夜才休息。这年秋天，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乔年为第一批成员。
民国12年（1923年）3月中旬，陈乔年奉令离开法国，4月上旬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面攻读俄语。回国以后，他曾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一文由俄文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他还和萧三合作，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
民国14年春，陈乔年奉调回国，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任组织部长。不久，改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在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下，陈乔年积极工作，使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的组织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北方区委领导发动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和声援“五卅”运动等群众运动，陈乔年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11月，国民军再度控制北京地区并倾向革命，北京地区的革命形势呈现出高涨的趋势。此时，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等提出了发动“首都革命”的建议。当北方区委开会讨论是否应发动“首都革命”时，陈乔年在会上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提出当时发动“首都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不主张立即发动“首都革命”。北方区委否定了陈乔年的正确意见，仍通过了立即发动“首都革命”的决议。陈乔年无条件地服从北方区委的决定，并积极参加了“首都革命”的发动工作。后来，这场不成熟的武装暴动果然失败。
民国15年（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我国东北，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组成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请愿团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受到了反动军警的血腥屠杀，死伤二百多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乔年胸部被军警刺伤，仍在现场指挥群众转移，直到参加请愿的群众全部散去后，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
民国16年（1927年）4月底，陈乔年到武汉参加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五大”以后，他留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一度代替李维汉部长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这一年，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牺牲，陈乔年万分悲痛。在党中央“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后，陈乔年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
不久，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搬迁上海。陈乔年亦调往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他在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期间，坚持地下斗争，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使上海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民国17年（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组织部长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当天被押在英租界捕房拘留所，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监狱。6月6日，陈乔年在龙华枫林桥畔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26岁。
朱富润
朱富润（1895～1929）又名义才，在结盟兄弟中排行老五，故外号朱老五。东流（今东至县）人，雇农出身。15岁时仍帮人放牛，16岁打长工，18岁父母双亡，孤苦难度生计。后因私卖湖地而触犯族长、豪绅，被送交官府下狱。在狱中，他常为难友抱不平，敢于顶撞狱官。5年后获释，无家可归，只得浪迹天涯继而投军。民国15年（1926年）在国民党第三十三军一团当营长，不久被遣散回家。当时东流杨某拉他当土匪，被拒绝。杨某遂借朱的名义在外劫掠，于是官府烧了朱的房子，将其田地充公，朱只好逃匿。
民国16年农历二月二日夜，朱邀集8位好友在檀村胡家庙歃血为盟，决定筹枪筹款，拉队伍铲富济贫。年底，红军已到至德、东流山区活动，朱闻讯遂在朱家村宣布起义，打出“天下第一军”的旗帜，并提出“铲富济贫，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10月，朱率部队向徽州进发，沿途向穷人宣传：“条牛担种家里日困，平头百姓不过问；穷哥儿不好混，跟着我们朱富润。”“要想儿孙不吃苦，快来拥护朱老五。”“贪官污吏定杀掉，土豪劣绅定不饶。”他们过祁门、破休宁、夺万安，最后攻克皖南重镇屯溪。一路上砸监释犯、分粮散款，穷人非常拥护。
富豪大贾，则纷纷潜逃。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惟恐朱部入赣与红军会合，遂调兵围攻。在一次混战中，朱的部下放火烧了屯溪商业区，造成了巨大损失。后转战龙潭，进攻婺源，不料被浙江保安二团所袭（一说康泽率领的别动队），遂奔浮梁、彭泽，又遭赣军堵击。朱部失利，奔望江吉水沟，适与皖军一三八旅巡查队遭遇，激战数小时，朱左眼受伤。战后，朱化装往安庆医治，经过宫珊村时，为团董吴钢等发觉，报告了怀宁县（当时县治在安庆）。民国18年（1929年）4月23日，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宫珊村，朱因伤势严重而被捕。25日，与曾小毛、韦延才、洪照扬、王良如等同时殉难。
马其昶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桐城人。出身翰墨世家，父马起升，议叙同知，受业于方东树、戴钧衡之门。马其昶少勤学，习为古文辞。师事同邑方存之、吴汝纶。后以吴汝纶介绍受业于张裕钊。及游京师，交郑东甫、柯凤孙，并进而治经。始以诸生，入资助河工，奖叙中书科中书，数应乡试不获举，乃以其学教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授经于安庆藩司署中。光绪二十三年，主讲庐江潜川书院。光绪二十七年，授经合肥李仲仙家。光绪三十年，力襄吴汝纶办学，出任桐城中学堂堂长。宣统二年（1910年）就学部聘，任编纂，后授学部主事。辛亥革命后去职。民国元年（1912年）曾主安徽高等学堂。民国3年入都主法政学校教务。袁世凯复辟帝制，遣使拉拢马其昶等名流，壮其声势，陈说百端，马其昶坚拒之，即日治装归。民国5年复入都，应清史馆总纂之聘，日疲撰述，成《清史稿·儒林·文苑》各若干卷。民国15年因病南归桐城。越3年卒，墓葬位于桐城黄甲汪河乡汪河村。
马其昶治经，能旁列众说，潜思求索，往往获创解，为前儒所未发。为文不逾桐城先辈所传之法，能继承并发扬方、刘、姚之文统，成为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对于桑梓史料，他也十分留意，曾经20余载，撰《桐城耆旧传》12卷，采录明清500年史实，记叙人物900余，实为桐城一重要文献。又辑《桐城古文集略》。他一生编撰选述，数十年如一日。中岁以后，鬓发尽白，然精神犹健。70岁后，肢体不仁，然与人通信，犹带病自书，密行细字，一笔不苟。著作凡300余卷，于经有《易费氏学》、《诗毛氏学》、《礼记节本》、《中庸篇义》、《三经谊诂》；于史有《清史稿儒林文苑传稿》、《桐城耆旧传》、《左忠毅公年谱》；于诸子百家有《老子故》、《庄子故》、《屈赋微》、《金刚经次诂》。其自著文集有《抱润轩文集续集》、《存养诗钞》、《佩言录》等，多刊于合肥李氏《集虚草堂丛书》。其长孙马茂元，上海师范学院教授，克承家学，以学者名世。
陈澹然
陈澹然（1859～1930）字剑潭，号静潭，原桐城人（今属枞阳县）。家故贫，艰苦力学。早年师事方柏堂，9岁能操笔为文，聪慧异人。年未20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恩科。虽少长桐城，但为文不拘守“桐城派”的家法，人称“野才”、“狂生”。虽以古文章自鸣，但却纵横游侠好议论，尝酒酣作豪语，愿著书400卷。因他持才自负，常直言忤逆权贵，故多过着客游生活。先是应北京会试不中，遂上万言书论富国强兵之术，李鸿章奇其才，欲招入幕，因受沮阻未成。后南下武昌，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论行新政、用新人，期望采纳重用，也未达到目的。再入湖南、江西学幕阅卷，搜辑“湘军”史实，终于写成《江表忠略》问世。不久，陈澹然乘火车自北京南下，偶遇山东巡抚袁世凯于车上，因与攀谈国家大事，很合袁意。其后袁氏就任临时大总统，曾任陈澹然为总统府参议。到杨度为袁氏称帝组织“筹安会”时招他参加，却被他拒绝。辛亥革命前夕，黎元洪任武昌新军混成旅协统，聘陈澹然掌书记，他认为黎氏庸懦，不足以成大事，坚辞不就。赵尔巽任清史馆总裁，桐城马其昶任总纂，荐聘陈澹然入馆。可是每遇论事，仍高言放论，意见多与人相左，于是又离去。不久入江苏督军齐燮元幕，任江苏省通志局提调，修成《江苏通志》。他移居安庆后，就任安徽通志馆馆长，因时局动荡，经时不克举。后受安徽大学聘请，讲授中国通史。民国19年（1930年）病逝于安庆。其著作印存的有《江表忠略》10卷、《异伶传》、《原人》6卷、《原人订本》4卷、《寤言》、《权制》8卷。余如《田间兵略》、《波兰泪史》、《哀痛录》、《中国通史》及《诗文集》，多不传。既老，尚著《絜庵文简四书考证》、《万国公史议》，皆忧时之言。所著《异伶传》，着眼于“异”，精彩地描绘了“伶圣”程长庚及其弟子简三、谭鑫培、汪桂芬“出入宫庭数十年，风彩动天下，未尝乞恩泽”那种不事权贵，艺高品更高的动人事迹。人称“异士”写“异伶”，珠联璧合。
章逐明
章逐明（1902～1930）原桐城县后方乡方家仓（今属枞阳县）人，出身于小商家庭，7岁上私塾读书，13岁到汤沟镇一家杂货店当学徒。3年后杂货店毁于火灾，只得回家赋闲。民国10年，他随堂兄章文卿到北京，谋职未得，便经常到图书馆读书，从而接触到一些革命书刊。民国11年3月，他又随堂兄到吉林省，在长春一家丝袜厂当学徒。
民国15年（1926年），章逐明回到安徽。3月，入安庆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秋天又转入设在武汉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民国16年春，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进抵安徽以后，他受国民党安徽左派党部的派遣，到当涂县国民党党部工作。在当涂期间，他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式，发展工农运动，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章逐明回到故乡，仍坚持革命活动。这时，桐城地区尚无中共组织，他便以中共安徽省临委和怀宁县临委通讯员的身份开展工作。他开始在育才小学里以教书为掩护，联络一些进步青年，组织起平民促进会。他为平民促进会起草的宣言，深刻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屠杀爱国人士和工农群众的罪行。他还在中共怀宁县临委的领导下，联络失去组织关系的回乡共产党员，努力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为武装暴动做准备。在他的努力下，汤沟团防负责人张子如倾向革命，一些共产党员进入汤沟团防工作。章逐明计划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将这支地主阶级武装转变为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久，军阀陈调元侦知到这一情况，急派军警包围汤沟镇，缴了汤沟团防的械，并将张子如逮捕到安庆加以杀害。12月初，章逐明等人受中共怀宁县临委派遣到潜山，协助潜山特支举行武装暴动，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未能成功。
民国17年（1928年）初，章逐明在桐城县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2月，中共桐城支部在方家仓成立，他被推选为支部干事会书记，陈雪吾等人任干事会成员（即支部委员）。接着，他又在孔城镇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成立了支部。4月，他与刚成立的中共怀宁县委接上组织关系，桐城县两个党支部和新发展的党员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承认。
同年11月，中共桐城区委在章逐明的家乡成立，章逐明任区委书记。中共桐城区委由安徽省临委直接领导。民国18年（1929年）3月，省临委巡视员王步文到桐城，将桐城区委扩大为桐城临时县委，仍由章逐明任书记。章逐明与王步文密切配合，遂使桐城、枞阳、庐江地区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工农运动逐渐走向高潮。8月，桐城县临委下属组织中有2个区委、7个特支、11个支部，共有党员168人。10月，桐城县临委改为县委，章逐明继续任县委书记。民国18年5月31日，在桐城县委领导下，桐城县城关镇成衣工人举行罢工斗争，结果增加了工资。下半年，又有木业工会、孔城蛋业工会组织了罢工斗争。
从民国19年（1930年）初开始，章逐明积极领导桐城县委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这时，桐城的党员已发展到300多人。2月11日，负责军事工作的县委委员陈雪吾指挥游击队收缴了孔城商团枪支16支，加快了武装暴动的步伐。4月底，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在桐城东乡会宫（现属枞阳县）召开各县联席会议，会议要求桐城县委要加紧暴动的准备。正在这时，章逐明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于是陈雪吾代理了县委书记的职务。
同年6月，正当欧家岭暴动举事的前夕，章逐明病逝于家乡，时年28岁。
孙敬纯
孙敬纯（1905～1930）又名维怀，望江县鸦滩区沙堰沟人。敬纯出身于农民家庭，11岁才开始读书，15岁入太湖县晋熙小学。民国15年（1926年）9月在太湖参加国民革命军，投身于大革命运动。民国17年1月经太湖甘信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太湖特支委员。按照党的指示，他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了上花棚党小组。9月，太湖特支扩大为太湖特区委，上花棚党小组上升为党支部，孙敬纯任支部书记。中共上花棚党支部是望江县最早的党组织。
民国18年（1929年），太湖、望江、宿松地区灾害严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内战，加紧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土豪劣绅则巧取豪夺，囤积居奇，致使粮价飞涨，民不聊生。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中共太湖特区决定加速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并先后成立了抗租抗债委员会和太望地区赤卫队，孙敬纯为领导人之一。他自己还动员家人变卖了一块田产，作为购买枪支弹药的资金。
民国19年4月14日，以大石岭为中心的太宿望边区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在望江县泉塘附近打响。孙敬纯、叶仁山等人带领赤卫队员和武装农民约200人，冲进国民党乡长、恶霸地主李贯贞的家宅，将李家200多担稻谷和一部分衣物分给贫苦的农民，并就地枪决了李贯贞。接着，又镇压了太湖县大石岭保长、劣绅韦大衍，焚烧了韦家的地契。
太望赤卫队打土豪首战成功，大大地鼓舞了当地农民群众。不久，赤卫队发展到120多人，党所领导的群众发展到2000多人。4月20日，甘信元、叶仁山和孙敬纯在大石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太望独立团正式成立。5月，经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批准，中共太湖特区委改为中共太湖县委，同时在望江建立中共望江特区区委，属太湖县委领导，由孙敬纯任特区区委书记。此后，以大石岭为中心的太宿望边区的武装暴动得到深入发展。暴动武装先后在望江县麦元、太湖县新仓和刘羊等地活动，打击了土豪李宗保、胡少庭、李伯超等。战斗中，孙敬纯勇猛顽强，机智灵活，被群众誉为“神出鬼没的铜头铁臂”。
这时，太、宿、望3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地主武装加紧了“围剿”，革命武装处境危艰。民国19年（1930年）9月5日，望江县自卫团在内奸的配合下，以诈降的办法诱捕了孙敬纯。9月7日，孙敬纯在望江县城北门外英勇就义。
夏月润
夏月润（1878～1931）字云础，一字曰海。怀宁县小市乡人。京剧演员夏奎章之子，谭鑫培之婿。他和哥哥月恒、月珊都能传其家学。他十几岁就在上海出台演出，演武生，兼演红生。20岁以后，演《挑滑车》、《长坂坡》、《连云寨》最为拿手。演红生《过五关》、《走麦城》极得好评，《同文报·菊榜》曾列为第一。他扮相英俊，武功稳练，为当时南方武生中第一人。清末，因不愿在上海租界演戏，曾与兄月珊等在上海南市创办中国最早使用灯光布景的戏曲剧场“新舞台”。光绪末，由汉口返回上海途中，曾到老家小吏港探亲祭祖，并应戏友邀请，在当地孔雀台演出《长坂坡》，受到热烈欢迎。辛亥革命前夕，夏月润所演多为新编时装戏，代表剧目有《黑籍冤魂》、《电术奇谈》、《潘烈士投海》、《新茶花》、《拿破仑》、《黑奴吁天录》等，对京戏改良有一定贡献。由于他在台上常常抨击清政府，揭露殖民者的罪恶，引起洋人和清廷仇视，故常在戏院门口放置炸弹或送恐吓信。但夏月润并不示弱，当场撕毁恐吓信，还大声呐喊：“戏要演！头可杀，不退让！”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上海响应，夏月润与兄夏月珊组织“伶人义勇军”投入战斗。他们和潘月樵一起，身穿黑缎衫裤，外披红色斗篷，骑着白马，冒着枪林弹雨，飞越高墙，攻克了敌人军火制造厂——上海制造局。上海光复后，孙中山莅沪，以大总统身份对夏氏昆仲特予嘉奖，还授以军职，并亲笔书写“现身说法”的横匾，高挂在“新舞台”门口以昭天下。夏月润曾任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多年，影响颇著。
操球
操球（1894～1931）原名操建球，化名阎忠信、汤省三，怀宁县万桥乡万福村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怀宁县党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
操球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7岁时入私塾读书，14岁时离家到高河埠一中药店当学徒，后当店员。民国8年（1919年）10月，进入安庆造币厂当翻砂工，不久，被推为车间负责人。厂长吴藩依仗军阀倪道火良的淫威，在厂内横行霸道，克扣工人的“花红余利”中饱私囊，引起公愤。民国10年9月，正当安庆人民反对军阀倪道火良、马联甲的斗争处于高潮时，操球领导造币厂工人开展了反对厂长吴藩的斗争。在操球组织带领下，工人把吴藩榨取工人血汗、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罪行印成传单和标语，在厂内散发，并在安庆大街小巷张贴。12月，吴藩不得不引咎辞职。
民国16年（1927年）3月，北伐军进抵安庆，国共合作的省、市总工会成立，操球成为工会活动积极分子。他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同鲁班阁黄色工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操球在革命低潮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1927年）12月初，他受中共怀宁县临委的派遣，到潜山参加梅城暴动，梅城暴动失败后，又返回安庆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民国17年春，操球奉中共怀宁县委的指示回到家乡高河埠，在操氏宗祠办了一所私塾，以教书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9月，中共高河区委成立，操球任区委书记。10月，高河区委已建立了5个支部，有党员25人。18年7月，高河区委的党员发展到37人，农民占三分之二。安庆中心县委十分重视高河埠农运工作，将高河埠农运列为中心县委的工作重点，先后派俞昌准、汪崇西来高河指导工作。
在此期间，操球在家乡组织了“文字研究会”，以切磋文章为名联络一些进步教师和革命青年，指引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他还在穷苦农民群众中组织“农民自救会”，发动农民“抗租”、“抗债”、反对稻卖高价。到民国18年年底，高河农民自救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使得高河区委有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民国18年夏秋之交，怀宁县遇上严重的干旱和虫灾，农业歉收，而国民党政府却抢购粮食充作军粮，与民争食。19年春，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决定领导群众开展抢米斗争。4月24日，安庆市民10000多人因买米不得，激起义愤将城里各家囤米不卖的米行一抢而空，并打毁了市政处和处长公馆。25日，操球主持召开高河区委会议，决定举行暴动。27日，农民自救会出面召集500多群众在大王庙开会，会后由操球、操文质、操礼文、王星五等4人为代表与大粮商张光中谈判，要他们开仓卖米。谈判中，粮商张光中以军米为由，拒绝出售，使谈判破裂。暗地里，粮商们又集中七、八十只大小船只，装载大米83000多斤，企图偷运出境。28日晚上，操球召开区委委员及各农会组长会议，决定4月29日组织群众抢米。第二天，高河埠及周围的群众1700余人汇集大王庙召开大会，会后开始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至张光中米行时，米行大门紧闭，且有商警护卫。纠察队夺取了商警的武装撞开大门，随即示威群众一轰而进，破仓抢米。
高河埠暴动引起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视。大地主、大奸商向省政府、怀宁县政府密报了暴动骨干的名单，操球等人遭到通缉。此时，操球已带领操文质、操礼文等人投奔到潜山红军师，任潜山县老岭头第五游击队指挥，后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二团团长。6月18日，操球参加了攻打潜山县城梅城的战斗。攻城失利后，他随三十四师转战霍山、六安等地。9月初，部队回师衙前，遭敌伏击，损失惨重，操球又回到安庆，继续开展地下活动。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搜捕高河暴动领导骨干，操文质、操礼文等先后被捕牺牲。民国20年（1931年）1月，共青团皖北特委负责人高翔叛变革命，月底，操球在安庆被捕。2月8日，牺牲于安庆北门外。
王步文
王步文（1898～1931）字伟模，化名自平、朱华、王华。清光绪24年（1898年）1月15日出生于潜山县第六区资福乡（现岳西县汤池区斯桥乡）一个农民家庭，为安徽早期党组织杰出领导人，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
民国7年（1918年），王步文就读于安庆六邑中学，即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发动安庆各校学生罢课、游行、张贴标语，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成为安庆学生会的领导骨干。民国10年春，他参加了蔡晓舟主持的菱湖会议和怀宁学宫会议，为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过努力，后因军警干预和内部意见分歧，团组织未能建立起来。以后，他又积极参加了“六·二”学潮、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反对李兆珍长皖等斗争。民国12年10月，王步文在安徽第一师范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他在第一师范举办秘密图书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突出，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不得不离开安庆到上海。民国13年春，王步文进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结识了瞿秋白、恽代英等著名革命活动家。在上海期间，他一面参加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一面和蔡晓舟等人主办《黎明周刊》，继续开展反对安徽封建军阀的斗争。这时，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民国14年6月，王步文赴日留学，担任中共海外总支常委和中国国民党日本总支部政治部常委。在日本，他与国民党日本总支部中的西山会议派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下旬，王步文回国到广州，以国民党日本总支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会后又回到日本。民国16年（1927年）2月，王步文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过一段很短的时期。“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后，他又转到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16年（1927年）5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在武汉成立，王步文任省临委常委，分管组织工作。八七会议后，省临委迁回安徽，王步文到达安庆。在他的努力下，中共安庆特支成立，不久转为安庆特区，在外地入党后回来的党员也先后接上了组织关系。11月初，安徽省临委决定以安庆为起点，发展安庆地区的党组织，并决定成立中共怀宁县临时委员会，由王步文任书记。与此同时，王步文回到故乡潜山，建立了中共潜山特别支部。不久，中共庐江特支成立。桐城县境内的党员由怀宁临委直接领导，并建立了通讯员。在怀宁县临委领导下，安庆周围各县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兵士运动和学生运动有了较快的发展，武装暴动工作也在起步。这时先后爆发了汤沟兵变和梅城暴动。这两次军事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扩大了党的影响，唤醒了广大群众。
民国17年（1928年）2月，第二届安徽省临委成立，王步文任委员。他十分重视农村工作，注意发展农村党组织，大力开展农运，秘密组建农民武装。在他的努力下，潜山县革命形势的发展，居安庆各县首位。民国18年3月，王步文又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桐城、庐江一带巡视，将中共桐城区委改组为桐城县委，发展党员达275名，并组织群众向土豪劣绅作斗争，使农运工作蓬勃发展起来。王步文这种重视农运、务求实际的工作，与重城市、轻农村、好夸夸奇谈的省临委书记尹宽发生严重龃龉。尹宽诋毁王步文的做法是“右倾”、“深山政策”，一度撤销了王步文的省临委委员职务。是年冬，尹宽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
民国18年9月，王步文调上海工作，党中央派他主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党的干部和军事人才。六霍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刘淠西、请水寨暴动领导人王效亭都曾于这一年秋在训练班受过训练。在主办训练班期间，王步文编著出版了《社会运动辞典》。
民国19年2月初，潜山县委领导发动了请水寨暴动，暴动后建立了红军师，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4月下旬，安庆、高河埠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米潮。七、八月间，桐城县委又领导了欧家岭暴动。这些武装暴动和革命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形成高潮，是与王步文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由于立三路线的干扰，安庆各县的武装暴动先后失败，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
民国20年（193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在芜湖正式成立，王步文任书记。他在主持省委工作期间，多次召开会议，清算立三路线，对全省党的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正当安徽全省党的工作有所起色时，4月6日，由于叛徒告密，王步文在芜湖柳春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4月19日，被押往安庆饮马塘监狱。在狱中，王步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托人带信给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及应采取的保护措施。当得知敌人要对他下毒手时，他给夫人方启坤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我为革命而死了，你不要悲伤，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志。”
民国20年（1931年）5月31日，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在安庆北门外庄严就义，时年33岁。
王效亭
王效亭（1901～1931）原名恩华，别名晓艇、筱亭、小亭、少容，化名洪朗光。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八日，潜山县第六区中屋村（现属岳西汤池区汤池村）人。
王效亭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私塾和粹新小学。塾师刘若愚曾在安庆巡警学堂读书，受徐锡麟的影响颇深，王效亭亦受到熏陶，立志救国救民。民国11年（1922年）秋，他考入安庆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与同乡王步文相交甚深。在王步文的影响下，开始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民国12年暑假期间，他带领一批激进的潜山青年开展了驱逐县知事张汉的斗争，被反动派逮捕下狱，出狱后被开除了学籍。民国13年3月，进入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校就读。
这时的芜湖已经建立了党、团地下组织，革命运动非常活跃，王效亭深受教育。民国15年夏毕业时，他已成为一个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党员。
北伐战争打响后，王效亭回到潜山，他和余大化等人积极筹建国民党潜山县党部。民国16年7月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他任执行委员。九、十月间，经中共安徽省临委常委王步文介绍，王效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中共潜山特支成立，他任支部委员。12月初爆发的梅城暴动，他组织上千农民进城示威游行，围攻了县署。梅城暴动因敌强我弱、准备不足而失败，特支书记余大化牺牲，王效亭接任特支书记。民国17年（1928年）3月，中共潜山县委成立，王效亭任县委书记。他在教育界和农村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民国16年，潜山县只有4名共产党员，至18年，全县已有4个区委、21个党支部、146名党员。同时，他以自救会、同心会、关帝会、大同会、文章会等名义组织秘密的农民协会，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和土豪劣绅作斗争。是年，在党的领导下的农会会员已达450多人。
民国18年春，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武装暴动的准备，王效亭不再担任县委书记职务。7月，他随王步文到霍山豪猪岭参加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与六霍党组织商讨了如何策应配合问题。会后，他到上海参加党中央主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了有关农运和军事武装斗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
王效亭回到潜山后，潜山县的农民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年灾荒频仍，粮食歉收，农民缺粮，土豪劣绅则囤粮卖高价。中共潜山县委及时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反对稻卖高价的斗争，提出“稻卖两块钱，在家过好年；稻卖两块半，财主头要断”的口号，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拥护。反对稻卖高价的斗争很快形成为打土豪的革命行动，引起土豪劣绅的恐慌和反抗，他们纷纷办起“团防”，与革命为敌。王效亭在响肠、无愁、汤池等地又组织起农民革命武装——摸瓜队，与“团防”相抗衡。民国19年元月初，响肠摸瓜队处决了气焰嚣张的劣绅方延献和陈晓初父子，引起国民党潜山县长的惊慌，于是派军警进山搜捕共产党和农会会员，武装暴动的时机成熟。
2月4日，千余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摸瓜队员和农会会员云集请水寨。王效亭主持了群众大会，正式宣布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初称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王效亭任师长。这时，潜山县长崔澍龙率兵进山“清剿”，王效亭则率独立师转进六安苏区，并将部队番号改称为工农革命军。他率领潜山工农革命军与六霍红军并肩作战，消灭了盘踞在落儿岭、土地岭和新开岭之敌。4月8日，革命军与六霍红军攻克英山县城。12日，又攻克霍山县城。攻克霍山后，潜山工农革命军又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4月下旬，三十四师与六霍红军并肩南下，攻克衙前镇。
王效亭领导的红三十四师是潜山红军的鼎盛时期。全师兵力1000余人，有长枪90支，短枪10支，土枪500余条。红军控制的红色区域东至黄柏、官庄，西到水吼、牌楼，南逼县城，北连霍山苏区，面积占全县五分之三。5月初，在王效亭领导下，潜山县革命委员会在天堂镇金家花屋宣告成立，区、乡农会也相继成立。
6月上旬，中央军事特派员朱瑞到天堂苏区视察，将红三十四师改名为中央独立二师，下辖4个团。王效亭以洪朗光的化名，任师长兼政委。6月18日，为了实现先打梅城、后攻安庆、会师武汉的口号，王效亭指挥独立二师和各区赤卫队2000余人围攻县城梅城。因敌强我弱，红军攻城未克而伤亡很大。这时，安徽省政府加派军队围剿潜山红军，王效亭率独立二师退到六霍山区活动。
9月初，王效亭率领独立二师自六霍南下，以图恢复天堂根据地。9月4日，红军接近衙前时，因思想麻痹，遭敌伏击，部队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王效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他带领一部分人去六霍苏区，另一部分人到皖南开展革命活动。
请水寨暴动失败后，王效亭带领一部分红军战士到六霍，他自己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民国20年（1931年）夏，他复回六霍苏区，担任皖西教导二师师长兼师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共英潜工委书记。不久，他率军再克英山，组建了中共英山中心县委，建立了英山县苏维埃政府。在他的领导下，英山县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各区、乡都建立了党组织、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和农会组织。
这时，张国焘正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残杀革命同志。10月，曹大骏秉承张国焘的旨意，以“改组派”的罪名将王效亭捕杀。同时被诬杀的还有潜山籍共产党员储余、王德跃等。不久，英山革命根据地也丧失殆尽。
鲁宏图
鲁宏图（1911～1931）字绍祥，望江县城人。8岁读私塾，学余帮做中医的父亲鲁德鹏碾药，兼学医业。民国13年（1924年）入雷阳小学，15年考入安庆一职读书，至高中毕业。
民国16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参加望江旅省学生会，被选为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地下活动。在出版《雷声》小报工作中，他负责组稿、刻印任务，并撰写了《青年人要到前线创造新社会》等文章。
民国17年暑假，鲁宏图与鲁绍林等旅省学生会代表，应邀参加县教育局召开的会议。鲁宏图在会上就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发表了讲话，并呼吁增加教育经费，发展教育事业。
民国18年秋，鲁宏图与安大中共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伯习福等，为反对国民党军警逮捕共产党员刘树德等30余名学生事，组织举行反迫害、反程天放（国民党中统分子、安大校长）的游行示威。同年冬，他又约集10余人在城西五显庵召开会议，打算组织一部分青年到农村去调查劳苦大众受欺压的材料。不料，此事被国民党县党部察觉，鲁宏图等只得转走安庆。
民国19年夏，安庆一职高中、高工、成德中学部分毕业生联合向省主席刘镇华请愿赴苏留学。刘不但不批，反斥责道：“国内大学林立，为何要去俄国？”鲁宏图等请愿学生遂贴标语于街头和省府门墙：“打倒贪官污吏、军阀官僚刘镇华！”第三天，学生上街游行，行至四牌楼受阻，遭到军警冲击。学生分散后，鲁宏图等再到省府门墙贴标语，被军警发现而遭逮捕。当夜，鲁宏图用绳索拴身滑出城墙转入乡村，在桐城东乡同学家隐居多日。此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已将鲁宏图的照片张贴各地，予以通令缉拿。
民国20年春，鲁宏图化装进安庆，被军警识破而遭捕，随即关进省军法会审处反省院。虽经中共党组织和鲁宏图父亲多方营救，但终无效果。9月11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晨，鲁宏图等7人被押解到集贤关壮烈牺牲。
吕调元
吕调元（1865～1932）原名景丰，字权予，号燮甫。清同治四年（1865年）吕调元出生于太湖县西南乡吕家大屋，家境贫寒。光绪年间，他以举人身份赴京会试，因八股文章做得好，中癸卯（1903年）科进士，历任隆平、献县、吴桥、清河等县知县。在清河县任上，因贪污、搜刮，民愤较大，被控革职，旋又调补天津县知县。辛亥革命前夕，曾亲往河南项城，谒见被罢免的袁世凯，并办报纸鼓吹袁世凯功德，得袁氏信任。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吕氏得其荫庇，身价立刻暴涨。先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由天津县知县升天津府知府，调署保定府知府，旋又迁升豫南观察使。民国2年任湖北民政长，特授二等嘉禾章。不久，又任湖北巡按使。民国3年，调任陕西巡按使。民国5年，即聘充国务院顾问。民国7年，第二届国会当选参议院议员，特任安徽省长，授一等嘉禾章，次年1月即走马上任。
民国8年（1919年）8月15日及9月1日深夜，驻安庆倪嗣冲所部安武军两次偷袭安庆女子蚕桑讲习所，对该校师生进行围奸，至该女校羞愤自杀者达10余人。事发后，吕调元与倪嗣冲先是极力隐瞒事实，当《字林西报》将此事布之于众后，引进举国共愤。吕、倪二人于12月14日、16日致电北京政府，袒护该军兽行，反责报界“无中生有，任意栽诬”。12月5日，省署卫队在市间购物时，与警察发生冲突。吕氏闻讯，令其子率队前去弹压。警察厅长刘道章在倪嗣冲授意下，借口警察受辱，提出辞职。吕氏除责革滋事卫兵外，暗令其子离皖，以图息事宁人。不料9日，全城警察罢岗，吕氏被迫致电北京政府，提出辞职。12月31日，被罢免省长，后又任北京斋堂煤矿督办和湖北省长。
民国12年（1923年）2月10日，吕调元复任为安徽省长。在皖期间，曾倡修志书，治理皖河，为民国10年《太湖县志》总裁并作序。同年底，调任安徽省铁路督办。20年代末，吕氏隐居天津，穷途潦倒，衣食不济。民国21年死于天津。
刘淠西
刘淠西（1904～1932）化名楼伯希，清光绪30年（1904年）出生于霍山县桃源河一个地主家庭，为1929年“六霍起义”重要领导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安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
民国10年，淠西求学于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14年，他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1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打响后，黄埔军校学生随军北伐，刘淠西于年底到达武汉，并转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民国16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刘淠西回家乡开展地下活动。他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霍山县指导委员会任执委，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民国18年1月，中共霍山县委成立，刘淠西任县委委员。这时，六霍地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霍山县反动势力纷纷组织“民团”，企图对抗革命势力。霍山县委决定派革命同志打入各地“民团”，控制其武装，刘淠西担任了诸佛庵民团团总。他在民团内向团丁们灌输革命思想，发展地下党员，很快控制了整个民团。他还以民团的名义出面，打击反动势力，收缴土匪武装，为武装起义作准备。4月，他和担任民团队长的共产党员朱体仁领导发动了诸佛庵兵变。兵变成功后，刘淠西率领有50多支枪的武装奔赴县委指定的地点集中，组建成中共霍山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这支武装由县委军事委员朱体仁率领，活动在六霍边境，后在独山起义和西镇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诸佛庵兵变成功后，刘淠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3月，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参加党中央办的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中央派他到安庆，任中共安庆中心县委书记。
