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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安徽人民反帝反清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人民为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战胜自然灾害,摆脱贫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安徽的新闻事业是在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皖报》制定办报章程,到1994年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安徽市场报》公开发行,安徽新闻事业已有96年的历史,经历了近代、现代、当代三个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风云的变化,不断有新的新闻媒体诞生,原有的新闻媒体退出历史舞台。96年中安徽先后创办各种报纸一千多家,通讯社170多个,电台、电视台100多座。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品种、门类齐全,传播手段比较现代化的新闻媒体系列。

安徽自光绪二年英帝国主义强行订立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之后,西方帝国主义便纷纷来安徽开辟通商口岸,辟租界、设海关、开矿藏,并疯狂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不仅把手伸到芜湖、安庆、池州、大通、铜陵这些沿江城市,同时把手伸到了偏僻地区。在国家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厄境,安徽一批批爱国青年,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光绪三十年由李光炯创办的“旅湘公学”由长沙迁来芜湖(后改名“安徽公学”),芜湖成了革命志士荟萃之地,“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活动中心。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办报是他们进行反帝反清宣传的重要手段。
光绪年间在芜湖创办的《皖报》、《白话报》是安徽最早致力于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安徽白话报》,更具有强烈反帝反清色彩,后来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摧残下被迫停刊。《安徽通俗公报》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安庆反清斗争处于低潮时,由同盟会员韩衍(著伯)创办。该报致力于反帝反清宣传,针砭时政,伸张正义,揭露社会丑恶,终因刊登支持铜官山农民起来驱逐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消息,为当地官僚买办势力所忌恨,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他们派刺客将韩衍刺伤。当时倾向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斗争的报刊还有《安庆日报》、《六安白话报》、《安徽船》、《青年军报》、《清流溪》等报刊。
在这些进步报刊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光绪三十三年二月,由陈仲甫(陈独秀)发起,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的同人报纸—《安徽俗话报》。这张报纸的宗旨,概括说是“批评时事,‘开通民智’”。正如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一期上刊登的《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一文中所说的:“我开办这张报,是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的事体一点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安徽俗话报》的主要特点:一是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在它的第一期社论《瓜分中国》里,就惊呼中国将被瓜分,亡国的危险在旦夕之间。在第8期《亡国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主权的丧失,领土被瓜分,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造成的;亡国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主义造成的。二是抨击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批判了封建主义的“婚姻习俗”和对妇女的歧视及“求神拜佛”的迷信现象。三是提倡文学改革。四是主张改良国民教育。五是鼓吹富国强兵之术。
《安徽俗话报》注重以事论理,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它是在创刊11年后出版的《新青年》的雏形和先声,可见其意义已不局限于一省。
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报纸中,还有这样几个方面内容的报纸:一种是清末官方地方报纸,它为清王朝和官府传递消息。如光绪二十八在安庆出版的《阁钞汇编》、光绪三十一年由安徽巡抚院主办的《安徽官报》、《安徽公报》等,主要刊登“上谕”、“奏折”、“策论”并报道官场动态。还有一种是官办地方事业性报纸,如《安徽事业报》、《安徽学务杂志》等,主要传递清政府关于某个专业方面的政令、报道学界动态,发表实业专论、刊登实业新闻等。再一种是专门传播宗教而办,如《改良浅语》,就是全椒县城基督教徒杨海如为传播基督教义而办,教会内容渗透其中。还有一种是消闲性的报纸,如光绪三十二年在芜湖创办的《风月谭》,它的内容就是“评花谈戏,风流韵事”,供市民阶层消闲的。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很快传到安徽。据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材料》记载,民国8年(1919年)5月间,安徽已有布尔什维克书刊被查获。安徽的共产党组织,一成立就重视报纸工作。从民国16年5月成立中共安徽临时委员会,到民国20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成立,安徽由共产党县以上领导机关办的报纸就有三四十种之多。其中有中共安徽临委迁回芜湖不久创办的《每周通讯》。在这份通讯上,刊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在民国16年9月6日省临委制订的“关于安徽三个月的工作计划纲要”中,有两条讲到新闻工作:“(六),临委应即筹备出一三日刊之小报,以便鼓励民众”,“(七),临委出版之《每周通讯》,应使内容日益充实,并宜多载讨论党的政策的文字”。
