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渔业资源
水面1985年全县总水面9.9万亩，其中可供养殖水面6万亩，占总水面的60.6%。在总水面中，国有河道2.9万亩，沟渠4万亩，池塘3万亩。水面辽阔，饵料丰富，水质优良，适宜发展水产品养殖业。
鱼类天然鱼类：明正德《颍州志·鳞部》记载，颍州地区盛产黄鱼介、鲂、鲟、鳜、鲩、青鲤、金鲤、黑鲤、鲢、鳙、鲭、白鱼、妖鱼、祭刀、鲫、鲇、鳅、马郎、河豚、比目、鳝、鳗、等20多种，有些鱼今已灭绝，有些鱼今已不多见，有些鱼与现代称呼名异实同。天然鱼最常见的尚有鱼、鱼豆曲鱼。养殖鱼类以鲤科鱼类为主，有草鱼、青鱼、白鲢、花鲢、团头鲂、鲤鱼、鲫鱼等。这些鱼类适应性强，生长快，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易于捕捞等优点。
虾蟹甲贝类明正德《颍州志·甲部》记载，颍州地区有龟、白眼龟、鳖、蟹、蛤蚌、鱼元、螺、虾等。今野生龟、鱼元已经灭绝。
(二)养殖
苗种养殖1965年建立县鱼苗场，年年采购毛子，培育大片供应社队放养，年产鱼苗800—1400万尾。另有14个社队鱼苗场，生产比较正常的有刘集、旧城、盛黄、丹凤、望疃，每年在放养季节前，到怀远、蚌埠等地购回毛子，下场饲养20—30天，开始出售给生产队，年产鱼苗3000万尾以上。1975年县鱼苗场开始人工繁殖家鱼成功，当年繁殖白鲢250万尾，1979年繁殖白鲢、草鱼300万尾。
成鱼养殖县境内久有养殖家鱼的习惯，利用村庄圩壕、家塘，按户兑钱凑份购鱼苗放养，集体管理，逢年过节捕捞分食。对流水河、沟、渠、塘，则任其野生，自然繁殖。“文化大革命”时期，少数生产队在流水沟、塘放养鱼苗，多是“白水养鱼靠天收”，缺乏管理，收益低微，致使多数沟、河水面荒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取消水面“国有国养，社有社养、队有队养”的规定，实行水面“三定”，落实水面使用权，一些长期荒芜的水面，采取承包的方式，基本得到利用。1985年全县养殖面积6万亩，其中池塘2.31万亩、河沟3.69万亩。出现养鱼专业户90户，家庭全年总收入37万元，其中养鱼专业收入23.3万元，平均每户收入2589元；渔业联合体52个，从业人员619人，联合体纯收入25.7万元，分给个人22.8万元，平均每人收益368元。阚疃农民徐德光承包吕台子至阚疃老闸西淝河水面，长10.8公里，开展多种经营，以短养长，综合利用。王市区养鱼专业户王新才，在县内首次使用网箱养鱼获得成功。
成蟹养殖1981年起由县水产部门到上海市崇明县采购蟹苗，投放西淝河、阜蒙河、利阚河部分河段，采取国家放养，群众捕捞，水产部门收购，外贸部门出口，不合格的就地销售。至1984年共投放蟹苗292公斤，共生产成蟹456.5吨，供应出口324吨，市场销售132.5吨。
养鳖1958年原属涡阳县江集区纪伦寨，曾建过养鳖池，因技术和管理问题，养殖失败。1984年王市区孙庙乡农民李洪禄建池养鳖，地、县领导十分重视，召开现场会，向全县推广养鳖经验，由群众集资兴办养鳖场，结果失败。少数养鱼专业户采取鱼鳖混养办法，解决甲鱼生产周期问题，以短养长，长短结合，充分利用水面，养殖尚见成效。
(三)捕捞
渔具主要有跳网、花篮、竹簖、麻罩、撒网、围网、刺网、粘网、协网、扒网、捅网、大钩、小钩、卡子等20余种。
渔法天然捕捞，以西淝河为主，其次为茨淮新河、马胡河等。建县时专业渔民均为西淝河两岸农民，沿河捕捞船只有50艘，70年代末发展到100艘。“文化大革命”期间，水面开放，捕捞者多，放养者少，渔政废弛，无专门管理机构，任其自由捕捞，水产资源遭到破坏。1981年始进行管理，对危害渔业资源的渔具、渔法分别采取限制网目、作业期、作业区和限制淘汰的措施，确定禁渔期、禁渔区，调整作业，适当控制捞量，禁止毒鱼、炸鱼、偷鱼、强渔等不法行为，禁止在天然水域使用电力捕鱼，不准以任何形式诱捕亲鱼，鱼鹰捕鱼须经县级水产主管部门批准方可作业，从而稳定渔业生产秩序。1982年县水产部门对专业渔民进行组织，渔民转吃定销粮，承担派购任务。1985年有专业渔民17户、97人、26只渔船，全年捕捞鱼25—40吨；渔农结合的有9个副业组，300户、450人、25只渔船，全年捕捞成鱼50—65吨。
1965—1985年成鱼捕捞量

(四)渔政管理
1981年全县配备专、兼职渔政检查员35人，加强护渔治安联防。到1984年，在农牧渔业局、公安局、工商行政管理局配合下，共查处渔事案件205起，其中偷渔案40起、炸鱼案25起、滥用电力捕鱼案10起、其他违反渔业法规案130起，受刑事处理的3人，罚款处理的250人，有效地保障了国家、集体、联户养鱼和个体养鱼户的合法权益。在生产方面，自1981年起，实行渔业许可证制度，严禁无证捕捞。专业和副业渔民的渔船、渔具，由县水产部门审核发照。对天然水面，实行划分水域，定点作业，禁止酷渔滥捕，以保证水产资源得到均衡发展。