民国18年10月初，刘淠西自上海乘船到安庆。当时安庆的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处境艰难。10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心县委会议，制订了关于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和兵运等工作议案。他还加强了对潜山、桐城、太湖、贵池等县党组织的指导，并到高河埠、贵池等地巡视，推动了这些县武装起义的准备。在以刘淠西为书记的安庆中心县委领导下，从民国19年春起，潜山、太湖、桐城、高河埠等地党组织先后举起了武装暴动的红旗。
在安庆中心县委工作期间，刘淠西十分重视开展工人运动。中心县委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专管工运。他和他的战友脱去长衫，穿上短衫，拉着黄包车，深入到工人和群众中开展工作。不到两月的时间，党就在工人中建立了两个党支部，还成立了工人互济会。
这时，霍山县县长甘达用正在重赏悬拿刘淠西。一些从霍山苏区逃亡到安庆的土豪劣绅侦知到刘淠西的踪迹，向国民党安徽省当局作了密报。民国19年（1930年）2月26日，刘淠西在安庆被反动军警拘捕，设在姚家口的中心县委机关也被破坏。民国21年，刘淠西在安庆北门外碟子塘就义。
杨小楼
杨小楼（1877～1938）名三元，为谭鑫培义子，随谭氏父子辈排名嘉训，艺名小楼，原籍怀宁县皖河乡，生于北京。父杨月楼，演武生，人称“杨猴子”，为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幼入北京小荣椿科班二科，科名春甫，从杨隆寿、姚增禄、杨万青学武生。17岁出科，在京、津两地搭班演唱，充当配角。倒呛后，他发愤用功，刻意磨练，曾得到谭鑫培、王楞仙、王福寿、俞菊笙的指点。24岁搭北京胜和班，以“小杨猴子”名帖演出，才崭露头角。赴天津演出时，以《艳阳楼》一剧轰动剧坛。后又进谭鑫培领衔的同庆班，声誉鹊起。辛亥革命后，他继续从张淇林、牛松山等学戏，演出于京、津、沪、汉各地。他曾领衔陶咏、桐馨、中兴、崇林、松庆、双胜、永胜各社，以武生挑大梁，并先后同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王凤卿、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余叔岩、郝寿臣等合作，成为与梅兰芳、余叔岩并列的京剧界三大代表人物，享有“武生宗师”的声誉。
杨小楼在艺术上继承家学，师法俞（菊笙）、杨（隆寿），更能博采众长，打下了武生表演技艺的全面基础。他戏路宽广，昆乱不挡，长靠、箭衣、短打各工剧目无不精彩。杨小楼擅演的剧目有《长板坡》、《挑滑车》、《贾家楼》、《铁笼山》、《冀州城》、《战宛城》、《闹昆阳》、《连营寨》、《阳平关》、《青石山》、《状元印》、《八大锤》、《艳阳楼》、《虫八蜡庙》、《晋阳宫》、《金钱豹》、《安天会》、《水帘洞》、《连环套》、《落马湖》、《恶虎村》、《武文华》、《赵家楼》、《麒麟阁》、《林冲夜奔》、《蜈蚣岭》、《宁武关》、《五人义》、《下河东》、《镇潭州》等，并能演老生戏《大登殿》、《法门寺》、《战太平》、《四郎探母》；晚期又排演了新编剧目《野猪林》、《山神庙》，《连环套》、《甘宁百骑劫魏营》、《陵母伏剑》、《坛山谷》、《康郎山》、；还与尚小云合排了《楚汉争》，与梅兰芳合排了《霸王别姬》，与朱琴心合排了《陈圆圆》，与马连良合排了《要离刺庆忌》。
杨小楼的艺术秉赋极好，身材魁梧，扮相英伟，嗓音清亮爽脆，有一种声如裂帛的炸音。唱念均遵“奎（张二奎）派”风范，咬字清楚真确，间有京音；行腔朴直无华，唱来气力充沛，喷吐着实，声音浑厚饱满而富有韵味；念白抑扬顿挫，字字分明，于语气的细微毫发间传出角色的神情。杨小楼运用各种武技，必从人物、剧情出发，讲求精当贴切，着力体现意境，重在追求神似，观众称之为“武戏文唱”。如在《霸王别姬》中饰演项羽，举手投足都表现了这位叱咤风云的末路英雄，在一场生死搏斗中激烈复杂的内心活动，慷慨悲歌，慑人心魄。尤其是同梅兰芳（饰虞姬）的合作，珠联璧合，一时称为绝响。他在京剧舞台上塑造的赵云、高宠、姜维、高登、楚霸王、孙悟空、金钱豹等艺术形象，突破前人窠臼，自成风格，至今仍为后学者所师法。他把京剧武生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形成人们所推重的“杨派”。京剧大师梅兰芳曾给予杨小楼高度评价，说“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
杨小楼性格沉静，不喜交游，习艺演剧之外，闭户读书，研习书法，对所演剧目大多自行修润。3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他不顾环境困难，坚拒为冀东伪政权祝贺演出，带动了北京京剧界。晚年，在他编演的《甘宁百骑劫魏营》、《坛山谷》两剧中，有大段说白，说明军人有守土之责，当誓死抗敌，保卫疆土。激昂慷慨之情，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杨派武生传人有孙毓、李万春、高盛麟、李少春、王金璐、刘宗杨等。
叶仁山叶义山
叶仁山（1901～1933）、叶义山（1906～1933）为同胞弟兄，太湖县徐桥区大石乡向阳村人。均为太湖县大石岭暴动领导人。
叶氏兄弟出生于颇为富裕的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私塾、县高等小学读书，后来到安庆读中学，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民国14年（1925年）后，叶氏兄弟停学回乡，举办贫民学校，组织文章会，探求救国救民真理。民国16年春，北伐军进抵太湖，叶仁山参加了太湖县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活动，并担任县农民协会主席。叶义山也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活动。
民国17年春，中共怀宁县委派甘信元回太湖发展党组织。3月，甘信元介绍仁山、义山弟兄加入中国共产党。月底，中共太湖特别支部在大石岭成立，叶氏兄弟为特支骨干。9月，中共太湖特支改为特别区委，下辖4个党支部，叶仁山任大石岭支部书记。民国18年7月，大石岭支部扩大为特支，叶仁山任书记，叶义山任副书记，在叶氏兄弟的领导下，大石岭地区党组织发展很快，成为太湖县革命运动的中心区域。
民国18年（1929年）9月中旬，太湖特区书记甘信元在叶仁山家后山开会，决定成立抗租抗债委员会，发动贫苦农民抗租抗债，对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叶仁山、叶义山在大石岭地区积极发动农民开展各种活动，贯彻特区委的指示。10月底，他们在大石岭秘密组建赤卫队，收集枪支弹药，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叶仁山担任赤卫队副指导员，叶义山担任赤卫队分队长。不久，大石岭赤卫队发展到60多人，成为武装暴动的骨干力量。
民国19年3月10日，中共太湖县委成立，叶仁山、叶义山任县委委员。3月下旬，太湖县委召开会议，决定在太、宿、望3县边区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会后，叶氏兄弟变卖家中田产30余亩，用作武装暴动的活动经费；又在大石岭和望江县上花棚各开一家小店，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
4月12日，太宿望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暴动终于打响了第一枪，叶仁山、叶义山和望江县党组织负责人孙敬纯带领赤卫队和农民群众数百人冲进望江县北部劣绅李贯贞的家，开仓分粮，收缴李贯贞家的武器弹药，并将李贯贞就地镇压。接着，叶仁山、叶义山又指挥暴动武装抄了大劣绅韦大衍的家，枪毙了韦大衍。4月下旬，甘信元、叶仁山等人在大石岭组建起工农红军太望赤卫队，叶仁山任副指导员。太望赤卫队活跃在太湖、宿松、望江3县边区，打击了土豪劣绅，扩大了革命影响。
5月中旬，叶仁山、叶义山和赤卫队队长陈大虎、副队长殷幼堂带领100多名赤卫队员到太湖县刘山铺包围了大土豪李伯超的家，缴了李家的枪支，李伯超闻讯逃脱并向太湖县政府告发。赤卫队返回途中，受到反动军队的袭击，战斗失利，6月以后，叶仁山、叶义山按照太湖县委的决定，转入地下活动。
民国20年3月，叶义山接任太湖县委书记。此后，他曾带领一部分伤员和赤卫队员到江西浮梁、景德镇等地活动，以图打开江南局面。民国22年（1933年）夏，因叛徒告密，叶义山在秋浦县被捕。10月16日，被杀于秋浦县城东门外；同年7月，叶仁山在太湖家乡病逝。
陈雪吾
陈雪吾（1902～1933）又名虎生、庆杰，原桐城县后方乡（今属枞阳县）人。雪吾7岁开始放牛，10岁后才入私塾读书，15岁就读于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他少年时代同情贫弱，憎恶权势，爱打抱不平。民国8年（1919年），陈雪吾在安庆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开始接触民主革命运动。民国12年春，他随四叔陈野先在山东高唐县供职糊口，因积极支持当地抗捐抗税斗争而被革职回乡。民国15年，经同乡章伯钧介绍到武汉安徽党务干部学校学习，民国1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陈雪吾回到故乡和章逐明一起在桐城东乡开展革命活动。民国17年2月，中共桐城支部在方家仓成立，章逐明任支部干事会书记，陈雪吾任干事会成员。桐城支部下设4个党小组，他任团山头党小组组长。以后，他又任中共桐城区委委员兼方家仓支部书记，着力于发展党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
民国18年3月，陈雪吾任中共桐城县临时委员会常委，分管宣传和军事工作。同年秋，县委书记章逐明生病，陈雪吾代理书记，主持县委全面工作。在省临委巡视员王步文的指导下，这一年桐城县党组织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全县建立党支部31个，有党员275人；党领导下的工会5个，工会会员100余人；党领导下的基层农会有11个，农会会员1200多人。11月，陈雪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回县后，正式担任桐城县委书记。随即他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发动武装暴动的工作。民国19年（1930年）2月11日，在孔城党支部的配合下，陈雪吾带领10多个突击队员，突袭了孔城商团团部，缴获步枪16支，子弹数十发，为武装暴动准备了一批武器。
4月底，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在桐城县东乡会宫（现属枞阳县）召开了桐城、怀宁、太湖、宿松、望江、庐江、贵池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普遍发动武装起义。会后，陈雪吾辞去了县委书记职务，集中精力发动了罗家嘴暴动和鲁谷共山暴动。7月，他将各地起义武装集中到桐北地区欧家岭，组成红军独立团，陈雪吾担任独立团团长。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队重兵“围剿”欧家岭，红军独立团损失惨重。
民国20年后，桐城、庐江的党组织合并为中共桐庐县委，陈雪吾再任县委书记。他带领游击队员，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镇压了庐江县南部地区的恶霸地主郑英甫、朱汉冲和国民党特务刘之渭，并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了“吃恐”斗争（即发动饥民到大地主家“吃大户”）。“吃恐”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因而疯狂地进行镇压，陈雪吾不得不转入隐蔽活动。
民国22年2月，因叛徒出卖，陈雪吾不幸被捕。3月17日，陈雪吾在桐城县城东门外紫来桥下从容就义。当时，桐城乡贤房秩五得知陈雪吾牺牲消息后，曾写了一首长诗哀悼烈士。房秩五在诗中称赞陈雪吾“浩气塞长空，精忠翔故里”，表达了桐城县人民对陈雪吾的敬仰和怀念。
朱湘
朱湘（1904～1933）字子沅，祖籍湖北，后移籍安徽太湖，世居弥陀寺百草林（今弥陀乡）。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生于湖南沅陵，现代著名作家。
朱湘的父亲朱延熙是清末翰林，在湖南做过盐运使等官，后举家寓居湖南沅陵，生有子女多人，朱湘排行第五。朱湘3岁时，母亲去世，兄姊对他刻薄。由于从小失去家庭温暖，在他的性格中一直笼罩着忧郁的阴影。6岁时，朱湘接受启蒙教育，10岁离开兄姊，到太湖老家读高小。13岁那年，就读于南京江苏省第四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民国8年（1919年）进入南京工业学校预科。两年后，考取北平清华学校，插入中等科四年级。
在清华读书期间，朱湘受五四文学思潮影响，对白话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清华校园里的李健吾、陈铨、罗铠岚、罗念生等人与朱湘志趣相投，他们常在一起组织文学活动，进行新诗和白话文的创作。民国11年1月，《小说月报》发表了朱湘处女作新诗《废园》，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其它新诗，并翻译了《罗马尼亚民歌》和英国怀特、丁尼生、勃郎宁、雪莱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民国12年秋，朱湘的学业快要结束，但因他与学校当局产生了较深的矛盾，遂被开除。离开学校后，他到上海继续创作不辍。民国13年3月，他的翻译诗集《路曼尼亚民歌一斑》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大约在这一年，朱湘加入了当时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次年1月，他的第一部诗集《夏天》也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闻一多撰写了“编者的话”。
民国14年3月，朱湘由上海去南京，与刘霓君结婚，后来生一子一女，子名小沅，女名小东。同年夏天，朱湘回到北京，在适存中学教书。民国15年4月，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在《晨报副刊》上辟《诗镌》专栏，邀请朱湘、饶孟侃等人参加。朱湘立即把自己认为最得意的《采莲曲》交去，并要求登在刊首。但印出后，第一篇是徐志摩的发刊词，第二篇是闻一多一首诗，第三首才是《采莲曲》。朱湘十分不满，对徐产生反感，二人从此决裂。
民国15年7月，经孙大雨等人帮助，朱湘回清华复读，安排在留美预备班。民国16年5月，《小说月报》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发表了朱湘的《李笠翁十种曲》、《古代的民歌》、《五绝中的女子》、《蒋士铨》等古典文学论文十多篇。8月，他的第二部新诗集《草莽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月底，朱湘与柳无忌、郭伯愈等从清华毕业后，获公费赴美留学。9月，朱湘进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选读拉丁文、法文、古英文，以及英国文学等。民国17年1月，转入芝加哥大学三年级，选修希腊文、比较文学及德国短篇小说。民国18年5月，又转入俄亥俄大学。
在海外朱湘十分寂寞，他写了很多信札给妻子刘霓君，表达了对祖国、对家人的怀念。他说自己是一只“失群的孤雁”，感到这种生活“越来越无味”。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族自尊心太容易受到伤害。某一次，在法文班上，念法国作家杜德的作品，里面说中国人象猴子，美国学生哄堂大笑，朱湘当即退堂以示抗议。在国外的遭际深深刺伤了朱湘的自尊心，他为自己民族倍受歧视，为祖国的积弱贫穷感到羞惭，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说：“我在外国住得越久，越爱祖国”。又说：“为祖国鞠躬尽瘁，是我早已选定了的。”民国18年9月，朱湘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提前回国。
民国19年春，朱湘受任为安徽大学文学教授兼西语系主任，他以渊厚的学识和正直的品格赢得了学生的敬爱。这一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他所译的《英国近代小说集》。在安大教书期间，他一面写作新格律诗（后收入《石门集》），一面译诗，还热情支持学校的一个文艺团体——“晓风社”的活动，并为他们的刊物撰稿。后因学校常欠薪，他那不到一岁的孩子因为没有奶吃而早夭，加之他推荐的几个友人来安大任教，均被校方拒绝，遂拂袖而去。民国21年秋，离开安庆到了北平，后去上海想靠出版新作品来谋生，但都没有结果。民国22年春，朱湘又到上海，每日破衣敝履，四处奔波，全家4口人仅靠一点稿费度日。不久，他又辗转漂泊到杭州、青岛、北平各地，以卖文为生。长期失业，以及文路受阻，使朱湘的精神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民国22年12月4日，朱湘去寡嫂薛琪英家借了20元钱，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武汉方向的吉和轮。5日晨，船行到安徽省当涂的采石矶附近，朱湘纵身跳进波涛滚滚的长江，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朱湘生前，创作十分勤奋。民国18年，上海北新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英国近代小说集》，列为《欧美名家丛书》之一。民国20年，他又应光华书局之约写了《诗的产生》，后来收入《文艺创作讲座》。他去世后，友人赵景深等搜集遗作汇集出版，计有《石门集》（第三本诗集，民国23年商务出版社）、《永言集》（第四本诗集，民国25年上海图书公司）、《中书集》（散文与文学评论合集，上海生活书店版）、《番石榴集》（翻译作品，民国25年赵景深辑，商务出版社）。还有信札，编成《朱湘书信集》、《海外寄霓君》，分别由天津“人生与文学”社、上海北新书店出版。
李鸿鸣
李鸿鸣（1707～1933）又名李彦华，化名李晓，潜山县槎水乡人。民国17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9年2月参加请水寨暴动，9月，与金步蟾等辗转到江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他在贵池县源头（现属石台县）开设一个小杂货店，以此为掩护，开展建党工作。接着，自潜山转移到江南的党员储效鲁、储奎成、储宏家、储希文等人也到达贵、秋、东地区与李鸿鸣取得了联系。年底，他们建立了九都、姚黄、南坑3个党支部，李鸿鸣任中共南坑支部书记。民国20年11月10日，中共徽州工委在秋浦县雁落坡成立；民国21年3月，徽州工委书记鲁国储到秋浦县检查指导工作，决定在九都、姚黄、南坑3个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共秋浦县委。他们在南坑召开支部负责人会议，推选李鸿鸣任县委书记，金步蟾任县委组织部长。会议还决定成立农民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秋浦县委机关设在仙寓山一座庙内，隶属于徽州工委领导。是年11月，秋浦县委下属党组织已发展到4个区委、14个党支部，有党员194人，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成员达340余人。
李鸿鸣根据皖南山区的实际情况，曾把农民群众组织成采伐薪木队和土豪劣绅作斗争，使秋浦县政府惊恐万状、束手无策。
农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李鸿鸣认识到举行武装暴动的时机已接近成熟。9月初，李鸿鸣在葛公主持召开了中共秋浦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10月19日（农历九月二十）在全县范围内举行全面暴动。当时计划将农民革命群众编成3支游击队，以丁香、九步岭、赉田、姚黄、源头为中心分3路出击。
正当农民暴动进入紧张的准备时，李鸿鸣却因劳累过度而病倒。其他县委领导人决定推迟暴动时间，改为11月17日（农历十月二十日）举行。可推迟暴动的决定因交通阻隔未及时传达到各路游击队。当时负责领导和组织姚黄地区暴动的储效鲁，仍按原计划举行了起义，打了两户土豪，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
局部地区的暴动，暴露了党的目标，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国民党秋浦县县长夏邦济立即组织反扑，带领县自卫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又发生了葛公小碑党支部中党员叛变告密事件，夏邦济立即派军警到源头，于11月12日将李鸿鸣、金步蟾逮捕到县。民国22年2月，李鸿鸣、金步蟾2人就义于秋浦县南门岭。
吴芝瑛
吴芝瑛（1868～1934）女，字紫英，晚号万柳夫人。原桐城县高甸（今属枞阳）人。其父吴宝三与晚清学者吴汝纶为堂兄弟，曾任山东郓城、阳信等县知县。吴芝瑛幼读经史，好吟咏，博览群书，尤好唐宋诸大家的诗文及历朝法帖。19岁嫁无锡廉泉，随夫居北京，以诗文、书法闻名京师。尝手抄《楞严经》一部，士林视为珍品。此时，得以结识秋瑾，情同手足。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瑾东渡日本求学，吴帮助筹措旅费，并在陶然亭为其饯行。不久，吴芝瑛离开北京移居上海。光绪三十二年，秋瑾从日本回国至上海，在曹家渡小万柳堂访吴，叙其留学时的艰苦情状。席间，秋瑾拔刀起舞，歌声悲壮动人，吴芝瑛命女以风琴和之。光绪三十三年，秋瑾在绍兴遇害，吴冒死为其收尸，安葬在杭州西泠桥堍，并题墓碑《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并作《西泠吊秋》七绝4首。是年9月，清御史奏请严惩，后经多方营救，加之中外舆论群起反对，才得幸免。吴工诗文、书法，论者谓其事、其文、其书，堪称“三绝”。辛亥革命事起，上海民军组成，吴慷慨捐输助饷，并致书上海女子北伐队司令陈也月请缨。袁世凯僭谋帝制，吴置与袁氏旧谊于不顾，毅然投入反袁斗争。吴宝三仅吴芝瑛一女，父卒遗家产万金。吴芝瑛奉命将全部遗产捐办鞠隐小学。吴芝瑛著有《帆影楼纪事》、《帆影楼旧藏画目》，并编辑《小万柳堂丛刻》5种。此外，《桐城高甸吴氏宗谱》艺文卷，收录有她怀念和吊奠秋瑾诗10首。
金汤
金汤（1907～1934）化名洪汉卓、朱晓村、赵慰农、金达、金式城。潜山县第六区天堂（今属岳西县）人。安庆第一中学毕业。民国18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与王效亭、金佐周等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民国19年2月，参加请水寨暴动后，在安徽临时互救会工作，任互救会巡视员。曾到六安、霍山、潜山等县巡视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金汤去芜湖工作，任省工联秘书。民国20年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特派员。同年5月，由省委派驻歙县整顿组织。民国21年4月，任中共徽州工委组织部长，曾组建起中共黟县县委和中共歙县县委。。10月，与刘国标、计剑锋等决定在祁门南坑成立暴动总指挥部，刘任指挥，金任政委，又将祁门、秋浦、浮梁、婺源等地100多名农民编为3个营准备攻打祁门县城。一次，他从江西运子弹到徽州，为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金汤将枪枝子弹藏在3口棺材里，棺材里再各装一条死狗，敌哨兵闻到臭味，认为真的是死尸，随即放行。11月，中共徽州工委书记鲁国储被捕，金汤接任中共徽州工委书记。民国23年2月，金汤在去江西瑞金途中因叛徒出卖，牺牲于江西。
杨学源
杨学源（1911～1934）又名碧华，宿松县东洪乡人。幼读私塾，后在北山小学、安庆一中读书；17岁高中肄业，考入上海大厦大学。他能诗善画，且工乐谱，会拉手风琴，曾自编自唱《穷人调》一首，深受贫苦农民喜爱。
民国19年，杨学源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0年4月，因在沪西组织发动纱厂工人罢工，被学校开除学籍，流落街头。民国21年春，上海党组织与鄂东苏维埃边区政府任命杨学源为中共宿松特区（湖区）区委书记，被派回乡。他以举行婚礼为掩护，召集张晖、石林等40多名革命同志参加会议，成立了“宿松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杨学源当选为主席。此后，他以许岭小学教师身份，开展工作，领导革命斗争。其妻石毛妹也成为党的地下联络员。
民国21年4月，宿松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杨学源只身前往江西彭泽县，与赣北特区周庆川（周静轩）相逢。经协商，确定宿松特区从此受赣北特委领导。杨学源重回宿松，在长湖口三角墩秘密成立太宿望中心县委，杨被选任中心县委书记。之后，他组织起松南游击队，任命谢官记为大队长，开辟汇口、程营等地为革命活动区。又发展许岭、城关、复兴、二郎、凉亭等地革命力量，建立党支部，建起农民团、互济会、孔圣会等革命组织。同年12月，蕲宿太工委遭国民党军队“围剿”后，被迫转移到湖区，与太宿望中心县委合并，改称中共蕲宿太彭工委，陈开运任书记，杨学源为副书记。
民国22年3月，湖区党组织又遭国民党军队破坏，工委被迫解散。杨学源再上江西寻找党组织，由于受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而遭排斥。但他并不气馁，在贫病交困中撰写了《宿松青年应走的路》、《苏联和平外交不是放弃革命》、《牧牛者的哀歌》、《我的一九三三年》等文章，积极进行革命宣传。
民国23年4月，中共闽浙赣省委任命杨学源为红十军游击队司令员，在彭泽、宿松一带开展活动，组织武装打击国民党的进攻。同年11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杨学源奉命留守彭泽磨鹰嘴。不久，在一次突围中，杨学源为掩护游击队主力安全转移，他独守阵地，最后身中两弹，而壮烈牺牲在烈火之中。
童长荣
童长荣（1907～1934）字灿华，化名张树华，原桐城县枞阳镇（今属枞阳县）人。他出生前3个月父亲病故，其母只得帮人做针线活和洗衣服度日。长荣先后读于枞阳镇陶公祠初级小学、县立白鹤峰第二高等小学，民国10年，考取了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里，童长荣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在“六·二”学潮、反对李兆珍长皖、反对贿选的第三届省议会等斗争中，童长荣表现积极，遂成为安庆学生联合会的骨干。民国12年10月，因他积极参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和反对军阀马联甲兼署安徽省长的斗争，受到马联甲的通缉，只得离开安庆。他在旅居上海时，曾与蔡晓舟、王步文等人主办了《黎明》周刊，继续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民国14年，童长荣赴日本东京留学，并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被推选为中共旅日支部领导成员，负责共青团工作。民国17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当时旅日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组成了“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积极开展斗争，童长荣被选为大同盟理事。日本当局悉知后，即将童长荣逮捕下狱，两个月后被“驱逐”回国。
从民国17年起，童长荣先后任上海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并参加了太阳社和“左联”的筹备工作，发表过一些左翼文艺作品。
民国19年春，童长荣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在此期间，由于执行了李立三的“左”的做法，犯了盲动主义错误。民国20年1月，调离河南，任大连特别支部书记。他虽身患肺病，但却活跃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前哨阵地上。经过他的努力，很快就创建了满铁、三泰油场和三菱油场3个党支部，并领导三泰油场和三菱油场工人举行了罢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童长荣化名张长荣，被派往抗日前线的东满地区（现吉林省延边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民国21年春，他在延吉县依兰地区组织领导了春荒斗争，在斗争中组建起赤卫队和游击队，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游击队。东满4县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后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
民国23年3月21日，童长荣在汪清县十里坪与日军战斗中，身负重伤，撤退时不幸陷入雪坑而壮烈牺牲。
胡普伢
胡普伢（1870～1935）太湖县新仓乡人。是安庆历史上第一个黄梅戏女演员。出生于一个世代以烧石灰为业的贫农家庭。9岁时给人当童养媳，14岁时瞒着家里偷跑到“春台班”，向蔡仲贤学黄梅戏。后被婆家阻挠，又逃往石牌，继续搭班唱戏。17岁时和一个叫陈塌鼻子的人结婚，夫妇经常随班演出于潜山、怀宁、桐城、枞阳、庐江、贵池一带，并到湖北武穴、浙江淳安等地演出过。她扮相好，嗓音甜，唱腔优美动听，表演逼真细腻。以唱旦角为主，生、旦、净、丑、末、样样都会，大戏、小戏本本精通。连誉满大江南北的“南程”（积善）、“北丁”（老六）都拜在她门下受教。40岁后和一个姓张的戏老板结识，定居在枞阳镇石矶头，开“合义馆”，以教戏为业，兼卖茶、酒，直至去世。
余谊密
余谊密（1873～1935）字咏南，别号疏翁。潜山县人。少随其叔父余风溪在安庆、天柱、祁门书院就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补直隶州判，光绪三十三年任单县知县。宣统二年（1910年）任潜山县临时县议会议长，继为安徽省临时省议会议员。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历任怀宁、南陵、芜湖知县、淮泗道尹，民国15年任安徽省代省长数月。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余谊密投靠当时皖军总司令陈雪暄，蒋介石来皖时，陈奉命主持皖政，设立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余谊密任委员，后又兼任省财政厅厅长。余谊密在省府当官后，以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广置田产。仅在怀宁育儿村就有两个田庄，在六安、舒城、庐江等县则有更多的田产，每年可收租一千余担。民国18年，余在家乡苎麻湾大兴土木，建“玉成堂”，曾洋洋自得作过一副对联：“余少日孤贫止志气未堕乃有今日；若后人奋勉要家声丕震方可为人。”民国1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大别山活动频繁，余谊密捐巨款购置枪支弹药，组织团防，命其弟余谊寅（联防队官庄团练头头）、次子周觉（潜山县保安大队大队副）率队配合国民党二十五路军对黄柏地区进行了3个月的“清剿”，使共产党便衣队、游击队、赤卫队及农会会员、党政干部约200多人惨遭杀害。余谊密胞侄余大化（中共潜山特支书记）致力于革命活动，余谊密干涉不成，便与之断绝关系。余大化遇难后，其胞弟余化民继承烈士遗志投身革命，被官庄团练围捕，团练有人念其系余谊密胞侄，欲免其一死。余谊密得悉后，手谕官庄团练：“社会败类，家庭逆子，杀！”故余化民于民国19年冬在官庄被杀害。民国24年1月，余谊密由一连兵力护送，乘坐4人抬的大轿，由省府安庆回老家过年。2月12日，红二十八军高敬亭所部八十二师特务营和手枪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官庄余宅将其活捉并处决。
叶春善叶盛章叶盛兰
叶春善（1876～1935）字鉴贞，原籍安徽太湖，生长于北京。近代有名的京剧演员、戏曲教育家，喜连成科班的创始人。其父叶中定是同治、光绪间名净，人称“活孟德”，叔叔叶中兴是名小生。春善7岁时父亲病故，靠母亲揽外活为生，后托人得入杨隆寿的小荣椿班学艺。由于杨隆寿、范福泰等名师的指点，遂学成文武昆乱于一身，与杨小楼、程继仙等均成为杨门科班的高足。出科后搭四喜班演出，以唱老生戏而著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应吉林富绅牛子厚之约，与姚增禄、范福泰等人赴吉演出，深得牛氏赞许。清光绪三十年，春善得牛氏赞助，在北京试办科班。先期只招徒6人，全是“喜”字辈，如雷喜福、武喜永等。春善自任教师，文武昆乱，生旦净丑，一人兼任。次年扩大招生，并聘请了萧长华、苏雨卿等执教，正式成立了“喜连成”社班，春善任社长。民国元年（1912年）冬，喜连成改由北京外馆财主沈玉昆赞助，更名为富连成，春善仍为社长。从光绪三十二年起，喜连成开始每天在前门外广和茶楼演唱，一时声名鹊起。不仅北京人爱看，连外地人也知道北京有个“喜连成”，并纷纷约请他们前去演出。民国22年在应韩复榘之约去济南演出途中，春善突患脑溢血症，半身不遂，被送回京。民国24年，病情恶化，终因医治无效而去世。
30多年来，春善经营喜、富连成，共培养出喜、连、富、盛、世5科近千名学员，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袁世海脱颖而出，成为京剧红伶；梅兰芳、麒麟童（周信芳）、姚佩兰、葫芦红等一批著名演员曾慕名而来，带艺入科学习。叶春善以他的喜连成为我国京剧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叶盛章（1912～1966）原籍太湖，生于北京，叶春善三子。京剧名丑。盛章从小在朱幼芬的福清社班学艺。福清社停办后，入富连成，为小四科“盛”字辈学生。盛章工丑角，初从名丑王长林习武丑，后拜萧长华、郭春山习文丑。盛章善于研究，多有创新，能自编新戏。父亲逝世后，协助长兄龙章主持富连成社务，编排文武戏，率学员去各地演出。民国28年，盛章随富连成班赴上海，与盖叫天合作，演出于黄金戏院，轰动一时。民国35年，与长兄龙章主持梨园公会，并办理义演。民国37年，富连成解散，盛章率部分成员去上海演出。解放后，与李少春、袁世海合作组建新中国实验京剧团。1951年，参加中国戏剧研究院工作，任京剧实验工作第一团副团长。1955年任中国京剧院三团副团长，多次参加出国访问演出。1964年后，在北京戏曲学校任教，直到1966年去世。
盛章集文武丑于一身，然以武丑为优。所演《酒丐》、《藏珍楼》、《盗银壶》、《铜网阵》、《时迁偷鸡》等，口白脆快，翻扑惊险，人物个性鲜明，人称“叶派武丑”。
叶盛兰（1914～1978）名瑞章，字芝如。原籍太湖，生于北京，春善四子。京剧名小生。12岁入富连成，学青衣、武旦，与兄盛章均为小四科“盛”字辈学生。出科后，即入著名武生演员程继仙门下深造。盛兰尊师苦学，然又有所创意，如小生之念白、唱腔，能大小嗓兼用，成为一绝。他又善于把握小生不同的个性，根据剧情发挥每个人物的特点。他擅长演《战濮阳》、《三战吕布》、《石秀探庄》、《狮子楼》、《八大锤》等武戏，还有《罗成叫关》、《辕门射戟》、《雅观楼》、《吕布与貂蝉》。他演的吕布、罗成等角色英俊潇洒、气宇不凡。马连良、于连泉、章遏云等名伶均邀盛兰同台演出。因在《群英会》中饰周瑜出神入化，遂有“活周瑜”之称。盛兰1951年参加戏曲研究院实验工作团，1955年任中央京剧一团团长，曾与杜近芳同台演出《柳荫记》、《白蛇传》、《桃花扇》等。1959年与马连良、李少春等排演《赤壁之战》，与张君秋同演田汉编写的《西厢记》，人称“叶派小生”。
吴介唐
吴介唐（1901～1935）字耐夫，化名柯青、吕杏天。潜山县第六区（今岳西县汤池区）响肠人。
介唐自幼家贫好学，在族人的资助下，先后就读于潜山集成小学、安庆省立第一师范，民国15年考入武昌大学，不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回乡后，他创办自强私塾，白天教书，夜晚开办夜校，为青年农民补习文化，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民国16年8月，他在响肠组织起农民协会，把反对土豪劣绅、反对稻卖高价作为协会的宗旨。响肠农民协会7名成员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请水寨暴动的骨干，其中的王俊、方乔南、王焰才、王焰青均先后牺牲。秋，王步文回潜山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并介绍吴介唐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7年，吴介唐任响肠集成小学校长，他利用教书为掩护，组织农会，发展组织，使响肠成为潜山县境内革命势力活跃的中心地区。民国18年，吴介唐出任潜山县教育局长。11月，接任中共潜山县委书记，开始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他先后在响肠和无愁建立起农会武装——摸瓜队，打击土豪劣绅；接着又开展了反对稻卖高价，提出了“稻卖两吊钞，开门好睡觉；稻卖两块半，财主头要断”的战斗口号，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响肠地区土豪方廷献、劣绅程晓初等试图反抗，吴介唐则布置摸瓜队镇压了方廷献和陈晓初父子，打响了武装暴动的信号枪。
民国19年2月初，请水寨暴动爆发，响肠、无愁一带的贫苦农民涌上请水寨，投入红军队伍。当时，吴介唐留在城内，以合法的身份积极配合了潜山红军的军事斗争。6月，红军师进攻潜山县城失利，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大肆搜捕革命者，吴介唐不幸被捕。但因国民党当局没有抓住什么把柄，经党组织和亲友设法营救，不久获释。
出狱后，吴介唐离开家乡，先后奔波在盱眙、天长等地，后来辗转到贵池县留田、棠溪一带活动。民国20年冬，他通过铜陵县党组织，与中共芜湖中心县委接上组织关系。此后，他先后组建了贵秋东县委、石青太中心县委和贵秋东中心县委，并担任党组织负责人。在这期间，他有时当教书先生，有时当游方郎中，有时做货郎，有时姓吕，有时姓柯，当地群众称他为“柯粗腿”、“柯胡子”、“柯跛子”。在颠沛流离中，他曾赋诗道：“踏遍长淮过大江，关山处处是吾乡。世乱应无家室虑，途长愿效犬马忙。”
民国23年冬，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皖南地区，吴介唐领导地下党组织和地方游击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民国24年（1935年）1月，中共泾旌宁宣中心县委成立，吴介唐任委员，并兼任团中心县委书记。4月，因叛徒出卖，吴介唐在贵池县滴水岩被捕。5月，被杀于青阳县城东门外。
凌霄
凌霄（1905～1935）原名志昂，贵池县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始人和领导者。
凌霄幼读私塾，民国6年考入贵池省立第七师范附属小学，民国9年入芜湖私立职业学校。民国13年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4年赴广州，入黄埔军校步科第四期，结业后参加北伐，先后任连长、营长、团副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凌霄于民国17年2月回到贵池，不久与中共怀宁县委接上组织关系。同年冬，凌霄在贵池县城东流波矶主持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贵池特别支部，凌被选为支部书记。
贵池特支成立后，凌霄一面发展党组织，一面以县城为中心开展学运、兵运、农运和工运。民国18年在以凌霄为首的贵池特支领导下，贵池县中学爆发了驱逐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校长胡珩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馒头山煤矿工人在两次大罢工中，使工人增加了工资。与此同时，白洋、梅埂等地的贫苦农民也开展了抗租抗债的斗争。
民国19年2月初，请水寨起义爆发，凌霄化名严宽，出任潜山红军独立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红军独立师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后，他又兼一团团长。9月，潜山红军军事失利，凌霄回到贵池，负责县委军事方面的工作。
民国19年冬，贵池县委遭到破坏，凌霄转到铜陵县丁家洲活动，并于民国20年春建立了党组织。11月，他和从潜山转移来的党员鲁国储、朱晓村等人取得联系，组建了中共徽州工委，工委机关设在秋浦县雁落坡（现属东至县），鲁国储任书记，凌霄分管军事。接着，贵池、秋浦、东流、祁门、黟县、歙县、休宁、太平、石埭、旌德等县党组织相继建立，均属徽州工委领导。民国21年6月，徽州工委决定扩大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凌霄曾化装成货郎，挑着货担，奔走于宣城、贵池、祁门、秋浦等地，组建农民团、互济会、暴动队，领导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同年7月，徽州工委书记在芜湖被捕，工委机关由秋浦迁往徽州，以致使凌霄与徽州工委失去组织联系。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凌霄化名胡新华，以私塾先生身份作掩护，隐蔽在泾县翟村。
民国23年秋，由于叛徒出卖，凌霄不幸在泾县被捕。国民党安徽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向乃祺曾使尽了软化诱降和酷刑逼供的手段，但凌霄铁骨铮铮，不为所动。民国24年（1935年）1月16日，凌霄在第八区专员公署大院内慷慨就义。时年29岁。
陈仲亭
陈仲亭（1908～1936）又名一煌，化名丹炜、梦湖。秋浦（今东至县）人，出身于工商业家庭。民国14年（1925年），他冲破家庭禁锢，考取芜湖私立民生中学。这是由共产党人李克农、钱杏村和进步人士宫乔岩联合创办的进步学校，他在该校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次年，民生中学被军阀勒令停办后，他转到安庆私立成德中学读书。民国16年2月，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北伐途中进驻秋浦县城，帮助建立了国民党（左派）秋浦县党部和各民众团体，陈仲亭担任秋浦县青年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安庆“三·二三”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左派）秋浦县委会和左派团体被捣毁，陈仲亭等8人撤离秋浦到武汉，在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安排下，被分配到苏浙皖沪4党部被迫来鄂同志特别训练班，受训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16年回秋浦，任共青团秋浦县特别支部书记，并被选为秋浦县旅外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和该会《新秋浦》月刊的总编辑。民国17年春，考取安徽大学，组织“文艺研究会”，争取、团结进步学生，并参与领导了安大学潮。民国18年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国民党安徽省特种刑事法庭反省院、安徽省第一模范监狱。民国19年9月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2年才被释放。出狱后，他回到家乡官港，以教书为掩护，宣传革命，组织农民团，并拟于当年农历12月举行暴动，后因事泄而转移他乡。民国23年，他携妻子儿女到达上海，先在玻璃厂当工人，后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到“申报”当练习工人并担任中共浦东地下联络站站长。民国24年被派住南京铁路局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在南京下关车站被捕。民国25年4月24日，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周成龙