民国16年蒋介石掀起反共反人民高潮,同年3月20日蒋介石到达安庆,收买暴徒杀害革命群众。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创办的《怒潮》、《五中学生》,由中共长淮特委创办的机关报《红旗报》,以及俞昌淮利用《长江日报》记者身份,主编的《沙漠周刊》,中共安徽省委民国20年2月成立时创办的机关报《安徽红旗》,中共皖西北特委办的《红旗》、《火花》,中共霍邱县委办的《红光日报》,中共怀宁县委办的《新生活》,中共萧县县委办的《晓声》等报刊,都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有的报刊社被砸,有的负责人被捕,有的被杀害。
除了上面提到的由共产党组织主办的报刊外,还有一大批由进步人士办的进步报刊如《评议报》、《安庆学生》、《新安徽》、《安徽学生生活周刊》、《芜湖》、《苍茫》、《芜湖学生会旬刊》、《古黟新语》、《宿县导报》、《黎明周刊》、《和含学人会刊》、《九华钟日报》、《教育周刊》、《新秋浦》、《政治报》、《黟山青年》、《商报》等20多家。这些报刊其内容大致有以下方面:1、鼓吹安徽自治,把实行各省自治当作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所主张的自治和自治的方法是改良主义的。2、揭露反动军阀罪行。3、宣传新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4、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不仅共产党办的报刊把宣传马列主义当作主要任务,一些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左派办的报刊,也经常隐蔽,时而公开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安徽有报纸50多家,其中多半是国民党县党部所办,民办报纸约20家左右。安徽的日报盛于民国17年(1928年)至民国26年这段时间。当时被称为“皖省五大日报”的是:《皖江日报》、《民岩报》、《皖铎》、《工商日报》、《安徽商报》。这5家日报,分别在安庆、芜湖出版,每期4~10个版面不等。发行量均在3~4千份。于抗日战争爆发沿江沦陷后停刊,其中《皖江日报》、《工商日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复刊,一直延续到民国38年4月解放。这5家报纸(除去停刊时间),报龄均在20年以上。是民国时期安徽存在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较大的5家大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营报纸纷纷停办,与此同时,旨在宣传抗日的报纸迎着战争烽火相继诞生。民国26~民国31年这5年,是安徽报业发展较快的时期,新办报纸达153家。这期间的报纸有以下特点:
1、共产党把办报当作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指导人民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重要宣传舆论工具。民国27年4月新四军进驻安徽后,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创办60多种报刊。其中有民国27年5月1日由新四军政治部在泾县云岭创刊、后由周恩来题写报头的《抗敌报》;有创办于民国27年9月,参加过莫斯科、纽约国际报展,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为其题词的《拂晓报》;有新四军政治部创办于民国28年2月的《抗敌画报》;有民国28年2月,由新四军政治部主办,李一氓任主任编辑的《抗敌(杂志)》。该刊在发刊词中说:“愿我们的《抗敌》成为争取抗战胜利一个大放光明的灯塔!”民国30年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各支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各师,基本上都办有报纸。有的旅也有报纸。如二师4旅办有《抗战报》;四师9旅办有《奋斗报》、11旅办有《前锋报》、12旅办有《前进报》,七师沿江支队(旅)办有《前线报》等。抗日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内的省委、地委也都办有报纸。如民国29年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区委办有《新民主报》,路东区党委办有《新路东》报;淮北区党委办有《人民报》,其三地委办有《团结报》,宿东地委办有《路东报》;皖江区党委办有《大江报》。有的县和团一级也办有报纸。
2、抗日战争中,有不少地下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在国民党创办的报纸或民办报纸中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他们用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去影响报纸,影响读者。民国28年2月以国民党第五游击区政治部名义办的《皖东北日报》,实际上是根据中共六区特委书记江上青和特支委员廖量之的建议创办;同年5月以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创办的《大别山日报》,其副总编苏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老新闻工作者庄重,民国28年4月就参加过由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政治总队办的《淮流》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编辑大权掌握在一批地下共产党员手里。民国27年10月10日由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在屯溪创办的《前线日报》,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就曾在这家报纸担任过主笔;中国著名诗人、进步作家臧克家等,也曾到淮北参加抗日活动,指导《颍州日报》开办“战地诗歌”、“战地随军”栏目。民国32年10月1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立煌(今金寨县)创办的《安徽日报》,其副刊《红叶》,就是由共产党员、进步作家丛文任主编,臧克家、姚雪垠、赵景琛、王丹岑等都是它的作者,很受青年知识分子的喜爱。在此之前廖量之、包之静等都在舒城等县办过县报。
