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土地制度
建国前，安庆地区绝大部分土地（包括山场、水面）、耕畜和大型农具均由地主、富农私人占有。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地主、富农经营农业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劳动果实。农民或是租种土地，或是帮工卖劳，处于受压迫、被剥削和贫困交加的境地。同时由于租额高、租种多，使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为佃农或雇农。据土改时统计，建国前安庆地区地主、富农人口数只占全区总人口的11％左右，而占有的耕地却为全区总耕地面积的35％。
表83建国前土地面积占有情况

1、地租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只得租赁地主的土地耕种，但必须交纳地租。区内主要有货币地租（纳银款）、实物地租（纳谷物）、劳役地租（帮地主做工）3种，租额多按土质好坏和各种附加条件，分为五租、六租、六六租不等。即一石种耕地，每年要交租谷五石、六石、六石六斗。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份清咸丰九年（1859年）桐城县的租田契约中表明，佃户吴显名每年要向田主交纳“额定租二十石七斗五升，额课银一两九钱五分，小熟麦一斗九升，租课酒两席，租鸡四只”。这是一份地主进行地租剥削的典型租契。
2、劳役剥削无土地的农民，以出卖劳力为生，为地主帮工，形式有长工、短工、月工之分。一般长工年工价不过五、六石米，如果是儿童去做“童工”，则只能得到地主家的残羹剩饭。还有一些佃户每年也要为地主家做一定数量的无报酬劳役，如耕作、收种、挑水、打柴、抬轿子等，有些小地主和富农承担的社会性劳役，也要佃户去替代。
3、高利贷剥削每年青黄不接或遇灾荒年份，地主则趁机发放高利贷，以剥削农民，种类繁多，利息高昂。如“放稻青”，即在水稻收获之前，农民因接不上新粮，多向地主借粮度日，往往借一石稻秋收时要还一石米，或借七斗稻还一石稻；又如“滚雪球”，即农民因天灾人祸向地主借钱，定下还本付息期限，若到期不还则连本加利翻番计算，结转下年；还有以月计息的，如“月息5分”、“月利加一”等放贷形式。
另外，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地主除了用地租、劳役、高利贷等手段进行剥削外，还利用土地典当与买卖方式兼并土地与压榨农民。有些自耕农为生计所迫，出卖土地，而买者多为地主、富农。其手续大致是：卖主出具卖契，具明地名、坐落、四至、面积、土地价格等，立契凭中画押，交买主收存，买主凭契约过户田亩。土地典当手续与买卖大致相同，但土地所有权仍属出典者。在典当期间，承典人有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到期出典者可按原价赎回。逾期不赎，或补款续典，或绝卖。通过土地典当或买卖，一部分自耕农的土地便集中兼并到地主手里，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无地或少地的雇农和贫农。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流县沈长有出卖土地立约称：“情因母、兄继逝，丧葬无资，兼之日食难度，愿将己名下坐落余家洲下地芦地泥滩一片，计七十八亩……，出卖与黄体元公名下为业”。由此可见，土地买卖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兼并与占有，其剥削手段更为残酷。
二、太平天国土地制度
1、土地公产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之后，迅即把在军旅内实行的公产制推行到社会生活之中。所颁《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天下之田“皆天王（父）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得任天王（父）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按此政策，人民将失去私有财产，一切均为天朝所有，黎民百姓只得按配给制生活。无疑，这是在皇上帝的名义下，取消土地私有，以求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暖”的所谓大同的理想天下。但这种平均主义思想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难以为人接受。
2、租赋制翼王石达开到安庆后，逐步取消了所收粮食全归“天王收去”的政策，改行了租赋制。即“佃户纳租，业主办粮”，突破了《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关土地公产的规定，恢复和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石达开推行的租赋制虽未改变土地私有性质，但其租额比清王朝的规定大为减轻。据潜山县储枝芙在《皖樵纪实》中记叙，当时分上下两次纳粮税，每亩钱200文、米6升，另收户米，每户30斤。桐城发现太平军“后一营军帅丁”发给粮户朱浣曾的完粮单和执照上写明，丁巳七年（1857年）朱有田3亩5分，春纳和秋纳两次只交赋银3钱3分还弱，平均每亩不足1钱。还有当时贵池县监军发给粮户粮赋执照中记叙，粮户致良堂实有田5亩6分，只完天朝庚申年征漕银3钱4分1厘。这说明当时贵池一带每亩完纳赋银为6分，与清廷原定赋额（安徽是亩课银一钱零六厘，每亩纳米7升1合）相比，征额有所减少，其结果是“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
三、苏维埃土地制度
民国16年（1927年）7月，共产党领导的“宿松县革命委员会”在该县西北区曾开展过反封建、打土豪的斗争，并发动农民抗租抗息。民国21年共产党组织曾在沿江的许岭、坝头、洲头和陈汉山区进行过“二五”减租。太湖县玉珠畈曾于民国20年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组织和农会的领导下，也实行过减租减息。民国24年贵池县境内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曾进行过土地改革。当年1月29日，贵池县留田苏维埃政府烧毁地主的田契和借据，在来田、孝田、松亭、西山等村庄着手插牌分田，持续9天后失败。同年9月12日，江南特区苏维埃政府在东流县高山地区北山四房欧村成立，下属贵东、贵秋（秋浦）县苏维埃政府，曾领导土地委员会和农民团按人口、土地统一计算，开始分配土地，并宣布了“贫农分好田，地豪分坏田”的原则。其分配办法是：一类田（最好）分给红军和雇农；二类田（比较好）分给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及贫农；三类田（一般）分给富裕中农；四类田（最坏）分给地主、富农及被处决的反革命家属。乡与乡可互调余缺。山场分配原则是在山分山。至民国25年3月，红军遭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土地改革运动亦随之失败。这是安庆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一次土改运动。民国33年，贵池县贵东、贵西抗日根据地在中共沿江中心县委领导下，实行“二五”减租，按抗战前的租额一律减低25％。民国36年9月桐城县建立民主革命政权，并在黄甲区实行减租减息。其主要内容是：所有租佃土地一律实行“四、一”减租；农民所交永佃权押租金，一律由地主退还给农民；取消一切额外剥削，如请酒席、送租鸡、大斗租等；以前佃农欠租，一律免交；规定新租额，按正户20％交租。
1949年夏、秋至1950年春，安庆地区各地贯彻实施皖北行署颁布的《皖北区减租法》，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具体内容是：包租（又名定租、死租），即按原租减去二成五至三成，最高租额不得超出租农田实产的35％；分租（又叫活租），即以佃户实收产量减去种子数后，再按原来的“二、八”租改为“三、七”租（地主得70％，农民得30％），原来“对半租”改成“七、三”租（地主得30％，农民得70％）；原来“三、七”租改为“八、二”租（地主得20％，农民得80％）；将原来由地主“看租”改为由农民评议，并免除请吃、送礼等一切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