周成龙（1906～1937）化名邱战一，江西省弋阳县人。曾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长。民国23年（1934年）3月，受闽浙赣省委派遣赴皖赣边区开辟革命根据地，任皖赣军分区司令员。民国24年春辗转到秋浦（今东至县）高山地区，与欧阳斌、黄炳炎、倪南山汇聚，创建中共江南特委，任江南特委书记。后领导了贵秋、贵东、祁秋等县的秋季农民暴动，创建了以高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民国25年1月，国民党派大部队前来“清剿”，江南特委会遭到破坏。周成龙按上级的指示，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开展游击斗争。后经几番周折到达延安，与方志纯、黄岩等一起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十三班学习。毕业后由党组织单线派往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不幸牺牲。
江小妹
江小妹（1915～1937）又名陈小妹，化名胡春香，秋浦县（今东至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4岁时，因父亲病倒，被送到一户朱姓人家当童养媳。民国24年（1935年）5月参加革命，8月任贵秋县第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江南特委领导的贵秋东地区中秋节暴动中，她担负交通联络工作，表现积极，后担任中共江南特委妇女部长。是年10月，调到江南红军独立团，学习军事，很快成为短枪班骨干。民国25年初，江南红军独立团军事失利，江小妹随挺进队转移至江西浮梁和浙江开化境内坚持斗争，任中共浙江省佛岭山中心县委副书记。
民国26年3月10日，中共佛岭山中心县委在柴家村举行农民暴动，江小妹和县委其他同志分别带领群众冲进土豪劣绅家里，没收财产，分粮给穷苦农民。7月，部队攻打开化县城，江小妹一手一枪率红军先遣队迅速占领城头，给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从此，大家都称她为“双枪姑娘”。不久，敌人从衢州、金华等地纠集大批军队疯狂反扑，红军被迫转移进山。由于敌人封锁，战士生活艰难，江小妹不顾国民党通缉她的危险，经常化装下山筹集粮菜。一天，江小妹下山筹集到一些蔬菜，同柴村妇女主席曹某一道送上山时，突然遇上3个保安团丁，用枪口对准她俩的胸膛。江小妹机智地装作哑吧，以应付团丁。敌人押她俩下山，当走到一处山崖边，她灵机一动，突然放下扁担，指着妇女主席做解小便的手势，曹立即会意，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叫，团丁不知是计，骂了她俩几句就相互点火抽烟。就在这一刹那，江小妹抽下扁担，腾空横扫过去，猛地将一团丁打下崖，另一个团丁腰部受伤，趴倒在地上。还有一个团丁企图开枪，江小妹飞起一脚，踢掉团丁手里的枪，然后一阵拳打脚踢，就结果了这个团丁的性命，复又转身协助收拾了正在与曹扭打的那个趴在地上的团丁。她俩把敌人的尸体全部抛下悬崖，挑着蔬菜上了山。
民国26年（1937年）10月23日，江小妹在开化县十五都西坑区委书记家里商量红军伤病员转移时，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敌人将她押送开化县城，连续3昼夜对她严刑逼供，江小妹始终坚贞不屈。26日上午，江小妹在开化县城南门外被敌人杀害，就义时年仅22岁。
姚永朴
姚永朴（1861～1939）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桐城人。祖父姚莹，清文学家，曾任广西，湖南按察使。父姚浚昌，曾任湖北竹山县知县。姚永朴13岁通十三经，16岁补学官弟子，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顺天乡试举人。先后师事张裕钊、方存之、吴汝纶、萧敬孚等著名学者。姚永朴始与其弟姚叔节治诗、古文辞，后专致读经，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儒经说，无不淹贯，旁及诸子史及小学音韵，博稽而约取，自成一家之言，号称“通儒”。
光绪二十一年，姚永朴客凤阳王鼎丞观察署中，与长沙朱仲武修两淮盐法志，成《清代盐法考略》若干卷。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件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其父终于竹山县署，姚永朴偕弟姚永概扶榇归葬，遂绝意仕进而殚心教育。光绪二十七年，客广东信宜县，为起凤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九年，山东创设高等学堂，总办周学熙聘他为教习。后安徽亦成立高等学堂，举姚永朴为伦理教习，乃离山东归皖。宣统元年（1909年），清学部大臣奏荐他为学部谘议官，适长子姚焕自日本留学毕业，归就京职，京师法政学堂监督乔茂缓又聘姚永朴为国文教习，姚永朴遂挈家入京。民国3年（1914年）成立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聘姚永朴为清史馆纂修，成《清史稿》40余卷，同年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民国7年，胡适自美国归，入北京大学为教授，与陈仲甫、钱玄同诸人倡导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适萧县徐树铮创正志学校，姚永朴与林纾在五四运动前，离开了北京而入该校讲学。民国10年，南归桐城。次年，周学熙在家乡秋浦（今东至县）创设宏毅学舍，他应聘为教务。民国15年，至南京，教授于东南大学。民国17年，他就任设在安庆的安徽大学教授，与李范之、陈慎登、潘季野等共事文学院。民国25年，自安徽大学谢病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挈家避宿松，后经江西、湖南入广西，卒于桂林。民国34年10月，其孙姚墉奉遗柩归葬于桐城县龙眠山陶家冲。
姚永朴毕生致力于教育，造就人才甚众。其著述有《古本大学解》、《大学章义》、《论语述义》、《论语解注合编》、《经学入门》、《十三经述要》、《六经问答》、《蜕私轩易说》、《蜕私轩诗说》、《蜕私轩读经记》、《蜕私先生杂著》、《白话史》、《史事举要》、《群儒考略》、《我师录》、《桐城姚氏碑传集》、《清代盐法考略》、《史学研究法》、《伦理学》、《旧闻随笔》、《修身课本》、《文学研究法》、《国文学》、《蜕私轩集》、《蜕私轩续集》、《蜕私轩文稿》、《惜抱轩诗集训纂》、《历代经世文钞》、《古今体诗约选》、《历代圣哲学粹》等，安徽图书馆均有收藏。
方守敦
方守敦（1865～1939）字常季，号盘君，桐城人。伯父方东树、父亲方宗诚都是享有盛名的学者、作家。方守敦青少年时期不乐于科举业，常与怀宁县胡远浚（渊如）、鲁震（梦霆）等共研地理、天文、数学、农桑诸书，倡导实学，锐意以振兴教育为己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同里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学制，他欣然随往。归国后，主动捐资献房，力助吴氏创立桐城学堂于安庆（后迁桐城，改名桐城中学）。次年复偕学堂日语教习早川新次至日本东京，参观明治博览会。光绪三十年间，他又与李光炯、邓绳侯等筹办芜湖安徽公学，以正志趣、立名节、习勤苦、求实学为造就人才事业之本。
辛亥革命后，方守敦退居乡里，热心于乡邦教育。时李光炯隐居枞阳湖上，创立宏实小学，推行乡村教育。方守敦每到皖城，辄过湖上，均参与筹划。他性爱佳士，好奖掖后学，士人乐与之游。平生酷爱山水，年七十余岁游黄山，尚能步陟其巅。他还热心乡邦文献，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倡导重印了《桐城县志》，并抄录校订了许多乡贤未刊遗著。
方守敦早岁即研究书法艺术，至老临池益勤，40岁前专工唐碑，其后参以北魏齐隋者数十年，迨老复参以汉隶之法。他为桐城中学校园碑林题写的《地球铭》和“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石柱现仍保存完好。又工吟咏，用力甚勤，著有《凌寒吟稿》4卷。
高敬亭
高敬亭（1907～1939）原名高志原，河南光山县（今新县）新集董店人。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著名将领，坚持鄂豫皖3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
高敬亭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时始读私塾，16岁时辍学种田。民国16年（1927年）冬，湖北黄麻起义波及光山，高敬亭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时，他家的房屋被烧毁，父亲高立祥被活活打死。民国18年3月，高敬亭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区苏维埃武装委员。民国19年底调任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不久升任主席。民国20年5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常委。民国21年10月，任中央鄂豫皖省委常委，兼任鄂东南道委书记、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民国22年9月，高敬亭率领七十五师来皖西地区活动，又被任命为皖西北道委书记。
民国23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立即向鄂豫陕边区实行战略转移，开辟新苏区。省委给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高敬亭写了一封指示信，要他留在鄂豫皖边区，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这封指示信由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负责递交。
此时，蒋介石正部署重兵，加紧对鄂豫皖边区的“清剿”，扬言在3个月内消灭红军。高敬亭正率领红七十五师二一八团在皖西地区与敌周旋，每日必战，一日数战，处境十分危艰。
民国24年2月1日，方永乐在金寨县抱儿山找到了高敬亭，他递交了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2月3日，高敬亭率部队转战到岳西县凉亭坳，当晚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宣布将二一八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并，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军政委。红二十八军刚重建，就受到国民党反动军队14个团的合围。高敬亭率领部队转战于潜山、太湖、舒城、霍山等地，相机打击敌人。2月15日，红二十八军包围了潜山县官庄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的庄院，活捉并处决了这个反共政客。16日，高敬亭在潜山县驼岭附近的白果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皖西特委，由徐成基任书记。
4月6日，高敬亭在太湖县李杜店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计划袭击宿松县城。后发现敌情有变，他立即率领部队经湖北蕲春向潜山县境运动。敌九十五旅一九○团尾追不舍，高敬亭令部队不与接战。当红二十八军行进到潜山县桃岭时，他部署部队伏击。经过两个小时战斗，歼敌一九○团两个营，击溃1个营，毙伤敌军官14名，缴获各种枪支400多支。桃岭伏击战的胜利使蒋介石3个月内消灭红军的“清剿”计划破产。4月下旬，蒋介石又动用了13个师、1个独立旅、61个团的兵力，对红军进行“清剿”。5月以后，高敬亭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一直转战在鄂豫皖三省边区，忽东忽西，伺机打击敌人。7月2日，高敬亭在潜山县店前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游击战争经验，明确提出“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原则。在军事策略上，规定了“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方针。按照这些原则方针，红二十八军在舒城乌沙街、潜山县石朱屋庙、桐城县唐家湾和青草塥等地袭击敌人时，均达到了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目的。
民国25年初，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游击战争进入新的艰苦阶段。2月，蒋介石调卫立煌任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叫嚣要在“最短期间内”肃清边区红军。3月上旬，高敬亭在太湖柴家山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是跳出包围圈，深入敌后打游击，掌握行动的主动权；二是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以缩小目标，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三是加强便衣队，做好地方工作。柴家山会议以后，高敬亭采取“敌上山我下山”的打法，先后袭击了敌后的太湖徐桥、潜山县黄泥镇、怀宁县高河埠和桐城县青草塥等地的国民党军据点，并派出部队在六安地区及豫东南、鄂东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高敬亭在皖西地区还组建了80多支便衣队。便衣队是一支身穿百姓服装的武装小分队，扎根在群众之中，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便衣队里建有党支部，它既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权组织。便衣队的活动，有效地配合了红二十八军的游击战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岁月里，高敬亭和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民国24年7月，高敬亭曾写了一信向中央汇报情况，未能得到回复。后又委托姜术堂向中央传递信息，到民国26年7月，姜才从陕北回到鄂豫皖地区带回党中央关于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文件。高敬亭决定执行党的指示，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谈判。
在高敬亭的努力下，7月21日，红二十八军代表与国民党安徽当局代表在岳西县青天畈汪氏祠堂举行了谈判。28日，双方代表在九河朱家大屋共同签订了停战协议，高敬亭出席了签字仪式。从此，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民国27年2月，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3月上旬，他率领四支队东进抗日，下旬抵达舒城县境。5月12日，四支队九团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袭击日军，毙敌32人，缴枪11支，打响了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日第一个胜仗。此后，四支队各团在怀宁县高河埠、铁铺岭，桐城县的棋盘岭、范岗、大关、小关一带及肥西、六安等处袭击日军汽车，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高敬亭非常重视抗战的宣传，四支队的政工人员多活跃在城乡各地，积极组建民众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在领导、指挥四支队抗战的日子里，高敬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长江局领导人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和新四军个别领导人的嫉恨。民国28年6月24日，蒋介石假手于新四军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处置，将高敬亭杀害于肥东县青龙厂。
高敬亭被处死，是一桩历史错案。1975年12月14日，毛泽东主席批示要对高敬亭一案进行重新审查。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通知》。1980年4月19日，安徽省各界代表在合肥隆重举行高敬亭骨灰安放仪式，向这位著名的红军指挥员、抗日名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深沉的哀思。
李光炯
李光炯（1870～1941）名德膏，字光炯，晚号晦庐老人。原桐城（今属枞阳）人。父李云村，官宣城教谕。幼承家学，年少即负文名，为清光绪丁酉（1897年）科举人。其时，闻同邑吴汝纶讲学于保定莲池书院，乃毅然弃科举业，负笈从游。后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李光炯与当时名贤数人从之行。吴汝纶从日返国，创办桐城中学，他赞襄擘划，绩效尤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应聘任湖南高等学堂历史教习，继与该校数学教习无为卢仲农（光浩）等，在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时革命志士，云集长沙，以兴学为名，准备革命。湘人王先谦以“结党谋逆”之名，密奏清廷，指控黄兴、张继、周震麟、刘揆一等100余人。李光炯素为湖南巡抚赵尔巽所敬，乃挺身抗辩，并以全家性命为质，故搜捕令延迟未下，革命党人得以保全。然安徽旅湘公学终以环境所迫，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刘申叔、陈独秀、苏曼殊、柏文蔚、陶成章、谢无量、江彤侯等均咸集该校讲学，宣传革命。他们以公学为中心，积极联络皖省各界爱国志士，并与日本东京同盟会本部以及南京、上海、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潜通消息。李光炯还与柏文蔚等“刺血为盟”，加入了革命组织岳王会。不数年，长江中下游革命运动急剧发展，其后孙毓筠等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谋刺安徽巡抚恩铭、熊成基起义于安庆等一系列震动全国的革命事件，都策源于安徽公学，推动力量以李光炯为多。光绪三十四年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聘赴滇办教育，凡所规划实施之大端，如设矿校、派遣学生赴比利时、设立师范学校、严禁教师吸食鸦片等都出自他之手，对云南教育与政治革新起了一定的作用。辛亥革命告成，孙毓筠督皖，李光炯任督府秘书长，擘划大政。后柏文蔚力挽李光炯主持教育，李光炯坚辞不就，隐居于枞阳鱼湖“抱璧精舍”，与同里方守敦过从甚密。袁世凯僭谋称帝，派人携馈金200银元登门请聘，李光炯不受，乃深夜趋避农民家中，月余不归。后到安庆出任第一师范校长。时军阀倪嗣冲正执掌皖政，贪污腐败，民众敢怒不敢言，李光炯遂与刘希平、光明甫提请朱蕴山办《评议报》，以抨击时政，宣传革命。不久，一师学生姜高琦等为请愿增加教育经费惨遭屠戮，第三届省议会议员又多以贿而得选。李光炯慨然曰：“督军拥重兵，上干国纪，下为民害”，毅然以废督、裁兵、澄清选举为己任，奔走京、津、豫、鄂，诉之舆论，请命中枢，前后4载，终获胜利。结果，督军被废，安武军被裁，军费削减，教育经费定为专款，贿选议员遣散。李光炯晚年专注于职业教育和乡村教育，常与蔡元培、陶行知、房秩五等晤面或书札往还。民国8年（1919年）他与桐城阮仲勉共同筹办了芜湖私立职业学校；民国16年又在枞阳创办了宏实小学，附设图书馆、成人识字班、妇女班、农场、工厂等，推广乡村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避乱入蜀。民国30年4月8日，病逝于成都。临终前曾留下遗嘱，望散家财以创设孤贫儿教养院。民国36年（1947年）由嗣子李相璞和女李相珏，将其遗榇由蓉运回枞阳，安葬于故居李兰庄侧陈家山之原。李光炯著有《屈赋说》、《国策札记》、《阮嗣宗诗注》、《阮嗣宗同时诸人事略考》、《楞严经科会》等书，其它散佚稿件，由其女李相珏编成《晦庐遗稿》。
史推恩
史推恩（1869～1942）字恕卿，号大化，原桐城史家湾（今属枞阳县）人。家世素儒，弱冠成秀才，博览群书，其文章为当时著名学者吴汝纶、马其昶所推许。史推恩曾得其岳家资助，捐得武昌县丞一职，不及两月，即辞职。适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创办桐城学堂，任史推恩为筹集学堂资金董事长。史推恩不避艰阻，去征集桐城北乡姚王集牲畜税，及桐城南乡七家岭华陀庙香火捐。这两地捐税收入，原为地方宗族权绅把持，史亲自督征，曾两次被权绅围攻毒打几至殒命。但他坚持斗争，终于把两处收入提归为学堂经费。
清末官府豪门互相勾结，横征暴敛。里胥（征收田赋的小吏）下乡，更增加乡民痛苦。史推恩为革除积弊，身怀状子，到南京两江总督端方面前拦舆投拆，力与争持。历时一载，得以所陈办法定制，撤销里胥，由农民直接纳税。
在孙中山领导反清武装起义之时，史推恩离开桐城赴安庆，联络革命党人，并加入了“同盟会”。清宣统三年（1911年）孙毓筠到达安庆，成立安徽省军政府，史推恩任财政司长。后又参与创立“青年军”，韩衍任总军监，史推恩任第二队队长。讨袁失败后，史推恩隐居安庆。民国2年（1913年），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带兵入皖，适有史姓某人挟嫌诬告，倪遂乘机逮捕史推恩入狱，幸经多方营救，才得脱险。脱险后，他由留日学生监督处派为留日学生经理，为留日学生筹募经费。从此，史推恩更加痛心军阀专横，致力于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如安徽“六·二”学潮，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推翻贿选之省议会等，他皆躬亲其事。
民国12年筹建安徽大学，史推恩同汪菊友、戴荣生、史沛然等计议兴建东流与贵池两县接壤的万兴圩，作为安徽大学校产基金。筹款业经就绪，工程正在展开，不料竟被反动军阀勾结东流县土豪劣绅罗构入狱。安庆广大青年激于义愤，冲进监狱，他才得以救出。
民国15年2月，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党部在安庆成立，史推恩任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商部长。民国16年，蒋介石在安庆策划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安庆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史推恩筹款7千余元大洋，支持数百名生活濒于绝境的省、市国民党党部和各公团工作人员，并掩护和支持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脱险。
大革命失败后，史推恩离开安庆，隐居桐城。民国17年冬，他取道南京前往上海治疗目疾。到达南京后居在侄子史尚宽家。史尚宽时为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想为他在国民党政府谋一高级顾问职务。史闻之，怒目顿足曰：“我一生清白自持，安能在此乌烟瘴气中求升斗之禄！”次日即启程赴沪。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走呼号，鼓励动员进步青年参加抗战。时子史伟（俊宽），在馆陶县率领抗敌自卫队与日军战斗，不幸壮烈牺牲。史推恩见其殉国事状之烈，仰天而笑曰：“吾有子矣”。子史照（洪宽）及女佩芸均先后奔赴延安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
民国30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皖西国统区数千名党员和进步分子多数转移到新四军区域，留下少数人转入地下活动。为了掩护新四军干部进出大别山，新四军七师政治部拨款7千元，交由史推恩出面，在桐城大关办了一个复兴商店，作为交通联络站。后又在桐城中学设立了一个联络点，由他的胞侄桐中校长史化成负责。次年11月12日，史推恩在桐城晓礼庄病逝。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谱名庆同，又名乾生、由己，字仲甫，怀宁县人。清光绪五年（1879年）生于安庆北门内后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独秀在安庆以乾生名参加府试，中秀才，名列第一。第二年赴江南乡试不就，后去杭州求是学堂求学。因有反清言论被追捕，遂折回安庆。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自费到日本东京留学，参加了留学生中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的励志会。光绪二十八年春回安庆，与柏文蔚、潘赞化等人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并在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开辟图书室，举办演说会，讨论时政，鼓吹新思想。夏末，两江总督端方通缉陈独秀等人，他不得不逃亡日本，在日本参加了中国青年会。光绪二十九年再次回国，在安庆组织“安徽爱国会”，发起拒俄爱国运动，并明确提出了“恢复国权基础”的爱国宗旨。爱国会受到清政府镇压而被迫解散，陈独秀潜往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日报》。
光绪三十年三月，陈独秀、房秩五、吴守一等在安庆创办了《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任主编。《安徽俗话报》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是当时国内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俗话报刊之一。是年暑假，陈独秀将《安徽俗话报》报社迁到芜湖，设于科学图书社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因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干涉和清王朝的压迫，《安徽俗话报》被迫停刊。
是年，安徽公学创办人李光炯倾向革命，安徽革命党人云集于公学内，以讲堂为阵地，鼓吹民主革命思想。陈独秀在公学内，与柏文蔚等组成反清革命组织“岳王会”，借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民族革命，使安徽公学成为培育革命青年的摇篮。公学停办后，“岳王会”成员散布皖省各地。光绪三十四年，“岳王会”会员熊成基在安庆领导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新军马炮营起义。在此期间，陈独秀还与光复会会员刘光汉秘密组织了一个“黄氏学会”，专事研究暗杀，以此来打击清朝反动统治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黄氏学会”策动下，发生了吴越弹炸清廷出洋五大臣事件。光绪三十二年，陈独秀再赴日本留学，两年后回国在杭州教书，为安庆马炮营起义事，他曾书写革命檄文在杭州府署衙门附近张贴。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于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后因与都督孙毓筠政见不合而辞职。民国元年（1912年）5月，柏文蔚就任安徽省都督，应柏文蔚之邀，陈独秀再次担任都督府秘书长。民国2年7月，他参加了柏文蔚在安徽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即“二次革命”。8月，“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由安庆到芜湖避难，被当地驻军逮捕入狱，不久获释。后又避走上海、日本等地，从事文字著述和报刊编辑工作。
民国4年秋，陈独秀自日本回国。9月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提倡思想解放，鼓动青年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民国6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于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均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积极投入这一爱国运动。5月3日，他在为第二天出版的《每周评论》写的评论中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外交主权问题，不能靠巴黎“分赃会议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他走上街头散发爱国传单。6月11日，在北京前门外因散发传单被密探逮捕，9月16日才营救出狱。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陈独秀逐步否定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并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民国9年1月，陈独秀从北京迁居上海，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5月，他和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接着又和共产国际和俄共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代表取得了联系。8月，他为首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等地及旅法、旅日留学生中也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了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的作用。9月，上海小组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并翻译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批马列著作。
民国10年7月，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陈独秀虽然未出席党的“一大”，但被大会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一直至党的“五大”，他都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民国13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身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从而导致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民国1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领导职位。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党中央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民国17年后，陈独秀隐居上海，一度研究文字学。民国18年春，他开始接受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并与彭述之等人在中共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8月至10月，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仍然坚持托派立场，鼓吹合法主义，主张“二次革命”，实际上是取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党中央对陈独秀进行了教育和挽救，但他拒不接受，反而公开竖起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此后，他更加积极地投入托陈取消派的活动，并充当了托陈取消派的首领。
民国21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寓所被逮捕，19日解送南京卫戌司令部，25日交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民国22年（1933）4月，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组织团体、叛国宣传”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5年。陈不服上诉，章士钊律师为之辩护。民国24年7月，国民党最高法院作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8年徒刑，被监禁在江苏第一监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于民国26年8月下旬获释出狱。第二年5月迁居重庆，后又迁移到四川省江津县居住，从事文字著述。民国31年5月27日在江津县鹤山坪病逝。其墓在安庆市北郊十里乡。
陈独秀一生著述很多，有《独秀文存》行世。原配夫人高氏，后又与妻妹高君曼同居，其后续娶潘兰珍。有子三人：延年、乔年、松年。
周学熙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庵，晚年号松云居士，又号砚耕老人。建德（今东至）人。其父周馥早年在李鸿章淮军任文案，为李器重，后官至山东巡抚，两广两江总督。周学熙16岁即跟随其父住天津，在李慈铭门下受业。光绪十九年（1894年）参加乡试中举。后来赴京参加会试，却屡试不第。光绪二十二年任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售煤处主任。光绪二十四年当上开平局的会办，后升为总办。光绪二十七年，投奔山东巡抚袁世凯，被委任为山东大学堂督办。同年冬，袁世凯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学熙到天津任候补道。光绪二十八年筹办直隶银元局和官银号。光绪二十九年3月赴日本考察工商业，3个月后回国。9月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任总办、督办。同时创办高等工业学堂，培养工艺人才。光绪三十年，又开办实习工场。在此前后，曾由候补道升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光绪三十二年，周学熙通过斗争接收了沦于外资之手的唐山细绵土工厂，并在此基础上，创办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继启新之后，他又创办一个近代化的大企业——滦州煤矿公司。后为英商吞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光绪三十四年初，再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位置后，因周父与袁为儿女亲家，周学熙在袁世凯政权下曾先后两次出任内阁财政总长。民国2年（1913年），他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之命以盐税为担保，向英、德、法、日、俄5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帝国主义藉此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在继海关主权丧失之后又丧失了盐税主权，而袁则以这笔巨额借款用作镇压二次革命的军费。借约签字之后，周学熙在一片反对声中，微服出京，跑到青岛，呈请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又于民国4年促他重任财政总长。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于北海。袁暴死后，周学熙始得恢复自由。民国7至10年，他先后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和大宛农工银行；创办了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及天津、唐山、青岛、卫辉等地纱厂，成为当时华北棉纺织业的“巨擘”。民国11年3月，又在秦皇岛开办耀华玻璃公司，设启新机器厂于唐山。民国16年，周辞去各项职务，引退家中以诗文自娱。民国36年9月26日，病卒于北京寓所。20世纪初叶，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北洋实业。后来北洋实业发展成为天津最大的资本集团，在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中，与江苏张謇的南通大财团并列，被人称为“南张北周”。
王星拱
王星拱（1888～1949）字抚五，怀宁县高河埠人。幼年丧母，父亲王厚祺是位秀才，终生以塾师为业。王星拱同胞兄妹4人，他排行第三。小时因家贫就读于外祖父刘家，后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808年）考取安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派赴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民国5年（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理科学长。他曾与沈尹默、陈独秀、钱玄同、程演生等共同提议组织大学俱乐部，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李大钊刊印《北京市民宣言》，斥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王星拱与高一涵、程演生等分头秘密散发这个宣言，事后还掩护陈独秀化装离开北京脱险。民国10年，安庆爆发“六·二”学潮，王星拱与在北京的安徽教育界人士张东野、杨亮功、苏雪林等9人，积极支持安徽到北京请愿的代表据理力争，使教育经费得以增加，并允许独立管理。不久，他离开北京，到南京任高等教育处处长。民国17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理工学院院长，同年6月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民国19年兼任教务长和化学系主任。民国22年6月任武汉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冒着敌机狂轰滥炸的危险，率校西迁四川乐山，和师生同甘共苦，坚持办校。他曾拒绝国民党在校内建立区分部，保护过不少进步师生，支持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王星拱早年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常有往来，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在武汉大学工作十几年，经历学校筹备、建设全过程和8年抗战的艰苦岁月。其办学思想开明，主张学校教育要适应社会需要，适应世界进步的大环境需要。主张高等教育要向综合方向发展，重视基础课教育和摆正理论与应用的关系，要求学生用功读书，锻炼身体，做到“德、智、体、群”四育齐头并进。他对各种学派一视同仁，校内学术思想活跃。
民国34年7月，任中山大学校长。民国36年该校不少学生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活动中被捕，王星拱多次向广州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遭拒绝，于是他忿然离开学校至香港发表公开讲话，旋归安庆。后国民党高教部连续来电要他去台湾，他都予以拒绝。1949年10月8日，病故于上海。著有《科学概论》。
周达
周达（1873～1949）又名周今觉，字美权，至德（今东至县）人。酷爱集邮，民国19年（1930年）创办中国最早的集邮刊物《邮乘》。他以丰富的收藏，广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精心编著《华邮图鉴》在《邮乘》上连载。民国25年美国纽约举行万国邮展会，《邮乘》参加展出，与世界第一流著名集邮刊物竞赛，获特别铜牌奖。他还是我国20世纪初期著名的数学家，著有《周美权算学》、《数之性情》、《九九支谈》、《几何求作》等10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和同事成立知新算社，同年到日本进行数学调查，回国后撰《调查日本数学记》，于光绪二十九年出版。民国24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在上海成立，他被选为董事。
刘豁公
刘豁公（1890～？）桐城人。近代戏剧理论家、评论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民国7年（1918年）以前，与京剧理论家冯小隐、姚哀民、杨尘因等参与《鞠部丛刊》的撰稿，写了不少评论京剧名伶演唱的文章。民国10年，为综合性文艺刊物《新声月刊》的主要撰稿人。民国13年，主编综合性文艺刊物《心声》半月刊，后又与凌善清、许志豪等总成《戏学汇考》。民国17至21年主编《戏剧月刊》，约请了上海濑石生、红画馆主、梅花馆主、陈彦衡、郑过宜、吴我尊、姚哀民、周剑云、周瘦鹃、张次溪、冯小隐、方肖孺等戏剧评论界名流作为主要撰稿人，力振戏剧评论。他曾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等人交往甚密。他所编《戏剧月刊》发行量大，为研究中国近代戏曲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尤其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杨小楼》、《荀慧生》、《谭鑫培》等6个专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曾编写四场讽剌剧《欢喜冤家》，借以讽剌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与日本在北京签订的卖国条约《图门江中韩界各条款》。“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他无比愤慨，在《戏剧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卷头语中，痛斥日本侵占者的罪恶行径，也斥责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在戏剧理论、评论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对于当时的戏剧界和戏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的文章多从美学的角度谈戏剧艺术改革，谈梅兰芳的成功之因，强调戏剧的社会功利性，阐述了戏剧的继承与发展等重要问题。
陈桂珍