3、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鼓励创办县报,特别提倡办白话报。民国28年11月,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颁布《安徽省各县发行白话报的办法》。规定“凡无日报之县份,由县党部、县政府,会同创办白话日报一种”。此后,由国民党各县党部创办的县级报纸发展到近40家。
4、抗日战争爆发后,山城屯溪自然形成了当时称为东南区的新闻中心。上海、南京、安庆、芜湖等城市沦陷后,新闻机构有的迁往重庆;屯溪系皖南政治、经济中心和东南前哨,内迁和新办的报纸纷纷在此出版:有国民党第三战区办的《前线日报》、国民党中宣部的《中央日报(安徽版)》、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办的《皖报》、皖南行署办的《复兴日报》,还有江苏李寿雍办的《中国民报》、芜湖王远江办的《火炬周报》等,有报纸12家,期刊10家。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也迁到了屯溪。先后设立的地方通讯社有5个。美国新闻处还在屯溪设立分处,发布中国抗日讯息。屯溪新闻中心的自然形成,促进了安徽抗日战争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29年,安徽新闻事业的发展,虽然遇到了许多曲折和困难,但仍然是发展较快的时期之一。据1959年1月29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报纸工作会议统计:当时全省县以上单位办报83家,其中县报66家(有35家县报是1958年大跃进中创办的)其余是省报、专业报和对象报。
这29年头7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各项事业取得辉煌胜利的7年。这7年安徽新闻工作,贯彻党的办报方针,发扬党的新闻工作光荣传统,报纸、广播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其特点是:党委重视新闻工作,注意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建国初期,党报普遍成立以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为首的党报委员会。中共皖北区委当时主要抓5个方面工作:(1)认真贯彻全党办报的指导思想;(2)开展通讯报道工作;(3)加强新华社各支社建设;(4)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舆论监督;(5)做好读报用报和报刊发行工作。1952年《安徽日报》创刊后,省委专门发了“关于加强新闻单位联系的通知”,把加强领导进一步具体化。
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皖北日报》和《皖南日报》创刊不久,区党委就要求地市建立通讯报道组,县设通讯报道干事。《安徽日报》创刊后,地市又改为记者站。与此同时,还培养了大批通讯员和读报员。报纸还十分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使报纸真正成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听取群众意见的渠道。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认真进行舆论监督。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支持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53年4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专门发了《关于严肃对待报纸读者批评建议的通知》。这一时期报刊的舆论监督,对维护党的纪律起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党报党刊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坚持通俗化,让广大群众看得懂、听得懂。建国初期,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安徽农村,文盲半文盲的比重很大。广大新闻工作者心系群众,在当时印刷简陋的情况下,报刊在宣传报道中充分发挥摄影图片的作用。广播节目尽量多采用讲话、对话、问答、录音等报首形式。有的报纸还把时事电讯稿改成大鼓词、编成故事。发表的社论文章,注意力求通俗易懂。编辑记者心中装着群众,广大群众也感到生活中离不开报纸和广播。
从1957年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10年中国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左”的失误,使事业遭受了一些挫折。新闻工作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也跟着犯了错误:表现在政治上,由于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混淆敌我。发表的一些反右派、反右倾情况的报道和批判文章,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党内外干部,也使新闻战线上一批干部和编辑、记者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使安徽这支正在成长中的新闻队伍受到严重创伤;表现在经济上,由于受急于求成思想影响,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宣传了“大办钢铁”、粮食产量“放卫星”等一些错误口号。对当时的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上两个方面的错误,不仅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失,而且大大削弱了曾经起过良好作用的舆论监督的信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闻界首当其冲。新闻单位领导被当作“走资派”批判和迫害,一大批编辑、记者被打成“牛鬼蛇神”。1967年1月的所谓“一月风暴”,新闻单位普遍被夺权,《安徽日报》亦为造反派控制,有的地方报、专业报被封闭停刊。广播电台被“军管”,停止自办节目。1968年3月省地市报纸又先后更名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1971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和各级党委相继成立,报纸又恢复原名。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淮北报》社工作人员由于缺乏政治敏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还在国庆节那天报上刊登林彪的照片,造成了严重政治事故。