陈桂珍（1903～1949）女，潜山县后冲乡人。家境清贫，童年饱受苦难。自民国30年（1941年）起，她家开始接待新四军、解放军，收养伤病员，九年如一日。1949年，潜山县人民政府追授她“新四军母亲”的光荣称号。
民国30年春，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团驻桐城、舒城、潜山一带，开展反“围剿”，巩固游击根据地。陈桂珍的家即为新四军的落脚点。她收养伤病员，为游击队传递情报，收藏军械，新四军战士亲切地称她家是“通讯联络站”和“后方医院”。
民国31年5月，国民党四十八军对皖西游击队进行全面“围剿”，桐潜边境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游击队被迫转移，一些不能转移的伤病员，由陈桂珍转移到自己家中。为了给伤员购买药品、用品和粮食，她卖掉自家的一条牛。冬天，她将三间瓦房腾给伤员住，自己一家数口挤在一间破屋里，晚上，互相用体温取暖。
民国32年春，舒潜工委所属的一支游击队打回后冲一带，陈桂珍家又新添了一批伤员。她担心暴露目标，就在屋后半里远的山上，挖了一个大地窖，形势一紧，就将伤病员转移到地窖里。民国34年冬，国民党四十八军发动“围剿”，组织清乡队放火烧山，又办“五户连坐”，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她和丈夫又到离家三里多路的偏僻山沟里新挖一个洞，把伤病员转移到那里，一日三餐为他们送饭送水。夜间，由她丈夫在外面放哨，监视敌情。
新四军撤离时，有50支枪来不及转移，她将枪支藏在锅灶门口山芋窖里，盖上木板，放上一床破棉絮，让她的痴呆女儿睡在上面。后国民党自卫队来搜查，也没有发现。
民国36年10月，解放军一位连长和4名战士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到陈桂珍家。次年5月，国民党还乡队到陈桂珍家进行搜捕，陈桂珍急忙叫丈夫背着伤员迅速转移到山洞里，自己将来不及转移的战士的行李与石头捆在一起，扔到屋后的井里。不久，大水乡还乡队长余学伍，领着还乡队闯进陈桂珍家，指斥陈桂珍“窝藏共匪”。陈桂珍针锋相对，怒斥还乡队：“谁是匪？杀人，放火的是你们，你们才是匪！”还乡队一拥而上，将她捆吊在大树上毒打致昏。一天以后，才被一个过路人发现，将她放下。她咬着牙，忍着痛，爬回被洗劫一空的家，把扔在水井里的粮食和什物捞起来，还烧好饭送给伤病员。由于遭这次毒打，使她一病不起，拖了一年，于民国38年3月12日逝世。
何其巩
何其巩（1898～1950）字克之，原桐城县（今属枞阳古塘乡）人。出身贫寒。青少年时代曾在安徽公学和江淮大学就读，后随吴生到北平。民国14年（1925年）与冯玉祥相识，冯看重他的挺拔劲逸的书法，又系乡谊，特任为秘书。不久，派他到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归国后，任冯部都统大将李鸣钟的秘书长。民国1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何担任总部秘书长。民国17年6月，经冯玉祥向蒋介石保荐，任命何其巩为北平第一任特别市市长。任期内，他募款修建了中山公园中山堂，建立了中山公园图书馆。民国20年，中原大战后，何其巩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民国22年，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后又辞职。
民国25年10月，何其巩任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校长。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其留在北平办学。抗战8年，沦陷中的北平，经国民党政府立案承认的仅有该校。但教育部补助经费无法汇寄，全赖学费和募捐维持。在日伪统治下，何以多年从政经验，多方周旋，拒绝利诱，保持了民族气节，并使该校成为当时北平爱国救亡运动的核心之一。未离北平南去的一批知名教授，都被聘请到中大任教。师生中有不少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和民主爱国人士，其中如蓝公武教授曾遭到敌人关押审讯，后由何其巩营救保释，才使他有机会奔向解放区，后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部分学生为党做学运工作，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何其巩亦设法保释。
民国34年日本投降，何受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北平代表。不久蒋介石派李宗仁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何的“代表”职务即被无形撤销。民国36年9月，何的中大校长职务也被解职。1950年2月，何其巩病故于乡。
潘田
潘田（1876～1950）字筱林，号季野。桐城人。他的十一世祖潘江（木崖），以学行有大名。潘田少有隽才，年17为诸生。及长博览群书，文名籍甚，尤长文献之学。年甫弱冠，即去安庆教授家馆。后入安徽学务公所，与房秩五共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安徽创设中等工业学堂（后更名实业学堂），延为教习。民国4年（1915年），又兼安徽女子师范学校教员。9年，应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之聘，任国文教员。民国17年，安徽大学成立，受聘为文学院教授，讲授《楚辞》及《桐城文派》。民国19年，任安徽通志馆纂修。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归故里，创办木崖小学，发展乡梓战时教育。
潘田从事教育40余年中，对于发掘、整理乡邦文献和史料尤不遗余力。他既撰写了《木崖公传》，备述其学行与世系，复念诸刻毁于禁书，遂搜求残编，辑成《木崖集》2卷、《木崖集考异》、《木崖文钞》1卷、《木崖遗文》1卷，并辑《潘氏诗文钞》2卷、《松声阁集补缺别编》1卷。同时，他搜录了自《桐旧集》（道光间徐王敖编）之后本县文人诗作，汇成《龙眠风雅续集》，初稿略具，惜于抗战中丧失。另有《孙麻山诗集笺注》3卷，由孙氏后裔印行。自撰《龙眠逸史》6卷，采集明末遗民逸事。其在安徽通志馆撰写的《安徽通志艺文考集部提要》36卷，遍访公私藏书五百余种，对前志著录的集部千余种中的讹误，一一为之考订。书存者，评拟提要；亡者亦参考他书，识其梗概。并增录未收及后出之书。仿《四库全书》体例，历数年之艰辛而书成。后由志馆印行，一时颇具影响。他著有《府山楼文钞》4卷，印于抗战年间。诗稿约二千余首，因晚年目眚，未及订正而卒。
赵纶士
赵纶士（1890～1950）原名恩承，太湖县人，出生安庆天台里。赵纶士早年就读于安徽省高等学堂，在校期间参加了以振兴中华为宗旨的“青年学会”。民国2年（1913年），在安庆主持成立“青年学会太湖支会”，并亲自为该支会“题名录”撰写序言，要求青年“趋向同，举止同”，与“全国青年抱同一旨趣而赴之”。高等学堂毕业后，任安徽省第一师范学校教导主任、省教育厅视学、徽州师范学校教员等职，曾到菲律宾及南亚各国考察过教育。
抗战爆发后，安庆六邑联中迁到太湖，赵纶士出任校长，亲率学生创建校舍，3年建高中部教室14间，初中部教室兼宿舍60多间。这期间，纶士还被选为第五战区太湖县抗日民主总动员委员会委员，每次寒暑假，他都组织学生到本县城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民国29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下令解散各地抗日群众组织，赵纶士将“动委会”中的共产党员孙觉、李文涛隐蔽在六邑联中教学，后又安全地转移到皖北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六邑联中回到安庆复校，赵纶士仍为校长。十一年间，培养人才以千计。建国后，赵纶士出任安庆专署和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曾奔赴灾区，组织灾民自救，并赴上海等大城市，募集钱款物资，支持安庆地区恢复生产。1950年，赵纶士病故，葬县城东回龙寺。198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赴朴初题写了“安庆六邑联中校长赵纶士先生之墓”的墓碑，学生孔凡礼撰写碑文。
赵纶士诗宗老杜，文法桐城，书法习兰亭，都有造诣。他与马一浮、程演生诗词唱和，时人称善。与陈仲甫、王星拱等亦友善。
丁易
丁易（1913～1954）原名叶鼎彝，又名叶丁易。曾用笔名孙怡，访竹、光隼之、童宜堂等。桐城县人。出生于南京。两岁时随父母回桐城老家。3岁入家塾读书，以后就读于桐城中学、安庆六邑联中等校。民国23年（1924年）被省府保送进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其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被选为北平师大学生自治会宣传干事。民国27年，大学毕业，先后在四川成都省城联中、省城女职、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任教员、教务主任，随后去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讲师。民国33年，在成都一度从事专业文艺工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员，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工作。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民国34年，被选为民盟新世纪学会秘书（会长张澜，副会长叶圣陶），兼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与叶圣陶、李吉力人、陈翔鹤、陈白尘等共同领导文协工作，开展进步文化活动。是年8月，去四川三台县东北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抗战时期，在成都《华西日报》、《华西晚报》、重庆《新民报》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后结集为《丁易杂文》。另外，还出版了反映青年学生思想状况及生活道路的长篇小说《过渡》和中篇小说《雏莺》。民国35年5月，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东北大学当局解聘。不久应民盟左派之约，任重庆《民生报》总编辑，与邓初民等人共同主持重庆盟务，并兼任社会大学新闻系主任。同年冬到北平，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民国36年，任北平文协理事、民盟中央宣传委员、《民主周报》主编，与吴晗等一起支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民国35至36年间，曾介绍不少进步学生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关系到解放区工作。民国36年11月，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工作。民国37年，任华北大学中国语文研究室副主任。民国38年北平解放后，任军代表，参加接管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随后被任命为北师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文系教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参加九三学社做统战工作。他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候补委员。1951年参加中国赴朝慰问团去朝鲜，继又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1952年后，任中苏友协总会理事、中缅友协理事、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常委学委会主任委员。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1953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大学讲学，1954年6月27日突患脑溢血在莫斯科逝世，其骨灰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他的著作除前面所述之外，解放后出版的还有《明代特务政治》、《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中国的文字》、散文集《战斗的朝鲜后方》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等。其中影响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解放后最早出版的一部用新的观点、新的编写体系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自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该社曾3次再版。1978年11月，又由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重印。此外，尚有《中国文字形体变迁考释》约30余万字，未出版。
程演生
程演生（1888～1955）亦称衍生，谱名存材，字源铨，号总持，别号天柱外史、寂寞程生。怀宁平山人。早年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后留学英、法、日等国，获法国考古研究院博士，曾任该院研究员。回国后，历任杭州华严大学文学主任、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安徽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安徽大学校长。北伐后出任外交部特派员，赴法国、土耳其、阿富汗、比利时、暹罗等国考察教育、政治、经济，任过签订暹罗通商条约专使，以及上海图书馆副董事长等。民国21年（1932年），任安徽大学校长兼安徽省通志馆副馆长时，竭力广搜乡邦文献，与馆长江彤侯编印《安徽丛书》6期，计71种著作，使明清以来新安学派的著作赖以流传。在北大任教时，是陈独秀从事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曾与陈独秀、胡适之、高一涵、王星拱等一起进行过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斗争。接任安大校长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费尽心力，5个月恢复上课，并多方聘请名流学者如陈望道、周予同、朱湘等来校任教。抗战期间，蛰居上海、安庆，坚持不与汪伪政府合作，汪伪政权邀他出任外交部长或开办大学，均被他拒绝。其间，曾与李季、王独清共同编纂《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民国38年，主持安徽学院。建国后，曾任中学校长，上海文史馆员，1955年春在上海逝世。
程演生酷爱戏曲艺术，尤好京戏。在安庆、北京、上海等地任职时，结识了许多京剧名流，与杨小楼、夏月润、程继仙和梅兰芳交往频繁。所著《国剧概论》、《皖优谱》等戏曲论著，为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皖优谱》辑录了自乾隆以来皖籍昆曲、徽调（乱弹）、皮簧（京剧）艺人的情况，叙述了徽调、皮簧和黄梅戏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安徽戏曲史、编纂戏曲志的宝贵资料。演生一生著述甚多，除上面所述，还有《圆明园图考》、《安徽清代文字狱备录》、《天启黄山大狱记》、《安徽丛书》、《安徽艺术志补》、《安徽丛书目提要》、《中国清代外交史料丛书》、《西冷异简记》、《东行三录》、《明武宗外记》，未刊的还有《皖人选曲小记》、《续优语录》、《续曲苑》、《十五国游记》等。
曹振祥
曹振祥（1891～1955）艺名曹宏魁，怀宁人。民国16年（1927年）其家遭火灾，流落江南，定居东流（今东至县）白笏乡浦塘村。他是早期安庆“丁老六班子”创始人之一，又是江南黄梅戏班社“同乐堂”的当家师傅，与丁永泉（丁老六）、柯剑秋享有“安庆三星”之誉。他嗓音宏亮宽厚，身材高大魁伟，表演传神，以饰演包公戏驰名大江南北。民国18年曹与江北丁永泉、潘泽海、江南檀槐珠、周华国、檀德安等在安庆举行联合演出，并于民国24年和民国33年两次赴上海、大通等地演出，深受观众喜爱。建国后，曹振祥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曾创作了以新旧社会对比为主题的《十恨十好》；以宣传婚姻法为内容的《十劝》；以抗美援朝为内容的《送郎参军》；以土改运动为内容的《打倒土豪劣绅》、《翻身记》等10多本大小现代剧目，为繁荣黄梅戏艺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54年8月，调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工作。同年12月，因病返乡，翌年2月病故。
胡玉庭
胡玉庭（1889～1958）又名卯林，人称卯林伢，望江人。出生农民家庭。8岁丧父，14岁拜胡在江为师，学唱黄梅戏。15岁在舞台上崭露头角，18岁时向陈庭献、徐汉卿等师傅学会了当时流行的黄梅戏36本、72折传统剧目。后与杨润保、徐汉卿、龙腊九、檀盛云、蔡南楼、龙坤玉等，在望江、潜山、至德等地演出，名噪一时。30岁时倒嗓，在至德香隅一农家入赘为婿，边农耕，边课徒授艺，息影舞台10余年。1949年，年届花甲的胡玉庭，如枯木逢春，积极参加了望江赛口区业余剧团。1952年，加入至德大众剧团。他既是舞台上的多面手，能演生、旦、净、丑，又被人称为“活戏篓”。经他口述整理编入《安徽传统剧目汇编》的大小剧目共18种，其中如《水涌登州》、《云楼会》、《绣荷包》等，是罕为人知的稀见剧目。他口述的《天仙配》经改编后参加华东地区第一次戏曲会演，获剧本一等奖。他不仅保留了不少传统剧目的脚本，还保留了许多老腔老调和传统的表演形式。他还会“工尺谱”，会司鼓、会吹笛子和锁呐。1954年，至德县人民政府举办了胡玉庭先生舞台生活50年的庆祝活动。1956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安徽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被授予荣誉奖。
张节
张节（1893～1958）字惕生，号国威，宿松县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考入安庆陆军小学堂，不久加入“岳王会”。宣统三年（1911年）冬，参加辛亥革命的“安庆之役”。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武昌陆军中学。民国3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民国8年，在家乡参加了声援北平学生反日爱国的五四运动。同年，他在长沙由保定军校的同学廖磊引荐，到湘军一师二旅唐生智团当排长，后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民国16年，他捐银2000元，创办风车庄第三小学，以掩护共产党员开展地下革命工作。民国17年，廖磊任军长，张节在廖军任三师师长。民国20年，任国民党七十七师参谋长，参加了对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第二、第三次“围剿”。民国22年初，离开部队，经李明灏介绍，任南京军校教官。民国24年随李到四川，任成都军分校战争研究室主任。民国26年调任第一战区军事执法分监代理分监长、少将督战官，因处决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名师长，被撤职，改任行政监督。民国27年3月，廖磊任安徽省主席，张节应聘任第一行政专署（太湖专区）督察专员。他一到任，就下令县、区、乡普遍建立抗日组织；释放政治犯，保释、营救了一些被捕和即将处决的共产党员；举办了有300余人参加的“抗日青年训练班”，大部分学员都走向了抗日战场。同时他还利用兼任安徽省保安司令太湖专区司令之便，收编流散的国民党军警人员和宿、望一带群众自发武装，成立了十三游击队，自任司令。他还多次将武器支持由共产党领导的岳西山区和宿松湖区抗日游击队。民国28年，他因同情共产党被解除了所有职务。次年2月，由于他跟白崇禧是拜把兄弟，被任命为十二纵队司令，驻在与新四军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毗邻地区。同年6月，他与新四军四大队政治部主任何伟谈判时，拒绝执行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关于“立即扣留共方代表，收其全部武装”的十万火急密令，还指派亲信部队护送新四军谈判代表安全返回驻地。他曾派人护送被扣押获释的新四军江北指挥张云逸的爱人及随行人员去抗日根据地。因他对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满，民国30年又被撤职，仅留中将参军官衔。民国31年秋，他在一次宴会上痛斥国民党政府腐败，被诬为“疯子”。后携眷归里，曾因阻拦反动县长胡行健滥派军粮军款，揭露其公开卖官卖壮丁等贪污罪行而遭行刺。脱险后，他多次拒绝接受国民党当局的委任。1949年冬，他应邀参加了皖北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担任皖北行署农林处副处长、省农业厅副厅长，还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委、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次年在合肥逝世。1978年，省政府和省政协为他平反昭雪，并召开了追悼会。
潘赞化
潘赞化（1885～1959）原名世璧，初字瓒华，后改赞化。桐城人，生于天津。祖父潘藜阁，官天津知府。幼年失怙，甚得祖父爱怜。10岁时，随祖父举家南迁回桐城。未及弱冠即随其堂兄潘王晋华和陈独秀、房秩五在安庆“藏书楼”聚众结社，倡导革命，创办《安徽俗话报》，从事反清活动。后流亡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兴中会。不久回安庆，于陆军小学任教，并与革命党人徐锡麟取得联系。徐锡麟起义失败后，潘赞化复潜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兽医。辛亥革命前，他回到安庆与表妹方世善完婚，暗地与安徽测绘学堂监督、革命党人王天培组织淮上志士，发展革命力量，并鼓动新军六十一标、六十二标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潘赞化任安徽新军招待所所长。稍后，柏文蔚出任安徽督军，委派他为芜湖海关监督。在任期间，他常亲自巡查走私，所收关税多汇给上海的同盟会，曾受到孙中山的当面称许。其时，曾纳青楼女子陈秀清，后改名为潘玉良。民国2年（1913年），袁世凯派倪嗣冲为安徽督军，潘赞化遂去职，寓居上海，与陈独秀过从甚密。民国4年，自韶关赴云南，参加讨袁活动。倒袁后，获“云南起义纪念章”一枚。民国1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潘赞化赴南京在农业部任专员，次年在农矿部任农矿司第二科简任科长。抗日战争发生，他奉命赴西北考察烟苗，经长安、平凉、兰州至西安，一路宣传团结抗日，后转到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任总务。民国29年离职返皖，芒鞋草笠，徒步跋山涉水，月余抵皖西立煌。民国30年，任桐城县参议会副议长，翌年任桐城孟侠中学校长，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其间，在故乡练潭潘家楼创办了木崖、藜阁小学。民国36年，举家自桐城迁往安庆定居。1953年经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举荐，由国务院批准，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1956年，把家中所藏太平军军帅酆谟《史咏联珠》稿本献交给省博物馆。1959年病逝。
胡宪卿
胡宪卿（1923～1959）祖籍江西省彭泽县，民国29年（1940年）随父迁入宿松县。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小讨饭，青年时打长工，备受艰苦。解放后，他在农业生产上，为新棉种植和植棉新技术推广作出了很大贡献。
1957年，他所在的近500户人家的泗州村，一举成为亩产百斤皮棉村，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胡宪卿被推选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他培育的棉花先后3次（1952年、1957年、1958年）被选样送省展览。1957年，省有关部门在泗州村拍摄了科学植棉纪录影片，并在全省放映。胡宪卿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互助组组长、初级社和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副社长等职，先后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县党代会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他7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多次出席县、地、省、华东局、国家劳模表彰会。
史介筠
史介筠（1882～1960）名月娥，别号淑秀，女，望江县人。幼因家境清贫，且受封建礼教束缚，未能入学。但在生父史浔芳的熏陶下，从小喜爱识字、读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嫁吉水宋绍廉家为其长媳。宋是晚清廪生，自在院内设馆讲授经史，史介筠每于厢房隔板潜心聆听，从不懈怠。婆母赞她为“书迷”；宋亦赞叹说：“子妇之德，堪为贤母；子妇之才，可为良师。”民国7年（1918年）中秋之夜，丈夫宋乃慈在江西湖口县为营救火灾中的学徒不幸罹难，史介筠强忍悲痛，决心在县城史家老屋首创女塾教书，以支付家庭重担。
民国8年她受聘为望江城区女子国民学校校长。她除主持教务和授课外，还兼做工友，晨昏洒扫，点香计时，烧茶供水，劳力劳心备至。两年后该校因经费拮据而停办。公学停办，复教私塾，其办学热情，有增无减。自民国10年秋起，她先后在望江县城西门、东门和吉水等处，开办私塾，兼收男女生，还增设夜班，用来照顾贫家子弟。日本侵略军占领县城后，她先后在省立太湖师范附属小学刘家山镇分校和望江鸦滩何屋保小学任教，尔后，又在鸦滩帅家下屋一带设立私塾，收农家子女入学。她任塾师收费低廉。抗战前，每人年收学俸3至4吊钱和1斤灯油；抗战后，每人年收稻谷1石（折糙米70斤）。亲友相问收费何以如此低廉？她笑答道：“陶公五斗米，我作四吊钱。米多易受蛀，钱少心地宽。”
民国35年南京政府内政部颁予“永扬懿德”匾额，以褒扬她对平民教育事业的贡献。史介筠于1960年病逝。
光升
光升（1876～1963）字明甫，原桐城（今属枞阳县）人。清末秀才。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追随革命党人赵声进行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后回皖执教于桐城学堂与崇实学堂。光绪三十一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与章太炎、陈独秀等时相过从。经他们介绍，得以拜谒正在东京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年），学成回国，担任安徽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兼政治教员。次年，武昌起义成功，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他曾应聘任都督府秘书。不久，即辞职与刘希平等创办安徽江淮大学，并任校长。“二次革命”时，他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失败后，被迫流亡宁、沪。流亡期间，经常为《新青年》杂志撰稿，后又任《戊午杂志》编辑，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工作。
民国9年（1920年），安徽革新教育运动蓬勃兴起，驱逐各校反动校长声势日高，光升在广大师生拥戴下由沪返皖，出任他早年亲手创办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不久，即与新任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李光炯和芜湖第五中学校长刘希平一起，联络全省教育界进步人士，组成安徽省教职员联合会，与省学联等进步团体相互支援，在安徽反军阀争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10年，著名的“六·二”学潮爆发，因军阀倪道火良、马联甲的残酷镇压，学生受伤者达几百人。其中一师姜高琦伤重殉难，一中重伤学生周肇基也相继身亡。光升闻讯，即率教育界同仁，冲破军警包围，闯入省议会，厉声痛斥马联甲，并用伞柄敲击马的脑袋，直至互挥拳掌。马令卫兵：“把他捆起来，拉出去枪毙！”光升大喝一声：“你敢！”学生闻之蜂拥而上，马慑于学生的强大声势才未下毒手。随即光升与李光炯、刘希平等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并动员安庆全市罢工、罢市、罢课，通电全国，控告军阀罪行。此后，他在反对贿选省议员、驱逐省长李兆珍和废督裁兵的斗争中，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了与封建军阀誓不两立的大无畏精神。
民国15年初，国民党中央指派光升、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恒芳、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等9人为国民党安徽省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以光、周、朱为常务委员，主持党务。北伐战争开始后，军阀陈调元（皖军总司令）大举镇压革命势力，临时省党部被迫撤至上海，后转移武汉。民国16年春，北伐军先头部队抵达安庆，临时省党部迁回，光升随返安庆，筹备召开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叛变，3月20日，蒋介石来到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变随之发生。在事变中，光升不惜身受殴辱，面对蒋介石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作坚决的斗争。事变后，光升等人，率各市、县代表前往武汉，继续召开省“一大”，正式成立了省党部，选出执委20多人（其中约半数是共产党员），光升当选为三名常委之一。“四·一二”上海反革命政变后，光升和一些左派人士遭反动派通缉，遂避居武汉，愤而著文，猛烈抨击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民国18年，光升应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之邀前往广州。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光随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到上海，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顾问，当时十九路军的重要文告、通电，多出光升之手。后因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光愤而回皖。其时吴忠信任安徽省主席、光为省府委员。此后，他还参加了民国22年李济深等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和民国24年陈济棠与李宗仁联合反蒋的“两广事变”。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光升即投身抗战活动。他应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兼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请，赴战时省会立煌（今金寨县城）参加“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出任宣传部长。同年秋，赴武汉出席第一届国民党参政会；武汉沦陷后，他辗转入川，寓居江津县德感坝。在各届参政会上，他直言抨击重庆政府消极抗战政策和贪污腐化现象，呼吁当局实行民主政治，依靠民众，团结抗战。在此期间，他与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同盟”。民国34年秋，抗战结束，光升由川回皖，任省通志馆馆长。
解放后，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副主席、安徽省人民政府代表大会代表、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省教育厅厅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1963年1月1日在安庆病逝。
光升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也是一位业绩卓著的教育家和有造诣的学者，著有《法治救国论》、《诗文论说》、《语故》、《音韵通论》等书，惜俱已散失。
许世英
许世英（1873～1964）字俊人，一作静仁，隽人。秋浦（今东至县）人。拔贡出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刑部浙江司任职，次年升刑部直隶司主稿。光绪二十六年去西安，受命办理刑部直隶司和四川司的积案。光绪二十八年回京后，升任刑部主事。光绪三十一年在巡警总厅任行政处佥事。光绪三十三年，他应徐世昌之聘去东北筹建司法机构，次年任奉天（今沈阳）高等审判厅厅丞，后任厅长。宣统二年（1910年）被清政府派赴欧美考察司法，经过俄、德、法、英、比、荷、瑞、奥等国，随后到美国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第8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宣统三年（1911年）春回国，11月任山西提法使，几个月后又改任布政使。在任期间曾与张锡銮联名吁请清帝退位，建立民国。民国元年（1912年）5月任大理院院长，7月入陆征祥内阁任司法总长，9月继任赵秉钧内阁司法总长，并与徐谦等人组织“国民共进会”。民国2年任奉天民政长。次年出任福建民政长（不久改称巡按使）。民国5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时，他任内务总长，不久改任交通总长。民国7年任华意银行经理。民国10年任安徽省省长。民国13年曾代表段祺瑞与孙中山商谈南北联合反对直系军阀事。民国14年12月到次年3月任段祺瑞执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下野后他去上海，组织苏浙皖联合会，反对孙传芳。民国16年遭孙通缉，逃往香港。民国17年10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赈灾委员会委员长。民国21年组织上海战区难民救济会，救济“一·二八”事变中受灾难民。民国25年2月到民国27年1月任中国驻日本大使。民国33年任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长，长驻香港。民国36到37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50年到台湾，任蒋介石总统府资政，1964年10月13日在台北病死。著有《双溪诗存》、《治闽公牍》、《黄山揽胜集》等。
房秩五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以字行，晚号陟园老人。原桐城县（今属枞阳县）人。清末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安庆蔡家教书，结识陈独秀等进步人士。其时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不到一年，帝俄又与清政府订立密约，妄图独占我东北三省。房秩五遂与陈独秀、葛温仲、潘王晋华等经常聚会，纵谈时政，疾首蹙额，并参加了陈独秀在安庆创办的藏书楼讲演会，后遭清廷通缉。同年秋，吴汝纶在安庆创办桐城学堂，自任堂长，邀房秩五为学长。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房秩五与陈独秀等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任主编，房秩五负责教育栏目。光绪三十年，赴日本留学，攻读速成师范科。次年夏，李光炯、卢仲农创办的安徽公学要增设速成师范学校，电邀房秩五回国主持其事，房秩五遂回到芜湖。其时陈独秀也在芜湖，于是他们继续兼办《安徽俗话报》。不久，他被聘任为桐城中学学监，后为安徽教育总会干事，安徽提学使署学务公所文案。
光绪三十四年春，房秩五应许世英之邀赴奉天（今沈阳），先后在省旗务司、民政司、造币总厂任文案。宣统三年（1911年）春，任《东三省日报》主笔。房秩五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弊，为当局所敌视。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出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下令禁止各报刊载这一消息。但房秩五为维护正义，毫不顾忌，于禁令发出两天后，便在《东三省日报》率先登出这一消息。赵怒不可遏，遂派便衣特务20余人闯进报馆，捣毁机器设备，将房秩五劫至院中，用铁棒猛击其左臂，声言：“你乱写文章，今日把它打断，看你能写否？”房秩五痛不能支，倒卧于雪地。后在友人帮助下，辗转潜往天津治疗，才脱免于难。
民国元年（1912年）许世英出任司法总长，邀他到北京主编《司法公报》。民国5年许世英任交通总长，聘他为交通部视察。民国10年秋，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房秩五出任芜湖道尹，为澄清贿选省议员事，往来奔走于芜湖安庆之间，为当时安徽政局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民国12年回到家乡浮山，立志办学。浮山是江淮之间的名山，房秩五的故居与浮山隔河相望，早年他就有在浮山创办学校的夙愿。此次经他发起，就地募捐，先于民国14年办起浮山小学部，后亲赴京、津、沪、宁等地募捐13000余元，于民国17年开办了初中部。学校所聘教师不少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四·一二”事件发生后，上海、安庆等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很多来浮山避居或者进行斗争，其中有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及其子女，以及陈雪吾、周新民、童汉章、章逐明、朱蕴山等。房秩五以其地位和声望，全力保护革命同志。民国30年（1941年）日本侵略军轰炸浮山，校舍被毁。房秩五曾多次到上海等地募捐，并得到在香港做赈济工作的许世英的资助，重建校舍，恢复旧观。民国34年又增设高中班。房秩五晚年筑“亦浮庐”于安庆。1951年，他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此后，他历任安徽省人大代表、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1966年11月5日卒于安庆，年90。早年译有《教育心理学》，著有《浮渡山房诗存》。
刘贻燕
刘贻燕（1884～1966）字式庵。怀宁石牌人。幼随婶母在安庆清节小学读书，后进安庆求是学堂。毕业后赴英留学，入格拉斯哥大学。回国后于民国11年（1922年）在大渡口创办工业专门学校，任校长。后到北京农大、北京大学任教授、讲师。民国16年后，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浙江省水利局局长、杭州铁路局副局长。民国21年后任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兼安徽省公路局局长。他先后主持修通安徽南北几条主要公路交通干线，建立省内公路交通网，并完成苏、浙、皖3省联络公路。民国27年，到重庆任经济部专门委员，次年任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校长。民国29年任西康省建设厅厅长，主持修复省内干线公路。民国37年任黄泛区复兴局局长，修复黄河决口。建国后，1950年在上海扬子木材公司任稽核。1951年任交通部中国建设总公司上海办事处帮办工程师。1954年因患中风病离职。1956年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66年4月病故，葬上海万国公墓。
潘伯鹰
潘伯鹰（1902～1966）名式，字伯鹰，以字行。号凫公，寂娱学人，晚号发翁。怀宁石牌人。早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后赴日本留学。归国后，曾在交通部短期任职。民国17年（1928年）春，因发表激烈言论而入狱，后经章士钊营救出狱。他曾在《学衡》杂志发表《南冠草》一卷，又在天津《大公报》连载小说《人海微澜》，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将它改编成电影《春水清波》，引起文坛轰动。此后，又续写有长篇《隐刑》、《生还》、《雅莹》和短篇集《残羽》及仿唐人小说《赛安五记》，另有杂文《冥行者独语》、《中边录》等。30年代初，他任教辅仁大学，教《法国小说史》和宋诗，兼《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编辑。抗战时期在重庆任中央银行秘书，与沈尹默过从甚密，并组织“饮河诗社”。抗战胜利后，任教于暨南大学。民国38年4月，国共和谈开始，潘伯鹰作为南方代表江庸随员赴北京充秘书长。和谈破裂后，至香港，寓于章士钊家中。9月，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潘伯鹰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国庆大典。建国以后，潘伯鹰先后任同济、复旦、华东音乐学院教授，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市人委参事、市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66年因病去世。终年64岁。所编著另有《中国书法简论》、《南北朝文》、《黄庭坚诗选》等。
萧静
萧静（1919～1966）女，原名吟莪。望江县人。早年就读望江私立维坤女校、安庆女中。抗战时期，投身救亡运动，后入重庆中央大学，秘密接近地下组织，在大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她曾一度被捕，被胞兄萧自强（复旦大学教授）营救出狱，旋即奔赴解放区。民国35年（1946年）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在北京基督教堂当修女，从事地下活动。民国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以基督教学生救济委员会为掩护，在北京大、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她服从党的需要，未公开党员身份，留在基督教会，任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总干事。抗美援朝期间，曾代表北京宗教界，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她在基督教会工作8年，严守党的纪律，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由于此项工作的特殊性，她牺牲了个人幸福，一直过着独身生活。1954年转到教育战线，1958年公开了党员身份，先后任北京教育局教研员，北京市47中学、39中学、110中学等校副校长。1963年，受命筹建“月潭中学”，任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迫害致死，时年47岁。1978年12月，中共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其平反昭雪，骨灰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恨水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心远，笔名恨水。潜山县人。祖父开甲成年时，适逢太平军与清军在潜山作战，便加入了湘军。后以“参将”衔，当了协镇（相当于旅长），驻防江西。父亲张珏，是开甲第三子，从小跟着父亲习武，从军后受过五品军功，后在江西税卡上当税务小吏。张恨水出生于江西广信（今上饶），6岁入塾，自幼才思敏捷，所写文章常为塾师密加圈点，请父执们传观。10岁时开始接触小说，13岁那年，突然萌发创作小说的冲动，尝试创作了第一部小说，作为给弟妹讲故事的底本。宣统二年（1910年）秋季，进入南昌大同小学堂，开始受到新式教育。第二年，又考进南昌甲种农业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秋季，其父突然在南昌暴病去世，孤儿寡母回到潜山老家。张恨水有5个弟妹，最小的妹妹当时不满周岁。后经堂兄介绍，他考取苏州蒙藏垦殖学校。不久，该校解散，他又回到潜山老家闭门读书。在苦读的岁月里，模仿《花月痕》的形式，撰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青衫泪》。