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便以集中力量办好《安徽日报》为由,于1972年春下达了除《安徽日报》外,报纸一律停刊的决定。以致10年浩劫结束时,安徽公开发行的报纸只剩下《安徽日报》、《安徽画报》、《淮南矿工》等寥寥数家。在正规报纸纷纷停刊的同时,目无法纪的“造反”组织的报纸大增。“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省各大学、各地的造反组织,多办有报纸,其中在安徽影响比较大的有“安徽8.27造反兵团”办的《安徽8.27》报(后改为《红卫兵报》),有“安徽红革会”办的《红旗报》。1968年4月14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安徽“工代会”和“红代会”,还分别办有《安徽工人报》和《红卫兵报》继续煽动混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宣传报道主要是为极“左”路线服务,《新安徽报》发表的《群众罢官好得很》、《彻底炸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盖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黑标本》等社论,当时起了很坏的作用,使新闻的党性原则受到践踏,新闻媒体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但对当时采取的一些正确措施(例如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进行的整顿)也及时进行了宣传;在报道经济建设和科技方面的成绩时,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安徽人民奋斗的业绩;《安徽日报》与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安徽分社及地方通讯组联合采访报道的“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的事迹,树立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典型,收到了好的社会效果。
“文化大革命”10年,新闻战线是重灾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面控制新闻媒体,妄图把它当作纂党夺权的工具。他们把封建法西斯主义伪装为马列主义,用派性代替党性,用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大批判”,代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肆意践踏党的新闻工作的光荣传统,破坏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把全党办报变成了忠于他们的“少数御用文人”办报。安徽的新闻事业在这场浩劫中损失极其严重。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新闻事业步入一个稳定、全面、迅速发展的新时期。不仅“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报纸得到复刊,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又新办了一批适应两个文明建设需要的报纸。巢湖、贵池两家县级报纸1992年后相继升格为地委机关报,全省16个地(市)都有党委机关报。截至1994年,安徽有公开发行的报纸57种,内部报纸172种。形成了一个以省、地(市)党委机关报为骨干,专业报、对象报、企业报、大学校报等门类齐全的报纸系列。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更为迅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安徽只有7家广播电台(其中6家市台均在1961年停办,1980年底才陆续恢复);电视台只有省台一家。1994年底,安徽广播电台有省台2家、地市级台14家、县级台50家;电视台有省级1家,地市级10家,县级30家。中央驻皖社站,也由新华分社一家,发展到50多家。报纸版面扩大,刊期缩短,发行数量大幅度上升。《安徽日报》1952年创刊以来就长期是对开4版,1994年扩大为对开8版。地市机关报也由复刊时的4开4版周2或周3刊,扩大为4开4版日报,有的地市已出大报。专业报、对象报,大部分也由4开4版扩为对开4版。报纸期发数,1954年安徽公开发行6种报纸《安徽日报》、《安徽农民报》、《芜湖大众》、《徽州报》、《安庆报》、《阜阳报》,期发数为9.3万份(其中《安徽日报》5.6万份),1994年底,安徽列入省邮局发行的报纸达69种,期发数达120多万份,比1954年增加21.4倍。
在新闻宣传上,安徽新闻界在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错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宣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方面一马当先;在宣传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抗洪救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成绩突出。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安徽新闻工作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服务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如马钢股票上市、1994年在北京举办经济成就展等大型经济活动,都作了充分宣传,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
10多年来,安徽新闻事业能够稳定、全面、迅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确立了一条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新闻事业稳定、全面、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就新闻工作来说,中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团结、稳定、鼓劲”,“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等一系列非常明确的方针原则要求。使新闻单位领导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减少了走弯路、走错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新闻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安徽省委指示,1984年进行了“清理和整顿报刊”工作,1985年进行了“检查清理滥编滥印不健康小报”,1987年进行了“报刊整顿”,1990年进行了“记者站清理整顿”等检查整顿工作,在此期间除《科技咨询》报《轻工信息报》等个别报刊因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犯宣传纪律,犯了错误,予以撤销刊号处理外,一般每次整顿主要是清理非法报刊,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报刊布局,加强报刊社的建设。