民国3年春，他只身跑到南昌以“恨水”为笔名，开始为一小报写补白文章，不久又加入一个文明戏剧团，负责编剧和撰写广告，而且上台演过小生。此时，他还学《老残游记》中的老残，流浪江南一带，卖过药。这段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生活，使他对世态人情有许多体会，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打下了生活基础。
民国7年，他经朋友推荐，到芜湖《皖江日报》任总编辑；民国8年秋，到北平任《益世报》助理编辑和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同时还兼任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和“世界通讯社”总编，并兼任北平《今报》编辑。
民国13年4月，成舍我在北平创办《世界晚报》，张恨水到该报主编副刊《夜光》，开始了专职创作通俗小说的生涯。早在芜湖的时候，他就创作了小说《南国相思谱》、《真假宝玉》和《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到北平后，又写过《皖江潮》发表在《皖江日报》上。但真正使他成为小说家的，是他为《世界晚报》创作的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这部描写北平社会的长篇小说连载不久，北平市民每天下午就在报馆门口排队购买当天报纸，《世界晚报》的发行量因此大增。民国14年2月，张恨水任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编辑，又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短篇小说《新绿长衫》、《甚于画眉》和《新斩鬼传》、《京尘幻影录》、《荆棘山河》、《交际明星》等中篇小说。
民国16年2月，张恨水又一代表作《金粉世家》开始连载于《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全书100万字，揭露了当时上层社会和官场贪婪、伪善、腐败的生活，直到民国21年5月才连载结束。《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先后问世，张恨水名声大噪。民国16年10月，张恨水任《世界日报》总编辑，次年，又写了《春明新史》，开始在沈阳《新民晚报》上连载。同时还写了《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也陆续在北平《益世报》、《新晨报》上刊出。民国18年，他先后在《世界晚报》、《朝报》、《华北画报》上发表了《战地斜阳》、《斯人记》、《鸡犬神仙》、《银汉双星》等中、短篇小说。是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啼笑姻缘》，全书约25万字，对封建军阀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鞑，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寄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在创作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途径。这部长篇，从民国19年3月至11月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小说发表后，轰动一时，解放前曾印过20版以上，印数达10万册，还被改编为话剧、评弹、以及多种地方戏，并拍成了电影，使他一举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章回小说家。其后，他包揽了当时两家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闻报》与《申报》的长篇小说连载。民国21年“九一八”事变前，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忙碌的时期。一般情况下，他每天同时为六、七家报刊写连载小说，日写5000余字。民国19年2月，张恨水辞去在《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所任职务，专心从事创作。民国20年，他以稿费收入创办华北美术专科学校，自任校长，兼国文教员。“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鉴于民族危机严重，开始撰写抗战小说，以唤起人们抗敌御侮的决心。他的第一部抗战小说是《热血之花》，接着写了《东北四连长》，民国21年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弯弓集》。民国23年5月，张恨水到西北游历，耳闻目睹民间疾苦，写了《燕归来》和《小西天》这两部“描写西北那些惨状”的长篇小说，分别在上海《新闻报》和《申报》上连载，以引起人们对西北情况的关注。民国24年秋，张恨水应邀去上海任《立报》副刊《花果山》编辑。年末因约期已满，准备回北平时，已被日伪组织列入北平文化界抗日人士黑名单之中，迫使他滞留南京避难。次年4月，他出资和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他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成为中国新闻界中用自己的稿费来办报的第一人。此间，他创作的连载小说有抗战小说《鼓角声中》，武侠小说《中原豪侠传》和《夜深沉》、《换巢鸾凤》、《艺术之宫》等。
抗战爆发后，张恨水和报社职工，坚守岗位，“咬着牙齿”将《南京人报》办下去，直至11月南京沦陷前夕才停刊。南京沦陷后，他将家人全部送往潜山，只身来到武汉，与四弟张牧野会合。此时，大别山一带已经成了抗日的前线，在武汉也汇集了不少潜山青年。张牧野建议与这些青年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去大别山打游击。张恨水不顾大病刚愈，毅然决定放弃倾注了半生精力的文学生涯，投身于“全民抗战”。无奈当局不准，只得到重庆去谋求抗战之路。在重庆，他任《新民报》主笔、总社协理、重庆版经理，编副刊《最后关头》，并为《上下古今谈》专栏写散文，其间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从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到民国27年加入《新民报》工作，是张恨水创作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时期，立场由中间转向偏左，在创作上也加快了从趣味主义的旧文学向现实主义新文学过渡的步伐。这几年，他写了约100万字的散文，其内容多半是讽刺国民党统治的种种黑暗；创作近30部小说，其中以《八十一梦》最有代表性。《八十一梦》是一部寓言体长篇小说，民国28年12月开始在重庆《新民报》连载，至民国30年4月结束。它采取“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僚豪门的贪污腐败，甚至直接讽刺了当时“四大家族”之一孔府，险些被国民党特务投入监狱。《八十一梦》是抗战时期销数最多的一本书，延安曾翻印。民国31年秋天，周恩来在重庆接见《新民报》编辑部工作人员时，张恨水在座。周恩来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的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民国33年5月16日，张恨水50寿辰时，重庆《新华日报》刊出专文以示祝贺，指出“他的小说与旧型章回小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他的创作倾向是“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题目。”之后，张恨水亦在《新民报》上著文阐明了自己的创作与“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主要区别。
民国34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渝时经周恩来介绍，会见了张恨水。
民国35年春，张恨水回到北平，在军事调解执行部拜见了叶剑英。其间任《新民报》北平版经理，兼编副刊《北海》，并担任“文学艺术联合会”主任理事、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常务理事。民国37年秋，他辞去报社职务，专事写作。到北平解放前，共写《五子登科》等中、长篇小说14部，先后在北平和上海的报纸上连载。从民国27年加入《新民报》工作，到全国解放时，是张恨水在文学创作上日益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作品，一是以抗战为题材，一是以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为题材，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明显进步，实现了从趣味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新文学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恨水被聘为文化部顾问，1959年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49年夏因患脑溢血一度瘫痪在床，后经多方治疗，病情渐渐好转。1954年，他恢复部分写作能力时，便辞去文化部顾问职务，请求免去每月发给的薪水，专事写作。他根据民间传说改写了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秋江》、《孔雀东南飞》，还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侨胞写了《重起绿波》、《男女平等》、《凤求凰》等小说，和一组《冬日竹枝词》。
1967年2月15日，张恨水因病在北京逝世。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100多部通俗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近2000万言，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四部长篇小说为代表作。在小说之外，他还写有大量文艺性散文和新闻性散文，再加上3000首左右的诗词和一些剧本，全部作品大约在3000万言以上。张恨水是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高产作家，人称“章回小说大家”、“通俗文学大师”。
胡克明
胡克明（1897～1967）字齐贤。桐城北乡（今石南乡）人。民国5年（1916年），考取政府资助的出洋预备班，进入日本东京东亚预备学校。民国6年考取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读铁路机械工程和机车车辆制造专业。民国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先后任吉（林）敦（敦化）铁路局蛟河机务段段长、吉敦铁路局运输处机务课长等职。民国21年，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他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日本效劳，返回安徽。民国22年，他任安徽省铁路局机务处处长兼工程师，是芜湖至南京铁路筹建、设计、施工主要负责之一。民国24年，他率领中国铁路考察小组，赴比利时、捷克、法国、波兰、英国、美国和日本考察，行程数万里，历时7月余。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衡阳铁路局运输处工程师、彬县机车厂厂长、独山铁路办事处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衡阳铁路局机务处处长兼总工程师，广州铁路局机务处处长兼总工程师。此间，他积极组织抢修粤汉铁路被日军破坏的桥梁、路段。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铁道部机务总局和车辆局工程师。著有《机车概要》、《客车电汽》、《欧美日铁路机务》等书。
尹宽
尹宽（1897～1967）又名硕夫，笔名石人，化名有益、王兢博、商吉士、李自化等。桐城县石南乡雪池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民国18年以后堕落为托陈取消派。
尹宽出身于中农家庭，青年时就读于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与该校进步教师高语罕交谊颇深，并在该校投身“五四”运动。民国8年11月，在高语罕的帮助下，尹宽赴法勤工俭学，民国10年加入“工学世界社”。民国11年6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民国12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成立，尹宽为总支部执行委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国12年12月，共产国际调尹宽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民国13年4月，他奉调回国内工作。
10月，尹宽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民国14年1月，他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调任中共江浙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任宣传部主任。民国15年年底至16年初，江浙区委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冠华里开办党校，尹宽担任该校校长，并讲授革命理论。民国16年2月，他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并负责宣传工作。蒋介石在上海策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尹宽等人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4月下旬至5月上旬，尹宽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尹宽被留在武汉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科工作，一度参与编辑《向导》周刊。6月，任中央党校副教务主任。
民国16年11月初，尹宽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来安徽检查工作。他到安徽没几天又返回上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全盘否定了中共安徽省临委的工作。这时的党中央正被“左”倾盲动主义所统治，听取尹宽汇报后，即认定安徽省临委“完全站在与中央政策相反而与国民党乃至西山会议派合作的路线上”，当即决定撤销省临委，派尹宽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巡视。
实际上，尹宽主持了安徽党的工作。在巡视期间，他继续执行当时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过份夸大了芜湖地区的革命力量，命令万春圩、白沙圩等地党组织举行暴动，结果均失败，使革命力量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民国17年3月，中央决定重新建立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尹宽任书记，王步文、王教、龚得元和一农民同志任委员。尹宽在主持安徽省临委工作期间，热衷于搞“城市中心论”，主张“极力推动工人运动，使之成为城镇中的中坚而领导农民革命，最后在城市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他独断专行，个人集权，大搞“一言堂”，造成省临委委员之间的严重矛盾。他指斥负责组织工作的省临委委员王步文是“深山政策”、“农民意识”，先撤销其省临委委员职务，后停止了王步文的巡视员职务。尹宽这种错误做法，引起了安徽多数党员的不满和抵制。8月27日，尹宽自感处境尴尬，难以维持安徽工作局面，遂向中央提出辞职。10月9日，省临委总交通员被捕叛变，省临委机关遭受重大破坏。民国18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安徽工作会议。中央认为，尹宽主持的安徽省临委对安徽的党组织未能起到领导作用，不仅使党内产生矛盾和纠纷，而且在群众中也未能发挥作用。因此，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安徽省临委，由中央直接指导安徽几个中心区域的工作。
撤销省临委，实际上也撤销了尹宽省临委书记职务。此后，尹宽在上海赋闲，常和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人交往，并通过王平一的关系接触到中国托派的一些“文件”，开始接受托洛茨基派的观点。接着，他又向陈独秀进行游说，使陈独秀接受了托派观点，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是年8月5日，他们写信要求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六大”路线，遭到党中央的拒绝，并警告他们要停止宗派活动。陈独秀、尹宽等人自认为有国际背景，有恃无恐，坚持错误立场，公开向党中央示威。9月，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单独成立托派小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成立了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总书记，尹宽任常委。11月以后，陈独秀、尹宽等人先后被开除出党。12月5日，陈独秀、尹宽等81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继续与党对抗。
民国20年和民国24年，尹宽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民国26年8月，他作为政治犯获释。民国27至37年夏，尹宽在桐城、枞阳、东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民国37年夏，尹宽去上海参加托派中的彭述之派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这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决胜阶段，托派组织大惊失色，蠢蠢欲动。他们在学校、工厂发展组织，甚至建立武装，企图螳臂挡车，与中国共产党争天下。
1949年2月，尹宽回到家乡桐城。尽管桐城已经解放，他仍然执行托派组织的既定方针，在教育界的一些人士中秘密活动，企图在桐城成立托派小组织。1950年10月6日，尹宽被我公安机关逮捕，1965年9月释放。1967年7月11日，尹宽卒于桐城县石南公社双墩大队李坂生产队。
罗光明
罗光明（1903～1968）贵池县马衙乡人。出生于贫农家庭。年轻时做过木匠。1949年，解放军过江，罗在本村负责支前工作。是年夏，大同圩因暴雨溃堤，政府号召非受灾区支援灾区，罗所在村庄支援稻谷1700余斤。是年冬，他又带领精壮劳力投入大同圩修复工程，多次受政府表彰。1950年，被评为劳动模范。1951年，他带领本村翻身农民组成全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罗光明互助组。在农业生产中，他采用选种、改良土壤等科学种田方法，使产量比其他农户高出三、四成。当年，中共华东局曾组织人员到罗光明所在的枫岭村参观。1952年，他又领头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是年秋，作为以贺龙为团长的中国农民代表团成员，他访问了苏联，并参加了十月革命节莫斯科红场典礼。1953年10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四总团第四分团，赴朝对志愿军进行慰问。在以后近20年中，他一直在基层工作。
严凤英
严凤英（1930～1968）女，原名鸿六，又名黛峰，桐城县人。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祖父严纯启为木匠，在安庆开“联升栈”小饭店，严凤英就出生在这里。其父严思明在饭店倒闭后入印刷店写字谋生，严凤英则随祖父返回老家罗家岭，度过了她的少年时代。和着淙淙的流水声和清脆的画眉声，她不时地学唱起秧歌、对歌、牧歌、茶歌和黄梅调。圆润的歌声惊动了家乡一位黄梅戏老艺人严云高，遂收她为徒。13岁的严凤英，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但学戏触犯族规，为逃避溺杀，只得被迫离家。15岁她从师程积善，正式搭班唱戏，在枞阳、桐城一带演出。开始只在一些大戏中饰丫环，虽是配角，但扮演的几十个丫环各有差异，毫不雷同。很多观众竟专门花钱来看严凤英饰演的丫环戏，以致班头特意为她出大海报：“特聘驰名唱做花旦筱鸿六主演丫环”。之后，又得著名老艺人丁永泉指点，先后入张光友、王老九、琚光华等戏班，在贵池、殷汇、大渡口、大通等皖南山乡水镇演出。民国36年（1947年）曾随胡金涛、刘凤云学唱京戏，1954年又拜北昆著名艺术家白云生为师，不断汲取兄弟剧种之长，丰富了自己的表演技艺。
建国后，严凤英由宁返皖，在安庆群乐、胜利等剧场演出。1952年参加安徽省艺人训练班，并首次应邀和泗州戏同赴上海演出。严凤英主演的《打猪草》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奇葩。她还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首倡义演。1953年4月，她放弃民营剧团的高薪，第一个报名参加刚刚成立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并参加建团演出。严凤英嗓音清脆甜美，唱腔朴实圆润，演唱明快真挚，吐字清晰，韵味醇厚，并注重从人物感情出发，力求达到声情并茂，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其表演质朴细腻，成功地塑造了祝英台、招弟、陶金花、蓝玉莲等许多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
1954年，她主演的《天仙配》，参加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演员一等奖。翌年，《天仙配》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传播中外。是时，严凤英在艺术上已不拘陈法、博采众长，努力吸取京剧、昆曲、越剧、评剧的精华，遂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把黄梅戏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56年参加安徽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她主演《王金凤》（即《凤凰之歌》），获演员一等奖。1958年，主演《打金枝》、《打猪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和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接见。1959年主演的《女驸马》，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获得很大成功。后又参加了《三八河边》的拍摄。是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直接受到周总理和邓颖超的亲切关怀和教导。196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全国文教卫生群英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戏剧家协会理事。全国妇联还授予她“三八红旗手”称号。1961年主演古妆喜剧《香罗帕》。接着，又移植了歌剧《刘三姐》，主演《党的女儿》，在广州交易会上演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1963年她主演电影《牛郎织女》，并为新拍的《天仙配》担任艺术顾问。这以后，她在周恩来总理推荐的朝鲜现代戏《红色宣传员》中扮演李善子，又先后主演了《江姐》、《白毛女》、《党的女儿》等现代戏，塑造了江姐、喜儿、李玉梅以及其他劳动妇女形象，她的表演又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1966年“文革”开始后，她从农村演出归来即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凌辱。1968年4月8日含恨辞世。一代艺坛明星殒落，年仅38岁。
严凤英自进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以后，曾任该团副团长。主演大小剧目50有余。工小旦、花旦、闺门旦、并在《丰收之后》中饰老旦，在《袁天成革命》和《扫花堂》中饰演彩旦。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黄梅戏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撄宁
陈撄宁（1880～1969）原名志祥，字子修。祖籍怀宁县洪镇新陈埂，后离家居上海，为我国现代著名道教学者。他自幼聪颖过人，12岁时就读完四书五经，13岁时作应试文章，人皆称其才，不久即考中秀才。清末废科举，兴学校，陈撄宁考入安徽法政学堂后，因勤奋过度得“童子痨”症，久医无效。此时他开始研读《黄帝内经》、《扁鹊难经》、《伤寒论》以及历代医家著作，得知古代医学与气功的密切关系。于是他亲自实践，使极度衰弱的身躯渐有好转，这就更增强了他探求延年益寿、防止早衰之法的决心。29岁时，其父去世，遂远出游历九华、武当、崂山等名山胜迹，求师访友，穷研仙道之学。后在安徽怀远曾遇一道长，相聚两旬，论证修炼功夫。
民国2年（1913年）陈撄宁长住上海方斜路白云观，逐篇阅览《道藏》5300余卷及续刊180卷，阅后著有《四库全书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文稿。明刊《道藏》问世500余年来，能将其作学术研究而又能全部阅览者，仅陈撄宁一人。民国6年，陈撄宁将原修订的《道藏书目分类》稿，重新修订为《道藏分类目录提要并索引》，分道学、道通、道功等14大类。30年代，陈撄宁在上海仙学院任教，并主编《半场月刊》、《仙学月报》，著有《黄廷经讲义》、《孙不二女丹诗注》、《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等。
1953年，陈撄宁被浙江省文史馆聘为馆员。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后，陈撄宁曾任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1961年中国道教协会设立研究室，在他的指导下，主持编写了《中国道教史提纲》。这一时期，他著有《道教起源》、《史记·老子传问题考证》、《太平经的前因后果》、《教理概论》、《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等。陈撄宁晚年，多研究动静修持，主张由后天神气合一，返回先天性命，再使先天之性命合一，归本于清静自然。他在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里经常讲解《老子》、《庄子》养生思想和《黄帝内经》，并著有《静动总说》、《老子第五十章研究》。
陈撄宁治学严谨，通晓道教内外丹法及养生修持之道，对中医理论亦有深入研究，在近代道教和中医界有一定影响。1969年病逝于北京。其骨灰现安葬于北京白云观。
章伯钧
章伯钧（1895～1969）原桐城横铺（今属枞阳县）人。7岁丧父，靠其母变卖田产上学。早年就读于桐城中学和国立武昌高师。民国9年（1920年）任安徽宣城师范校长，因聘请恽代英、彭湃等进步教师任教不容于当局，一年后即被解职。民国11年9月，与朱德、孙炳文等同船由上海启程到德国留学。章伯钧进入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民国15年春回国，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成为当时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在广州，他被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聘为教授。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章随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广州到达武昌，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民国16年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章被委任为农民部兵农联合会主席。从这时起，章伯钧便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伯钧随军南下进入广东，后到香港，从此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底，他在宋庆龄、邓演达《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与谭平山等在上海酝酿成立反蒋组织，以推翻南京反动独裁统治，恢复中国革命。民国19年，邓演达回国，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章伯钧是创建人和重要负责人之一。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章伯钧与周谷城等在上海发表宣言，痛斥南京政府“误国殃民”。民国22年9月，章伯钧积极参与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主张“抗日、倒蒋、联共”，并担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委员会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民国23年春，章伯钧从香港流亡日本。
民国2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亟，中国民族危机益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发表了《八一宣言》。章伯钧深受鼓舞，立即从日本返回香港，和彭泽民等在九龙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该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号召，力主同共产党合作，对日宣战。
抗日战争爆发，章伯钧在南京、武汉经常与中共代表团接触，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抗战期间，他为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谈话。他在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员时，极力要求改革政治，并为促进党派团结费了不少心力，以致在第二、三届国民参政会中遭到无理排斥。在重庆，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大声疾呼，批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施宪政，改组国民党政府，取缔特务活动，惩治汉奸和贪官污吏。
民国28年冬，章伯钧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共同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以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章伯钧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并带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加入了这个同盟，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民国34年7月，章伯钧与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考察和商谈国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旧政协会议，在会议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民国35年（1946年）夏季，当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时，章伯钧强调要继续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下去。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为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作了可贵的努力。
民国36年2月，章伯钧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将党名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在疯狂进行内战的同时，加紧迫害民主进步势力，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农工民主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章伯钧只得潜往香港继续进行民主活动。民国37年1月，他与沈钧儒等主持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要坚持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推翻国民党独裁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并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中央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
同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章伯钧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通电响应，表示热烈拥护。9月间，章伯钧应中共中央的邀请，首批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1月，章伯钧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9月，章伯钧在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建国后，章伯钧先后担任过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长期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为这两个民主党派的建立与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章伯钧在一生奋斗中，也曾走过曲折的道路。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整风过程中，他犯了严重错误。然而他能不断追求真理，总结经验教训，直至逝世前还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表示沉痛的悔悟。
孙闻园
孙闻园（1881～1970）又名孙吴，字文园，桐城人。初在桐城学堂毕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派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博物科习生物。学成回国后，先在安徽省立师范任教，民国元年（1912年）任桐城中学校长。他曾在校园内开辟一座环境幽雅之公园，作东西地球形，其间建有爱景亭。园中有石柱一根，上刻“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等语，为书法家方盘君擘窠书。4年之后，孙闻园离开桐城中学，先后任宣城中学教务主任、安庆第一师范教务主任、凤阳中学校长和安庆高级中学校长。孙闻园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遍江淮，为安徽教育界之前辈。抗日战争时期，桐城沦陷，孙闻园避乱叶家湾。民国28年（1939年），他受命筹建省立第二临时中学于桐城黄甲铺。此时他虽年届60，但仍不辞艰苦，日夜奔走，未几成立，他出任校长。该校在木考木老峰下，距县城30里，招收了远近学生数百名。与此同时，他还与县内大户宗族、士绅磋商，动员用公堂田租作校产，创办私立中学。在他的倡导下，桐城先后办起了笃山、高甸、天城、孟侠、麻溪女中等10所私立中学，另有浮山中学、宏实小学等皆举他为董事长。孙闻园在兴办教育过程中，注重教育与实际结合，努力提倡新学。教务之暇，还亲自参加劳动，并在公园假山前题写了“劳动神圣”四个大字，与师生共勉。
孙闻园为人刚直，主持正义，爱护青年学生。民国10年，他在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导主任时，该校学生姜高琦在“六·二”惨案中遭反动军阀杀害，孙闻园挺身而出，与史履冰、光明甫等人到省议会与反动军阀马联甲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民国21年，孙闻园在凤阳中学任校长，特务持蚌埠警备司令的通缉令，要拘捕已暴露共青团身份的学生张平。孙闻园闻讯，一面与特务周旋，一面暗中派教务主任孙伯珩通知张平逃脱。
建国前夕，孙闻园赴武昌珞珈山，移居次子孙祥钟处。建国后，任武汉市政府参事室参事。1961年应邀参加国庆12周年天安门观礼，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颐和园。1970年病逝于武汉。
刘王立明
刘王立明（1896～1970）女，本姓王，因纪念丈夫刘湛恩教授，复姓刘王。小字梦梅，曾用名扩志洁。太湖县花园乡杨铭屋人，常居县城。立明父亲王守度乡间行医，母亲姓祝，有3兄彝仁（早逝）、彝毅、彝理（早逝）。刘王立明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全靠母亲变卖产业度日，有时还要依赖亲友接济。艰辛的童年生活，磨炼了刘王立明吃苦耐劳和独立不羁的性格。10岁时，经再三恳求，免费的福音小学终于破格收下了她。12岁时，她从书本上感到新时代气息，不顾母亲和亲友的反对，竟扯下了象征封建压迫的裹脚布，成为全县第一个放足女子。民国元年（1912年），刘王立明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九江儒励学院读书。民国5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在该校毕业，并留校任教。同年考取留美奖学金赴美留学，在芝加哥西北大学学生物，后获硕士学位回国。
民国9年，刘王立明归国后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会总干事兼世界妇女节制会远东区干事，以后又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会主席，并在14个省、市组建了妇女节制会。她南北奔波，努力创著妇女书刊，先后出版了《快乐家庭》、《自强之路》、《中国妇女运动》、《生命的波涛》、《婚约》、《珍堡梦》、《小珍寻母》等书，其中《生命的波涛》荣获一等奖。她还在上海、成都、广元、香港等地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社、赈救工业社等。她是我国早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民国12年，刘王立明与刘湛恩教授（湖北汉阳人）结婚。刘湛恩是进步的民主人士，经常从事进步社会活动。“九·一八”以后，她夫妇俩在国内外各种场合揭露日寇暴行，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刘王立明在上海积极支持丈夫作抗日后援工作，并发动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还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工作。此时日伪企图威逼刘湛恩教授背离抗日救亡事业，充当傀儡政权的教育部长，刘王立明坚定地支持丈夫坚守民族气节，决不妥协动摇。民国28年4月7日，刘湛恩被日本特务暗杀，刘王立明被列入搜捕的“黑名单”中。此时她擦掉眼泪，忍住悲痛，怀着国仇家恨，离沪赴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四川叙府，她创办难童教养院，把来自襄樊沦陷区的数百名难童抚养成人。同年7月6日，刘王立明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出席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参政会议。在会上她一再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祸国殃民的罪行，被中外记者誉为“最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民国32年9月，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中共代表董必武当场给予严词驳斥。董必武话音刚落，刘王立明拍案而起，诘问何应钦：“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和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却有心制造磨擦，破坏团结？”何应钦无言以对。国民党当局对刘王立明恨之入骨，从此撤销了她参政员的资格。民国33年10月，刘王立明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改为民主同盟的会议，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后，她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杨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妇女联谊会，团结国统区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团结抗日。她在各地所办的妇女教育机构和福利救济事业，都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渗透和控制。叙府湛恩难童教养院，就是当时极少数没让宋美龄插手的保育机构之一。民国35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刘王立明受民盟中央委托，在胜利托儿所宴请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7月11日和15日，民盟昆明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刘王立明没有畏惧，与陶行知先生在上海为李、闻二烈士举行追悼会，愤怒控诉了国民党的血腥暴行。会上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由陶行知主持该会工作。陶去世后，刘王立明接替陶的工作。民国36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刘王立明为摆脱特务监视，潜离上海到达香港，参加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协助筹建民盟临时总部，并当选为该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香港期间，她还参加创办《远东通讯》（英文版），并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曾两次被香港警察署传讯。