2、抓了队伍建设。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后,安徽新闻界在中共安徽省委领导下,首先对“文化大革命”中和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复查。给受迫害致死的同志进行平反昭雪;给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落实政策。仅《安徽日报》社就有56人恢复名誉,落实政策。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在用人问题上破除了唯成份论,一批政治、文化素质较高的同志,担当了领导职务;由于各种原因,被迫离开新闻工作岗位的一些老同志,又回到原岗位,解决了当时骨干力量不足的问题。1981年后,新闻单位开始接收一些具有大学学历,又适合做新闻工作的青年人,给新闻事业增添了新的力量。这批大学生,现在已是新闻单位的骨干,有一部分已经走上领导岗位。从1983年开始,新闻单位开始了职称评定工作,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
中共安徽省委多次肯定:安徽新闻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在全省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在困难的条件下,勤奋工作,任劳任怨,成绩是显著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报纸、广播、电视在宣传报道上确实下了功夫,为稳定局势,推动各项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3、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新闻工作进行了积极审慎的改革。在1988年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转发的“省委宣传部的意见”(皖办发〔1988〕16号文件)中,对新闻改革的指导思想,作了较明确的表述:新闻改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服从于、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顺利进行,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个指导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贯彻中央关于新闻工作一系列指示的总结。
1984年《安徽日报》社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基础上,提出了进行新闻改革(包括版面改革和改革会议报道)的打算,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对报纸改革的要求是:端正大方向,服务总任务,加强指导性,扩大信息量;新闻报道要努力做到短、新、活、广,把《安徽日报》办成有地方特色,受群众欢迎的党报。
广播电视宣传的改革,除了信息量增加,报道面拓宽以外,很重要的是开辟直播,设立有主持人的专题节目,让受众直接参加到广播电视中来,扩大了双向交流,使广播电视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新闻改革的进行,打破了多年来新闻工作那种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僵化、沉闷、单调的气氛,受到了广大受众的欢迎。
4、坚持两手抓。既抓宣传,又抓事业建设,双轮驱动,相辅相成,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促进了全省新闻事业的发展。安徽过去由于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企业广告意识很差,新闻单位对这项工作也不重视,广告业一直发展缓慢。据统计,1982年,安徽全省广告收入仅115万元。《安徽日报》1984年广告收入90万元。地市报纸,除刊登少量公告、寻人启事外,几乎没有广告。办报经费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由于经费困难,印刷通讯设备一直很落后。多数单位直到1988年以后,才逐步重视广告工作,设立专门机构,建立规章制度还为改善办报、办台创造了有利条件。1994年全省新闻单位广告收入达到1亿3千多万元。随着收入增加,新闻单位的办公条件和住房条件普遍得到改善,各种通讯、印刷设施进行了更新换代。目前全省报纸普遍采用了激光照排和胶印轮转机,部分单位用上了彩色胶印机,在国内居中等水平。
5、建立了新闻管理制度。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87年9月,全省新闻工作(包括宣传思想和新闻事业管理)基本上由党委宣传部统管。1987年9月2日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安徽省新闻出版局,负责全省新闻事业管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联系安徽实际,在新闻工作管理方面,先后制定了10多个文件。其中有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报纸、广播、电视少宣传个人的意见”,批转省委办公厅“关于新闻报道中几个问题的建议”,有省委办公厅转发省委宣传部“关于制止滥编滥印报刊图书问题的通知”,宣传部“关于认真清理和整顿报刊的通知”,有“关于建立健全刊物编辑部的通知”,“关于加强报刊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这些文件对办报的基本指导思想、必须具备的条件、批报程序等都作了要求。省新闻出版局成立后,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又于1991年10月联合印发了《内部报纸管理暂行办法》,省新闻出版局还制定了《关于改进报刊审批工作的意见》、“审读暂行办法”等。这些管理规定发布,使新闻管理有章可循,保证了新闻工作的正常进行。但是,这些规章制度还不完善,执行得也还不够认真,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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