1949年9月21日，刘王立明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她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和二、三届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全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1954年，她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妇女国际会议。1956年，又率团赴西德不来梅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第十次大会。刘王立明在发言中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空前提高和我国妇幼福利事业的蓬勃发展，驳斥了某些代表污蔑“红色中国也向世界各地贩卖鸦片”的谎言，并促使大会取消了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会议的资格。在这次大会上，刘王立明被推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从不来梅回国后，周总理在一次大会上对刘王立明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7年，刘王立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回到家里，一边坚持劳动，一边学习。3年困难时期，有人对她说可以提供出国的方便，她毫不犹豫地回答：“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哪里也不去。”她还对子女说：“不管我们个人和家庭的遭遇如何，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日子确实比解放前不知好了多少倍，国家地位的提高，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引为自豪。”1966年，她上公共汽车跌断了右臂，在上海女儿家养伤。“文革”期间，被林彪、江青一伙投进监狱，1970年含冤去世，终年74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王立明的冤案得到平反。1981年3月18日，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全国妇联在北京政协礼堂为刘王立明举行了追悼大会。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江靖宇
江靖宇（1903～1971）名澄，字中靖。桐城大关人。出身于农民家庭。13岁入私塾读书，17岁考入安庆公立甲种工业学校，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民国12年（1923年），考入安徽法政专科学校。民国15年，在安庆西郊海角洲从事农民运动，建立了海角洲独立区农民协会及标枪队。民国16年，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三·二三”反革命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江靖宇在这严峻关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至南昌，在贺龙部供职，8月1日参加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先后任二十军直属六团一营副官、二十军三师六团副营长、营长。翌年2月，奉命回桐城领导地方武装斗争，遵照安徽省临委王步文指示，与季子咸、倪凤舞等出任国民党桐城县党部委员，以合法身份，组建了桐北、城郊、桐南、桐东农民协会。民国18年，中共桐城县委成立，江靖宇为委员。民国25年，往上海，后转赴北京，经柯庆施介绍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民国27年随项英、周子昆赴南昌，任新四军民运部第一科科长兼皖南特委巡视员。民国28年，随叶挺、罗炳辉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担任五支队党委书记、民运科长、新四军驻来安办事处主任、来安临时县委书记。民国29年，调任路东省委委员、省农抗会总理事长。江靖宇从事部队民运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善于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来安县刘源智、纪立纲、叶品三等均为国民党县级要员，在他的规劝下，先后改变立场，投身革命阵营。
民国34年，江靖宇任皖南行政督察专员。翌年，任山东军区高级军官教导团副团长、团长。民国36年7月，任华东野战军南下先遣队政治部副主任，兼七支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芜湖市副市长、市长、皖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皖南行署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政法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政厅长。1954年底起，任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1971年5月病逝。其骨灰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范任
范任（1906～1971）号希衡，笔名范行、知人、任典。桐城人。幼习四书五经，5岁能为诗。12岁随父范甲雄谋生外出，先后就读于安庆六邑中学和湖南长沙养中中学。16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文科，后因参加“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并在大同中学任法文教员，兼任沈尹默主持的中法文化出版交换委员会秘书。民国16年北京大学毕业，任北京孔德学校法文教员，兼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法文讲师。民国18年秋，赴比利时鲁文大学法国语文系攻读法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语法、比较语法，两年后以优异成绩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为当时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起草了《抗日宣言》。民国21年学成回国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与胡愈之、王炳南等人组织起上海市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国际宣传会，并与宦乡合作编写了《前线日报》的每周“国际形势综述”。他历任北京孔德学校、中法孔德学校讲师，北京中法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以及福建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审。民国26年前后，他将自己在国外出版发行的译著《中国古代旅行》和《苏联诸民族文学》所得稿酬全部捐献，用作抗日救国资金。
建国后，他历任震旦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其主要译作有：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女儿》、《布封文钞》、《波瓦洛的文学理论文选》、《圣勃夫的文艺批评文选》、卢梭的《忏悔录》、伏尔泰的诗剧《中国孤儿》、《上海租界当局与太平天国运动》、《人民的上海》（与江文新合作将中文译成法文）、《拉伯雷》、《维克多·雨果》，以及《诗的艺术》、《近代法国名家诗选》等。还和徐仲年合编了《法汉辞典》。
桂林栖
桂林栖（1913～1971）湖北省黄梅县柘林乡桂家畈人，解放战争时期安庆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桂林栖出身于平民家庭，3岁丧父，7岁读私塾，13岁入县立八角亭高等小学读书。民国16年（1927年）加入共青团，民国19年转为共产党员。他参加过县农民运动训练班，先后担任儿童团大队长、团支部书记、区交通员、乡党支部书记等职务。黄梅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桂林栖辗转于九江、南京、武汉等地。
民国27年1月，在董必武的关怀下，桂林栖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受命回黄梅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不久，中共黄梅县委成立，桂林栖任书记。由于当地国民党顽固势力大搞反共磨擦，桂林栖、李丰平、蒋永孚（鲁生）等人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庐江县汤池。后经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桂林栖担任了中共庐江县委书记。从民国30年2月起到抗战结束，他一直战斗在巢湖周围，先后担任过湖东县委书记、巢无庐县委书记、白湖中心县委书记和沿江地委组织部长，还兼任过新四军七师白湖独立团和湖东独立团政委，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34年9月，中共为争取重庆谈判成功，决定主动撤出南方8个解放区。新四军七师和皖江区党委根据华中局指示，决定留下白湖中心县委书记桂林栖和沿江团二营教导员钟大湖，由他们率领沿江团三营七、九两连及手枪队共300余人和电台1部，就地坚持斗争，其他部队全部北撤。桂林栖受命后，即在无为县大孔家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将留下的部队合编为皖西大队，桂林栖任政委，钟大湖任大队长，部队转到大别山区，开展敌后斗争。10月中旬，桂林栖率领的部队与张伟群、杨震领导的游击队在桐潜交界的西岭会合，随即在潜山县后冲大虎叉成立了中共皖西工委，由桂林栖任书记，张伟群任副书记。当时国民党军及区乡武装约万余人。他们在山区修筑碉堡、拆屋并村、设立潜伏哨和盘查哨，并实行联保连坐，进行梳篾式的“会剿”，妄图消灭皖西大队。为了粉碎敌人阴谋，皖西工委决定：一方面主动袭击敌人据点，一方面开展锄害除奸工作。11月，桂林栖率领部队夜袭桐城县青草塥，战斗一打响，在山区“围剿”我军的敌人慌忙出山，四处乱窜。战斗后桂林栖曾赋诗曰：“敌占官庄我出山，夜围青草打源潭。枪声牵得猴儿出，我又回山扩地盘。”
12月，桂林栖带领部队在潜山彭河杏花村宿营时遭敌偷袭，战斗中，电台马达不慎丢失，使部队与上级组织联系完全中断。民国35年3月，桂林栖带领十几个干部、战士，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到达淮安，向华中分局汇报了大别山的斗争情况。民国36年1月，桂林栖带领滕野翔、刘秀山、王进臣、余平、张家英等20余名干部及警卫人员从苏北出发，又返回了皖西游击根据地。
在桂林栖离开皖西的日子里，皖西地区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张有道、刘建民到鄂东与中原军区独立二旅取得了联系，原新四军二师六旅十七团改编的定（远）滁（县）全（椒）总队独立营和原五师部队改编的中原军区独立二旅部分武装也先后到达桐潜山区，壮大了皖西地区的军事力量。民国35年年底，这些部队与皖西大队合编为皖西支队。皖西支队使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主动出击敌后据点，先后攻打了潜山源潭铺、怀宁三桥等地，并在新安渡附近伏击，活捉了国民党怀太师管区中将司令张凌云。到民国36年初，皖西支队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潜山、桐城、岳西、太湖、怀宁、舒城等县。
是年2月中旬，桂林栖等人回到皖西后，立即在潜山县螺丝岭召开工委扩大会议，报告了解放区战场的形势，传达了华中分局对皖西斗争的指示，研究了以后的任务和方针。这次会议宣布成立岳北、潜太、舒六3个县委和桐庐、庐北两个工委。3月27日，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刘昌毅率部队600余人转战到达皖西，与皖西支队会合，随即在潜山林家冲成立了皖西人民自卫军临时指挥部，刘昌毅任司令，桂林栖任政委。此后，皖西人民自卫军实施战略展开，部队转战于潜山、太湖、怀宁、岳西、舒城、霍山、桐城、庐江等县的广大地区，先后袭击了芦镇关、毛坦厂、野人寨、源潭铺、黄泥港、高河埠、徐家桥、储家冲等地敌人据点，进行了大小近50次战斗，毙伤敌3500余人。
9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进抵皖西。桂林栖领导的皖西工委和皖西人民自卫军配合刘邓大军三纵队先后解放了庐江、舒城、桐城、岳西、潜山、太湖、宿松等县县城。10月，刘、邓首长在太湖县刘家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桂林栖向刘、邓首长汇报了皖西地区的斗争情况。11月15日，中共皖西区党委在岳西县汤池畈宣告成立，桂林栖任区党委副书记。民国37年11月，桂林栖率领一个支队重返巢湖、无为地区，到1949年1月，成立了中共皖西四地委。至此，皖西区党委的控制区东抵淮南铁路，北接淮河，南逼长江，西连湖北。这一大片区域，成为大军渡江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1949年4月23日，安庆解放，桂林栖一度担任安庆市军管会主任。5月，皖西一地委与皖西二地委合并为安庆地委，桂林栖任解放后第一任安庆地委书记。
1952年1月，桂林栖调到省委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省委常务书记等职。
1963年后调任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并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何世桢
何世桢（1895～1972）字思毅、号干臣，望江人。民国10年（1921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同年赴美留学获密昔根大学法学博士。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在上海时曾晋谒孙中山。五四运动中，他以全国学联领导成员和上海市学生会评议长身份，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发动上海全市罢课罢市。民国13年，他由孙中山指定作为上海10名代表之一，出席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后，由孙中山所设大本营委任为上海大学教务长。同年与胞弟何世枚创办持志大学，并兼任校长。民国15年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时，曾被选为中国律师代表，去马尼拉参加国际律师协会，并选为该会司库。民国17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次年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曾不遗余力，承担风险，以依法无罪为由释放了包括任弼时在内的政治嫌疑犯27人。民国21年被委任为司法行政部次长，后未到任。民国36年为望江县国大代表。建国后，居住上海。1968年被拘留审查，1972年10月病释回家后去世。1979年上海市公安局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俞子箴
俞子箴（1908～1972）字竹铭，东至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东亚体专第14期。民国16年（1927年）回皖后，先后被安庆市立第二实验小学、三湖小学、第一实验小学、法治街小学和天柱阁小学聘为体育教师，就任过安徽体育研究会主席委员、安庆市教育局体育指导、市立儿童娱乐场场长。抗日战争中他在武昌第三小学任教，后辗转至徽州，先后在徽州师范、屯溪建国中学、黟县复旦附中等校任体育教师。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安庆一初中、太湖师范任教。建国后，在宣城师范、皖南文教处、池州师范以及安徽师范学院等校任教。他毕生服务于安徽体育界，特别是对小学体育教学有较深的造诣，著有《小学体育》、《怎样做体育教师》、《小学垒球训练法》、《国花人体图案》、《健身操教材》、《儿童手球训练法》等。其中《小学体育》，在当时作为学校体育教材使用。他被誉为“小学体育专家”。
方孝岳
方孝岳（1897～1973）名时乔，又名乘，字御骖，桐城县人。幼年在家乡读私塾，清宣统三年（1911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民国7年（191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民国8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民国9年，任上海印书馆编辑。不久，赴日本东京大学进修，翻译出版了《欧洲大陆法律思想小史》。民国13年回国，在北平华北大学任教授，后又到东北大学师范学校任教。民国19年，再度返回华北大学任教。民国22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民国28年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职。民国37年至建国后，长期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
方孝岳学识渊博，著述丰富。著有《中国散文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左传通论》、《尚书今语》、《汉语语音史概要》、《广韵研究导论》、《广韵声类》、《广韵韵图》、《广韵便览》、《广韵又音谱》、《集韵说文音》等。他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音韵学专家，他的大量音韵学著作，对于推动我国音韵学的研究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曾是广东省一至三届人大代表，1973年12月11日在湖北京山病逝。
张东野
张东野（1889～1974）潜山县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入清“江西讲武堂”，在讲武堂与同学郝耕仁参加了孙中山、黄兴创办的“同盟会”。毕业后，任上海警察局闸北区公所小队长。民国9年（1920年）后，相继在安徽省督军柏文蔚部任交通部长、三十三军袁子金部任师参谋长。民国19年去西北，在西安杨虎成参谋部任咨议员，后任甘肃省军法处处长、专区代理专员，灵台、泾川、礼县、民勤等县县长。民国29年后，回安徽任潜山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并被省府聘为参议员。建国后，历任省、市政协委员，合肥市民建、工商联主委，合肥市副市长等职。
张东野童年在江西南昌度过。他在“江西讲武堂”毕业后，适逢辛亥革命爆发，在上海参加了陈其美起义部队，因攻打制造局立功，被任为宪兵队队长。“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称大总统，陈其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等人职务被解除，张东野遂转入“文化救国”活动，与陈大悲、欧阳予倩、李君磐、高梨痕、郝耕仁、张恨水在湖南、湖北、上海等地演新戏，取艺名为张愚公、张顽顽、张病秋，积极进行地下反袁活动。民国4年，因同党志士张某（张东野的同族长辈）暗杀袁世凯派往上海的大员失败被捕，张东野也因此在英租界被捕，关押了5年之久。民国29年前后，回安徽老家，参与地方抗日活动。民国32年，在潜山县以参议员的身份，营救共产党干部和新四军战士数十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由潜山迁到安庆参加了“安庆人民请愿团”，到南京请愿，揭露国民党及其军阀黑暗腐败。1949年3月，安庆解放前夕，他与沈子修、光明甫、房秩五、李湘若等人，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策反工作。1950年，皖北地区灾情十分严重，他受领导派遣，前往香港利用旧友许世英的关系，在香港进行了募捐。他先后发表多篇文章，为统一祖国大业出力。1954年，他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规劝国民党“美珍号”军舰舰长张苗禾（潜山油坝人），为促使他起义归来，发挥了影响作用。1957年，张东野被划为右派，1974年含冤病逝。1978年5月，合肥市委统战部宣布摘去其“右派分子”的帽子。1981年，省委组织部宣布给张东野平反。遵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他家乡天明山白岩寨。
方令孺
方令孺（1897～1976）女，桐城人。祖父方宗诚，理学家。父方守敦，书法家，诗人。方令孺早年就读于桐城女子师范，民国12年（1923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威士康辛大学。其间，游历过日本。民国18年回国后，任青岛大学讲师，民国27年任重庆国立剧专教授，民国28年在重庆北碚任国立编译馆编审，民国32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她积极参加群众运动和文化教育界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她在上海与进步师生共同组织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以声援、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建国后，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1949年冬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政协文教委员会委员。1950年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1951年参加“老区访问团”，赴沂蒙山区访问，并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后出访过苏联。1952年参加赴朝慰问团，深入朝鲜前线访问浴血奋战的将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3年起，她被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8年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文革”期间遭到迫害，1976年病逝。方令孺在30年代即开始创作活动，曾一度以“新月派”著名女诗人而蜚声文坛。她的作品在解放前选编成集的有散文集《信》和译文集《钟》；解放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的诗歌和散文，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心情。1980年台湾洪范书店出版了《方令孺散文集》（梁实秋作序）。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方令孺散文选集》（巴金代序、罗荪写序）。
李则纲
李则纲（1892～1977）原桐城（今属枞阳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少年时聪颖好学，曾就学于安徽著名学者胡远俊（字渊如）门下。民国6年（1917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后因经济拮据而中途辍学。民国16年，他经章伯钧介绍，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考试委员会书记（即秘书），后任政治部宣传干事。从民国18年起，他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安徽学院等校任讲师和教授等职。民国27年担任岳西县难民收容所所长，次年1月抵立煌，任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和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自后，历任安徽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史料征集委员会委员、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学院教务长、兼史地系主任。民国3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安徽省副主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常委、民盟安徽省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文化局副局长、安徽省历史博物馆馆长、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省文史馆副馆长等。
李则纲早年在上海教学之余，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实践，先后发表《桃林野》、《霪雨》、《牧场》、《花朝》、《苦闷的樊须》、《从农村破产想到陶渊明》等作品，反映了当时农村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悲惨状况和对新社会到来的企盼，曾被称为“农民文学作家”。解放战争期间，李则纲与章伯钧、周新民、李相符等民盟中央负责人密切联系，积极掩护李湘若、李春舫等在国统区的革命活动。渡江战役前夕，应我军皖西军区三分区负责人唐晓光的要求，曾派人绘制了一幅芜湖到鲁港沿江国民党驻军碉堡部署图，为渡江战役作出了贡献。
李则纲多年从事教育和历史研究工作，是安徽文博工作的开拓者。在主持安徽省抗战史料征集委员会（后改为省文献委员会）工作期间，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及时接收、保存了数以万计的文书档案，编纂大批文献资料，开展了史料研究。民国22年春，寿县朱家集出土的一批战国时期的楚器，计700余件，初存安庆安徽省图书馆，抗战时运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运往南京，存于中央博物院。解放前夕，李则纲深虑楚器将被运往台湾，于是前往南京筹划抢运回皖。当时时局混乱，交通瘫痪，李则纲得到当时流亡在宁的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何育甫的帮助，终于将这批文物分装40大箱，于民国38年元月完璧归皖。1950年11月，在他任皖南人民文物馆馆长时，组织该馆工作人员配合皖南土改工作队，在徽州、池州、宣城3个专区，采集图书20多万册，古物、字画数千件，并收集到一批太平天国、中国工农红军和闽、浙、赣苏区的革命文物。1951年，他又安排人员随老区访问团前往皖南地区再次征集，发现了绩溪旺川太平军壁画，和泾县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副司令寻淮洲及项英、周子昆同志的遗骸（当年即移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52年，他再次派人深入大别山区和银屏山区，征集到不少红四方面军和新四军的革命文物以及民俗文物。1952年在发掘春秋时期的蔡侯墓随葬文物中，他亲赴现场、坐阵指挥，为安徽省博物馆事业的筹建和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努力。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而离开工作岗位，不久甄别平反。
李则纲著有《史学通论》、《始祖的诞生与图腾》、《革命大事年表》、《史学语丝》、《近代欧洲文艺》等。他在逆境中，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时3年撰成50多万字的《安徽历史述要》书稿，是安徽省一部完整的地方通史专著。
潘玉良
潘玉良（1895～1977）女，原名张玉良。祖籍扬州。潘玉良周岁时丧父，8岁时母亲一病不起，临终前将她托付给其舅父。14岁时被舅父骗卖到芜湖一家妓院，改名陈秀清。民国初年（1912年），潘玉良邂逅其时在芜湖任海关监督的桐城潘赞化，潘出于正义和同情，把她赎出苦海，并结为夫妇。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从结合之日起，潘玉良遂改从夫姓潘。婚后，潘赞化爱潘玉良聪颖慧质，又对绘画有特殊爱好，特为其延师授教，悉心培养。民国7年（1918年），潘玉良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王济远教授习西画。民国10年毕业，赴法国入里昂中法大学。民国12年转学巴黎国立美专，受业于西蒙画室，与徐悲鸿同班。民国14年游学意大利，入国立罗马美术学院，在油画专业班毕业后，又考入雕塑班。
民国18年，潘玉良学成归国，初受刘海粟之聘，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继受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之聘，在中大兼教油画课，每周往返于沪宁两地。其间，在南京实业部任职的潘赞化曾陪她游过黄山、庐山，也游过家乡的浮山，促使她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我之家庭》、《瘦西湖之晨》、《白荡湖》和《春》等，曾引起过画坛的轰动。民国2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潘玉良画集》。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潘玉良再度旅法。是年，她创作的格鲁赛塑像被赛鲁希博物馆收藏。次年，她的个人画展又在巴黎开展，接着又到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进行巡回展出。她的众多作品，包括粉画、油画和雕塑多为法国政府及博物馆收藏，英国皇家学院亦藏有她的作品。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时巴黎市政府、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纷纷购藏她的展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雕塑《张大千头像》和水彩画《浴后》，为巴黎国立现代美术馆收藏，使她成为第一个以雕塑作品走进这世界艺术珍品宝库的中国艺术家。这次成功的美展，充分显露了潘玉良多种艺术才华和渐趋完美的独特艺术风格，论者谓其作品既具有西画的实感又富有中国画的诗意，绚烂而宁静，奔放而深沉，韵律铿锵而委婉动情，被誉为绘画、雕塑两艺齐名的艺术家。1959年，潘玉良接受了巴黎大学授给的多尔烈奖，巴黎市长亲自颁给她奖状、奖章和佩章。
潘玉良飘流海外，滞留异国几十年，曾20次获奖，并任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多年。她非常关心祖国的繁荣进步，对留法的中国艺术家热情关怀并多方爱护。晚年寓居巴黎，病中的家信往还，备见思乡怀土之情。她虽几次申请归国，但未能如愿。临终时，曾立下遗嘱：着中国旗袍入殓，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绘画珍品全部献给祖国。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病逝巴黎，葬于巴黎市公墓，大理石墓碑镌刻有汉字“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其遗作油画两千余幅，已于1984年由安徽省博物馆从巴黎运回珍藏，并先后在各地展出。
章韫胎
章韫胎（1897～1977）字盈五，东流（今东至）人。宣统三年（1911年）入池州中学，次年转入安庆六邑中学。民国5年（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经济。民国9年赴法勤工俭学，为华法教育会派送赴法之第15届留学生。民国10年秋，入巴黎大学学习生物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巴黎大学生物进化研究所，从事昆虫生理的专门研究，获理科博士学位。他先后在法国生物学会会刊、法国动物学会会刊、法兰西科学院报告、法比生物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过关于蜂巢蛾、鳞翅类幼虫的生理研究论文12篇。民国19年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后任北平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民国21年秋，他受聘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著有《现代生物学讲义》、《细胞学讲义》。民国27年夏，随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县，继续在生物系任教。从民国29年起，开始研究古生物学，进而探讨中国远古史地，致力于中华民族源流的研究达30多年。他从中外古今书籍对凤凰和麒麟的描述和读音等许多方面考证出，凤凰就是锦鸡，麒麟就是羚羊。他对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华文化发源于滇蜀，延及长江流域而非发源于黄河流域。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他身处逆境，但仍念念不忘著述。他搜集整理中外书刊上有关我国近现代的外交文件、资料，后为外交部调用。他的著作常为外国学者的论著所引用，如英国李约瑟的《胚胎化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生成》，约翰逊的《昆虫及多足虫胚胎学》，朔文著、忻介六等中译本《昆虫生理学》等。苏联施凡维奇著、方中阳中译的《普通昆虫学》第四册中，也引用了他的细胞学说中的论点。1940年出版的桥川时雍编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曾著录有章韫胎小传。章韫胎的未刊遗著尚有《中华古史发蒙》和《盈五诗钞》。
方东美
方东美（1899～1977）名日旬，又名德怀，字东美，以字行。原桐城（今属枞阳县杨树湾乡）人。幼年父母早逝，由大哥方道怀、二哥方义怀把他扶养成人。童年即酷嗜庄子书。
民国5年（1916年），方东美从桐城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哲学。他在校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主编该会机关刊物《少年世界》，并发起成立“中国哲学社”，任社长。民国10年赴美，就学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写出《柏格森人生哲学述评》硕士论文，获好评。其后转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师事莱森，研究黑格尔哲学。一年后返回威斯康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研究》，获博士学位。
民国13年，方东美学成归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央大学入川，任该校哲学研究所导师。民国33年被推选为中国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继续在该校任教。民国36年夏，方东美应邀到台湾讲学，并于次年秋正式任教于台湾大学。1961年应邀访问美国，先后任南达柯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密执安大学、俄亥俄奥柏林学院访问教授。1964年赴美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于会上发表论文《中国形而上学中之世界与个人》。会后，应邀任美国密西里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主讲“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东西比较哲学”。期满后返回台北。
1973年退休后，被辅仁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精神”。
方东美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50余年，淹贯东西、熔铸古今，在海外有“一代大哲”之称，是港台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87年10月，在方东美逝世10周年之际，在我国台湾省的台北市召开了“国际方东美哲学研讨会”。之后，研究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学术机构相继在美国和东西方一些地区成立。我国“七五”计划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也将方东美研究列入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承担了这一研究课题。
方东美的主要著作有：《科学哲学与人生》、《华严宗哲学》、《哲学三慧》、《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生生三德》、《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原台儒家思想的因袭及创造》、《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坚白精舍诗集》等。
方东美怀念故土，逝世前他立下遗嘱：骨灰不留台湾，将其沉入台湾海峡靠大陆一侧的海湾中。
储一石
储一石（1900～1978）原名储应时，字翰香。岳西县人。早年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并积极投身于反对皖省军阀统治的学潮。民国11年（1922年）春，在安庆加入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考取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取得官费留学待遇。但学工与他志向不合，民国15年春则自费转入美国伊利诺大学，改学政治学。民国17年，迫于学费无着，辍学回国。途经日本，适与一位留学日本高级军事学校毕业的周某同船回南京，彼此交谈，一见如故。周某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有亲戚关系，受商震的委托，创办河北军政学校。为此，他应邀担任军校政治部上校主任。经储一石介绍，同乡王凤池、储造时分别任军校大队长、大队副，无为朱子帆任政治教官，桐城方诚铖任教育长。后商调任山西，河北军校随即停办。民国22年，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储一石应友人之邀，前往福建，参加人民革命政府外交部编译工作。民国23年，随驻日大使许世英赴日，任驻日大使馆秘书。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爆发，储一石随同许世英归国，许世英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长，储一石任委员。其间曾被派参加行政院组织的西藏考察团，赴西藏考察两个月。民国28年，应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之邀，任安徽省物产管理处处长。民国30年，经许世英推荐，被委任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建设厅厅长。他曾在家乡倡议创建私立南岳中学，任校董事长。民国37年由合肥迁居上海，弃官经商，与上海原任实业部司长韩钧衡筹建安徽茶叶公司，任副董事长、代董事长。在经济活动中，经常与共产党接触，并协助共产党到芜湖等地开展策反工作。民国38年，在上海经周新民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上海解放后，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后为主任。以后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一至五届代表。他先后担任过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组织部长、副主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8年在上海病逝。
刘有道
刘有道（1901～1978）字有陶，号邦治、炎正，岳西县斯桥乡人。
刘有道7岁随父读私塾，15岁入潜山县第六区区立粹新小学读书，民国8年（1919年），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6年后毕业。其间，曾参与王步文等领导的皖省会声援“五四”运动和“六·二”学潮及驱逐省长李兆珍的运动。
民国15年8月，刘有道私费赴日留学，入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20期。时值国内宁汉分立，蒋介石大举清共，日本军警接蒋电报，在日本也大捕共产党人。留日学生王步文为避害躲入京都一华侨家，用密信向刘有道求助回国的旅费。刘有道与同乡同学王凤池共邮兑日金20元（合银元50元），资助王步文脱难回国。
民国18年7月，刘有道从日本毕业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民国20年10月，在九江任五师三十六旅七○七团三营少校营长，兼管江防湖口南浔铁路防务。民国24年，因防务“有功”，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甲种二等奖章1枚，并任独立旅七○七团中校团副。
“七七事变”后，部队调往重庆改编，刘有道任五师十三旅旅部参谋主任。在重庆，与简竹君结婚。民国27年初，任三十六军军部上校参谋处长。此时正当国难当头，国共二次合作，刘有道前往武汉大学，入中训团24期学习，曾聆听周恩来讲授“无线电通讯”，并接受叶剑英的“夜间战术”训练。
民国28年10月，刘有道调任三十六军九十六师二八六团上校团长，率部驻防川湘、川黔公路。次年1月，奉命率二八六团参加桂南昆仑关抗日之役，与友军配合，共歼敌1个旅团。4月，二八六团赴湖南整训，后编入杜聿明第五军。是年冬，随第五军驻滇、黔整训，待命出国远征。
民国31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组成。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指挥中、英、缅三方面军对侵缅日军作战。杜聿明时任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率所部第五军与友邻第六军、六十六军共10万余人马入缅作战。先头部队由缅甸腊戍，经曼德勒，至平满纳、瑞波一线与日军交锋。刘有道的二八六团参加了著名的吉同岗战役，激战10天，由于左翼英军在普罗美的溃败，遂使日军调集兵力，包围了吉同岗。刘有道的二八六团伤亡极为惨重，奉命突围。途中又遭日军伏击，刘有道头脚两处受伤。归国后，国府授予刘有道海陆空军甲种一等奖章1枚，奖金5000卢比，抚恤金400元。
民国34年12月，部队整编，刘有道获抗战胜利奖30万元，奉命到中训团受训。民国37年11月，淮海激战，京、沪物价飞涨，中训团生活拮据。受训人为此集体哭中山陵，大闹国民大会，因而触怒了蒋介石，解散了中训团。民国38年初，刘有道回安庆任皖南师管区副司令。到职仅一个月，即迁往屯溪。4月下旬，解放军渡江追歼逃敌。刘有道率80条船，从钱塘江入海，至浙江龙游县境，被我第十一军包围，遂率部投诚。
建国后，党和人民宽宥了刘有道，让他回乡安居乐业。他写有《民俗志》及冯玉祥、戴安澜将军的事略史稿。1956年，安排为省文史馆馆员。12月，当选为岳西县第二届人大代表。1978年2月21日，病故于岳西。
1985年9月，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省、地、县有关部门为纪念刘有道抗日的功绩，在斯桥乡为他开了追悼会。
汪墨斋
汪墨斋（1894～1979）名恭绳，号直愚，岳西县青天乡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生于三代医师之家。汪墨斋10岁学医，16岁已能应诊。民国19至22年，汪墨斋介于政事，任霍山县五区团副，霍山县第三区区员及中国红十字会霍山县委员。民国25至38年，历任岳西县财委出纳主任、县商会主席、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岳西县戡乱建国委员会委员等职。民国29年参加国民党。
1951年8月12日，因主持杀人、摧残革命力量罪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在押中他以高超医术抢救危重病人，先后立功23次，获4次减刑，于1962年释放。汪墨斋出狱后先在安庆市新生窑厂就业，1969年回乡，被安排在岳西来榜区卫生院做中医。
汪墨斋医术以妇、内、儿科疑难杂症方面最为精湛。如治妇女不孕，在经期以治肝为本，经前用逍遥散加降香、乌药、香附、青皮疏肝理气；经期用“桃红四物汤”，逢肾阳虚者加鹿角霜、附皮、故子、桂枝、炮姜温肾暖宫。治疗儿科病多采用推拿，常收到简、便、捷之效。霍山县管家渡一妇女难产，失血昏迷，汪墨斋以中药配合针灸，使之顺产，母子平安。汪墨斋行医不分远近、阴晴、寒暑，有求必往。对贫困人家，则指采中草药，力求以民间单方医治。平生授徒多人，以潜山鲍振中最负名气。
汪墨斋著述有《临床心得》（2卷）、《医药全书摘要》、《中国医学杂症》、《药物治疗经验良方摘录》、《医药处方集》、《肺金诊治》等手稿。
刘棣怀
刘棣怀（1897～1979）原名昌华，桐城人。出生于南京。少年从僧绘空学习围棋。民国3年（1914年）随父至北京，与当时棋坛名将汪云峰和顾水如经常切磋棋艺，以一流棋艺在北方棋坛崭露头角。民国5年，考入北京一所商业专科学校，翌年到长春一家实业公司任记帐员，曾赴日本深造习艺。民国10年赴北京，民国15年8月，战胜日本六段棋手岩本薰。民国18年南迁上海，被邀为“上海围棋研究会”指导，同时被推为南方棋界盟主，与北方棋手顾水如并称为“南刘北顾”。民国24年被南京“公余联欢社”聘为围棋教练，民国26年在南京创建“南京围棋社”。抗战爆发后，赴武汉、重庆、湖南等地，被称为“西南三杰”之一。民国29年发起成立“中国围棋总会”。抗战胜利后回上海，继续投身围棋事业，与顾水如、魏海鸿、陈藻藩并称为“四大棋家”。其棋风善于扭杀，不循常规。建国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57年获全国围棋锦标赛冠军。1960年任《围棋》杂志副主编。同年6月，在首届中日围棋赛中，执黑战胜日本七段棋手濑川良雄。1962年以中国围棋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访日本。同年11月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1963年国家体委授予他五段称号。
施剑翘
施剑翘（1906～1979）女，本名谷兰，桐城人。自幼聪颖过人，又兼习武。民国14年（1925年）10月，身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地盘，北上抗奉。时施剑翘之父施从滨（汉亭）为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军阀张宗昌所部第二军军长，受命以前敌总指挥兼四十七混成旅旅长名义，带领鲁军，直下安徽与孙在皖北固镇交锋，遭孙部伏击，兵败被俘。后惨遭孙传芳杀害，枭首暴尸于蚌埠车站。时年18的施剑翘为此立誓复仇。民国16年当北伐军打败孙传芳后，施剑翘写信催已当上烟台警备司令的堂兄施中诚为父报仇时，却被婉言拒绝。于是施剑翘毅然断绝了兄妹关系，而与施中诚在保定军校同学的施靖公结为夫妻，商议同报父仇。民国24年施靖公被提升为旅长，而报仇之事却一拖再拖。10年时光迅如流水，大仇未报，壮志未酬。“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她从此改名施剑翘，弃家出走，决心亲报父仇。民国24年，在她父亲遇难10周年祭日，她独自去日租界观音寺为父亲烧香念经时，打听到了孙传芳下野后与靳云鹏合力出资办了一座居士林，孙常出没其间。同年11月13日，她化名董慧，带着印好的《告国人书》，进入居士林。当孙传芳跪地诵经之时，施剑翘猛地从大衣下抽出手枪，对准孙的头部连发3枪，孙脑血四溢，立时毙命。此时施剑翘从容地抛散传单，高声喊道：“我系为父报仇，大众勿惊”。旋即自奔电话室，向公安局自首。经长达10个月的三级审理，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7年。施剑翘报家仇、除国恨之壮烈行为，博得全国进步舆论之声援，均称赞施剑翘为“女中豪杰”、“巾帼英雄”。新闻界、法律界、教育界人士纷纷撰文，南京、扬州妇女会，安徽学会、九江各中学等团体致函上书，要求政府特赦。后在冯玉祥等国民党元老的干预下，施剑翘于民国25年10月获特赦出狱。出狱后，施剑翘致力于抗日事业。民国26至27年，施剑翘在长沙任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慰劳组主任，曾代表三湘父老去汉口等地慰劳抗日将士，并发动民众捐赠物资给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在合川县募捐了3架飞机。当时宋美龄想拉拢她，她断然拒绝，并写诗明志云“寄语渔人休布网，大鱼不在此滩留”。后在周恩来、徐特立、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育下，她走向革命。民国30年入川，任航空委员会指导员，为共产党尽力工作。民国34年，她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出川到苏州办从云小学，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民国35年，又接受周恩来委托，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把黄金送到当时驾机起义的刘善本家属手中。解放后，先后担任苏州市人民代表和市妇联副主席，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
王灿
王灿（1959～1979）岳西道义人。中学毕业后，回乡当农村卫生员。197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8年12月11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即开赴云南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临战前，团卫生队想调他当卫生员，但他却要求留在连队当尖刀兵。出发前，连队决定由他担任尖刀班战斗小组组长，他当即写下入党申请书和两封未及发出的家信，表示为保卫祖国的安全，不怕流血牺牲。1979年2月17日，王灿所在连队奉命投入战斗。次日向4号高地进攻时，二连三排排长带领王灿战斗小组去爆破敌人工事，刚冲出一条山路，排长中弹牺牲。此时王灿在战友火力掩护下，率先冲到距离敌工事20米处，突然敌人一阵子弹扫来，他左腹部连中两弹受伤。他忍住伤痛，端起枪向敌机枪口猛射，以惊人的毅力，迅速逼近敌人工事。正当他掷出爆破筒时，左侧敌人暗堡里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胸部，他倒在血泊之中。全连战士冲上来，迅速拿下4号高地，王灿却牺牲了。王灿牺牲后，全国各大报同时报道了他英勇献身事迹。《人民日报》、《安徽日报》分别发表了向王灿学习的短评、社论和中共安徽省委的决定。王灿生前所在部队和云南蒙自县人民政府将他安葬在红寨烈士陵园。大理石墓碑上铭刻着“中共党员、二等功臣——王灿烈士之墓”。
宋瑞卿
宋瑞卿（1889～1980）怀宁人。早年丧父，8岁随母入清节堂。曾从潘箬泉习中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安庆同仁医院习西医。后因该院停办，入圣保罗中学读书，入耶苏教。宣统三年（1911年）同仁医院复业，复进该院学医。民国4年（1915年）毕业，由医院介绍至湖南湘雅医学院任管理员，并以半工半读方式入雅礼大学与湘雅医学院学医。民国16年，离湖南至九江任红十字会医院医师、院长等职。民国25至29年，在湖南衡阳交通警备队任军医主任，次年任曲江一五四兵站医院军医主任，后又任九十一师团部军医。民国34年回安庆，任安徽省立安庆医院（解放后改为安庆中心卫生院）内科主任。安庆解放前夕，他率领30余名职工，坚持留守，等待解放，为保护医院资产和顺利移交作出贡献。解放后任安庆中心卫生院（后改为安庆专署医院和安庆地区医院）第一任院长，长期坚持临床工作，擅长内科及儿科，医德、医术均得到称誉。195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任市农工民主党筹委会委员、主任委员，省、市人大代表，市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届执委、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安庆地区医务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安庆医学会副理事长。1965年退休、1980年病逝。
董爽秋
董爽秋（1896～1980）原名桂阳，贵池县人。幼读私塾，后入中学。民国5年（1916年）秋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商业补习学校，3个月后结业，派为商务印书馆店员。民国8年夏回安徽，参加安徽省教育厅选送留法勤工俭学的考试被录取。10月赴法国，翌年由法转到德国，民国10年秋入柏林大学学习生物学，与朱德、邢西萍、章伯钧等同学。民国1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参加国民党。民国15年，获柏林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11月转赴比利时旅行并学习法文及生物学。翌年春以柏林学生会代表资格出席布鲁塞尔世界反帝大同盟大会。“四·一二”事变发生后，董改名“爽秋”，于民国17年2月回国。4月抵安庆，受聘安徽大学生物学教授，兼教德文。次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生物学教授，后任生物系主任。民国24年夏，董去日本旅行，与章伯钧晤谈。翌年，章伯钧在香港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约董赴港。董为章从香港密带大批印刷品到广州散发。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往长沙找徐特立，想请徐介绍去延安，后经徐劝说回广州，任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秘书。10月，广州沦陷，董随中山大学转入云南。民国29年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许崇清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解聘董的教授职务，引起群众不满，许恐闹学潮，复补发聘书。同年夏，国民党逮捕了董在延安抗大毕业派往安徽工作的长子董玉清，并押往上饶集中营。董到重庆请叶剑英、邢西萍、章伯钧等设法营救，后由朱家骅保释出狱。在中山大学期间，董重新加入国民党。民国30年当选为中山大学国民党直属区分部候补执委。同年夏，任中山大学教务长。次年到贵州大学任教。民国32年秋往陕西城固，任西北大学教授。民国34年8月，同济大学内迁四川，董离西大，就任同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一年后又到兰州大学任植物系主任兼教务长。

1950年8月，董从兰州到长沙，任湖南大学自然科学院院长、生物系教授、系主任，接着参加了湖南师范学院的筹建工作。1953年调任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任湖南分团副团长。
董是一位有造诣的生物学家。建国后，兼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湖南省生物学会理事长。著述有《地球上今天还有生命自然发生吗？》《我国古代学者进化思想》、《人是怎样来的》、《达尔文主义》、《植物分类学》；译著有《植物生态学》、《植物地理学》；早年还参与编辑过《中国植物图谱》。晚年致力于文字学研究，临终前完成了近50万字的专著《中国文字源流考》手稿。
董于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1年11月加入农工民主党。曾是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长沙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孙德和
孙德和（1911～1981）桐城县人，曾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国23年（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民国24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高工和阿亨工科大学攻读钢铁冶金专业，民国27年获工程师学位。民国29至30年在阿亨工科大学冶金所任助教并攻读研究生。在此期间创造了新的真空和保护气体下的取样方法，并确定真空取样对钢中气体含量的影响。民国32年以最优成绩获工程博士学位，并被授予玻色尔斯奖。
民国35年回国后，孙德和先后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无锡开源机器厂厂长。1950年任上海钢铁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兼上钢三厂厂长，对建国初期上海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2年后，调国家冶金工业部北京钢铁设计研究院主持我国建国后第一个特殊钢厂——大冶钢厂的扩建工程总体设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我国自行设计特殊钢厂开辟了道路。50年代中期，氧气顶吹转炉刚在国际上发展，孙德和就积极建议我国采用这项新技术，并具体指导了我国第一个30吨氧气顶吹转炉车间的设计和实验。60年代初期，他在上海主持了我国第一次钢水真空处理装置的设计和实验，获得成功。孙德和在我国冶金工业建设、引进先进技术和援外工程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5年，孙德和克服重病所造成的困难，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冶金科技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对我国钢铁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大胆中肯地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并参加起草了《加速发展钢铁工业十六条建议》。晚年身患重病，仍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分卷的初期编撰工作。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被授予“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奖”。
黄鹤筹
黄鹤筹（1895～1981）宿松县人。幼家贫好学，青年时代就以书艺而誉播乡里。民国16年（1927年），他只身外出，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民国25年，任国民党西安无线电台台长。“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在西安的代理人送进监狱，后经邵力子保释，才恢复原职。民国37年，他弃职入川，定居重庆，从此潜心精研书法。解放后，入重庆书画社工作。1972年，退职回乡。1978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安徽省文学艺术家协会。1981年，被选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是中国书法学会会员。其书法楷、行兼力。楷书学颜真卿，人称其楷书“正而不窘，庄而不滞，厚重力强，气势磅礴”；行书兼学王羲之、张旭、怀素诸家之长，形成流畅、洒脱、秀颖、飘逸的独家气韵与风格。抗战时期所书的《正气歌》，曾两度出帖，行销国内。解放后，他多次应广州工艺品出口公司之请，书写屏对条幅以供出口。1965年，他书写的川产竹帘屏对，被收入《中国工艺美术》一书中。
高节文
高节文（1901～1982）贵池人。民国14年（1925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抗日战争前，先后执教于桐城中学、凤阳五中、连云港东海中学和安庆高级中学。抗战以后，辗转皖南和大别山区，在第一、第七、第八这3所联中任教多年。民国34年，受聘在芜湖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此间，又与李则纲共事于省文献委员会，并任该会总干事。民国36年，应李辛白、陈延生之约，回贵池共同创办昭明国学专科学校（建国后改称江南文化学院），任校长，兼授古代汉语。1950年江南文化学院停办，遂转至池州师范学校任副校长。1951年奉命赴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调至山西大学任副教授。1965年因病退休。其著述手稿有《朱子四书集注补正》、《大众语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学概论》、《现代汉语》、《汉字辨疑》、《庄子天下篇注解》、《老子明义》、《墨子思想》、《孟子注解》、《唐宋元明文学家》等。
储道政
储道政（1911～1983）岳西人。民国16年（1927年）加入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民国19年2月，参加王效亭领导的请水寨暴动，加入工农红军，先后任赤卫队长、手枪团秘书、独立团副团长、政委等职。同年冬，他领导赤卫队打垮敌人多次围攻。民国20年5月，因病卧床3月，后带病赴太湖、英山、霍山、黄安、汉口等地寻找部队，一路含辛茹苦，以打零工或乞讨为生，终于找到部队。同年12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继续参加革命斗争。民国24年，主力红军转移长征后，党组织调他到红军便衣队九分队任队长，率领便衣队赴太湖开辟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秘书、四支队特务营指导员、副教导员，第四旅第十二团副官，中共定远、凤阳、嘉山等县区、县委书记，工作队长，工农干校校委兼组织科长等职。建国后，任皖北行署人事科科长、民政处副处长、人事处副处长，安徽省直机关党委副书记，省人委副秘书长兼人事局长，中共安徽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省视察室副主任，省人大第四届常委等职。
倪则耕
倪则耕（1911～1983）望江县人。7岁随父在江苏江宁六郎镇读私塾。12岁寄居江苏邳县姑母家，入贫儿院读书。17岁在南京入贫儿院，次年，因反院长贪污被开除。民国20年随某老师去南洋群岛，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当过印刷、刻字工，擦过皮鞋，也教过书。后因不甘受人歧视，于民国23年回国重返六郎镇。“七七”事变后，南京沦陷，六郎镇亦遭洗劫，倪随家人避难于安徽当涂县。民国28年春，倪只身外出，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几经周折，穿过日伪封锁，于同年10月抵达皖北和县，时任和县县长的朱以防与倪有旧交，遂留倪为县政府秘书。其间，倪潜返敌占区六郎镇，动员10余名青年赴和县参加抗日动委会工作团，在南义镇一带，常与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政工队联欢、座谈，后大部分团员参加了新四军。民国29年，倪由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南义区区长侯奕斋介绍参加新四军，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部队撤离和县转到无为县。民国31年，任无为县民政科长。同年冬，任皖江行政委员会委员。民国32至34年，先后任和县、含山行政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和皖江行政委员会秘书等职，从事沟通江南、江北、路东、路西及新四军二师、七师之间的联系工作。抗战胜利后，在苏、鲁、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建国前夕，担任巢湖专员公署专员。建国后，历任皖北区党委办公厅主任、省工业厅厅长、机械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铜官山矿务局局长、合肥钢铁公司副主任、省经委副主任等职。为发展安徽工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为了培养企业现代化南和大别山区，在第一、第七、第八这3所联中任教多年。民国34年，受聘在芜湖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此间，又与李则纲共事于省文献委员会，并任该会总干事。民国36年，应李辛白、陈延生之约，回贵池共同创办昭明国学专科学校（建国后改称江南文化学院），任校长，兼授古代汉语。1950年江南文化学院停办，遂转至池州师范学校任副校长。1951年奉命赴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调至山西大学任副教授。1965年因病退休。其著述手稿有《朱子四书集注补正》、《大众语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学概论》、《现代汉语》、《汉字辨疑》、《庄子天下篇注解》、《老子明义》、《墨子思想》、《孟子注解》、《唐宋元明文学家》等。
储道政
储道政（1911～1983）岳西人。民国16年（1927年）加入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民国19年2月，参加王效亭领导的请水寨暴动，加入工农红军，先后任赤卫队长、手枪团秘书、独立团副团长、政委等职。同年冬，他领导赤卫队打垮敌人多次围攻。民国20年5月，因病卧床3月，后带病赴太湖、英山、霍山、黄安、汉口等地寻找部队，一路含辛茹苦，以打零工或乞讨为生，终于找到部队。同年12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继续参加革命斗争。民国24年，主力红军转移长征后，党组织调他到红军便衣队九分队任队长，率领便衣队赴太湖开辟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秘书、四支队特务营指导员、副教导员，第四旅第十二团副官，中共定远、凤阳、嘉山等县区、县委书记，工作队长，工农干校校委兼组织科长等职。建国后，任皖北行署人事科科长、民政处副处长、人事处副处长，安徽省直机关党委副书记，省人委副秘书长兼人事局长，中共安徽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省视察室副主任，省人大第四届常委等职。
倪则耕
倪则耕（1911～1983）望江县人。7岁随父在江苏江宁六郎镇读私塾。12岁寄居江苏邳县姑母家，入贫儿院读书。17岁在南京入贫儿院，次年，因反院长贪污被开除。民国20年随某老师去南洋群岛，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当过印刷、刻字工，擦过皮鞋，也教过书。后因不甘受人歧视，于民国23年回国重返六郎镇。“七七”事变后，南京沦陷，六郎镇亦遭洗劫，倪随家人避难于安徽当涂县。民国28年春，倪只身外出，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几经周折，穿过日伪封锁，于同年10月抵达皖北和县，时任和县县长的朱以防与倪有旧交，遂留倪为县政府秘书。其间，倪潜返敌占区六郎镇，动员10余名青年赴和县参加抗日动委会工作团，在南义镇一带，常与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政工队联欢、座谈，后大部分团员参加了新四军。民国29年，倪由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南义区区长侯奕斋介绍参加新四军，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部队撤离和县转到无为县。民国31年，任无为县民政科长。同年冬，任皖江行政委员会委员。民国32至34年，先后任和县、含山行政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和皖江行政委员会秘书等职，从事沟通江南、江北、路东、路西及新四军二师、七师之间的联系工作。抗战胜利后，在苏、鲁、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建国前夕，担任巢湖专员公署专员。建国后，历任皖北区党委办公厅主任、省工业厅厅长、机械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铜官山矿务局局长、合肥钢铁公司副主任、省经委副主任等职。为发展安徽工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为了培养企业现代化管理人才，他倡议创办安徽经济管理学院，经省委同意，并受命兼任学院筹备处主任。1981年11月，他率领经济贸易考察组访问美国，参观美国经济管理学院。1982年4月，虽已身患肺癌，仍坚持在蚌埠召开全省工交会议。在病重住院期间，他还抽身到学院基建工地查看，过问《经济管理丛刊》的出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鞠躬尽瘁”的高贵品德。1983年4月9日，中共安徽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病逝后，其骨灰遵照本人遗愿，撒在合肥大蜀山。
姚奎甲
姚奎甲（1913～1983）原名汪礼长，桐城县童铺乡人。农民出身。民国27年（1938年）参加农民抗日协会，任乡农抗会理事长，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过新四军地方游击队指导员、营教导员、独立营副政委、怀宁县长，长期坚持地方革命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开辟了桐西游击区。当时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把他视为眼中钉，对他家庭进行疯狂的迫害。他的房屋3次迁徙，3次被焚，其妻4次遭日伪监禁。民国34年，中共皖西工委副书记张伟群的警卫员捕获一名敌探，从此人身上搜出一封信，信中有“你（指姚奎甲）什么时候来，我来接你”的话，姚奎甲因此蒙受通敌之嫌。后被工委书记桂林栖及时识破了这是敌人的离间计，才保护了他。此后，姚奎甲率领桐西大队，转战于桐城青草塥、潜山野人寨、怀宁黄泥岗一带，先后拔除敌人据点10多处，歼灭和瓦解敌军数百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巩固了革命斗争成果。建国后，姚奎甲历任桐城县长、县委书记，中共安庆地委农工部长、副书记，芜湖地委副书记兼无为县委书记，徽州地委副书记等职。1954年，桐城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水灾，他顶风冒雨，足迹跑遍全县圩区，率领全县人民抗洪抢险。灾后，组织全县堵口复堤，抢种粮食作物，部署得当，措施有力，为1955年全县粮食丰收打下了基础。晚年回桐城休养，仍关心桐城经济建设。
姚康
姚康（1913～1983）桐城人。民国28年（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曾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佐。民国29年入中央大学研究院。民国34年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民国37年回国，先后任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副教授、教授，华中农学院昆虫教研室主任。他历任湖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中国昆虫学会理事，湖北省昆虫学会理事，湖北省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技术顾问，《昆虫学报》、《植物保护通讯》、《粮食储藏》学术刊物编辑。他还主持过多种储藏物害虫的防治研究。1980年赴美国出席第九届国际植保学术讨论会，他做了重点发言。著有《增订中国仓库害虫及益虫初步名录》、《中国仓库害虫研究现状》、《蚕豆象生物学及防治研究》和《仓库害虫及益虫》等专著和论文。
周叔弢
周叔弢（1891～1984）本名暹，原籍安徽建德县（今东至县），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古籍文物收藏家。祖父周馥曾佐李鸿章办理北洋军政，后任两江、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光绪壬辰科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著有《周氏医学丛书》。四叔周学熙，致力北洋新政，两次担任民国财政总长，创办直隶工艺局、银元局、官银号、中国实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华新纺织、耀华玻璃等公司，被称为“南张（謇）北周”、“北方的实业巨头”。周叔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涉猎佛典，并掌握了英文和德文。民国3年（1914年）移居天津。从民国8年起，他随同叔父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任专务董事。以后历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协理、总经理，并任滦州矿务局、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及其他一些厂矿企业董事等职，是我国北方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尽管他惨淡经营，为维护和发展民族工业尽心竭力，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民族工业均遭到摧残，不少工厂被吞并或破产。民国25年冬天，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收买了唐山、天津两地的华新纱厂，周叔弢不畏强暴，大义凛然，拒绝和日方合作，愤然离职，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华北“劫收”来的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排挤，使周叔认识了国民党的腐朽与罪恶。40年代后期，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先后读过英文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开始有所了解，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统治，表示不满。天津解放前夕，他曾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会面，并和李烛尘（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等爱国工商界人士，同心协力，为迎接天津解放做了有益工作。
解放后，周叔弢担任启新洋灰公司董事、总经理。1949年9月，他以华北地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全国政协委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所经营的企业积极复工复业，发展生产，并认真执行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政策，在私营工商业中起了带头作用。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他所经营的企业率先于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成为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表率。1950年，他花甲已过，当选为天津市副市长，成为天津第一任党外副市长。以后历任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0年动乱中，他身处逆境而能自重，遭遇挫折而不灰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虽是九旬高龄的老人，但仍亲临生产建设的第一线，视察工业生产，视察市政工程建设，视察农村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执行情况，并对各项工作提出积极建议。
周叔弢还是文物古籍收藏家，民族文化的保护者。为了收藏古籍，几乎花了一生心血。他个人的经营所得，大部分用来购书，其中许多古籍，都是无价之宝。抗战前，他购得清藏书家黄丕烈陶陶室所藏珍品《陶渊明集》十卷后，渴望再能买到陶陶室珍藏的《陶靖节先生诗注》。不料，这部书竟被北京一个书商买去。书商知道周叔购书心切，竟向他要价高达4000元。周叔弢明知此举有勒索之嫌，但周叔弢还是下决心买下了这部书。1949年7月，他了解到他重金购得的宋汀州刻本《群经音辨》二卷与杭州刻本《春秋经传集解》首二卷，均系故宫博物院佚出的，他无私割爱，捐给了故宫。对于流出国外的善本，他总是竭力赎回。如日本东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曾从我国买去一批善本古籍，他得知后则以大价收回了宋本《东观余论》、宋本《山谷诗注》、汲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书。当时还有一部宋本《通典》，索价1.5万元，一时筹款不及，后来被日本文部省定为“国宝”不准出口，无法买回。他竭数十年之心力收书，是为了避免这些国家珍宝落入市侩之手，或流到国外，总想从私藏变为公藏，以供群众阅览。民国31年（1942年），他曾在手订书目上写道：“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全国解放后，他实现了这一夙愿。从1952年起至1981年，他先后4次把自己的藏书捐献给国家。1952年，他将最珍贵罕见的宋、元、明代的刻本和抄、校本715种2672册图书捐献给国家，收藏在北京图书馆。1954年，捐给南开大学中外文书籍3500多册。1955年捐给天津图书馆清代善本书籍3100多种，22600多册。1972年，他将1800余种9196册善本书和1262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分别收藏在天津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并把当时政府发给他的15000元奖金买了国库券。每当他献书献文物受到表彰时，他总是真诚地说：“这些图书文物来自人民，应当还之人民。”
周叔弢于1984年2月14日病逝，卒年93岁。因病入院前一二日，他还为纪念毛主席诞辰90年的书法展览写下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墨迹。早在1982年10月就留下遗嘱，提出在他逝世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还写到“将五年定期存款一万元、国库券一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他的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王道容
王道容（1899～1984）号励苏，岳西县人。早年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民国14年（1925年）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次年入鹿儿岛大学，历经五载，以农学士毕业。民国19年归国后，在杭州、芜湖等职业学校任教，并先后在安徽、江苏的蚕业改良试验场任职。民国29年到四川乐山国立技艺专科学校任教，以所撰蚕卵胚子解剖论文获教授衔。民国31年任四川大学蚕桑系主任，民国3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民国34年任民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川大民盟支部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组织“教授会”，参加“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争温饱”的民主运动，并掩护王寿康、陶静、彭迪先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的居所是共产党秘密活动的掩蔽所和联络点，成都著名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杨柏凯被捕后，王道容夫妇多次到狱中探望，并资助其家属的生活。建国后，王道容继续在四川大学任教，并任校管委会委员，工会副主席、成都市政府委员。1962年院系调整，调至重庆西南农学院任教授兼蚕桑系主任。从1950到1957年，他一直是四川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处分。1958年，沈阳农学院新开蚕桑专业，他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几年间，帮助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1978年，他的“右派”和政治问题得到彻底平反，遂任四川省政协科技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民盟顾问。其著译有《家蚕卵胚子发育阶段图解》、《家蚕病理学》、《家蚕解剖生理学》等，还研制成功“塾蚕自动上簇机”、“滑轮养蚕台”等。
方国华
方国华（1904～1984）乳名荣厚，贵池县人。出生于铜陵大通镇。父亲方少洁是大通镇一家杂货店的工人。因家境贫寒，生活无着，方国华兄弟姐妹6人中，夭折4人，仅他和一个妹妹幸存。方国华7岁丧父，一家人仅靠母亲帮工度日。9岁入小学，14岁辍学，后在大通镇和悦洲占万隆烟铺当学徒，21岁时被辞退，回到贵池老家帮工放牛。民国14年（1925年），在贵池乡村师范当校役。民国16年春，受大革命影响，他和学校几个工友一起参加了北伐军，被编入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当士兵。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三军军长朱培德被蒋收买，接受了改编。民国18年10月，朱培德部在福建武坪和由广东到武坪的红军接触后即向后撤退，方国华见机奔向武坪，参加了红军。
民国20年5月，方国华在江西宁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3年，国民党向中央苏区进行5次残酷“围剿”，方国华在每次反“围剿”战斗中，一边参加战斗，一边利用间隙为部队筹粮筹饷。
随后，他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一度任桐梓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军部队攻下卓别基后，他继续在红军搞民运工作，加入了红一军团过草地先头部队的行列。民国24年，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粮饷严重匮乏，方国华不顾身体极度劳累，在定边一周就完成筹粮300担的任务。
民国26年秋，方国华随红一团一师开赴华北抗日，他先后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陉井煤矿攻坚战、涞灵战役和东田堡、黄土岭、雁宿崖等歼灭战。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独立团迅速扩充为3个团，由1000人扩充到6000人。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困难，当时担任民运科长的方国华带领战士，一面动员开明地主献财献物，一面发动群众多方设法解决困难。有一次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他带领战士在灵丘的南山找寻几天几夜，终于发现了隐蔽很深的阎锡山的两座武器弹药库，为红军一团的抗战立了奇功。民国34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方国华任晋冀军区政治部副政委。不久，晋冀成立了野战四纵队，方国华和政委王平一道编入该纵队，北进执行保卫张家口战斗，以后又参加了新堡安攻击战。
全国解放以后，方国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干部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干部部副部长，河北省军区副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63年离职休息，1984年3月24日于天津病逝。
房师亮
房师亮（1903～1984），原桐城（今属枞阳县）人。房秩五之子。民国10年（1921年）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次年与其妻鲍顺经同赴德国留学。在此期间，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4年转赴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次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于民国18年再度留学德国。民国26年毕业于维尔茨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历任北伐军工兵团政治指导员，国民党军校教官，昆明医院主治医师，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建国后，任川南医士学校校长。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9月2日在合肥病逝。
周煦良
周煦良（1905～1984）东至县人。15岁进上海大同中学。民国15年（1926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在校期间参加过学潮，曾被其父周达禁闭在家。民国17年赴英国留学，民国21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回国后，民国22年到福建省政府工作，曾参加和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和蔡廷锴发起的福建人民反蒋斗争。后流亡香港，数月返沪，其间翻译了英国天体物理学权威秦司写的《神秘的宇宙》。民国23年到北京，翻译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著作。民国24年在济南大学任教，翻译了霍思曼的《希罗普郡少年》。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民国36年春在光华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时，因公开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而被学校解聘。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届至第四届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第五、六届市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大外文系主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国际笔会上海中心委员、上海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外文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顾问。他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编著有全国大学文科教科书《外国文学作品选》，译著有英、美、法等国作品数十部，还翻译了毛泽东亲自点译的伽里略的《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等。
汪永跃
汪永跃（1939～1984）怀宁县人。1960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安庆市迎江区木工厂、安庆地区杂技团和皖江影剧院当工人。在杂技团，他不论是从事演出节目道具的制作，还是搞大篷和基建施工，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受到演职员的赞扬。在皖江影剧院他负责物资保管，进出帐目，清清楚楚。1974年，他在负责皖江影剧院火灾后的复建施工任务中，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了争速度，抢时间，保证施工质量，节约施工材料，他还主动承担施工现场指挥，仅铺盖屋面板一项，就为国家节约上万元资金。早在1957年，他在参加治理皖河的工程中曾荣获一等功，1960、1962和1970年又先后多次荣获机关奖状和表彰。
他是侨属，父亲解放前在上海资本家洋行帮工，后到香港和外轮上当厨工，现定居美国纽约。他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常以满腔热情介绍祖国的变化以及党的侨务政策。1984年8月15日晚，正是他全家办妥赴美定居手续，即将启程的前夕，皖江影剧院宿舍楼因一家住户违章倒液化气而引起了一场大火。此时，汪永跃奋不顾身直冲五楼，毅然跳进火海，用尽全力拉开被大火堵死的卫生间房门，力图切断气源。不料，一声巨响，液化气钢瓶终因高温引起爆炸。他被强烈的爆炸所击倒，造成特大面积的严重烧伤。经多方组织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8月20日不幸逝世，终年46岁。为了表彰他临危不惧、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行为，安徽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许和平
许和平（1961～1984）贵池县人。出生于一个普通造船工人家庭。1979年高中毕业。198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5次受到上级嘉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他所在的部队接到奔赴老山前线作战的命令。许和平怀着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毅然决然走上前线。他说：“时刻保卫自己的祖国，这是一个军人的责任，这次参战，正是我们报效祖国，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到达前线后，他任驻老山某部一团二连三班长、代理排长。临战前，当他得知上级准备把坚守某阵地的艰巨任务交给一排，而他所在的四班却在一排的后面，就一连10多次找连队指挥部，咬破手指写下“严惩越寇，血洒南疆”的血书，要求把他从四班调到三班，走上距离敌人只有六、七米的老山防御体系的第一屏障。他想的是“共产党员应该事事走在前面”，他对战士们说“杀敌为人民，立功要立第一功。”
1984年12月7日，许和平和全班战士在某阵地连续激战4个昼夜，通往阵地的运输线被敌人的炮火封锁了，阵地断粮缺水，战士们个个嘴唇裂开了血口。此时他把一盒一直没舍得吃的罐头分给大家，自己却推说吃过了，悄悄地爬到哨位上替战友放哨。在与敌人较量中，他成了全团第一个击毙敌人的战斗员，他还组织全排战士开展冷枪毙敌竞赛。仅4天时间，他和他的战士们就冷毙敌人17名，受到师部通报表扬，并给许和平记下头功。后来他身上6处负伤，但坚持不下火线，还指挥全排打退敌人5次偷袭和4次反扑，歼敌69名，他一人歼敌13名，被战士们称赞为阵地上的一颗“钢钉”。
17日晚，越军一颗燃烧弹落在阵地弹药箱旁，许和平大喊一声“跟我上”，带领战友冒着密集如雨的枪弹，冲进火海，抱起一箱弹药离开火海，送到安全地点。许和平的双腿被敌人炮弹击中，鲜血直流。连长叫战士把他抬下阵地，刚到医院，他便闹着要回阵地。12月20日晚，许和平带着尚未痊愈的伤痛，带领战士连续打退了越军3次疯狂的进攻，他所坚守的阵地，被师指挥所授予“钢铁阵地”称号。23日，许和平在向师团机关首长汇报坚守阵地战斗情况时，一句不谈自己。当师首长发现他腿上的伤口已经溃烂化脓，裤袜已脱不下来时，要他到医院去治疗，可他说“我离不开阵地”，一瘸一拐又爬上了阵地。
24日早晨，许和平带领第一突击组，攻打越军附二、三号高地时，越军一发炮弹打来，许和平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许和平是在老山前线自卫反击战中第一个挂军功章的人。他牺牲后，所在部队授予他一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林维先
林维先（1912～1985）金寨县人，1912年生。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和七师的著名将领，在坚持鄂豫皖3年游击战争、开辟沿江抗日根据地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林维先于民国18年（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民国19年加入共青团，民国21年11月转为共产党员。他作战勇敢，多谋善断，历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师长等职，经历了鄂豫皖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
民国24年2月，红二十八军在岳西县凉亭坳重新组建，他一直跟随军政委高敬亭坚持在鄂豫皖边区，先后任参谋、营长、副团长。在此期间，红二十八军领导人一度对他产生疑忌，使他受到严格审查和错误处理，甚至被罚入苦工队，但他忠心不移，依然坚持革命。民国24年4月20日，红二十八军在岳西县汤池畈东北的桃岭伏击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林维先带领特务营承担正面狙击任务。战斗打响后，他率先跃出阵地，带领战士与敌人白刃格斗。这次战斗，全歼敌人三十二师九十五旅一九○团的两个营，击毙敌营长乜士信。民国25年2月，他奉命率领一个加强连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插入敌后，到鄂东平原地区活动。他们仅用7天时间连过湖北浠水县团陂、下巴河，黄岗县上巴河3个大镇，消灭敌保安团两个连，智擒敌二十五路军秘书长，烧毁敌军仓库一座，俘敌60余人，缴获了大量物资，并摸清了各地敌军部署及活动情况，与鄂东地方党取得联系。3月上旬，军政委高敬亭在太湖县柴家山召开会议，总结了林维先率领加强连插入敌后活动的经验，决定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提出了“敌进我退，敌上山我下山”的口号，还决定部队在适当时机采取伪装战术，打击敌人。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林维先任参谋长。他指挥部队在安庆到合肥的公路一线频频出击，多次获胜。民国28年夏，林维先被调往军教导大队，后又调到三支队任参谋长。民国29年6月间，他奉军部命令组建三支队挺进团，他兼任团长，自繁昌渡江到达桐（城）无（为）边区，作掩护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的准备。林维先率部到达桐东（现属枞阳县）后，立即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收编了地方抗日武装，摧毁了桐无边境地区土顽军事武装。
皖南事变后，林维先领导的三支队挺进团改编为七师挺进团，仍活动在桐东地区。民国30年3月，奉师部命令，林维先率挺进团挺进大别山，深入到桐城、潜山、舒城、太湖、岳西等地区活动。挺进团以桐西地区为依托，先后出击舒城县小街、庐镇关、晓天，桐城县青草塥、黄甲铺、老梅树街，岳西县主簿园，潜山县官庄和怀宁县高河埠等顽敌据点，沉重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为扩大桐潜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接着，他又带领挺进团到宿松县境内活动，与新四军五师独立团及赣东北特委会合，不仅开辟了宿望湖区根据地，而且为沟通新四军七师与五师的军事联系作出了贡献。
民国32年2月，中共沿江地委、新四军七师沿江支队同时成立，林维先任沿江地委书记、沿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在沿江地委的领导下，不仅桐东、桐怀、桐潜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开辟了柏子山、贵东、贵西、彭东至等根据地，终于形成为互相呼应的沿江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林维先率师北撤。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司令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参加过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建国以后，历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曾参与指挥和组织解放山乘泗列岛、一江山岛等战斗。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大”纪委委员。
茅喜珠
茅喜珠（1918～1985）本籍江西彭泽县，家境贫苦，父亲被日本侵华军杀害，他随母亲讨饭流浪到望江县华阳镇白沙村落户。
土改时，茅喜珠任白沙农会主任。为解除农民受高利贷盘剥的痛苦，1953年在县银行的帮助下，由罗墩、白沙、新光3村351户农民筹集股金折合新币1440元，办起望江县第一个信用社——白沙信用社，茅喜珠当选为信用社理事会主任。1954年水灾，他涉水翻山，深入灾区，发放支持生产自救贷款，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水退后，他又遍访各个村庄，给回乡的灾民送去生产、生活贷款，支持群众重建家园。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信用社的访贫问苦，扶危济困。他把信用社服务民众、保障生活、发展生产的宗旨，逐步落到实处，深得群众的好评。
茅喜珠又是一个勤俭办社的标兵。他曾拾集纸烟盒数万只，装订成本，作为打条据、记帐和写信纸张；为节约灯油，他曾借月光或就别人的灯光办公。白天到田间地头，夜晚过村串户，坚持一把算盘一支笔服务上门，群众称他是“红管家”。
1954年，茅妻患病无钱买药，邻居代她向信用社贷款4元，茅只批了2元。他说服妻子，“钱要用在支持恢复生产上。”而村中农民高某患颈脖炎高烧病危时，他则叫同事一道抬病人去医院，并送贷款上门，劝高家切不可向高利贷伸手。经过3年的扎实工作，由于信用社的扶持，使当地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生产水平得到提高。
1956年与1963年，茅喜珠两次出席全国金融系统先进代表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原桐城（今属枞阳县阳和乡）人。祖父朱海门，清贡生，曾主事桐城桐乡书院，与吴挚甫交游甚笃。父朱佚卿，清国学生。朱光潜幼承家学，天资聪慧。16岁时，考取桐城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窘，无力升学，曾在桐城大关北峡小学教书。20岁时，报考武昌高等师范国文系，后又报考香港大学教育系。民国12年（1923年）在香港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担任教师。民国14年考取安徽省公费出国留学生，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广泛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了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和艺术史，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民国22年学成回国，应聘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年后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民国30年任教务长。民国35年旋又回北京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次年，开始担任文学院代理院长。民国37年冬，他拒绝乘蒋介石派到北平的飞机去台湾，毅然留在北大。建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会会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
朱光潜毕生孜孜不倦地奋斗在我国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他学贯中西，不但精通中外美学和美学史，而且对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学和语言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学术成就尤以美学最为卓著，继王国维之后，是他把西方美学思想更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并在深入研究和融贯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他是中国美学科学主要的、卓有成效和影响的著名开拓者之一。他早年著作的《悲剧心理学》（1933年）、《文艺心理学》、《谈美》（1932年）、《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年）、《诗论》（1943年）、《谈文学》（1946年）、《克罗齐哲学述评》（1948年）等，广罗博采，内容丰富，以资料翔实可靠，见解独到精辟，说理清晰透彻，文笔优美精炼而蜚声于海内外学术界。建国初期，他积极参加全国范围的美学问题大讨论，学术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大胆地批判了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并论证了美学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人们主观的社会思想意识与客观事物的属性条件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在这场大讨论中，他结集出版了《美学批判论文集》。60年代，他撰写的《西方美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代表了当时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推动了我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他发表的一些论文以及《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专著，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人的整体性观点，构成了我国美学科学理论的基本特点之一，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朱光潜精通英、德、法、俄几种外文。他坚持不懈地翻译了大量美学名著，最重要的有：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和维柯的《新科学》等。他的论著和译著总共有740多万字，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大量译著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上海文艺出版社搜集出版了《朱光潜美学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全集》。他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文学、美学界的楷模。
朱光潜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合格的高级人才，其中许多人早已成为国内知名的学者、专家。他的美学研究在国际上已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对朱光潜的美学研究都有专文介绍，给予很高的评价。
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怀宁县人。是邓石如的六世孙。民国34年（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斗争，曾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民国37年赴美留学，在印第安那州普都大学获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投入新中国建设。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从事原子能核理论的研究，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了开创性工作。1958年调第二机械工业部，直接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邓稼先历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全国劳动模范，四川省国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邓稼先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奋斗28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作为主要参加者，曾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被称为我国的“两弹”元勋。1958年国家要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时，他激动地对妻子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当他走进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时，面对的是一片庄稼地和寥寥无几的科技人员。他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服当小工，同建筑工人一起砍高粱、挖土、推车、和泥、盖房子。我国核工业刚刚起步，不料遇到国防新技术协议被单方面撕毁，外国专家全部撤走的情况。在逆境中邓稼先鼓励周围的年轻人走自己的路，靠自己干。当时，我国还没有大型电子计算机，有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3班倒，用两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地算了9次。当他担任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院长之后，更是处处带头，身先士卒，无论是在特种材料加工的车间里，还是在爆轰物理实验场和风雪弥漫的荒原上，他总是风尘仆仆，四处奔波，哪里有困难到哪里去，哪个岗位的工作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该基地在32次核试验中，他亲自在现场指挥试验队的工作就有15次。他的同伴们说：每一次新的战略核武器的重大突破，每一次里程碑式的试验的成功，都是和邓稼先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由于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以致多次在试验现场昏晕过去。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
蒋品珍
蒋品珍（1945～1987）女，上海市人。1967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1969年1月被分配到安庆地区宿松磷矿厂，承担建井部分设计和施工任务。当时竖井还没有卷扬机上下，她就和工人师傅一起顺着井壁的铁梯爬上爬下，工人师傅都说她没有大城市姑娘的那种娇气。后调到安庆地区炼焦厂，1976年又调到安庆地区建筑设计室工作。在设计室里，她克服种种困难，刻苦钻研业务，先后经她设计建造的有安庆地区畜产站、地区猪棕皮毛厂宿舍楼和厂房、地委机关宜园新村宿舍群、桐城县百货大楼、安庆状元府宾馆等。1979年，她在接受设计地委宜园新村宿舍任务时，正值她的第二个孩子的哺乳期。领导要求她在10天内完成第一批一万多平方米的设计，她二话没说，硬是顽强拼搏，在10天内绘制成9张设计图纸。1983年，她负责设计安庆状元府宾馆，只用了四、五个月时间，就制图48张，完成按正常程序需要几个人至少半年时间才能完成的设计任务，而且整个工程造型新颖、典雅，适用、经济，获得1985年全省城乡建设系统优秀设计三等奖。当宾馆大楼建成后，行署领导建议在落成奠基碑上刻上她的名字时，她坚决不同意。说个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她应该做的。蒋品珍1982年被晋升为工程师，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安庆市第九届人大代表，后又任安庆地区城建局副局长。1986年被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授予科技先进个人称号。1987年被授予安徽省“三八”红旗手称号。1987年6月，蒋品珍同志在到池州水泥厂检查工作的途中发生车祸，不幸以身殉职。
乌以风
乌以风（1902～1989）别号天柱老人。山东聊城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受教于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等著名教授。民国17年（1928年）至杭州，任文澜阁编纂，后在杭州中学任教。民国22年任安徽省教育厅秘书。民国26年任安庆一中校长，后因日寇进逼长江，学校西迁潜山，从此独爱天柱山，立志修天柱山、写天柱山。民国31年在重庆遭遇家庭变故，独归天柱山隐居，寄情山泉风月。民国32年创建景忠中学，后任校长。虽历经艰辛，但他坚持办学，直至迎来潜山县解放。1951年在安庆师范学校任教，教授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又蒙冤入狱，服刑10载。他在狱中常忆天柱雄姿、吴塘烟柳，得诗200余首，题曰《囚隐集》，编入《岳云山馆诗稿》刊本。1969年刑满遣返归潜山谷口，又重搜残稿，再撰《天柱山志》一书。1979年冤案得以平反，复职于安庆师范学院。1982年评为副教授，1987年晋升为教授，并被皖北农学院聘为名誉教授，同年当选为安徽省政协委员。所著《天柱山志》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天柱山自古无志的空白。晚年致力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著有《儒释道三家关系史》、《性习论》等。
黄镇
黄镇（1909～1989）原桐城县（今属枞阳县横埠乡黄山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年即热衷于作画，青年时期先后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攻读，在刘海粟和潘天寿等名师的指导下，技艺大有长进。在大学期间，他带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后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解职。民国20年（1931年）12月，他参加了著名的宁都暴动，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文化科长。在红五军团，他积极开展战地宣传，编歌、编剧、绘画、写标语。在苏区，他参加过《杀上庐山》戏剧演出，获得好评。他绘制的大幅油画《粉碎敌人的进攻》，被红五军团献给第二次全国苏区大会，悬挂于大会会场，当时他就享有革命画家之称。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黄镇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致力于政治工作。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沿途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鼓舞士气的写生画，后汇集出版的《长征画集》，成为长征中仅有的形象史料和珍贵的艺术品。他还创作了许多歌颂长征胜利斗争的话剧和歌剧，如《一只破草鞋》和《英勇上前线》等，在红军中广为流传。民国24年11月，黄镇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坚决贯彻了总政治部关于团结抗日的方针，工作卓有成效。民国26年6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8月改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为创建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他曾带领八路军工作团进驻长治，参加开辟晋东南地区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创建任务。
民国28年2月，他担任晋冀豫军区（边纵）政治委员。民国29年7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民国32年9月，任太行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区党委副书记。民国36年7月至民国37年6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
民国35年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他任军调部执行小组中共驻新乡首席谈判代表（少将衔），曾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解放战争开始后，他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进入伏牛山区，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不久，他调任总政一室主任，负责全军组织工作，在他组织和参与下制定了有关政工条例，他还主持了军旗的设计工作。
建国后，他转入外交战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奋斗27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政绩显著，深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信赖，多次被任命首任大使和受命完成特殊的外交使命。
黄镇于1950年7月首任驻匈牙利大使，并兼管我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事务。他本着中央团结友好的方针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中匈两国关系全面而迅速地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4年9月，黄镇调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上任不久，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亚非会议。当时他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同亚洲各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外交方针，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
1961年4月，黄镇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亚非地区事务。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他作为我国政府特使出访亚非6国，通报中印边界冲突真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亚、非、欧14国。黄镇作为外交部副部长，亚非外交专家随同周恩来总理出访。他积极参与了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的制定工作。
1964年黄镇出任驻法大使。在1964年5月至1973年4月的9年任期内，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圆满地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外交使命。他为中法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主持了我国同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的建交谈判。他还兼任中美在巴黎接触的中方代表，为促进恢复中美关系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
1973年5月，黄镇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他广交朋友，积极地促成美国总统、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等美国高级官员和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的访华，增进了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使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友好往来得到不断发展，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了准备。
从1977年12月至1982年8月，黄镇担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并先后兼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和对外文委党组书记、主任，从事国内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领导工作。
黄镇是中共第九、十和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9月，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黄镇增选为中顾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担任中顾委委员、常委期间，他除继续致力于促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工作外，还多次到贫因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建议，为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作了很大的努力。他还多次给老区、灾区捐款，关心儿童和残疾人的福利事业，并经常用自己节省下的工资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人热爱人民、关心同志、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
黄镇不仅是杰出的外交家，卓越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领导者，又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他的《长征画集》已4次再版，并出了英、法、日等外文版，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9年出版的《黄镇书画选集》也受到广泛的好评和欢迎。
黄镇于1989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经当地政府和人民要求，骨灰安放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太行山麓河北涉县将军岭。
倪南山
倪南山（1911～1989）至德（今东至）县人。出身雇农。民国24年（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乡苏维埃、区苏维埃主席，江南特区肃反委员会主席，皖浙赣江南红军独立营特派员，中共休（宁）婺（源）中心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典狱长、第二支队司令部执法科科长、江南指挥部军法处科长，苏中军区第二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苏浙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团特派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浙军区留守处参谋长，皖浙赣边区游击支队队长，江西军区浮梁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历任江西上饶军分区司令员，江西军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政协福建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1月11日在南昌逝世。
张贤务
张贤务（1932～1989）东至县人，出生于上海。民国32年（1943年）11月在北京育英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国38年4月由民联转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后从事对苏经济合作事务，多次参加我国和苏联专家组长定期业务会谈和年度中苏经济合作事务。70年代负责我国参加联合国多边经济技术合作业务，1974至1976年为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回国后，任外经部第六局副局长。1984年再度出任我国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代表处代表（公使衔参赞）。1986年7月由我国政府推荐，受聘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任高级协调员。
张贤务为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参加过起草我国著名的援外八项原则，撰写了论述援外八项原则、援外具体方针政策以及总结对外经援实践经验的文件和文章。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他积极主张改变不接受国际援助的现状，建议我国同联合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实行有给有取的方针，接受联合国援助，发展双向全面工作。他领导制定了我国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技术援助的第一个国别方案，为我国接受联合国技术援助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在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中，他勤于探索，勇于开拓，积极利用联合国多边渠道，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到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为促进四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他是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最早参加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特别是在联合国发展业务系统各个机构的讲坛上，为坚定而灵活的宣传和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先后多次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出席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工业发展大会、工业发展理事会、开发计划署理事会、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为贯彻我国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权益、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促进国际平等合作而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勤奋献身精神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许多友好国家朋友的赞誉。他长期在国外工作，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1989年，因病在维也纳逝世。
慈云桂
慈云桂（1917～1990）原桐城县（今属枞阳县麒麟乡）人。自幼聪颖过人，5岁读私塾。13岁以第一名考取桐城中学。18岁入安庆高中读书，年年名列榜首。他博览群书，且善吟诗作赋。青年时代受家乡桐城文派影响，曾一度立志当文学家。民国27年（1938年）8月，他考取西南联大航空系。民国31年大学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无线电研究所当研究生，致力于微波理论与雷达技术的研究。民国35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时，他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组织教师联合会和教职员志愿工作团迎接北京解放。民国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大连高等海军学校指挥系副教授、一分校教育处通讯系主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程系及电子工程系副主任、计算机系主任，长沙工程学院研究所所长，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电子计算机系主任和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十一届代表大会代表。
慈云桂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专家。1958年他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961年他主持研制的晶体管通用计算机441B，成为我国最早研制成功的晶体管计算机之一。1969年，在国家组织“望远”测量船中心处理机（即151机）论证方案时，他率先提出国产化、集成化、百万次级、双机系统的方案，并使该机研制成功。1974年他受委托，向中央领导写了尽快开展我国巨型计算机研制报告，并得到支持和批准。1977年，他担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经过6个春秋，终于取得研制工作的胜利，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国巨型计算机的空白，使我国成为世界少数拥有巨型机的国家之一。为此，中央军委授予他科技成果特等奖，并记了二等功。80年代初，国际上刚刚开始智能计算机研制工作，他即组织和带领一批博士生开展智能计算机研究，建立了中国智能计算机学会和智能计算机专业组，为汉语语音输入，单字、词组的识别与应用做了大量工作，并在逻辑程序的并行执行模型等前沿研究中取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在中国国产计算机领域里，他主持研究的计算机种类最多。他积极跟踪世界计算机先进水平，始终走在我国计算机更新换代的最前列。1989年，他主持召开了人工智能工具第二届国际会议。他是美国IEEE学会高级会员，《科学通讯》、《中国电子学报》、《计算机学报》编委，《科学导报》、《新一代计算机系统》杂志中国编委。著有《数学积分机原理结构与应用》等书。在国内外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100余篇，为高等学校编写教材1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